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托·鮑威爾

當時的奧匈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君主立憲制國家，一部分地區已有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和現代工人運動，但整個説來封建殘餘還較多，民族矛盾十分尖鋭。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於1888年成立，到十九世紀末年已是第二國際較大和較有影響的黨之一。

鮑威爾出生於維也納的一個捷克籍猶太人資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富裕的商人和工廠主。鮑威爾生長在奧地利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維也納，在中學時代就接觸到馬克思主義。1902年，他進維也納大學學習法律，這時開始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派的其他代表人物魯道夫·希法亭、卡爾·倫納、麥克斯·阿德勒等人結識，參加了他們的理論活動和在工人中的教學工作。也是在大學學習時期，他加入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不久就得到黨的領袖維克托·阿德勒的賞識。從1904年起，鮑威爾開始向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刊物《新時代》投稿，與擔任該刊主編的考茨基經常通信（他在《新時代》上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於1905年）。

1906年，鮑威爾從大學畢業，為了取得律師資格在法院見習。這時，他實際上已成為社會民主黨的職業活動家。1907年起，他擔任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的秘書，同年和倫納、阿道夫·布勞恩一同創辦黨的理論刊物《鬥爭》月刊。1912年起，他擔任黨的機關報維也納《工人報》負責同工會聯繫的編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鮑威爾已成為奧地利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知名領袖之一。他曾參加第二國際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會和社會黨國際局1913年倫敦會議，並被指定為原擬在1914年8月召開的第二國際維也納代表大會的一個報告人（因大戰爆發這次大會沒有開成）。

鮑威爾的名字是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分不開的。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內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聲稱要在社會科學的各個具體學術領域裏發展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卻是根據當時流行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特別是新康德主義和馬赫主義，從許多方面對馬克思主義作了修正。鮑威爾本人主要從事研究民族問題、政治學和社會主義理論。他的主要著作《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早在1907年就已出版。這本書是他受維克托·阿德勒的委託而寫作的，目的是要為黨的民族綱領提供理論基礎。它曾被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奉為“經典”，但實際上是從唯心主義觀點研究民族問題。鮑威爾把民族性格説成是民族的唯一本質的特徵，認為民族是“從命運共同性產生的性格共同體”。他和倫納共同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綱領，企圖使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服從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一綱領曾受到列寧和斯大林的尖鋭批判。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導採取了支持本國政府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沙文主義立場。鮑威爾應徵入伍，被任命為少尉，但1914年11月即在俄國前線被俘，囚禁在西伯利亞的戰俘營中。他在這時寫了《資本主義的世界觀》一文（1924年發表），闡述自己的哲學思想，宣揚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同新康德主義和馬赫主義結合起來，完成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俄國二月革命以後，鮑威爾被釋放，到了莫斯科住在孟什維克分子唐恩家中，同所謂孟什維克“國際派”交往。1917年9月，他回到維也納。

1918年10月，奧匈帝國崩潰，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11月12日奧地利共和國宣告成立。不久，鮑威爾就出任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社會黨聯合內閣的外交部長。1919年2月起，又重任社會化委員會主席，3月當選立憲國民議會議員。從1920年10月起，他在歷屆國民議會都當選議員，直到1934年逃亡國外為止。

新成立的奧地利共和國面臨着革命形勢。同俄國二月革命以後一樣，奧地利也出現了政權歸資產階級還是歸無產階級的問題。奧地利的鄰國匈牙利（1918年3月）和德國的巴伐利亞邦（4月）都已宣佈成立蘇維埃共和國。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和新成立的奧地利共產黨也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問題，要求立即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並已在準備武裝起義。匈牙利共產黨和蘇維埃的領袖貝拉·庫恩也要求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給予支援。鮑威爾和社會民主黨的其他主要領導人卻堅決反對奧地利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為此，鮑威爾提出了一系列理論。他寫了《布爾什維主義和我們》（1918年）、《到社會主義之路》（1919年）、《布爾什維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1920年）等著作，闡述自己的觀點。

鮑威爾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是要無產階級占人口多數。當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使無產階級占人口多數時，無產階級就可以通過民主手段即憑藉選舉權而取得政權，不必舉行暴力革命。反之，如果無產階級還沒有占人口多數，它即使通過暴力取得政權也不能維持下來。因此，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裏，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鮑威爾的這一理論同第二國際其他機會主義者、特別是同考茨基的理論是一致的，但是他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述了這一觀點，這就是所謂的“社會力量因素”論。

