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從吾

1922年夏，由北京大學選派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專攻歷史方法論、匈奴史、蒙古史及中西交通史。1929年，任波恩大學東方研究所講師。1931年，任柏林大學漢學研究所講師。1934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講歷史方法論、匈奴史、遼金元史及蒙古史擇題研究等課程。1936年，兼歷史系主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教授。1946年9月，任河南大學校長。1949年初去台灣，受聘為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並創辦遼金元研究室。1958年4月，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1970年4月15日病逝。遺著由門人札奇斯欽、李守孔、陳捷先等輯為《姚從吾先生全集》（共十冊），由台北正中書局陸續出版。《全集》之外，姚氏尚與札奇斯欽合撰《漢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刊載於《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九至十一期。

姚從吾是中國現代遼宋金元史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吸收西方史學思想和方法，學貫中西，促進了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的轉變。他重視史料的整理，完成《蒙古秘史》第一部全譯本。他提出着眼於民族融合的“國史擴大綿延觀”，認為在各民族文化不斷融合的基礎上，中華民族的歷史才得以廣大綿延，形成一個屹立於世界東方的文明古國；而遼金元時期則是一個重要的融合時期，在國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姚氏就是以這樣的觀點，深入研究遼金元史，建立起遼金元史體系。他進而倡導宋史與北亞、中亞史的研究，寫成《餘玠評傳》等一系列論文及所輯《蒙古與南宋爭奪巴蜀始末》的專題資料，開宋蒙關係研究之先。1958年，他又倡導組成台灣“宋史研究會”（後改名為“宋史座談會”）。姚從吾本通蒙文，晚年又學習滿文，並倡導組成“邊疆語文研究會”，積極推動北亞及中亞史研究。他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河南大學、台灣大學執教三十六年，桃李滿天下。

姚從吾先生在河南大學抗戰勝利後回開封復員辦學不久接任校長職務。當時河大校園被日寇破壞後，急需整理補充，雖有田培林校長覆校之基礎，但在各方面，仍需新任校長規劃充實。姚從吾校長繼承前幾任校長艱苦奮鬥的辦學思想，竭心盡力，擴大學校規模，使河南大學面貌有了一個很大的改觀。當時在開封河南大學的校園分為三處：第一，校本部，即鐵塔公園南部，面積廣闊，花木繁盛，樓舍壯麗，為開封風景區之一，文、理、法、醫四學院及附設醫院、圖書館在此；第二，南關分校，南關分校又分兩處，一在今開封城南著名古蹟繁塔附近，舊為省立農業專門學校，後改為河大農學院，二在幹河沿（繁塔後二里許），工學院全部和農學院的一部設在這裏；第三，河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為接收鼓樓大街醫學專科學校原址，設立產科醫院、高級護士學校、助產學校及第二門診部。姚從吾校長非常注重圖書館的建設和管理，將圖書館從教務處中獨立出來，成立圖書委員會，聘教授兼任圖書館長，主持館務。同時聘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所長徐炳旭先生、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毛子水先生擔任顧問，並請他們代為收購中外文書籍。

姚從吾校長親自授課，給文史系歷史組講授《歷史方法論》。他雖然工作繁忙，但很少缺課。姚從吾校長虛心訪賢，遍求名師，廣攬人才，為這所歷史悠久的高等學府增添了光彩。他要求教師們要保持“嚴格考試，教學認真”的優良傳統，學生要清潔自持，培養良好的讀書風氣。在他的指導下，各個院系亦聘請學識卓越、教學認真的教授任教，教壇出現了勃勃生機。姚從吾校長重視科學研究，提倡科研與生產實際相結合，創造一切條件，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河南大學舊日的出版物有《學術叢刊》，每學期一冊，復員辦學後每學期兩期。後又支持各學院辦刊，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農學與醫學》《文史與考古》等，為教師們提供發表論著的園地。他鼓勵教師緊密結合開封實際搞科研工作，讓文史考古學者着手調查北宋現存史蹟，如“相國寺”、“繁塔”、“北宋開封府遺址”、“宋太祖畫像”等。他還鼓勵與校外科研院所合作，進行研究。曾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選拔高才生，參加發掘工作。又與河南通志館合作，供給房舍圖書，協助調查採訪。姚從吾校長還請史學名家董作賓等來河大講演，亦帶領文學院歷史組學生在開封城外調查古蹟。

1948年6月，解放開封的戰役一開始，南京政府教育部命令河南大學遷往蘇州。姚從吾校長帶病在蘇州作了大量的河大覆校工作，接洽地方，尋看校址，召集行政有關人員，安撫流亡，接待教授及眷屬，分配地點，購置急用物品，準備覆校。經過努力，各個學院安置妥當：校本部在怡園，理學院在顧家祠堂，文學院在滄浪亭，法學院在金城銀行倉庫，工學院在丁家祠堂，農學院在獅子林後院，醫學院在中正路飲馬橋，圖書館在湖南會館。1948年10月10日在怡園校本部舉行正式開學典禮，各學院陸續上課。但當時圖書、儀器、研究試驗設備，均留在開封，師生情緒未免低落。學校為安定人心，提高情緒，增強師生讀書研究興趣，特請著名學者專家多人來校講學。如請史學家錢穆先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綜先生、教育家汪懋祖先生、哲學家馮友蘭先生、生物學家秉農山先生、豫籍元老張伯英先生等，激發了大家的興趣和愛國思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不少開封中學及大專學校學生，亦隨河大學生及眷屬一起來到蘇州，基於同鄉之心，姚從吾校長亦讓學校給以安置。姚從吾校長當時患高血壓和心臟衰弱病，1948年12月獲准辭去校長職務。1949年1月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 ^[1]  。

姚從吾先生是研究邊疆史的專家，亦是宋、遼、金、元史的權威。在台灣，積極提倡中國史學會，併發起邊疆語文學會。姚從吾先生治史與教學態度均十分認真嚴謹，謙虛好學，對每一史實，每一年代，每一字句都考究清楚。他常説：“把每一篇論文寫好，應該把它擱過一段時間，再拿來詳細校對，然後才可以拿出來發表。”“學生的學問最後應該超過老師才對，不然國家的學術怎能一代比一代進步呢？”姚從吾先生髮表專題論文計在百篇以上，數百萬言。

專著六種：《東北史論叢》《耶律楚才西遊錄校注》《張德輝嶺北紀行校注》《漢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譯校注》《邱處機年譜》《餘玠評傳》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