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淮入海

黃河奪淮指的是黃河在1194年至1855年間以淮河的河道作出海口一事。

金代以前，黃河也曾有過數次向南決口，洪水侵奪淮河流域，自西漢以來，淮河流域多為黃河所侵，“多在泗（州）、鳳（陽）以上”，“潁（上）、亳（縣）、懷遠之間”，但黃河主流一直保持北流在今河北、山東一帶入海（入海口多有遷徙）。

從金世宗大定末年開始，由於統治者女真貴族和中原的漢族地主階級沆瀣一氣、朝政漸趨腐敗，金世宗死後，皇孫完顏璟（金章宗）即位，任用自己的經童管理政務。黃河乏人管理，金章宗拒絕水監丞田櫟的正確建議，明昌五年（1194年）黃河在陽武故堤決口，洪水吞沒封丘縣，一路南下侵奪了淮陽以下的淮河河道。自明中葉以來，“每淮水盛時，西風激浪，白波如山，淮揚數百里中，公私惶惶，莫敢安枕者，數百年矣”，破釜塘、白水塘、富陵湖、泥墩湖、萬家湖等陂塘和小湖連接成洪澤湖。淮河長期不再有入海口，改在三江營匯入長江。

清朝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再度在河南銅瓦廂決口改道，此後黃河大致以山東濟水（古代山東大清河乃濟水，並非大清河）河道為入海口。在此前和此後，統治者也以扒開堤岸的方式迫使黃河改道，但都不稱為黃河奪淮。

古代淮河水系，大體上是獨流入海的淮河干流以及幹流南北的許多支流。淮北支流主要是洪汝河、潁河、渦河和汴泗河、沂沭河等。其中支流水系變化最大的是泗水水系。古泗水源出蒙山，經曲阜、兗州、沛縣至徐州東北角會汴水；又在邳縣的下邳會沂水、沭水，在宿遷以南會濉水。淮陰與淮河會流。古泗水的上游部分與現代的泗河相似，下游部分由於黃河奪淮，已被南四湖和中運河所代替。古泗水流域面積比現今駱馬湖以上沂沭泗水系面積要大，當時是淮河最大的支流。

淮河本來屬於外流河，即淮河水最終將由陸地流入海洋，淮河原本也有自己的入海水道。是一條獨流入海的河流。但由於淮河流域水系地貌的原因，歷史上黃河中下游河道多次出現改道，特別是黃河的奪淮奪泗入海，淤塞了下游入海通道（即今廢黃河），洪水排泄不暢，四處氾濫。侵佔了淮河的入海河道，使得原本成形的淮河水系出現紊亂，從而導致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或澇或旱。淮河自此步入多事之秋。

挾帶一萬多億噸泥沙的黃水，使魯南的沂、沭、泗河（水）不能入淮；蘇北淮陰以下入海河道被夷為平地，逼淮從洪澤湖南決入江；無數支流和湖泊被淤淺或被荒廢，整個淮河水系遭到徹底破壞。黃河使淮河環境的變遷，成了世界河道史上罕見的變化激烈的河道。

1546年後，人為地把黃河引入泗水南流，和淮河一起入海而言。由於黃強淮弱，淮河下游積沙漸高，形成地上河。淮河不再成為一條暢通的水道，而在淮河較低地方，即在淮泗匯口以上的洪澤湖區，首先積水成一湖泊，把宋代以前各小湖連起來，成為洪澤湖。

金世宗於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正月駕崩，皇太孫完顏璟即位，當月，黃河在曹州小堤之北決溢。

明昌四年，一一九三年六月，黃河又在衞州決堤，大名、清州、滄州都遭水淹。洪水北流，沖垮長堤十多處，河水平地漫灌，氾濫成災。十一月，章宗採納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的建議，派官員調查黃河南、北兩岸有無排水和貯水之處，並在濟北埽以北建築月堤。明昌五年（一一九四年）正月，都水監丞田櫟不同意王汝嘉的方案，向章宗獻策：在黃河北岸牆村開一口子，使河水流入梁山泊故道，仍舊使南、北兩條清河分流。但北清河舊堤久修未完，應當規定年限加固大堤；在梁山泊故道居住的屯田軍户，應當遷走。先在黃河南岸王村、宜村兩處決堤導水，使黃河長堤得到固護。田櫟的治河方案事後證明是切實可行的。但在當時，卻遭到尚書省的非議，大臣們也提出反對，説：“黃河水勢不同尋常，變化不定，不是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的。而且梁山泊淤填已高，北清河窄狹不能容納，如果使大河北入清河，山東必受其害。”章宗因而否定了田櫟的方案。

