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莉婭娜·法拉奇

1929年，法拉奇出生在佛羅倫薩一個瀰漫着反抗情緒的家庭裏，在三姐妹中排行老大。她的父親是一位木匠，也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運動“正義與自由”的成員。因反抗墨索里尼暴政而多次被捕。母親托斯卡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的遺孤，法拉奇10歲起就“參加了革命”，給抵抗運動放風、傳遞情報，還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軍士兵領到安全地帶。渴望自由的父母注重培養孩子勇敢堅毅的性格。

1943年9月盟軍轟炸佛羅倫薩時，法拉奇隨父母躲在教堂裏，轟炸開始後，14歲的她嚇得哭了起來，這時父親走過來，照她臉上就是一記重重的耳光，還緊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訓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許哭！”從此，法拉奇與眼淚徹底絕緣。

法拉奇的父親熱愛政治，他同時也是意大利積極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對抗墨索里尼的專政，也為此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不過這些“代價”之後都在法拉奇的非虛構文學作品中被作為使用頻率頗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閃現出英雄般的光彩。也很多次被作為餌鈎將採訪的政治人物引入戰爭或自由一類的話題。更重要的是父親這種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響了法拉奇在很多範疇中對政治領域的明顯偏好，使得“戰爭”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為了和“文學”一樣重要的關鍵詞。

在佛羅倫薩的童年時代，她參與了父親領導的抵抗法西斯地下運動。用瘦弱的手指學習使用手榴彈給她留下了終身的印記。“作為一個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戰鬥。也就是更多地觀察，更多地思考和創造。同樣，如果你生來貧窮，生存是你最大的動力。”二戰的慘痛回憶使法拉奇一直無法擺脱法西斯的陰影，她厭惡德國，厭惡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我不知道納粹分子和德國人民是兩碼事，因此對德國產生了刻骨仇恨。”

1945年，二戰剛剛結束，16歲的法拉奇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進入《意大利中部晨報》的新聞編輯室，作警事和醫院報道員。在《意大利中部晨報》5年，從進入該報的第一篇關於舞場的報道開始，她的文學天性便嶄露出了頭角，經過5年的磨鍊，她初露頭角的文學天賦受到意大利的全國性雜誌《歐洲人》注意，《歐洲人》為法拉奇後來的輝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從此，她的訪談對象不再是小鎮上的警官或醫院中的工作人員，而是國際知名人士。在好萊塢，她採訪了當紅影星瑪麗蓮·夢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區柯克和“007”的扮演者肖恩·康納利。

她採訪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尼爾德·衣阿蒂時，不同意後者稱“二戰中共產黨是最重要、而且幾乎是唯一的抵抗力量，所受的傷亡最多”的説法，並以自己的經歷為例與之激烈爭論；此時的法拉奇已不僅僅限於一般意義上異於傳統作業的表達主觀意見了，而是一種對話式的爭論。

在與休·海夫納的會晤中，她嘲諷地説他死後會進天堂，“呆在聖徒和烈士們中間，與那些俏妞們在一起，討論天使的性別”；她還用激將法促使希區柯克對自己多年來一直拍攝恐怖電影的原因作出瞭解釋：“我和耶穌會會士一起學習了三年。他們的一切都嚇得我要死，現在我要嚇唬其他人，聊以報復”。可以説，這是她個性的天然的展示，也是她後來征服一系列風雲人物的秘訣。並在這一系列“征服”中造就了風雲人物之外的這個“神話人物”的誕生。

60年代中期，法拉奇已走進世界新聞舞台的中心，在各種重大采訪活動中亮相。通過對美國國家宇航局的調查性報道、對美國空間工業的深入觀察以及對科學家和登月宇航員的採訪，她逐步奠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隨後她主動請纓去戰火中的越南，經過幾年斷斷續續的戰地記者的冒險生涯，贏得了人們對她勇敢無畏精神的欽佩。

