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書習俗

女書習俗(6張)

女書，是湖南江永女書專用的漢語方言音節表音文字，是方塊漢字的變異 ^[14]  。江永地區的坐歌堂習俗是以女書的產生為基礎的。女書產生的具體時間仍然是個迷，學術界對此有較多種説法，主要有三種：第一是女書產生於史前的刻畫符號，和甲骨文的產生是同一時代的；第二是女書產生於唐宋時期；第三是女書的產生不早於明代。宮哲兵和趙麗明都持這種觀點。宮哲兵在其文章《女書時代考》《論江永女書決非先秦古文字》中做出了考證和分析，得出了女書的產生年代不會早於明代，並且盛行於清末的民國時期的論斷，這個觀點得到了相當一部分的學者認同。根據學術界的這個論斷，可以推測江永地區出現坐歌堂習俗的時間是明代以後。 ^{[3]  [15]} 

關於女書的起源、歷史，研究依據十分有限。與女書有關的文獻記載，迄今所能見到的確切文字，最早僅僅是民國二十年（1931年）七月，和濟印刷公司刊印的《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上冊"花山條"一則："（永明縣）花山，在層山嶺之麓。石玲瓏若花然。相傳唐時，譚姓姊妹，學佛修真，入山採藥，相與坐化於此，土人于山顛之（原注：今稱花山廟）。石既羅列有致，加崇林美蔭，磴道緣石罅以出，升降忘勞。每歲五月，各鄉婦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聲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此種字者，餘未之見。"此書是當時湖南為自治，全省普查，各縣調查員收集本地情況撰寫彙集而成。到當下，其他史志文獻、出土考古皆無徵。 ^[4] 

至於女書傳本資料，最早可見明末清初者。女書作品文本歷史很短。女書的主人去世後，還要帶些女書到陰間去陪伴，免得寂寞，女書常作為殉葬品埋掉或燒掉，少數作為紀念品留給女兒、姊妹女友。人死書亡，加上歷次政治運動中女書被認為是"妖書"、"妖字"屢遭批判，整筐地燒燬。 ^[4] 

從女書作品內容上看，記載時代最早的事件有唐末黃巢起義、宋代《胡玉秀探親書》、明末清初《永曆皇帝過永明》，以及清乾隆、道光、咸豐等時期的事。關於女書的來歷在當地有幾種大同小異的傳説。 ^[4] 

2000年前後，中南民族學院女書文化研究中心成員在湘南、桂北的十多個縣進行了調查，結果表示，在湖南江華、道縣、廣西富川、灌陽等地都有女書流傳的痕跡。其中在廣西鐘山發現了女書文本，但沒有找到女書傳人。女書坐歌堂活動主要集中在江永地區。 ^[3] 

江永女書流傳地區的坐歌堂是以女書為媒介，由待嫁新娘、陪娘和樂手構成基本成員，分為愁屋，小歌堂，大歌堂三個階段。歷時三天，是江永婚嫁習俗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坐歌堂”需在祠堂中舉行，有大小規模之分。小規模的坐歌堂就如江永縣中的一首民歌唱到“一張桌子四四方，一個豬頭擺中央，兩邊坐起唱歌女，中間做起媳婦娘”，規模大的要在新娘家堂屋中間安放七張方桌，一字擺開，成長條桌，桌上要放上喜糖、酒水還有土特產品等。《永明縣誌》對江永縣地區坐歌堂習俗有着詳細的介紹：“先三日，戚懿鹹集，名將愁屋，悲將離也。翌日男家送花燭並花粉錢，至入夜，女冠龍冠，御紅衣，扶坐中堂，兩旁女伴，豔裝列坐，紅燭排筵，中宵燕集，名坐歌堂，赴席者各給花粉錢，次日如之。” ^[3] 

