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存制

姚存制，男，唐五代時曾任東洲（今屬江蘇南通）鎮遏使，約生於公元858年，逝於公元937年，享年79歲，馮翊（今陝西省大荔縣）人，40多歲時任職“東洲都鎮使”。東洲鎮自902年建立，至通州立州、海門建縣（公元958年）時結束，存續了56年。在這56年中，姚存制經歷並管理了35年。姚存制曾用名“姚存”，這是他晚年為避諱而使用的名，所以在南通狼山北麓留有“姚存”之名的天祚石刻：“天祚三年□月十四日東洲靜海都鎮遏使姚存上西都朝覲回到此。”天祚三年即公元937年，吳國的權臣徐知誥廢黜了吳帝楊溥，自己登上了皇位，國號大齊（不久又改為唐，歷史上稱其為南唐），並把金陵（今南京）設為西都，而姚存制正是在這個時候為了表示對新皇帝的忠心，帶領了他的子孫們去西都朝覲新皇帝，在朝覲回來時經過狼山留下了上述石刻。在封建社會里，皇帝的名字及所用的文字（包括同音字）只能由皇帝一人享用，其他人則不能用，如有相同就得避諱，否則就有因“犯諱”而坐牢甚至丟腦袋的危險。而徐知誥的“知”字和姚存制的“制”字同音，所以姚存制就得避“制”字的諱。諱避方法有多種，省闕法（或稱刪字法）是其中的一種，姚存制在石刻上採用的是省闕法，即省去了避諱的“制”字而成了“姚存”。公元939年，徐知誥稱帝后覺得姓徐不太好了（徐姓是他養父的姓），於是恢復了李姓，改名李昪。既然皇帝改了名，姚存制當然也就用不着避“制”字的諱了。於是又恢復了姚存制的原名，所以在公元945年刻制的《姚鍔墓誌》中仍稱“姚存制”，但置碑者為了讓後人瞭解“制”字曾經避諱過，所以在墓碑中“制”字缺少了末筆。

海門古稱東布洲（或東洲），自漢代出水以後，一直屬海陵縣管轄，但具體的管理者是誰，尚缺乏史料記載。自公元902年，吳國建立並在東洲設鎮後，即有東洲管理者的名字出現。最早記載的是南宋的《通州志》：“海陵之東有二洲，唐末割據，存制居之，為東洲鎮遏使……”第一次提到了東洲管理者的名字（姚存制）和職務（東洲鎮遏使）。此後《輿地紀勝》及通州（南通）、海門的多部志書都進行了記載。20世紀90年代南通市區東郊出土了一方墓誌，即《姚鍔墓誌》（即南唐保大三年姚鍔墓誌銘），墓誌中再一次提到了姚存制的名字和職務。

姚存制除了“東洲都鎮使”的官銜外，根據《姚鍔墓誌》的記載還有一個官銜是“檢校户部尚書”。“户部尚書”是唐時的六部官員之一，是執掌國家户籍、土地、賦税和財政收支的官員，相當於現在的財政部和國土資源部的部長，但前面加了一個“檢校”，説明這是一個“表示官品”的榮譽職務，也就是説姚存制是一個不掌握實職，但是是由皇帝任命的部級京官。而姚存制所以有這個榮譽職務，説明當時東洲鎮的財政收入（主要是漁業、鹽業的收入）對吳國的貢獻之大是舉足輕重的。

姚存制主政東洲鎮的35年間，是海門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也是戰爭最多的時期，據北宋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鑑》的記載，期間發生在東洲的戰爭有三次：分別是後梁開平二年(908)、後梁乾化三年 (913)和貞明五年（919）吳國和吳越的東洲爭奪之戰。以上三次戰役中，雖然沒有出現東洲的地方行政長官姚存制的名字，但他的兒子姚庭珪（時為東洲靜海軍使，唐末詩人杜荀鶴曾為之作《送姚庭珪》詩）卻出現在公元919年那場戰爭的被俘名單中：“姚庭珪為吳越王錢鏐的水軍俘獲”（《南通市志》）。這場戰爭的大概情況如下：

貞明五年（919）三月，“詔吳越王大舉討淮南。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後梁紀》5）。前兩次戰爭都是吳國主動發起，但這一次卻是吳越國主動發起，並且是奉詔（吳越國是後梁的屬國，由後梁國君下詔）進行的。但顯然吳國沒有把這次戰爭當作一回事，只派了一位刺史迎敵吳越兵，結果吳軍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後梁紀》5）。姚庭珪也在被俘的“裨將七十人”之中。這一仗使吳國的元氣大傷，也讓吳國國君認識到：儘管吳越國是個小國，但其軍事實力不容小覷。不久，吳國遣使去杭州（吳越國首都），表達了吳國願意息兵通好的意願，這正是吳越國的國君錢鏐夢寐以求的，他立即接納了吳國的建議。所以從919年以後的二十餘年中，兩國再沒有發生過戰爭。姚存制也正是抓緊了這一難得的和平良機開始制定“更移雄鎮，開拓狼峯”（《姚鍔墓誌》）的計劃。直至公元937年吳國國內政權更替，他帶領一班人去朝覲新帝，得到了新帝的肯定，並由“東洲都鎮使”確認為“東洲靜海都鎮遏使”。姚存制雖然在被確認為“東洲靜海都鎮遏使”後不久就去世了，但他親手製定並實施的向西開發計劃並沒有停止，隨着靜海建設的不斷推進，東洲、靜海的管理中心也逐漸從東洲移至靜海，直至公元943年將管理中心全部移至靜海後更名為“靜海都鎮”。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