1965年法拉奇對美國國家宇航局的一系列調查性報道及後來寫成的《假如太陽隕落》一書。在這些有關月球的報道中，法拉奇表達個性的最突出的方式，是把文章的主題納入個人思想的體系中去，對航天技術、政治、宗教、死亡等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以保證讀者自始至終都以巨大的熱情關注着作者的思想與蹤影。”例如，當她進入阿波羅號太空船、親身體驗身處密封艙的生理感受時，她想起了二戰期間作為抵抗組織成員的父親遭監禁時所住的昏暗的囚室和臨時搭建的牀，同時闡釋了人類面對孤獨與恐懼時的不同態度；當宇航員斯雷頓提到二戰中他曾在意大利上空作戰、並參加過對佛羅倫薩鐵路的轟炸時，法拉奇再次把個人回憶插入到敍述中去，講述自己在一次空襲中經歷的恐怖，並引發了對航天技術的道德評判；她還在報道中加入了她的父母對空間探索的觀點、她與宇航員在海灘散步時的交談、她站在巨大的屏幕前觀看阿姆斯特朗繞行月球的情景等等。

在這裏，“法拉奇用自己的世界與其他世界作對比，其目的是通過描寫個人的感受與判斷，使自己的影子在書中無所不在，為了自我表現她不斷地改變和歪曲着真實的客觀世界，使這個世界經由她的加工一次次幫助她完成了形象的成功塑造。”

1968年9月，第19屆奧運會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舉行，此舉招來的是大規模的學生反政府運動。法拉奇在報道中讓事實説話，但通過自己傳神的報道依然牢牢佔據着戲劇舞台的中心。在一次示威活動中，法拉奇身受重傷，被士兵拖着頭髮拽下樓梯，扔在大街上。但她大難不死，被人救了過來。她在《奧莉婭娜·法拉奇報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傷》中講述了她的歷險經歷：“子彈在我們頭上呼嘯。我聽到人們在呼喊……我左邊那個人受了傷……一顆子彈打穿了水管，水向我們噴射過來，我們……浸泡在被血染紅的水裏。”法拉奇的文字具有類似歷險小説的特徵，率直有力，引人入勝。附帶的照片有力地補充和説明了她的個人形象。法拉奇通過文字鞏固了她女英雄的形象：面對專制主義，一位追求自由與公正的女記者挺起了胸膛。

讓法拉奇聞名於世的是她曾採訪過世界各國的政治巨頭。她採訪過鄧小平、基辛格、甘地夫人、瓦文薩、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頭。她會花上數個星期研究採訪對象的細節，採訪會持續六七個小時。她把採訪比作做愛和勾引，她不喜歡用翻譯（“兩個正在做愛的人中間一個陌生人的身體”），除了意大利語之外，她還會説英語、法語、西班牙語。

她的採訪技藝非常高超，會為採訪對象佈下陷阱，她的採訪風格令人刮目相看：情緒化、咄咄逼人地逼問、持續時間長。面對這些改變歷史進程的人物，她始終擺出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她的採訪方式與其説是採訪，不如説更像吵架——與各國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吵架。這種方式讓全世界為之叫好，卻讓那些大人物感到“害怕”。這與法拉奇桀驁不馴、藐視權貴的個性有很大關係。

法拉奇曾經説過：“我發現這些掌權者並不是出類拔萃的人。決定我們命運的人，並不比我們優秀，並不比我們聰明，也並不比我們強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們有膽量，有野心。”她嚮往絕對自由，極端痛恨權力，認為暴君或總統、劊子手或將軍、受人熱愛的領袖們手中的權力都是不人道的和可憎的。

或許正因如此，當她採訪這些人物時，總樂於提出刻薄、刁鑽、尖鋭甚至尖酸的問題，令對方頭疼不已。而她正是以提問尖鋭、言辭雄辯、透視獨特、資料新穎的新聞個性而影響日增。許多叱吒風雲的政壇要人都在她炮火般的問話中流露出自己真實的想法，這正好是她想要的。

奧莉婭娜·法拉奇(19張)