“先三日，戚懿鹹集，名將愁屋，悲將離也。”坐歌堂為婚禮前三天開展的活動，第一天便是“愁屋”。愁屋也叫嘈屋，因為離家而愁，但隨着歌堂的唱響，漸漸熱鬧嘈雜起來了，於是也稱嘈屋。除了待嫁新娘和樂師外還需要六個歌伴，也稱“座位女”，在其中選出一個領唱。領唱可以是新娘的母親，如果是由其他的婦女擔任的話，需要滿足八字吉祥，丈夫健在，子女雙全的條件，以起到一個吉祥的好兆頭。新娘坐在堂屋的正中間的上位，座位女成兩列坐在待嫁新娘身旁。樂手用嗩吶和二胡伴奏，在領唱唱響《愁屋開聲歌》後，儀式才正式開始。領唱在唱完開頭前三句後屋內的座位女們一起齊唱，所唱的曲目均用女書寫成，有書、紙、扇、帕等種類，也叫讀紙、讀扇、讀帕。演唱有固定的曲式的調目，一般就唱描寫新娘即將離家依依不捨之情的《五更愁》（有的也叫六更愁）：“一更愁，水漬六樓無聚樓，無者聚樓雙溢水，雙雙溢水淚雙流。二更惆，黃龍溜過親牀頭，親者牀頭濤濤水，是女過它雙淚流。”除此之外還有《訓女詞》《教做家務》等經典的用女書寫就的歌曲，內容涵蓋了已婚婦女對於新的嫁娘婚後生活的借鑑和指導。唱至凌晨，再由一曲《休堂堂歌》結束婚前頭三天第一晚的愁屋活動。 ^[3] 

婚前第二天夜晚舉行的便是“小歌堂”活動，如《永明縣誌》所載：天黑了後，堂屋中佈置酒席，宴請賓客。待嫁新娘穿紅衣裙，戴龍冠，坐在堂屋的正中間，六名座位女分兩列坐在新娘的旁邊。與“愁屋”不同的是，對這次的座位女有不同的要求。這次的六名座位女必需是身家清白，父母健在，家境良好，會唱哭嫁歌的未婚女子。小歌堂分“上位”和“下位”兩場，當新娘走進堂屋坐上上位，唱起了《上位歌》時，小歌堂活動就正式開始了。先由新娘開腔，接着伴唱的姑娘們一起齊唱，內容仍然是表達不捨得離家鄉，離開親人的愁緒的《五更愁》，《五更愁》有多種歌詞和唱法，但名字都一樣。唱歌堂一般按照序歌、請歌，勸歌，對歌，排歌，送歌的順序展開，一直唱到五更，新娘以一首《下位歌》離開座位時，小歌堂活動才算結束。 ^[3] 

新娘出閣的這一天的坐歌堂活動便是較為重要的“大歌堂”活動。大歌堂與小歌堂類似，都是在堂屋中舉行，備好豐盛的酒菜，張燈結綵，喜氣洋洋，還有喜糖瓜果，土特產品等。父老鄉親們齊齊聚在堂屋裏，新娘和陪唱的座位女們一起登台，新娘在上位，座位女成兩列在新娘身旁。這次坐歌堂所唱的歌曲為“哭嫁歌”。哭嫁歌在中國西南地區盛行，在湘南地帶如江永縣附近特別盛行。 ^[3] 

老同，即老庚、同庚，本指同年生的結交朋友。同性之間結老庚，在中國是常見的人際現象。在江永也如此。一般男的叫老庚，女的叫老同。老庚、老同還可傳代。在女書流傳地區，婦女結老同的範圍大大拓寬了，只要情投意合，無論年齡大小都可結拜姊妹，成為老同。結交的老同人數不等。一般根據年齡、經歷，結交姊妹有婚前少女型和婚後中老年型，偶有忘年之交。這是一種非血緣關係的民間社團組織，是一種準結社現象。 ^[4] 

她們用自己的字寫結交老同書，給老同寫信，把老同的情義寫成歌唱出來、傳開去；寫成書存在身邊，伴隨終生。女書使老同凝聚在一起，它不僅僅是一種婦女社交的工具，還是一種文化權力的象徵。這種舉世罕見的女性文字不僅使老同這種民間社團內成員之間的聯繫超越了時空，更使它得以昇華，構建一個女性精神王國，創造着歡樂，稀釋了淚水，分擔着苦難。女書老同是一種以文會友，以情感聯結而凝聚的農村婦女散居小社羣。這既是一個個文化娛樂“沙龍”“詩社”，又是一個個女紅技藝研討班，也是民間經濟互助會，尤其是農村女子識女字學堂。並由此構成了一個封閉的女性社會。不與任何異性來往，但又不是秘密結社；結構鬆散、對外開放，不帶任何軍事、政治色彩。這是一個以老同為組織形式的女性精神王國。 ^[4] 

