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吉·瑪琪歷險記

《奧吉·瑪琪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貝婁蜚聲美國文壇的第一部小説,也是他文學創作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貝婁在接受採訪時曾談到,他是在這部小説中才擺脱了文學傳統“形式的禁錮”,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聲音”,讓自己的“思想”和“精力”完全解放了出來。不僅如此,《奧吉·瑪琪歷險記》在美國文學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哈桑稱這部小説是“宣告舊的文學潮流結束的作品……同時也是美國小説中開新潮流之先河的作品。”難怪《奧吉·瑪琪歷險記》一經出版立刻受到評論家的高度重視,被視為貝婁最富有魅力的作品之一。

“雖然我一輩子都只是業餘的歷史、政治學生。我開始明白，對於頹廢低落的城市，從未有人在作品中加以想象。所有的方式都是從技術、經濟、政治官僚的角度出發，沒有人考慮過這些人生活的意義。”

——索爾·貝婁

索爾·貝婁（1915年～2005年），1915年出生於加拿大魁北克省，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母都是從俄國來的猶太商人。1924年，移居芝加哥，在這個城市度過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貝婁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和西北大學，獲得社會學和人類學學士學位。

貝婁一生的經歷豐富，除了在大學任教之外，他還當過編輯和記者，並於二戰期間在海上服過役。去世之前，貝婁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和社會思想委員會主席。 從1941年到1987年的40餘年間，貝婁共出版了9部長篇小説。早期創作有結構優美的《晃來晃去的人》（1944），《受害者》（1947），頗為評論界注目。《奧吉·瑪琪歷險記》（1953）的出版，使他一舉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學地位。其後，陸續出版了《雨王漢德遜》（1959）、《赫索格》（1964）、《賽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禮物》（1975）、《系主任的十二月》（1981）、《而今更見傷心死》（1987）、《偷竊》（1989）等。這些作品袒露了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精神苦悶，從側面反映了美國當代“豐裕社會”的精神危機。其中《赫索格》成為美國轟動一時的暢銷書。此外，貝婁還出版過中短篇小説集《且惜今朝》（1956）和《莫斯比的回憶》（1968），劇本《最後的分析》（1965）以及遊記《耶路撒冷去來》（1976）、散文集《集腋成裘》（1994）等。

《奧吉·馬奇歷險記》是貝婁的成名作，也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這部20世紀的“流浪漢小説”畫面廣闊、人物眾多，敍述了主人公奧吉從20年代到40年代的人生道路，對當時美國社會狀況和時代風貌作了淋漓盡致的藝術再現。奧吉出生芝加哥這個工業大都會的最底層，卻執着地尋找自己的本質和自由，但坎坷半世、歷盡滄桑之後仍未能找到自己的“本質”。儘管如此，在這場自我本質與生存環境的搏鬥中，他仍是個失敗的英雄，誠如結尾所言，哥倫布雖然被戴上鐐銬押解回國，但這並不證明沒有美洲。 本書不僅闡釋了自我本質與生存環境之間的矛盾這一美國當代小説的重要主題，而且在敍事藝術上也有重大的突破和創新，獨步天下的“貝婁風格”由此形成。

書名：《洪堡的禮物》

譯者：蒲隆

版次：2006-12-1

ISBN：7-5327-4119-2

定價：35.00元（平）

《洪堡的禮物》是貝婁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過對兩代作家命運的描寫，揭露了物質世界對精神文明的壓迫和摧殘以及當代社會的精神危機。曾兩獲普利策獎並獲封法國騎士勳章的中年作家查裏·西特林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前妻要刮盡他的財產、流氓砸爛了他的奔馳車、現有的情婦是個斂財娘，最重要的是他什麼創造性的東西都寫不出來了。他對潦倒而死的前輩詩人兼導師和摯友的洪堡一直心懷歉疚，洪堡曾教他認識藝術的力量，要他忠於自己的創造性精神，而他在洪堡貧病交加時卻並未伸出援手。最後在面臨物質和精神雙重破產的情況下，西特林終於藉助洪堡留給他的一個劇本提綱擺脱了物質危機，同時也深深體會到洪堡當年的精神苦痛。

書名：《赫索格》

譯者：宋兆霖

版次：2006-12-1

ISBN：7-5327-4131-1

定價：27.00元（平）

《赫索格》是貝婁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是作為“高級趣味”而轟動一時的暢銷書，在作家整個創作歷程中起着承上啓下的重要作用。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位大學教授，為人敏感、善良，但是現實生活給予他一連串的打擊，家庭的婚變，社會的摒棄，使他對世界的現狀極端沮喪，精神瀕臨崩潰的邊緣。他只能寫許多不寄出的信以發泄內心的積鬱，訴説個人的見解。他苦悶的中心是在他生活的這個混亂的世界上，找不到賴以生存的立足之地。小説真實地表現了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的苦悶與迷惘，追求與探索。這也是他涉及社會問題最多的一部小説，內容豐富，寓意深刻，分析精妙，手法多樣，是貝婁小説藝術的典範之作。