1961年記者扎特琳採訪法拉奇，説很多人説她卑鄙、兇狠。她睜大畫着濃妝的眼睛，撫了一下頭髮後，擺出一副清白的樣子説：“兇狠是什麼意思？説出實情？我覺得我很和藹。採訪一個人時我總是盡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畫畫的時候我盡力畫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説也許她有時畫了一幅不夠公正的、負面的畫像。她回答説：“那不是我的錯，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1967年法拉奇主動請纓，要求去越南，開始了長達8年的戰地記者生涯。在越南戰場上，她看上去像一個孩子一樣嬌小、一樣容易受傷，她的揹包上寫着説明，告訴人們如果她陣亡，將她的遺體運交意大利使館。剛開始她的報道明顯地流露了親越共的傾向。在她採訪越共戰士阮文山、黃氏安以及李文明的報道中，起初法拉奇眼中的越共是“為自由而戰的騎士”，因此她完全站在越共這邊，公開反對美國插手越南事務——“我不會帶着維他命、給養和現代化裝備來到越南的拉瑞為約翰尼之流哭泣”；她為不知名的越共戰士出版日記和發表愛情詩；描寫美國士兵逃避兵役的種種醜行；她還大膽揭露南越政權的傀儡性質：“它像一隻玩具，受主宰着別人命運的人的利益所擺佈。”

然而時隔不久，一件小事卻動搖了法拉奇對越共的感情。一位美國老兵批評她：“作為人文記者，站在敵軍的立場上，不公平不負責任地把美國人貶的一錢不值。”法拉奇感到困惑，並懷疑自己在分析好與壞時的客觀性。與此同時，北越政權企圖控制她採訪的行動引起法拉奇的不滿，而越共處決被俘新聞記者的行為更令她怒不可遏，於是她對越共不再抱有自由鬥士的浪漫幻想。

1969年3月，她前往河內採訪一位美軍戰俘，這也是意大利記者對北越的首次直接報道。儘管從未信仰過共產主義，但卻不費吹灰之力從北越人那裏得到了通行證，因為他們知道她曾在越戰報道中表達過反美情緒，並一度將越共視為英勇的抵抗戰士。在北越逗留期間，法拉奇和另外三位意大利記者得到機會採訪在奠邊府戰役中擊敗法國的軍事英雄武元甲將軍。在談到對美軍作戰的傷亡時，武元甲脱口而出：“美國人可以隨心所欲的公佈他們捏造的數字，他們可以把殺死五萬説成五十萬。全世界每一分鐘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死亡，一百，一千，一萬，成千上萬的人的死亡，為了革命與國家的統一，即使他們是我們的同胞，也算不得什麼。”這句話迅速震撼了美國當局。

在採訪南越總理阮文紹時，她想獲得他對外界評論他是“南越最腐敗的人”的意見，當直接問他時，阮文紹矢口否認了這種傳言。法拉奇於是將這個問題分解為兩個有內在聯繫的小問題。她先問：“您出身十分貧窮，對嗎？”阮文紹聽後，動情地描述了小時候他家庭的艱難處境。得到了上述問題的肯定答案後，法拉奇接着問：“今天，您富裕至極，在瑞士、倫敦、巴黎和澳大利亞有銀行存款和住房，對嗎？”阮文紹雖然否認了，但為了澄清這一“傳言”，他不得不詳細道出他的“少許家產”。

在採訪基辛格時，法拉奇旁敲側擊，基辛格最後不得不承認越南戰爭毫無益處。隨後，她又大膽地拋出了這樣的問題：“權力是誘人的，基辛格博士，權力對您有多大的吸引力？希望您説真話。”“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槍對準您的太陽穴，命令您在阮文紹和黎德壽之間選擇一人共進晚餐，那您會選擇誰？”“基辛格博士，人們説您對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説您關心的只是您乾的這一行，同任何一位總統都可以合作。”面對這個問題，傲慢的基辛格做出了一個讓他後來深深懊悔的回答，他點頭同意這個説法，並説道“我絲毫不怕失去羣眾，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説什麼就説什麼。就像獨自騎馬領着一支旅行隊走進一個狂野的西部神話”這個回答不僅惹怒了總統，還惹惱了普通民眾，本來，基辛格在接受她的採訪時坦白承認自己的虛榮心：因為她已經採訪了那麼多元首，他渴望在她建造的“領袖萬神殿”裏佔據一席之地。現在他才明白“一生中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採訪”。