鮑威爾認為，各個階級的社會力量因素有五個：階級成員的人數、組織性、在生產和分配中所佔的地位、階級的積極性、階級所受的教育。在民主制國家裏，政治權力在各階級之間的分配是由這些社會力量因素的大小來決定的；在不民主的、專制的國家裏，權力的分配不是按照社會力量因素，而是依靠物質暴力手段、主要是靠武裝部隊決定的。因此，在不民主的國家裏，統治階級享有的權力比它按照社會力量因素應當享有的權力要大得多，其他階級享有的權力則比應當享有的權力要小得多。鮑威爾根據這一觀點，認為俄國二月革命向十月革命過渡是錯誤的，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對社會力量因素“橫施暴力”，是俄國落後的經濟和政治的產物。鮑威爾認為，在西歐和中歐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國家，無產階級不需要像俄國那樣舉行暴力革命，而應該等到自己的社會力量因素增長到超過資產階級的社會力量因素時，才採用民主手段奪取政權。顯然，這一整套理論是同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針鋒相對的，因此遭到了列寧的嚴厲批判。列寧曾把《布爾什維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一書斥為“道道地地的孟什維克式的誹謗作品”。

鮑威爾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其他領導人按照這一理論做到了孟什維克在俄國未能做到的事。當時，由於黨內左派和共產黨的力量薄弱，在策略上也有錯誤，鮑威爾等人就能夠憑藉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在蘇維埃領導機構中的優勢，協助資產階級撲滅了奧地利工人革命鬥爭的火焰，重新建立起資產階級的軍隊即“國民軍”，制定了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憲法，並且把工人蘇維埃降低為貫徹社會民主黨領導意圖的附屬機構。在對外政策方面，鮑威爾強調當時奧地利在經濟上對協約國的依賴性，把奧地利的前途寄託在與德國合併上。在社會民主黨的竭力支持下，奧地利立憲議會於1918年11月通過了奧地利加入德意志共和國的決議，但後來未被協約國批准。鮑威爾為此於1919年7月忿然辭去外交部長職務。1919年6月，在他還擔任外交部長的時候，他曾同倫納一道同意協約國把在奧地利的武器儲備通過意大利政府交給正在對匈牙利革命進行干涉的捷克軍隊，從而參與了扼殺匈牙利共和國的罪惡活動。

鮑威爾在擔任社會化委員會主席期間，寫了《到社會主義之路》一書來闡述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理論。他主張通過徵收累進財產税和累進所得税“有步驟地剝奪剝奪者”，並鼓吹由國家、企業職工、消費者三方面的代表組成的機構來管理企業。他還曾代表這個委員會爭取議會通過了一些貫徹“社會化”的法律草案，但這些法律並未能真正生效。他自己也於1919年10月辭去委員會主席職務。1920年10月，共和國憲法通過，資產階級統治穩固地確定下來，奧地利革命高潮被打下去了。這時，社會民主黨退出政府，鮑威爾等人竭力鼓吹的“社會化”也化為泡影。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鮑威爾作為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和國會議員，是奧地利的一個重要政治活動家。隨着法西斯勢力1922年在意大利掌握政權以及在德國猖狂活動，奧地利也紛紛出現法西斯組織，它們不斷向工人階級、人民羣眾挑釁和進攻。在這種形勢下，社會民主黨感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遭受威脅，也感到有必要控制和引導工人羣眾對法西斯勢力的義憤，避免暴力衝突。適應這一需要，鮑威爾提出了“防禦性暴力”的論點。鮑威爾認為，無產階級固然應當通過民主手段和平地奪取政權，但是如果資產階級採取暴力破壞民主制，無產階級就只好使用暴力來捍衞民主制；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如果資產階級用暴力進行反抗，無產階級也就只好用暴力鎮壓，以保衞自己的政權。在這兩種情況下，無產階級使用暴力都是迫不得已的，因此是防禦性的。在鮑威爾和麥克斯·阿德勒等人的影響和堅持下，奧地利社會民主黨1926年在林茨舉行的代表大會同意在黨的綱領（即所謂“林茨綱領”）中使用“國內戰爭”、“專政手段”等字眼，體現了“防禦性暴力”的思想。鮑威爾誇耀這一綱領，説它是“明智的現實政策和革命熱情的結合”，認為它表述和總結了黨在戰後時期的重大理論觀點，它代表了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時期，社會民主黨還在工人中成立了稱為“共和國保衞同盟”的武裝組織。表面上看來，工人羣眾通過這一組織用大戰結束時落入人民手中的武器裝備了自己，但是它處於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嚴密控制之下，並不能名副其實地發揮作用。

