姚文棟

15歲中秀才，以後應鄉試未成，乃納資捐官，兩次以參贊身份出使日、英等國，光緒十七年(1891)至二品銜直隸候補道、緬甸勘界委員，出入多位公使、督撫門下，參與機密事宜和重大外交活動。嗣又任山西侯補道，光緒末為山西大學堂首任督辦、1906年11月任上海佛教協會會董、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師議董、上海城內地方公益研究會會長、西北城地方自治協會幹事長等職務。1881年曾出使日本，繼又調赴俄德等國作隨同辦事，周曆東西兩洋，熟悉外部情形。1891年6月任二品銜直棣候補道、查探印緬商情及滇緬界務，並繪圖記載。嗣又任山西侯補道。平日講求洋務。1902年3月為山西大學堂首任督辦，期間，正值山西大學堂籌建不久。他為學校基本建設，職工聘用，招生上課，做了不少的工作。富於著述，家有“昌明文社書庫”、“讀海外奇書室”藏書樓，藏書至16萬卷，日、朝文獻頗多。光緒七年(1881)出使日本期間，曾經到日本橡木縣手抄《皇侃論語義疏》古書，今存南京圖書館；又從日本購回《分門瑣碎錄》、《周易單疏》等宋本珍版書，今存上海圖書館。蒐羅上海地方文獻、鄉賢著述頗富，如收藏有王昶、王韜、錢大昕、張文虎等人稿本。姚氏晚年寓居南翔，藏書大部分毀於“八·一三”日寇戰火。 ^[1] 

長期從事外交工作與地理研究，編有《西陲薈要》、《增訂北徼彙編》、《外蒙古喀爾喀四部圖説》、《塞外金石記》、《海運彙編》、《俄約彙編》等，著有《東槎雜著》、《雲南勘界籌邊記》、《琉球地理志》、《籌邊九論》、《東北邊防論》、《日本地理兵要》、《日本國誌》、《海外同人集》等。

清光緒六年（1880年），將近而立之年的姚文棟，受命擔任清政府駐日公使黎庶昌的隨員。姚文棟到日本後，他廣交朋友，與日本朝野人士廣泛接觸，切磋漢學，討論世界政局，希望實現中日睦鄰友好，並用心觀察、探究日本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姚文棟很快發現日本政府的圖謀不僅是對朝鮮，也指向中國。於是，他特別注意日本政府中好戰的武士、政客集團的言論活動，千方百計地收集有關情報。光緒八年六月十八日（1882年8月1日），他獲悉日本將於七天後在朝鮮發動突然襲擊的重要情報，便立即向黎庶昌作了稟報，請黎緊急密電國內，採取措施。當時，朝鮮是清帝國的屬國，在朝鮮駐有清軍，日本自簽訂《日朝江華條約》後，也在朝鮮駐有軍隊。清政府接報後，迅速部署，至日軍行動前半日，清軍已控制了所有的戰略要地。二十五日（8月8日），日軍見按計劃行動一無勝算，只得悻悻作罷。 ^[2] 

姚文棟還將日本陸軍省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書譯為漢文，希望“印給外海水師各營”。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是甲午中日黃海之戰前11年。

姚文棟在翻譯《兵要日本地理小志》全書的同時，還在卷首進行戰例分析：元朝進攻日本，專攻其西，日本得以全力防禦一方，因而得勝。他還引用了日本歷史學家賴襄的話“元幸自一面來耳，若自四面來，扼吾要喉，斷吾糧道，杜絕吾兵之策應，其禍豈可勝言”，認為“此誠破的之論，兵家輿地家所宜共知者也”。

姚文棟不僅照譯原文，還從戰略的高度對日本地理形勢進行評述，如在分析對日作戰的兩條海上攻擊通道時説：一條是“上海歷長崎、神户而達橫濱”，“自長崎至神户者必經瀨户內海。其間島嶼棋佈，節節可伏，且一入下關口峽，彼若以兵絕吾後路，則能入而不能出，皆犯兵家所忌。故用兵時，此道不復可行”。另一條是“自香港至橫濱，即彼所謂南洋，一水汪洋駛行無阻，可以直搗浦賀，進逼品川，東京、橫濱皆震動矣。此正道也。”對日本陸上的戰略要點姚文棟也敍述得十分清晰。

中根淑《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書中沒有對本國軍隊的記錄，而姚文棟收集記錄當時日本陸軍步、騎、炮、工兵各營駐地及人數以及軍、師管區、近衞軍、常備兵、預備兵、後備兵、國民軍的人數，依我國地方誌之體例編成《兵制》一章收入《日本地理兵要》中，還針對我國威脅最大的日本海軍艦船逐一記述。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