在她的採訪錄中，男性政治家往往處境尷尬，法拉奇毫不隱諱自己把採訪看作有情節、有故事內容的戲劇的觀點，她用尖叫和爭吵從男性政治家那裏獲取更多的事實與真相。而對女性政治家，她和採訪對象往往會很親密，給人一種温馨、充滿愛意的印象。對於這個1971年在蘇聯支持、慫恿下成功肢解巴基斯坦的印度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理英迪拉·甘地，法拉奇對她的從政能力推崇有加，與對巴基斯坦總理阿里·布托的嘲諷形成鮮明對照。在採訪巴基斯坦總理阿里·布托時，她誘使布托説了一句“英迪拉·甘地才智平庸，遠遠趕不上她父親賈瓦哈拉爾·尼赫魯”，這句話對布托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巴基斯坦正為和平而努力，而這一句話卻堵住了和談的大門。如果説她最喜歡的採訪對象是梅厄夫人和英迪拉·甘地，那麼她最不喜歡的就應該是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了，因為對方説：“婦女很重要，除非她們漂亮、嬌媚、有女人味。在法律上男女是平等的，但是在智力上不平等。

作為一名資產階級新聞記者，法拉奇雖然宣稱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歷史，並以一個追求自由真理不畏強權的鬥士形象呈現在世人面前，其作品也被西方譽為“二十世紀後期世界歷史的見證。”然而階級本能的偏見，使得她並不能在所有事情上做到客觀公正。作為一名西方文化價值觀的狂熱擁護者，她往往以西方的價值觀去評判自己的採訪對象，使得她的採訪記中多處充斥着傲慢與偏見。不看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完整地認識法拉奇。

法拉奇對波蘭工會主席萊赫·瓦文薩的採訪中的表現，自己也感覺到不滿意。她不得不承認：“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不為之驕傲的採訪。這就是原因。我生平第一次不夠真誠。”説“第一次”可能言不由衷，但她確定“不夠真誠”。在採訪中，她本能地感到瓦文薩傲慢、無知且充滿攻擊性，也不能尊重她。然而在把錄音帶上的內容轉寫成文字稿時，卻感到左右為難。“我該不該寫下真實的瓦文薩，説他是教堂的傀儡，為人傲慢，無知等等。如果這樣的話，我就幫了俄國人和波蘭共產黨一個忙。因為他們想擊垮他和聯合罷工委員會。要麼我應該像別人一樣説瓦文薩是個好人，為波蘭民主的誕生傾盡綿薄之力呢？思考的結果，出於維護資產階級民主的考慮，法拉奇摒棄了自己的真實觀點，發表在雜誌上的採訪記裏找不到絲毫貶低他的言論。

對波蘭副總理拉科夫斯基的採訪使她再次拋棄了她宣稱的孜孜以求的公正等原則。拉科夫斯基給法拉奇的印象不錯。“他看上去是個聰明人，是個開明的共產黨人，是個像恩里科那樣的民主的共產黨人。”但是她對他的尊敬到採訪記發表時就消失殆盡了，法拉奇寫道：“我本可以對他更寬容些的，但政治考慮再次左右了我。他是共產黨員拉科夫斯基。我不信任他。”

以西方為中心的價值觀決定了法拉奇對第三世界，尤其是對阿拉伯世界的敵視與不公正。1972年法拉奇在耶路撒冷對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的採訪持續了14個小時。對這位堅持與阿拉伯國家對抗，有“中東鐵娘子”、內閣中唯一‘男人’之稱的梅厄，法拉奇是打心眼裏佩服。批評家們認為梅厄長得醜，常給她畫諷刺畫，但法拉奇卻認為果爾達是個很美的老太太，而且是個百分之百的淑女。她甚至沒有向梅厄問有關猶太復國主義的問題。

1982年，以色列的強權人物、當時的國防部部長阿里埃勒·沙龍被法拉奇激進、大膽的提問風格刺激得極度興奮。採訪後他對法拉奇説：“您不好對付，極難對付。但是我喜歡這次不平靜的採訪，因為您是一位勇敢、忠誠和能幹的婦女。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您這樣帶着這麼多資料來採訪我，沒有一個人能像您這樣只為一次採訪而甘冒槍林彈雨。”