傳記是女書主要作品。訴苦是女書的主要功能。女書作品中約有80％是傳記。有一人一傳，有一類人一傳的，也有一事一傳的。大都為自傳體長詩，不會寫的就請人創作，如《××自訴可憐》《××修書述可憐》。一類人一傳的，常以民歌形式傳唱，如《寡婦歌》《娘女可憐》《女兒十二月歌》等。一事一傳的多為鄉間傳説趣事，如《河邊稚竹》《矮崽養個好姑娘》《李三姑》等。女書是一種女性苦情文學，甚至可以説女書文化是一種訴苦文化。傾訴的主要是失去親人而成為孤兒寡母的悲歌。 ^[4] 

五嶺蠻荒，這一帶在過去是貶官流放之鄉，被稱為"煙瘴之地"。天災人禍，接連不斷地發生喪父喪母、喪夫喪妻、喪兒喪女、人亡家破的悲劇。幾乎篇篇女書自傳中都可見到。自然性別屬性決定了婦女的社會地位、社會命運，好像女人一生下來就帶有"原罪"。這個原罪，使婦女沒有任何權力、地位。在當地，婦女不能上學讀書，不能進祠堂、吃清明酒，不能上族譜，不能頂門立户、當家作主。 ^[4] 

但是，從女書作品中人們也看到，這裏的婦女不乏熱情、勇敢，她們以各種方式與封建禮教抗爭。愛美是女孩的天性，她們常常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交友結伴遊玩。而且女書之鄉在習俗和觀念上是允許寡婦再嫁的。在綿延了幾千年的舊制度下，婦女們以令人敬佩的勇氣和智慧創造、使用了自己的文字，將自己的受壓迫受歧視的痛苦寫出來、唱出來，這是個了不起的創舉；但畢竟僅僅是有限的文化抗爭。女書所激起的婦女自我意識和羣體意識是模糊的、自發的、有限的低級形態，沒有形成政治力量，對社會制度沒有形成威脅。 ^[4] 

在女書之鄉，歌堂文化是女書的温牀，女書是歌堂文化的靈魂。 ^[4] 

女書作品基本上都是長詩體韻文，90％以上是七言，偶見五言、雜言。女書的閲讀方式一定要唱誦，大多用一種特定的比較低沉、哀婉的曲調吟唱（簡譜見本章後）。女書作品幾乎都是唱本。其創作者是當地精通女書的"知識分子"，用女書中的説法叫做"君子女"。這些婦女又被稱作"歌頭"。這樣能唱、能寫又能創作女書的婦女不是很多的。她們是女書的教授者、傳播者。她們出嫁所至，即女書傳播範圍所及。這些婦女在當地有很高的威望。往往以她們為核心，以女書為靈魂，凝聚着一個個女性社團--結交老同姊妹羣體。 ^[4] 

她們的社交活動場所是在家裏的繡樓堂前。她們的社交活動方式為寫女書、唱女書，以及切磋女紅。每當女書歌聲響起的時候，姑娘、媳婦、老嫗便聚攏來一起"讀紙讀扇"，忘情入境。大家都沉浸在女性情感世界中，自演自唱，自娛自樂。在女書之鄉，婦女們不一定人人會寫女書，但幾乎人人會唱女書歌。女書作品是共享性的，即使是自傳或信件，也是唱出來大家聽，甚至大家唱。女書文學是一種羣眾性的民間説唱文學。女書文化是一種"沙龍"式的歌堂文化。 ^[4] 

女書歌作為民歌、女書文化活動作為民間文藝，具有羣體性，即羣體自娛、個體自娛、羣體互娛。"讀紙讀扇"唱歌堂，正是女書文化特定的娛樂形式。 ^[4] 

各地的各種節慶活動往往是民歌及各種民間文藝的盛會。女書歌堂文化有着特定的民風習俗社會土壤、特定的內容、特殊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除了男耕女織的生產生活方式之外，女書之鄉有一些別具特色的節慶習俗，為婦女們提供了很多聚集"讀紙讀扇"的機會和條件。 ^[4] 

所謂女書，最有代表性的"經典"是婚嫁禮物"三朝書"。所謂女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婚嫁歌。所謂唱歌堂，最隆重、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是婚嫁時的進歌堂、坐歌堂、賀歌堂、哭嫁、賀三朝。在數日，甚至十幾日、數十日的婚嫁活動期間，女友朝夕相伴做女紅、唱女歌。新娘、伴娘及所有的人都穿上最漂亮的服飾，是女紅技藝的充分展示。可以説，婚嫁是女書文化的集中體現。也正是女書之鄉這種獨特的婚嫁禮俗，是女書得以傳承當下的文化土壤、社會舞台和價值動力。女書流傳的江永東北部瀟水流域上江圩一帶的風俗習慣，有的和江永其他地方一樣，有的是這裏獨有的。 ^[4] 

