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和三文魚

《女孩和三文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西尼羅症

女孩和三文魚

黑白電影裏的城市

夜巡

水邊的舞鞋

怡保之夜

南方兵營

猹

陳河，男，生於浙江温州，年少時當過兵，後在汽車運輸企業謀事。1994年出國，在阿爾巴尼亞經營藥品生意五年。1999年移民加拿大多倫多，現為自由寫作人。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説《布偶》、《沙撈越戰事》、《致命的遠行》，中短篇小説《黑白電影裏的城市》、《信用河》、《西尼羅症》、《我是一隻小小鳥》、《夜巡》等。2009年獲首屆咖啡館短篇小説獎，2010年獲郁達夫中篇小説獎。

小説即便如此挑戰讀者的智力，也還是遵循其感動人心的審美力量。每個人物都深藏着綿密複雜的情感衝浪，卻又被節制得不見波光，進而不容分説地將讀者帶入小説的情境。

——北大評刊對《南方兵營》的評論徐妍

在《西尼羅症》中，不斷遊移的敍述位置形成了一種不確定的氛圍，敍述者“我”如履薄冰，帶着警覺的目光打量自己的生活，使得生活表層下潛伏的暗流顯現出來。

——北大評刊對《西尼羅症》的評論陳新榜

從窺探到追蹤，從亢奮到失落，從承受到反抗，陳河的《夜巡》賦予了歷史以無邊的“夜色”，同時又以“巡察”的手段打開了另一種生存的真相：它充滿了個人自由與權力意志的頑強對抗，儘管這種對抗一直處於某種心理對視的狀態。

——《上海文學》轉載《夜巡》時的專欄評論洪治綱

它是一篇復調式的作品，有許多的聲部，懷舊，諷刺，無意義，荒誕，老電影的線索，李松的故事，伊麗達的故事，楊科的故事，真實的英雄少女的故事，以及當下生活的場景，每一個線索與人物都在呈現自己的意義，在映照他者的同時又被他者所映照。

——小説選刊對《黑白電影裏的城市》的評論汪政

為何寫作

一九九四年五月的某天，我從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開車前往邊境小城吉諾卡斯特，傍晚時分到達了這座依山而建的石頭城市。那個時候我剛剛離開中國，還沒有在國外生活的經驗，所以這個位於希臘邊境的中世紀古城給了我非常強烈的印象。它是用白色的石頭建成的，屋頂都是紅色的瓦，美麗之極。它的建築風格和城裏居住的人們生活完全是在我的想象力之外，也就是説，如果我不到達這裏，那麼這個城市和城市裏的人對我來説是不存在的。然而，有一件事讓我費解，儘管是那麼一個陌生的地方，我感覺似乎是有點熟悉，好像夢境裏面見過這個地方。這個城市的城門是一個城堡，在城門口的一棵無花果樹下，我看到了一個少女雕像。她的臉色堅毅而憂鬱。翻譯告訴我這個姑娘是二戰時期的一個女游擊隊員，被德國鬼子絞死在這棵樹上。而當我知道這個她就是電影《寧死不屈》裏的米拉肘，我激動得全身發顫。怪不得我會覺得這個城市那麼熟悉，因為幾十年之前我在那部黑白電影裏看過它無數次。

這一年，我離開了中國前往阿爾巴尼亞經商。在這之前的十年時間裏，我是一個十分認真投入的業餘小説作者。我在那段時間裏曾經寫出了一些好的小説，《夜巡》就是那個時候寫的。但由於是業餘寫作，常常靠熬夜擠時間，我的寫作就像那些在乾旱缺水的陝北高原種莊稼的老農，雖然付出極大辛苦，可收穫卻是寥寥無幾。説起來我那時也發表了一連串的作品，它們就像是掛在窯洞外牆上曬太陽的老玉米，能裝點一下門面卻形不成什麼大的氣候。而且那個時候我寫出了點好東西也找不到好地方發表，《夜巡》就是被人退了多次，最後壓在箱底，二+年後才發表出來。我整整寫了十年，之後想起了海明威對菜鳥説的話：寫上五年，如果沒有成果那就趕緊洗手不千。但是海明威這個標準不明確，像我這樣處於有成果和沒成果之間的情況是不是該金盆洗手呢？猶豫之間，有一天看到了王朔的話，他的意思是寫作是一門碼字兒的職業，要把這件事做好，那就得以此為職業，靠這個吃飯。王朔的話讓我茅塞頓開。我問自己你能以寫作作為養家餬口的職業嗎？我知道在當時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覺得應該痛快離場了。不久之後，我放棄了國內的職業，前往阿爾巴尼亞，做抗菌素藥品的生意。