對於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中最為著名的人物亞西爾·阿拉法特，西方媒體對他進行了大量的片面宣傳，普遍對他印象不好。法拉奇作為一個西方人，以色列的同情者，西方價值觀的代言人，自然對阿拉法特也沒有什麼好感。1972年，法拉奇終於見到了阿拉法特，在採訪記的前言中，她滿懷偏見地寫道：“我早就料到，採訪阿拉法特絕不會得到足以使人難忘的收穫，更不可能獲得有關他的情況。”並斷言道：“由此可以看到，一個相信戰爭的阿拉伯人和一個不再相信戰爭的歐洲人之間的交談，是何等的艱難。當然，還因為這後者受到基督教的薰陶，厭惡仇恨，而前者則信守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準則。實際上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現。”

在前言中，法拉奇首先惡意地對阿拉法特的相貌進行貶損，她寫道：“第一眼看上去，他並不像一個掌權者或是充滿個人魅力的領導人……“他身材矮小……連手和腳都很小：太小了。幾乎難以支撐住他那粗壯的雙腿和那由寬大的臀部、多脂肪的腹部組成的肥碩身軀，在這五短身材之上是一個戴着頭巾的小腦袋。”

會面是從晚上10點鐘開始的，當時在場的有一位身材高挑、風度瀟灑的保鏢，法拉奇藉此大做文章，寫道：“也許是因為阿拉法特無比自豪地把這個人帶在身邊，我更自然而然地想到這個美男子不僅僅是一名衞兵，拿我們的話説，是他的一位非常親熱的朋友。”法拉奇對阿拉法特的外貌進行的貶損和對他的同性戀傾向的暗示，一方面表明法拉奇採訪風格中好鬥和缺乏職業道德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對第三世界，尤其是對阿拉伯世界的骨子裏的偏見。1972年4月，她採訪約旦前國王侯賽因·伊本·塔拉勒提的第一個問題是：“陛下，誰在約旦説話算數？在關卡，站着巴勒斯坦游擊隊；在邊界上，巴勒斯坦游擊隊在進攻；在村莊裏，巴勒斯坦游擊隊決定一切。”這句話導致了侯賽因國王幾個月以後對巴勒斯坦游擊隊的大屠殺。

1973年10月爆發了第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地區產油國為保衞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展開石油鬥爭，反對以色列和西方的支持者，取得了巨大的勝利，震撼了全世界。作為西方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的一員，法拉奇本能地仇視來自產油國的這場正義鬥爭。1975年8月，法拉奇在吉達採訪沙特的石油部長亞馬尼。整個採訪錄就是法拉奇本人仇視阿拉伯世界和對其充滿偏見的最好説明。在採訪記的前言中，她滿懷仇恨地寫道：“這些新的米達斯國王，可以用我們在幾年中付給他們的億萬美元買下整個世界，他們可以威脅、訛詐和凌辱我們。”　讓我們來看一下法拉奇與亞馬尼對話的片斷，法拉奇完全袒護西方的立場和仇視中東阿拉伯國家的險惡用心就昭然若揭了。

法：像1973年伊朗國王迫使您強加給我們的那次臭名昭著的漲價嗎？亞：……當你們的小麥、大米和食糖的價格漲了4倍，汽車的價格漲了兩倍時，石油仍維持着40年代末期的價格，使我們繼續遭受着剝削，這難道是合理的嗎？法：亞馬尼，你們這樣做給我們帶來了災難……法：但是到了使用代替性能源時，我們將不再需要你們。

當亞馬尼談到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困難，“這又是一個惡性循環，另外，我們還缺水，我們……怎麼説呢？”法拉奇幸災樂禍，甚至是惡狠狠地來了一句：“像渴得要死的米達斯王。”甚至在採訪的結尾，法拉奇仍然不依不饒。法：很可惜，您的狡猾刻毒的微笑沒有被我的錄音機錄下來。