當地的婚嫁程序包括：訂親、行聘過大禮、進歌堂和坐歌堂（婚前一個月開始）、愁屋（婚前第三天的歌堂，"愁"和"嘈"諧音）。小歌堂（婚前第二天的歌堂）、大歌堂（結婚前一天的歌堂）、哭別、發親出閣、迎親結親和入洞房等。 ^[4] 

女紅，也叫做女工、女功，舊指婦女所從事的紡紗、織布、刺繡、縫紉等生產工藝活動。當地婦女的服飾基本是傳統的漢族裝束。過去，一家人的穿戴，從種棉花、紡紗織布，到縫衣做鞋，都是自給自足。除了紡紗、織布、縫紉之外，這裏比較有特色的女紅有繡花、織帶、繪畫、剪紙、做八寶被等。 ^[4] 

女書文字的特點是書寫呈長菱形，字體秀麗娟細，造型奇特，也被稱為"蚊形字"。當下蒐集到的有近2000個字符；所有字符只有點、豎、斜、弧四種筆劃，可採用當地方言土語吟誦或詠唱。 ^[4] 

女書文字與漢字不同的地方是：女書是一種標音文字，每一個字所代表的都是一個音。現時文獻蒐集到的女書文字約有700個。女書的字型雖然參考漢字，但兩者並沒有必然的關係。而且，由於女書除了日常用作書寫以外，也可以當成花紋編在衣服或布帶上，所以字型呈現彎曲細小的形狀。 ^[4] 

女書記錄的語言是女書流行地的與眾不同的永明土話；它標記語言的手段和方法奇特，可以同音借代，用僅有的數百個字符可以寫出千餘字的七字韻文來；女書採取家傳、親朋相教的方式世代相傳；它和婦女特有的婚嫁、歲時節日、廟會等民俗活動緊緊融合在一起，充分表現了自己的功能和價值。女書文獻都是七言（少量五言）唱本，內容有自傳、書信、民歌、祭祀、紀事等，在一個側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域性社會歷史和民間生活。 ^[4] 

女書乃世界的女性文字，也稱女字，主要在湖南省江永縣、道縣等地流傳。“傳統女書作品分為書信、抒情詩、敍事詩、柬貼、哭嫁歌、歌謠、兒歌、謎語、禱神詩、譯文十類。”禱神詩專為廟會祭祀創作，通常寫在紙扇或繡在巾帕上。女性在廟會上讀唱女書紙扇巾帕，並將其作為獻禮“燒”給神靈，是當地廟會的獨特風俗。廟會作為“以祠廟為依託，在特定日期舉行的祭祀神靈、交易貨物、娛樂身心的集會”，是鄉村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也為舊時代的當地女性提供了較為開放的社交空間。男女皆可參加的廟會上，女性常就地結拜姊妹（老同）。廟會具有公共性與廣泛性，它較大程度上聚集了當地女性，是公開傳播女書的平台。廟會習俗在一定時期內促進了女書傳播。但廟會是這一地區的宗教信仰的集中體現，其本質是宣揚封建迷信，這又限制了女書的傳播。 ^[5] 

在對女書資料的蒐集、整理，女書文字的破譯，女書文字的性質、起源的考證等方面，學術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定論，這些成果本身就是民間歷史的一部分，研究又逐漸完善並豐富了民間歷史。《湖南各省調查筆記》記載：“每歲五月，各鄉婦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聲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此種字者，餘之未見。”女書由於多種複雜的原因並無留存的古代文物，也未載於史志，但人們並不能否認這個特殊現象和特殊歷史發展的存在，因此相關研究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官修歷史。 ^[6] 

宮哲兵在1991年出版的專著《江永“女書”之謎》三冊，他根據女書自然傳承人高銀先的讀解錄音，逐字標音、注義，保持了女書字符形體結構原貌。趙麗明教授於2005年出版的專著《中國女書合集》，蒐集了當下所能見到的女書原始資料的90%以上。這些補救一定程度上還原了歷史的原貌，保存了歷史的記憶，在歷史的夜空裏裏閃耀着獨特的光華。 ^[6] 