明昌五年，一一九四年八月，黃河在南京陽武故堤決口，滔滔的洪水吞沒了封丘縣城，向東南奔瀉，到壽張衝入梁山泊，又分為兩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泗水入淮，侵奪了淮陽以下淮河的河道。這時，由今天津附近入海的黃河北流完全斷絕。這次歷史上少見的大水災，是由於金朝統治階級的腐朽無能而造成的。在這次水災前，如果章宗採納田櫟的治河方案，付諸實行，就可能避免發生這場大災難，減少損失。在這次水災前，專管治河的都水外監官員冗多，遇事互相推託，否則就是爭功邀賞，議論紛紜，不切實際。巡河的官員大多是由監官推薦的各司吏人，或因老病，或逃避別的繁重工作，行賄請託而充任的，所以都不稱職。尤其是都水監官王汝嘉，對自己的職責“殊不加意”，眼看水勢趨南，不預先經畫，留守司屢次報告河水險情，他仍一再拖延，終於釀成了這次縱黃奪淮的大水災。決堤後，王汝嘉等人被降官罷職。對奔騰咆哮的洪水，金朝統治者束手無策，僅僅調集民夫在孟陽河堤和汴河堤岸作些填築修補的工作，使洪水不至於浸沒南京而已。這場大水災，使山東、河北、河南等路黃河兩岸的大批農民喪失生命，倖存者流離失所，農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 ^[1] 

在蒙古汗國——元朝統治年間（1234~1367年），黃河向南決口增多，淮河水系受到擾亂，水災日益頻繁。其中至元25年（1288年），黃河決陽武22處，主流向南氾濫，由渦河入淮。後經元明兩代的治理，直至1644年，黃河才復向東出徐州入泗河，結束了黃河由渦、潁入淮的局面。元、明兩代，均建都北京，為了維護大運河南糧北運的任務（即漕運），在治河策略上，都是盡力防止黃河向北決口，以免危及運河。元至正4年（1344年），黃河在白茅口（今山東曹縣境內）決口，嚴重威脅漕運。朝廷派賈魯治理黃河，賈魯主張“疏塞並舉”，疏是疏浚原汴河，導水東行。塞是修築北堤，堵塞決口。1351年賈魯大舉治河，堵決口，修北堤，一年工畢，河復故道。共浚深河道80餘里，堵決口20餘里，修各種堤壩36裏。使黃河自黃陵崗以東河道改在徐州會入泗水，當時稱為賈魯河。以後，由於年久失修，黃河又出現了以南流入渦、潁為主，以東流入泗為次的南、東分流局面。當時南流的稱大黃河，東流的稱小黃河。

淮河流域支流在元朝期間，也有很大變化。1335~1337年間，河南汝水氾濫，有司自舞陽斷其流，引汝河水東流，改道入潁河，從此汝河有南北之分，舞陽以北為北汝河，舞陽以南為南汝河，這就是漯河以西的北汝河、沙河、澧河三水系改流入潁河的經過。又在元至正16年（1356年），賈魯自鄭州引索水、雙橋等水經朱仙鎮入潁河，以通潁、蔡、許、汝等地的漕運，當時又把此河稱為賈魯河，即現代沙潁河上游的賈魯河。

在明朝統治的275年間（1368~1643年），治黃策略仍與元朝相似。為了維持大運河的漕運，盡力避免黃河向北潰決。

明宣德至弘治年間（1426～1505年）黃河在今山東曹縣至江蘇徐州間向北頻繁決口。一旦北決，黃河洪水多從張秋沖決會通河，當年的漕運便會因此受阻。

明弘治四年（1491年），黃河在曹州（今山東曹縣）黃陵崗、金龍口等7處決口，洪水北行在張秋進入會通河，北上的漕船、貨船都被堵在張秋。孝宗帝緊急任命副都御史劉大夏堵口。劉大夏制定並實施北堤南分的策略。在他的主持下，興建了自曹州至徐州長250多公里的黃河北大堤——太行堤。