法拉奇向公眾描述了自己採訪霍梅尼時遭遇的尷尬與驚險。當她去羅馬的伊朗大使館申請採訪霍梅尼的入境簽證時，伊朗人看到了她塗得很鮮亮的紅指甲，他們認為這是妓女的象徵，勒令她趕緊擦掉。到了伊朗城市庫姆，她被所有的旅館拒絕，因為穆斯林婦女不在外面過夜，除非妓女。要採訪霍梅尼她必須穿着長袍、戴上面紗，為了換掉牛仔褲，她費盡周折，開始她想在汽車裏換，但是翻譯警告她，“你瘋了？要知道在庫姆做這樣的事，是要挨槍子的。”於是這位男翻譯把她帶到了以前的皇宮，一個看守人領着他倆到了一個房間，剛要開始換衣服，門突然被撞開了，一個人衝進來，口中呼喊着“罪孽、羞恥”，因為《古蘭經》禁止一個男人和沒有結婚的女人單獨呆在一個房間裏，發生了這種事，只有兩種解決辦法，一是殺頭，二是結婚。於是一位負責任的毛拉拿來一份臨時結婚協議讓她和那位翻譯簽署。問題是這位翻譯已經有妻子，而法拉奇根本不想跟一個陌生人結婚。而當戴面紗成為允許她採訪的條件時，她戴着面紗走進霍梅尼的辦公室，然後當着霍梅尼的面掀去面紗，大聲説道:“許多人説你是個獨裁者!”

採訪了霍梅尼之後，她被伊朗人包圍了，他們想接觸她，因為她見過了他們的精神領袖。“我的袖子被撕破了，褲子也是。胳膊和手都擦傷了。相信我：都怪霍梅尼。沒有他我們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法拉奇於1957年發表了她的第一部敍事文學作品《好萊塢的七宗罪》。其後又陸續出版了《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漢》等多部自傳體或紀實性小説。她在文學創作中幾乎從未把文學與新聞分離，始終堅持反映矛盾交織的社會現實，表達自己對現實世界的體味。法拉奇是世界新聞界的“女強人”和文壇上特立獨行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一些人認為她是一個“直面歷史的偉大記者”和“以行為去實踐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評者指斥她“蠻橫無理和傲慢”，稱其文風“誇張”、“浮華”，有強烈的“自我表現主義”。意大利安莎社報道説，意文學評論界“至今不肯發給她作家執照。

1971年法拉奇就被診斷患有癌症，她仍一支接一支地抽煙，穿着時尚，對皮具、珠寶和寬邊帽子很有鑑賞能力，在曼哈頓過着退隱生活。“在這樣一個與她盛年時極為相似的時代裏，法拉奇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或者説，由於她對自身道德立場的勇氣無人可替代，我們試圖將她一筆抹殺，以證實自己的合理性。”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10多年裏，法拉奇住在紐約，過着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但這種隔絕在2001年9·11事件後由她自己打破。“9·11”事件後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郵報》上發表文章，措詞強烈地攻擊伊斯蘭教。這篇文章後來擴展成書，題為《憤怒與驕傲》。

在書中，法拉奇以往對權力的憤怒似乎掉轉了方向，她使用了許多十分強烈的字眼、令人不安的比喻。稱伊斯蘭文明是“一種野蠻落後的文化”。她的一些説法令西方媒體也感到失之偏頗：“你讓我比較這兩種文化？説實話，談論兩種文化、拿二者相提並論這種做法就讓我惱火。讓我們實話實説，我們的教堂比清真寺和猶太會堂更漂亮……聖戰會摧毀這個世界，而這是一個我們或好或壞總是在想方設法去建設，去改變，去改進，去賦予它更多理智，即是説更少偏執，甚至完全沒有偏執的世界。如果美國被摧毀，歐洲也會毀滅。”她反對意大利接受移民，“我們沒有空間來容納那些穆安津、伊斯蘭寺院的尖塔、虛偽的絕對戒酒主義者，沒有空間來容納他們該死的中世紀、該死的長袍”。儘管文章和書受到眾多批評，但她依然不改強硬，接連又出了兩本書——《理智的力量》和《現代啓示錄》。