女書作為世界上的婦女專用文字，其獨特性不得而知，由此而衍生出的女書的發展，女書的傳承，以其為符號承載的文化信息等等所構成的女書習俗也是具有獨特的意義，因此造就了女書習俗作為非遺的獨特的文化象徵與文化價值。 ^[6]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女書，從其構成來看，由於人的參與而具有活的生命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造、傳播、享用，是以人為主體的，人本身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載體。在女書繼承、傳播過程中的任何一個環節，人為主體，也為載體，與其他信息融合、逐漸構建成一個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體系。 ^[6] 

生態性的文化價值實際上是由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在的活態性。一種習俗本身是對生態環境以及時代環境的適應，從而展現出一種獨特的、生態的、持久的文化景觀，體現了非遺在生態性方面的價值。女書何以稱為女書，是因為它獨特的性別通用範圍，它的起源與傳播的原因都值得深思。 ^[6]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還體現在它的傳承性。女書習俗具有重要的地位與意義，它對語言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婦女學、民俗學、社會學、美學以及民間文學等等多學科領域都具有非凡的價值，而成為人類文化遺產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因此也註定了應該被傳承和保護。 ^[6] 

着眼於現存的女書資料，人們可以瞭解到其中有大量的教育方面的作品，例如《四字女經》等倫理作品，《太平軍過永明》等歷史故事，《孟姜女》等傳説故事。人們可以發現女書作品直接或間接地以女書為媒介來教化女人，從而折射出女書文化的教育功能和教育價值。 ^[6] 

第一，關於長輩教晚輩如何做人，提醒女性在看待人時應重視人品等。第二，關於教育子女要講究孝道、尊敬老人、孝敬雙親的內容。如《傳家寶》從反面懲罰來教育人們應當注重孝：“誰知有些不孝子，娶得妻來變了心；夫妻魚水情意合，不將父母掛在心。”這些“七字韻文”用通俗易懂語言教育着女性，感化着女性。第三，關於朋友之間的相互勸慰、勸誡的內容。如《姊妹責備書（一）》，用嚴厲的批評、辛辣的嘲諷朋友行為的不檢點的行為，從而達到教育的目的。第四，關於涉及勞動和自然常識方面的內容。女書中就有如《四字女經》這樣的教育文本：“習學針黹，務要勤辛，剪刀麻線，時用不停。”第五，女書的傳承方式本身就是一種教育的活動過程。 ^[6] 

女書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迄今發現的女性專用文字，是較具歷史文化研究和旅遊觀賞價值的人類文化遺產。一方面女書的研究也是知識文化的創造，另一方面由於其獨特的景觀和被公認的文化價值、審美價值等逐漸形成典型的民俗旅遊資源，都可以創造較大的經濟價值。但是在開發的過程中，人們更應當注意資源的保護、傳承、傳播以及可持續發展的策略。 ^[6] 

女書在當地傳習有幾種情況：一是家傳式。家庭內長輩女性教晚輩女孩。二是私塾式。花錢向水平較高的專職婦女學習女書。三是歌堂式。婦女在讀紙、讀扇中互教互學。四是自學式。利用贈送得來的或買來、借來的女書，照樣抄寫自學。因為當地婦女幾乎人人會唱女書歌，自學起來比較容易。 ^[4] 

女書載體形式主要有：紙質布面手抄本、紙片、扇面、布帕、花帶等。 ^[4] 

何靜華，女，1938年生於湖南江永縣允山鎮。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項目名稱為女書習俗，申報地區為湖南省永州市江永縣。 ^[7] 

2010年8月28日，中國“女書習俗”搶救保護研討會暨“女書文化記錄工程”項目結題在北京舉行。 ^[8] 

2019年11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江永縣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獲得“女書習俗”項目保護單位資格。 ^[9] 

2023年10月31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女書習俗”項目保護單位江永縣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評估合格。 ^[16] 

2010年7月23日到27日，以“詩意瀟湘”為主題的“湖南活動周”在上海世博會拉開帷幕。歷經千百年歷史風雨洗禮所積澱成的女書文化在世博會上綻放異彩，通過民族、民間、民俗等風物表演《坐歌堂》和現場女書書法、女歌、織錦的演示，展現了女書文化的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風采，讓遊客充分領略了女書的神奇與美麗。 ^[10] 

2016年4月19日晚，第三屆“聯合國中文日”女書習俗展演活動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展。 ^[11] 