黃河北岸大堤形成後，阻止了黃河的北泛，保障了會通河的暢通。但是任河向南分流給黃河以南廣大地區造成了經年不斷的嚴重洪水災害，導致黃河下游南向分支越來越多，分支愈多，河流的挾沙能力愈低，黃河河道狀況愈益惡化。弘治時（1488～1505年），下游分成三支，至嘉靖末年，今山東、安徽和江蘇境內黃河多達13股分支，黃河已經沒有主流河道。分流治黃的策略步入窮途末路。

明弘治6~8年（1493~1495年），劉大夏治理黃河，採取遏制北流、分流入淮的策略，於黃河北岸築太行堤，自河南胙城至徐州長一千餘里，阻黃河北決，迫使南行。在黃陵崗以下，疏浚賈魯舊河，分泄部分黃水出徐州會泗河，使得黃河主流繼續由渦河和潁河入淮。直到明正德3年（1508年）黃河北徙三百里，主流由徐州入泗，黃河向南經渦河、潁河入淮河的水量才日益減少。明萬曆6~17年（1578~1589年），潘季馴治黃河。潘季馴採取“蓄清、刷黃、濟運”的治河方針，大築黃河兩岸堤防，堵塞決口，束水攻沙，同時修築高家堰（即洪澤湖大堤），迫淮水入黃河攻沙。他大修黃河北岸的太行堤，又修築黃河南岸堤防，把黃河兩岸堤防向下延伸到淮陰。經過這次大規模治理，黃河一時趨於穩定。但以後由於河牀不斷淤高，黃河兩岸決口增多。在明萬曆統治時期的23年（1596~1619年）中，黃河決口18次，幾乎年年決口。在明朝統治期間，淮河流域的變化，除黃河主流由向南轉而向東，經徐州奪泗奪淮，災區下移到江蘇和山東以外，還修建了洪澤湖大堤，並在大堤上修建了泄水閘壩以分淮入海入江。明萬曆32年（1604年），還開闢了微山湖以下至駱馬湖之間的運河，以避免黃河航運的危險，這就是韓莊運河的一部分。

黃河奪淮在清朝統治期間共計211年（1644~1855年），黃河已不再向渦河、潁河分流，而是全部經徐州南下奪泗奪淮，災區轉至徐州以下直至海口，江蘇省受災最重，其次為皖北與山東。清朝在康熙、乾隆、嘉慶3代（1662~1820年）期間，統治階層曾經竭盡全力治理黃、淮、運河，康熙和乾隆，都曾多次到徐州、淮陰和洪澤湖大堤等地親自巡視，並加指示。當時的治理黃、淮、運策略，以靳輔為代表人物。靳輔的治理策略是，“築堤塞決，以水治水，籍清敵黃”，也就是所謂“蓄清刷黃”。靳輔治河22年（1670~1692年），結果是黃河河牀不斷淤高，黃、淮、運河的水位日益抬高，洪澤湖大堤不斷延長、加高、加固，還花了很多人力、物力，修建了洪澤湖大堤的石工，增建了歸海閘、歸江壩，使淮水不斷分流入江入海。到道光、咸豐統治期間（1821~1855年），黃、淮、運河已經千瘡百孔，難以救治。當時的治河總督，差不多年年更換，以懲處治河不力。清咸豐元年（1851年），黃淮同時發生大水，洪澤湖南端蔣壩附近大堤決口，洪水經三河流經高寶窪地、芒稻河，在三江營入江，形成了入江水道的雛形。清咸豐5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蘭陽（現蘭考）銅瓦廂決口北徙，終於結束了黃河奪淮的局面。

隆慶六年至萬曆二年（1572～1574年），總理河道萬恭（1515～1592年）負責治理黃河和運河。針對黃河善淤善決的特性，萬恭在黃河上排列數百艘大船，號令眾多船工用耙疏浚河底，結果是上疏則下積，此深則彼淤。此種情況下，山東虞城縣（今河南商丘東北）的一位秀才向萬恭建議：“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河。”即通過築堤束窄河道，過水斷面縮小後流速增加，達到沖刷淤積的目的。將“束水攻沙”的方略落實到防洪工程規劃和建設以及清口洪水調度上，則是萬恭之後的總理河道潘季馴的功績。