這三本書令法拉奇受到整個意大利知識界的孤立。意大利另一位著名左派學者翁貝託·埃科在《共和國報》上撰文，不點名地批評法拉奇的文化沙文主義，呼籲社會寬容。

在《紐約客》記者塔爾博特看來，那個叛逆的法拉奇已經不見蹤跡，而是變成了一個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對移民持懷疑態度的“小資產階級”。她還放棄了年輕時喜歡的褲裝，穿起了裙子。

2006年9月14日夜間，奧莉婭娜·法拉奇在佛羅倫薩的桑塔·基阿拉療養院逝世，她死於乳腺癌。法拉奇的遺體被安葬在佛羅倫薩的一個公墓。依照她生前願望，只有家人和少數朋友出席了葬禮。沒有任何追悼儀式。也不允許拍攝任何照片和錄像。下葬的一刻，她母親去經常祈禱的教堂為她這個無神論者敲響了鐘聲。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意大利共和國總統喬治·納波利塔諾致信其家屬，對意大利失去這位“享有世界聲譽的記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總統錢皮稱頌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戰鬥和榜樣的一生”。

法拉奇曾説過這樣一句話：“事業是可愛的，愛情是可笑的。”而且她還發誓自己一輩子既不會結婚也不會生育。

1973年，法拉奇在米蘭辦公室的一位男同事説他要去採訪被釋放的希臘抵抗運動領導人阿萊科斯，法拉奇立刻取消她花了8個月的時間才安排好的對西德總理勃蘭特的採訪，專橫地説：“你不會走，但是我就要走了。”她後來説帕那古利斯能讓她回憶起青年時期她視死如歸的游擊隊戰鬥生涯，尤其是她的父親。採訪阿萊科斯時，她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作為一個人的含義是什麼？”阿萊科斯回答説：“意味着要有勇氣，有尊嚴。意味着去愛，但不允許讓愛成為避風港。意味着鬥爭和勝利。按你看，人是什麼？”法拉奇回答説：“阿萊科斯，我説人應該是像你那樣。”

1973年，43歲的時候，這朵渾身長滿了刺的野玫瑰終於等到了她的那個人——34歲的希臘抵抗運動英雄阿萊科斯。雖然這個男人個子矮小、其貌不揚，但他身上無時無處不在散發着的那種激情和勇敢卻深深地契合了法拉奇的內心。他是一名反對強權的鬥士，只有危險與死亡才能使他亢奮，他還是一位詩人，充滿幻想，身上跳躍着活力和激情，也許，只有這樣一位精神上不甘平庸的男人才能點燃潛伏在法拉奇身上的愛情之火。

愛情是神奇的，當女人陷入愛情時，再尖利的玫瑰刺也會軟化成一個柔軟的眼神、一雙温暖的手。在阿萊科斯面前，法拉奇似乎更像一位母親，她無怨無悔地幫助着這個和情人散步時口袋裏也會揣着炸彈的男人，她冒着生命危險把他轉移到意大利，一個更為安全的地方，讓他繼續革命，她陪他一次次進出雅典，幫他競選議員籌款，有幾次差點被對手追擊得車毀人亡。她欣賞他的激情和口才，她忍受着他的任性和固執，她和他一起承擔無處不在的危險……她一直説阿萊科斯是唐·吉訶德，而她就是他忠實的僕人桑丘·潘沙。她的使命就是跟着主人夢囈、撒謊、誇誇其談，忍受無法忍受的痛苦，和想象中的敵人格鬥。

然而，當激情的火花燃盡，愛情漸漸融入生活時，女人總是會變成一個盲目的、一如既往的付出者，而男人往往會成為一個理所當然的接受者。法拉奇的愛情就是這樣一個泥潭，當她越陷越深時，阿萊科斯卻站在岸上無動於衷，甚至落井下石。當他困窘時會埋怨責怪法拉奇，丟下一堆牢騷怨語；當他的任性發作時，會當着所有人的面諷刺挖苦他的情人；而需要她時，便提出一小時內為他準備好一艘遊艇這樣不合理的要求，甚至要求法拉奇送他一輛小汽車。