2020年1月21日，由湖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辦的“樂享非遺·美好生活”2020年春節“我來學手藝”湖南非遺體驗展暨中小學生寒假社會實踐活動在湖南省文化館正式啓動。活動上展現了女書習俗文化。 ^[12] 

很久以前，上江圩有位才華出眾的姑娘，因為她生下來有九斤重，人們就叫她九斤姑娘。九斤姑娘非常聰明能幹，有一雙巧手，紡紗織布、績麻繡花樣樣出色。附近的姑娘們都喜歡和她結交姊妹，還有的從遠道慕名而來和她交朋友，學女紅。以前女人不識字，託人帶口信兒常常出錯。九斤姑娘便創造女字，用這種字把信寫在紙本上、扇子上、帕子上，捎給遠近的姐妹。她們接到信後，大家聚在一起，一邊做女紅，一邊讀紙讀扇讀帕，也一邊傳習女書。後來姑娘們都學會了這種字，一代一代傳下來。 ^[4] 

據上江圩一帶婦女傳説，古時候荊田村胡家姑娘叫胡玉秀（一説叫胡秀英），才貌出眾，被選入宮中作皇妃。有的説是唐朝，有的具體説是宋欽宗的西宮娘娘。在宮中受到冷遇，七年只被寵幸三晚，萬般清苦，想給家人寫信，又怕太監發現，便創造了女書字。她把這種字寫在手帕上，向母親和要好的姊妹訴説在宮中的苦楚，託人把手帕帶回家鄉，並告訴親人看信的秘訣：第一要斜着看，第二按土話讀音去理解意思。從此這種文字便在家鄉婦女中流傳開來。有的還説這位皇帝娘娘曾回來一趟，教會了女友寫女書。有的卻説是她在家時學會的女書。還有的説是她哥哥造的這種字並教會了妹妹，讓她用來給親人寫信。荊田村當下有"御書樓"遺址，雕樑畫柱。據説有皇帝親筆書匾"育香樓"，直到六十年代初還在，村裏許多人清楚地記得。《永明縣誌》記載："宋元符年間，進士胡先和，官文華閣學士，有姊玉秀，才學冠時，名達宮掖，蒙賜御書，給大夫祿，因建樓裏第以藏御書。"流傳女書作品中有《玉秀探親書》。村中還有所謂皇妃、國舅回鄉省親留下的圓型石制工藝品，已被踏坐磨損不全。據荊田《胡氏族譜》記載，胡氏為宋時從山東青州遷此。 ^[4] 

據銅山嶺農場河淵村的老年婦女講，女書是從道縣傳過來的。桐口、荊田村以北十里外的道縣新車鄉有座廟，相傳女書是從這裏的神台上燒香化紙買書傳開的。很早以前，有一家父女三人採藥路過此地，兩個女兒走不動了，在地上一坐不起，老人也因悲傷死在這兒。後來這裏人傑地靈，來此地祈拜可消災去病，人們便為他們父女起座廟。哪家有病痛、哪家媳婦不生崽，到廟裏拜過，病沒了，災去了，孩子也有了。一傳十，十傳百，附近百八十里的人都來祭祀求福，而且都是女人。神台上有繡花小紅鞋，沒有小孩的拿一隻回去照樣做一雙，拿一雙回去就做兩雙。做了鞋就會有小孩，生了小孩再把鞋送回廟裏。神台上還有女書。燒過香，化過紙就可以拿一本回去看讀（叫"花錢買書"），讀過後可以拿來換。最早的神台女書不是用筆寫的，而是用絲線繡在綢子上，一卷一卷的。特別是十五、六歲的女孩子，拿了女書回去要照抄一份，跟年紀大的婦女學認學唱學寫。以後可以用女書把自己的心裏話寫出來，悄悄送到神台神龕上，讓別人去讀、去寫。快出嫁的姑娘如果不會唱女歌、寫女書，不會做女紅，是被人看不起的。 ^[4] 

這些關於女書的傳説表明：一、女書字形體與女紅圖案有關；二、女書字形與方塊漢字有關，可能是為遮人耳目而進行了變異；三、女書記錄的是當地方言土語；四、女書的創制是婦女維護自身利益的迫切需要；五、女書作品內容主要是訴苦，用於女性內部的情感交流。羣眾的口碑傳説為考察女書的起源、創制提供了重要信息和參考依據。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