潘季馴（1521～1595年），浙江湖州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出任總理河道，此後又三次重任，直到萬曆二十年（1592年）退休，前後歷時27年。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河南鄭州以下至海口的黃河兩岸堤防建設。他的“束水攻沙”規劃思想在徐州至淮安黃淮交匯的清口間防洪工程建設和洪水調度中得以實現。通過加高高家堰堤防，形成洪澤湖水庫，逼使淮河清水出清口，黃淮合流達到了刷深黃河的目的。經過數十年的努力，黃河由金元以來多支漫流入淮的局面一變而為獨流入海。

高家堰建成後，洪澤湖成為淮河洪水停蓄的空間，由此帶來了新的防洪問題，即洪澤湖水位上升，回水使湖區上游的泗州城和明祖陵被淹。萬曆二十年（1592年），泗州積水久不消退，潘季馴因此被削職為民。“束水攻沙”的方略遭到朝廷上下的質疑，甚至有人提議廢毀高家堰。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繼任總理河道的楊一魁為緩解泗州淹城之災，動用民工20萬，實施了分黃入海和導淮工程。楊一魁在清河以上開新河，分流黃河入海；在高家堰建閘，導淮入運河；並疏浚清口，恢復淮河清口出水能力。楊一魁為黃河和淮河下游行洪找到新的出路，更重要的是，導淮入運，進而入江和入海由此而拉開了序幕。

洪澤湖水位不再受此控制。康熙時（1662～1722年）泗城淹入湖中。康熙初，黃河多次南決，主流由渦河下入淮河，高含沙的黃河洪水進入洪澤湖後使湖區迅速淤高，造成高家堰多次開壩泄洪和決口，導致了淮揚地區大水災。清代河臣重又拾起潘季馴“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眾多治河者當中，尤以靳輔的成績最為突出。康熙十六年至二十六年（1677～1687年），靳輔連續十年擔任河道總督，主持黃淮運的規劃與治理。他繼承了潘季馴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對其慎審全局、將黃淮運作為一個大系統綜合考慮而治理的思路甚為贊同。在他看來，治理的關鍵仍在控制黃河河牀的淤積。為此，他大力修築黃河堤防，並將其延伸至雲梯關以外接近海口的地方。

治河過程中，靳輔發現，黃河的含沙量較高，自身的挾沙能力不足以將全部泥沙輸送入海，必須引進含沙量較低的清水，以加大河流的輸沙能力。因而，除繼承潘季馴加高加厚高家堰以逼淮注黃外，靳輔還在徐州以上增建減水石閘6座，在睢寧增建峯山等閘4座，以便從黃河南岸分泄洪水。分泄的洪水進入洪澤湖。然後清水出清口，助淮刷黃。黃河入海口至明末已漸淤積，當時有人主張加以疏浚，但潘季馴堅持認為只要採用束水攻沙的方略即可加以解決。靳輔則認為海口處三年以上的淤沙業已板結，水流難以沖刷，因而主張以疏浚作為束水攻沙的輔助措施，由此提出人工開川字河以協助水力沖刷，這是他較潘季馴的進步之處。

然而“束水攻沙”的治水方略，最終沒有敵過黃河泥沙。高含沙的黃河在水量與含沙量之間，水不能敵沙。清口及黃河下游河道迅速淤積，嘉慶以來清水難以暢出清口，最終導致了清口樞紐的失敗，淮河全河改道由運河入海或歸入長江。黃河尾閭河牀淤積速度加快，自道光（1821～1850年）以來連年決口。終於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其北岸銅瓦廂（今河南蘭考）發生大改道。黃河全河奪溜北上，金代以來黃河奪淮入海的局面自此結束。

1938年，執行片面抗戰路線的國民黨統治者為推遲日本侵略者對武漢的進攻，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黃河再次分流入洪澤湖，出三河由三江營入長江。洪水並沒有阻擋日軍的腳步，反而嚴重損害了人民利益，導致了1942年慘絕人寰的饑荒，幾十萬人因此喪生、三百萬人無家可歸，1944年黃河再次北流經濟南從萊州灣入渤海。