相愛兩年後，法拉奇懷孕了，為此她還專門寫了一本書，以少有的低沉，舒緩的筆調記錄了她懷孕後的悲喜，展示了她性格中柔情似水的一面。然而，當阿萊科斯得知這一消息後，不但沒有喜悦的神情，反而以嘶啞和結巴的聲音問法拉奇打胎的費用如何分攤，並建議兩人各出一半。法拉奇身上的刺沒有了，阿萊科斯卻用一根鋭利的刺不斷地戳傷着愛人那顆寬容的心。

這樣一個近似無賴的男人曾讓法拉奇無數次黯然神傷，但傷心過後，她又恢復了母性的心腸，原諒他，包容他，直到1976年，他在一場車禍中死亡。法拉奇相信是有人謀殺了他的愛人：在烏利亞格梅尼街，一輛轎車高速向他逼來，巧妙地左右擺動一下把他擠出路外。他幾乎是當場死亡。150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法拉奇説：“帕那古利斯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也是值得每一個生下來的人應該尋找的東西，是不存在的。被稱為自由，被稱為正義的東西是一場夢。哭泣也好，詛咒也好，忍受也好，我們只能追隨這個夢，並對自己説，當一樣東西不存在時，就要創造它。難道人的命運不就是創造不存在的東西和為夢的實現而奮鬥嗎？”跟帕那古利斯的愛情還讓她創作了兩部小説，1975年的《給尚未出世的孩子的信》和1979年的《人》。

奧莉婭娜·法拉奇，二十世紀新聞採訪女王。她開創了嶄新的採訪方式，以迂迴，挑逗，緊追的形式採訪世界政要，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話語。在新聞史上留下濃重的個人色彩。對於新聞記者來説，法拉奇的每一次採訪都提供了一次令人神往的示範：表面上是犀利的提問，本質是在權威面前的平等姿態和獨立人格。

法蘭奇將自己視為舞台中心的主角，在她看來，記者也是一名演員，一名中心者，只有把自己放入報道中時，報道才是好的。在她的採訪記時，她提問和表達個人意見的方式使得被採訪者往往居於次要地位，重要的卻是主角在採訪過程中的種種表現——“把握談話節奏、駁斥不同意見、揭示內幕新聞、變換各種語氣，並作典型的法拉奇式的亮相”。

這個闖進國際舞台中心的初生牛犢，從一開始就對外部世界採取了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呈現了其文本的對抗性。她常常是以歷史視角，審視各類重大新聞事件，並表現了一種唯其所有的“犀利風格，她用語率直、尖鋭、咄咄逼人、轟炸般的盤問，有時甚至顯得有些“挑釁”。她曾使縱橫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陷於尷尬；令卡扎菲憤怒失言。

她的《風雲人物採訪記》被《華盛頓郵報》譽為“採訪藝術的輝煌樣板”，《滾石》雜誌則稱其為“當代最偉大的政治採訪文集”。連《花花公子》雜誌也忍不住評論説，“如果你不明白這世界為什麼這麼亂，法拉奇的採訪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傢伙們在左右着世界”。就憑這本書，法拉奇確立了她的“國際政治採訪之母”的地位。

法拉奇的人生經歷也是常人無法企及的。她親歷二戰，1950年任《晚郵報》駐外記者；1967年開始任《歐洲人》週刊戰地記者，採訪過越南戰爭、印度和巴基斯坦戰爭、中東戰爭和南非動亂。

《紐約時報》在法拉奇的訃聞中所説：“奧莉婭娜·法拉奇是一個善於解剖權威的採訪者，一個善於打碎偶像卻讓自己成為偶像的記者。”她出版過數本小説，代表作《男子漢》於1979年7月出版，累計印數超過150萬冊，有14種譯本。80年代初期為自由撰稿人。1980年8月來中國採訪過鄧小平。被人們譽為“世界第一女記者”和“文化奇蹟”。 ^[1] 

法拉奇是20世紀最為著名的新聞工作者、戰地記者和小説家之一，她以尖鋭、犀利的採訪風格和獨具個性的文學創作，在新聞界取得驕人的成績，贏得了極大的國際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