鮑威爾等人的這些言論和行動給自己披上了“左”的外衣，在一定程度上贏得和保持了工人羣眾對他們的信任。實際上，鮑威爾是非常害怕國內戰爭的。他只是在理論上承認工人階級在一定情況下有使用暴力的必要，但在行動時總是勸告工人羣眾忍讓和等待。例如，1927年7月，維也納陪審法庭公然判決一起法西斯兇殺案的兇手無罪釋放，因而引起人民羣眾的公憤。維也納各大工廠工人自發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以示抗議，政府悍然出動武裝警察鎮壓，槍殺了幾十名工人。在這場鬥爭中，鮑威爾等人唯恐工人的鬥爭一發不可收拾，匆匆調動“共和國保衞同盟”的部分成員協助政府控制羣眾，事後又徒勞地請求政府給死難者家屬撫卹，對被捕者實行大赦等等。由於鮑威爾等人的妥協退讓政策，這次鬥爭終於失敗。甚至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學家也不得不承認，這次鬥爭的失敗就是鮑威爾的“防禦性暴力”幻想的失敗。在這以後，鮑威爾對待法西斯反動派的態度基本不變。1934年2月，法西斯政府加緊對工人階級進行鎮壓，在社會民主黨領導繼續妥協退讓的情況下，維也納的保衞同盟成員自發舉行起義。由於力量薄弱以及缺乏正確的領導和組織，起義很快失敗。起義工人遭到殘酷鎮壓，白色恐怖席捲全國，社會民主黨也被查禁。鮑威爾本人被迫流亡到捷克，在布爾諾繼續出版《鬥爭》雜誌，並和國內的社會民主黨秘密組織保持聯繫，給予支援。1938年5月，希特勒吞併奧地利並威脅捷克，鮑威爾匆匆移居巴黎，不久就在那裏病故。

在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中，鮑威爾一貫鼓吹中間道路。1919年第三國際成立後，各國的右派社會民主黨於1920年重建第二國際。這時鮑威爾表示，“要嘗試把像我們一樣在某種程度上屬於國際工人運動中派的那些黨集合起來，這些黨在右面同所謂第二國際所體現的改良主義，在左面同所謂第三國際所體現的布爾什維主義都保持同樣的距離。”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英國工黨等一同發起成立“社會黨國際協作委員會”即所謂第二半國際。但這個組織實際上是偏向第二國際的，並終於在1923年和第二國際合併成立社會主義工人國際。鮑威爾一直是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執行委員會和執行局的成員，曾多次在它的代表大會上擔任國際工人運動政策的主要報告人。鮑威爾認為，布爾什維克和第三國際實行了分裂工人運動的政策，削弱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對三十年代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給予肯定的評價，認為這是具有重大世界歷史意義的。他堅持自己關於民主和專政的理論，設想蘇聯隨着經濟建設的發展會逐步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和擴大民主。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作出了在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線的決議，並宣佈願意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就建立工人階級統一戰線問題進行談判。當時已流亡國外的鮑威爾對此是表示歡迎的。由於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內部右派各黨反對，談判未能取得積極成果。

鮑威爾在晚年提出了所謂“整體社會主義”的理論。他在流亡捷克期間寫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嗎？》一書中論述了世界經濟的危機、民主制的危機和社會主義的危機，並提出瞭解決危機的辦法，這就是“整體社會主義”。他説，整體社會主義是“既把社會民主主義又把共產主義結合在自身中的”統一的社會主義，它可以克服改良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片面性”和“侷限性”，超越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僵化觀點”，進而統一世界工人運動。他認為，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維也納市政府執政時所取得的社會改良成就，以及奧地利工人在1934年2月舉行的反法西斯武裝起義説明，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是體現了整體社會主義思想的。由此可見，整體社會主義就是鮑威爾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一貫倡導的中派路線的理論概括，也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表現形式。鮑威爾誇大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某些成就，卻迴避了黨和他本人所犯的錯誤，這説明他並沒有從他的黨和他自己的實踐中充分吸取教訓，找出新的道路。所謂“整體社會主義”雖然給自己提出很高的目標，實際上是沒有生命力的，因此也沒有發生多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