我相信這一次的遠行是我一次正確的選擇。它讓我進入了一種完全不一樣的生活環境。古人説讀萬卷書走萬里路是有道理的。我非常幸運，在到達阿爾巴尼亞不久就來到了吉諾卡斯特，讓我體驗了一種接近夢境和歷史的神奇美感。實際上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有聯繫的。對於一個心懷夢想的人來説，走得越遠，反而會有對原居地更加親密的感覺。比方説，我在到達吉諾卡斯特看到了米拉的雕像之後，那一段七十年代裏和《寧死不屈》有聯繫的記憶全部以不同的意義重現了出來。如果我不曾到達這裏，那些記憶也許就會永遠沉入記憶海底。這個現象最簡單的例子就像人們所説的鄉愁，如果不遠離故鄉，那麼就不會感到有家鄉的存在，也就不會有鄉愁的體驗。因此，到達了吉諾卡斯特小城，是我一個重要的時刻。

不過在當時，我卻是根本沒有去想這裏面的文學意義。事實上那個時候我是徹底忘卻了寫作，除了努力賣抗菌素藥品，就是在地中海周邊國家旅遊。我相信在阿爾巴尼亞的五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時刻，充滿焦慮、恐懼又極度興奮享樂，但是付出代價的時刻終於來臨。一九九八年十月某天，我被一夥武裝人員綁架，關押在地拉那一個地下防空洞裏。到了第五天，在我的心情幾近絕望時，隱隱聽到防空洞的頂部通氣孔裏傳來細微的小鳥的叫聲，還有一絲青草氣味也隨氣流傳進來。我突然產生一個想法：如果我能夠活着出來，一定要把這種感覺寫出來，在國內最好的文學雜誌上發表。這是我的又一個重要的文學時刻，就是這個時候，我明白了文學並沒有在我心中死去。當我面臨生死關頭，所能記掛的還是寫作。後來，我奇蹟般地被阿爾巴尼亞警察救出來，次年移居到了加拿大。但是我還不能回到文學的道路上來。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一個新移民想要寫作是一件十分奢侈的愛好，當你的一家生存問題還沒搞定，寫作就註定是不合時宜的。我又辛苦地奮鬥了好幾年，終於不再需要為衣食擔憂。現在我有了讓自己當一個職業作家的條件。這個時候已是二○○五年，我重新開始了寫作。

十幾年之前當我放棄了寫作出國經商的時候，萬萬沒有想到正是這一次放棄才成全了我日後做職業寫作者的夢想。當然，這個迴歸的過程讓我付出了十多年的時間。對於一個寫作的人來説，這十幾年是多麼寶貴的時間。但是，我後來發現我並沒有浪費時間。這十幾年所經歷的事情給了我豐厚的生活積累，讓我的生活外延大大擴展。我源源不斷地寫出作品，有了自己的糧倉，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只有幾根掛在牆外曬太陽的老玉米。我在寫中篇小説《女孩和三文魚》的時候瞭解到了三文魚的洄游習性。我奇怪自己也像是一條三文魚一樣，只有游到千萬裏之遠的大海，寫作的能力才會成熟。這種成熟的能力就是我開始能夠看見內心深處那團模糊的光芒。

我這裏所説的“模糊的光芒”是指一個作家心中通常具有的那種外部世界在內心深處投射的光和影的景象，那是一種隱藏在日常生活經驗的表面之下極端精細的東西。當我們力圖集中注意於這個景象，以便看清它是什麼東西的時候它就似乎不見了。維特根斯坦把這種現象稱作是“這就像一個人的手已經碰了顯微鏡的調焦器，或者像我們感到彷彿不得不用我們的手指去修補一個破碎的蜘蛛網一樣”。為了準確傳達這一個抽象的內心過程圖景，我可以説一個具體的景象。那是在一九八六年，我和温州《文學青年》雜誌編輯吳樹喬結伴去廈門遊玩，住在鼓浪嶼的閻欣寧家裏。回來的時候去了泉州崇武，那地方因戴斗笠露着肚臍的惠安女而出名。崇武鎮是一個石頭的吉城要塞，保存完好。我們住在一個漁民的家裏。那個傍晚漁民家在煮鰻魚湯，據説湯要煮得越清味道越好。趁着他們家煮魚湯的時間，我一個人從他家後門出來，在海灘上散步。當時颳風下雨，雨傘都給打翻了。那道沙灘叫月亮沙灘，呈月牙形，美麗之極。而在稍遠的地方就是那個石頭古城樓。我走近古城的時候，天已黑下，只見在城池的盡頭風雨和暮色中有一座燈塔亮了起來。那是明朝建造的燈塔，它的光芒是橙紅色的，有一圈圈的光暈，在海天之間孤獨堅守。那一刻，我在沙灘上久久看着這座燈塔，忘記了漁民家裏的那美味的鰻魚湯已經做好上桌了。現在想來，那個燈塔的光芒和我所説的“內心過程圖景”是最接近的東西了吧？