1、淮河入海故道被黃河淤廢，從此淮河不能直接入海，被迫從洪澤湖以下的三河改流入江。

2、由於黃河奪淮，洪澤湖大堤不斷延長、加高、加固，形成了亞洲水域面積最大的人工湖——現代浩瀚的洪澤湖。

3、由於黃河奪泗奪淮，使泗、沂、沭河洪水無出路，並在泗、運、沂的中下游形成南四湖和駱馬湖。

4、豫東、皖北和魯西南等平原地區的大小河流，都遭到黃河洪水的襲擾和破壞，造成排水不暢，水無出路。其中以淮河變化最大。淮河原是發源豫東，中經皖北，至江蘇宿遷小河口匯入泗河的一條大支流。經黃河多年的決口和分洪，終被淤廢，下游不得不改入洪澤湖。

5、洪澤湖以下的淮河入江水道逐步形成，高郵寶應水位抬高，面積擴大，在自然水力沖刷和人工疏導之下，入江水道的泄水能力不斷擴大，而淮河下游運西運東地區的水災也日益加重。

6、留下從蘭考，經徐州、淮陰到雲梯關入海口的一條高出地面十數米的黃河故道，將原本統一的淮河水系劃為淮河水系和沂沭泗水系。

7、將魯西的原屬濟水水系淤塞，後經治理現統屬南四湖水系。

8、由於抬高洪澤湖水位和抬高幹流中游河牀，使原來暢流入淮的支流，形成背河窪地，新產生出如城西湖、城東湖、瓦埠湖等湖泊。

9、由於黃河攜帶的來自黃土高原的大量泥沙，廢黃河口（故淮河口）向東推進了十幾公里。

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是導致黃河不治的根源。家天下、官本位思想、陳腐的封建禮教充斥於皇室和朝野，不懂可持續性發展，在黃河中上游濫砍濫伐，使得黃河下游河牀不斷淤高。到了金章宗時期，他的老師女真親貴平章政事完顏匡和陪讀經童參知政事胥持國把持朝政、收受賄賂任命下級地方官員，終於釀成了黃河奪淮的大災害。而這兩位不作為的大臣竟然不降反升，治河款項往往不翼而飛。社會經濟的衰落導致金朝國力驟然下降，金章宗死後蒙古汗國不斷南侵，人民起義絡繹不絕，中原地區從1214年戰到1234年金亡，治河遙遙無期、終於使得黃河河道的南移成為定局。

金亡以後，元代、明代、清代的統治者面對淮河河道無法容納黃河徑流、泥沙不斷淤高的情況，仍然憑着落後的封建帝王思想，把“保運河”放在第一位，似乎運河暢通、萬事大吉。卻不想黃淮流域（這期間黃河和淮河是一個流域）的百姓飽受水災之苦，生產能力與日俱減、到最後又影響到國家的財政收入，並且儘管下了種種功夫、犧牲了無數人民的利益，運河也在清代趨向淤塞，難以通航。

新中國成立以後，針對淮河、洪澤湖流域水災不斷的現狀，整治了淮河入江水道、在廢黃河以南開挖了洪澤湖入海的蘇北灌溉總渠，60年代和90年代在黃河干流先後修建了三門峽水電站和小浪底水電站調洪調沙。至本世紀疏浚了大運河，又沿蘇北灌溉總渠平行開挖了洪澤湖入海排洪水道。

儘管治理工作前期由於經驗不足也走過一些彎路，但隨着以上工程的竣工，黃河流域和淮河流域旱澇災害頻率在逐年降低，到2010年後，黃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防洪標準已經普遍提升到百年一遇水平，京杭運河這一人類物質文化遺產也得到了新生、重新發揮了航運功能、併成為東部地區重要跨流域調水渠道之一。

遭受旱澇災害數百年的河南、魯西、蘇北、安徽地區，自改革開放以後，經濟蓬勃發展，新興了許多重工業龍頭企業，到本世紀城鎮人口普遍達到了小康生活標準，農業生產也在迅速提升中。

近年，廢黃河沿線的徐州、淮陰等市依託降雨、區間地表匯流、運河來水、洪澤湖排水，將廢黃河建立為一條風景秀麗、碧波盪漾的風光帶。其入海河段又被叫做中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