遠離祖國在海外寫作的作家名單列起來會很長，外國的、中國的都有，我心中最優秀的是那個俄國人納博科夫，美國有一大幫猶太作家也非常的了不起。有意思的是，遠在我出國之前的八十年代，我就對這些遠離祖國的作家有着特別的喜愛。也許是他們的作品中對於祖國的深沉的憂傷和思念打動了我。這些年來我一直在讀納博科夫。除了那本《洛麗塔》之外，他大量的小説寫的都是俄國人的故事，儘管他在青少年時期就離開了俄羅斯。我的情況也是這樣，二○○五年我重新開始寫作的第一個作品是寫自己在阿爾巴尼亞經商和歷險的紀實，這也是我在被綁架的時候許給自己的心願。我以這個傳奇故事作為敲門磚敲開了《當代》的大門；第二個小説《女孩和三文魚》發表在《收穫》上，寫的是一個華裔女孩被綁架遇害的故事。當我漸漸進入了寫作的狀態之後，我覺得必須去凝視自己內心的那一團“模糊的光芒”，寫出真正有文學含量的作品，而不要靠海外的傳奇故事和離奇案件吸引人的眼球。在寫作《黑白電影裏的城市》這個小説時，我遇到了一重又一重的困難。我非常慶幸發掘和掌握到一大堆特殊的素材，這些素材裏面包含了歷史、戰爭、愛、死亡，而最動人的線索是時光流逝的美感。這裏有三個時間層面：現在進行的時間，七十年代電影流行的時間，四十年代德國佔領下的時間。要把這三個時間層面統一到小説裏面，必須要打通一條時間的通道。當我看出了這小説有這樣一種可能性的寫法時，內心充滿喜悦和激動。在後來的寫作中，我不時會迷失方向，可最終都能找到迷宮的出口。隨着故事的步步推進。我終於把這條時光隧道打通了。而引領着我最終穿越這條時光隧道的，就是我內心裏那團“模糊的光芒”。

我還想説説福克納的一件事。我在一篇序言中讀到他的一句話，他説在寫完了《喧譁和騷動》之後，他學會了讀書，同時也停止了閲讀，自那之後他再也沒讀過任何東西。因為他以前讀的書足夠多了，現在只要反芻消化就可以了。這句話讓我震驚，因為在福克納寫出《喧譁和騷動》的時候，他才三十二歲而已，為什麼他要説這樣的話呢？我相信福克納的這句話有點言過其實，他在以後的日子裏是不可能都不閲讀的，要不然他後來怎麼能給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寫出滿口讚揚的書評呢？但我相信他的話裏面一定是有一種真實。按我的理解，福克納在表示一種姿態。這就是説，當他設計好了自己的文學殿堂遠景之後，他就按照自己內心的圖景來創建自己龐大而複雜的小説王國了，而不再隨着潮流和局勢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當我這樣去理解的時候，發現福克納的這句話裏面包含着巨大的啓示。

這句話對於我的啓示意義在於：儘管我現在的寫作地理位置遠離了母語環境，但依靠年輕時所建立的文學理念和經驗依然可以寫出被國內大眾讀者接受的作品。我應該還去讀一些好書，但是對眼前那些時髦流行暢銷的東西則可以視而不見。我從小開始有廣泛閲讀，俄國和歐美的古典和現代派的經典、中國的文學，以及充滿革命色彩的外國電影，甚至還包括那些“文革”中的小説《金光大道》之類和樣板戲都已經深刻地進入了我內心的圖景。我已經被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註定會關注和那個時代有關聯的一些歷史和文學景象，儘管那是一個多麼難以把握的過程。而至於寫作的地理位置在海外還是在國內則是無關緊要的。

為何寫作？現在我應該説出自己的想法了：寫作其實就是寫作者不斷地給自己的內心圖景做自畫像。寫作的人會經常發現自己正處於蘇格拉底所設計的那個著名的洞穴中。他和許多人被鐵鏈囚禁在洞穴內，只能朝一個方向看。他們的面前是一堵牆，背後燃燒着一堆火。火光把他們影子投射到牆上。寫作者反覆描摹牆上的影子，力圖畫出牆上的人像，但由於他所看見的始終是投影而看不見造成影子的東西，他的描摹便註定十分困難而不準確。

了不起的美國作家索爾·貝婁説過這麼一個笑話：一個年輕的歌手在巡迴演出中唱了一首歌，結果場下的觀眾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年輕歌手把同樣的歌再唱了一次，場下還是給予熱烈的掌聲。年輕歌手一次又一次再唱下去。可是他已經唱了十幾次了，觀眾還是不讓他下來。他只好氣喘吁吁問場下的人：請問你們究竟要讓我唱多少次才算數？場下的人們大聲叫道：直到你把這首歌的音符唱準了為止！

寫作的情況也大體如此。既然我們選擇了寫作，那麼就得面對讀者一次次地唱下去。而對於我來講，最想做的事就是要把二十多年前在福建崇武沙灘上看到的那個風雨中的古燈塔那種橙紅色光芒準確地唱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