書名：《雨王亨德森》

譯者：藍仁哲

版次：2006-12-1

ISBN：7-5327-4133-8

定價：21.00元（平）

《雨王亨德森》是索爾·貝婁的代表作之一。百萬富翁亨德森由於精神極度空虛，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為了擺脱危機，尋求心靈的安寧，探索人生的價值，他深入非洲內陸的原始部落，開始了自我探索的心路歷程。在歷盡種種艱辛和危難之後，終於領悟到人類向善的本性，認識了自我，決心洗心革面，開始新的生活。 小説把現實主義敍述方式與現代主義表現手法完美地結合起來，既有嚴謹的結構、引人入勝的情節、別開生面的非洲原始習俗的描繪，又有傳奇的、神秘的色彩和獨到的象徵；既有輕鬆的幽默自嘲，又有深沉的自我解剖；既有坦率自然的感情流露，又有抽象艱深的哲學思辨。

20世紀美國文學的支柱是由兩位小説家構成的：威廉·福克納和索爾·貝婁，他們是20世紀的麥爾維爾和馬克·吐温。

——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

如果文學的靈魂應該是最純真、最清澈、最繁忙也是最深遠的，那麼貝婁的貢獻就在於修復了美國文學的靈魂。

——美國女作家辛西亞·奧齊克

貝婁完成了自海明威和福克納風格以來美國散文小説中第一個主要的新風格，將知識分子過度的虛張聲勢與辛辣猛烈的猶太街道風格混為一體……而且，有一種嘲笑的聲音貫穿其著作始終，既有自我內省又有自我揭露。

——美國評論家歐文·豪

貝婁的名望、文學修養、出眾的智力和高尚的道德品質，造就了他的偉大作品。

——英國作家、評論家馬爾科姆·佈雷德里

索爾·貝婁對我們而言是喚起性的，也是示範型的作家。他的寫作表面看，用我們的話就是掉書袋子，旁徵博引，引經據典，但他其實在用知識質疑知識本身。他不是一個能進入公眾視野的作家，不是容易流行的作家，他不像馬爾克斯、昆德拉那樣被中國的讀者所熟知。他的不能流行可能跟他西方式知識分子的經驗有關係，可能還跟中國的都市經驗的匱乏有關係。他表達的精神的異化和困境，能體會到的人是一個很少的人羣。他所表達的人的危機在我們這裏還沒有被關注到，或者還沒有被提升出來。

索爾·貝婁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作家。對其他作家來説他的寫作是一個典範。他的寫作為中國作家提供的經驗正好跟海明威是相反的。海明威我也很喜歡，但是你要從感性和知性來説更傾向於索爾·貝婁。讀索爾·貝婁的時候剛剛開始有意識的寫作。我覺得他為我提供了一種觀察世界的角度，內心的、內省式的角度。他的小説是第一人稱，即使不是第一人稱，也還是隱含着內省的成分。一種全盤的佔有，同時對這種知識擁有的質疑，處理得非常微妙。他提供了一種非常特殊的知識分子在大都市遭遇困境的這樣一個範本。

———孫甘露

索爾·貝婁是知識分子作家，他可以把古往今來哲學的、文化的、歷史的、社會的知識放到他的小説裏，但他的小説又很生活化，很多下流話、色情描寫在他的小説裏隨處可見。但是他還不像我們的《金瓶梅》、《廢都》，他不是為了寫色情而寫色情，而是這些色情就是他小説生活的一部分，很自然的就出現。什麼是知識分子作家，就是他寫的小説是給知識分子讀的，讀他的小説要有知識的背景，有學問才能勝任，否則你就沒辦法讀他的小説，處處會碰到障礙。還有就是要有知識分子的眼光，他的目光跟我們平常是不一樣的。他們有強烈的使命感，探討人類的各種問題。平常的小説不是這樣，平常的小説是市民化小説，就是給你講一個生活的故事，人人都懂，不需要什麼知識的準備。

———陳村

他的書在中國出版比較多。我最喜歡的有《洪堡的禮物》和《赫索格》。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當代作家很少議論這位了不起的作家。我幾乎沒有讀過比他更幽默更機智的作家了，他用幽默和機智遮掩着心底深切的悲涼和憐憫。他的這方面的巨大才能，使得其他專事調侃、用嘲弄的筆風描述當代生活的作家頓失光彩。他讓人想到這方面的其他作家都是輕量級的。貝婁和他的主人公們相仿，對他周圍充滿了興趣，是一個如飢似渴的觀察家，人性中最曲折最隱秘的部分也難以逃脱他的眼睛，這是一雙萬里挑一的眼睛，穿透力、視角、目光的性質，一切方面都是那樣卓越。

貝婁的作品因為僅僅止於悲涼的心情、無望的冷嘲，缺少某種堅定性，所以也稍稍缺少了一種偉大感。

———張煒

中國只有我這樣的少數人在搞個人化實驗。那個時候我看到了《赫索格》，感覺是找到了同類。我覺得説索爾·貝婁表達人的精神的異化、內心困境是套話，他其實是表達了他自己。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表達這個表達那個，他就是為了表達自己，拯救自己的靈魂。他的寫作具有的深度是我欣賞的，觸及了人性的本質。

索爾·貝婁的寫作有些地方觸及到了人的本質，有些地方也還不是。他還不是徹底的革命者。《赫索格》是比較深入的，但是深入也是相對的。徹底的實驗就是從潛意識出發做出的實驗。深入是指深入人的靈魂，人的潛意識。自動寫作，不要構思，把觀念撇到一邊。索爾·貝婁不是。美國文學就是這麼一個樣子，表面化，能夠沉得下去的很少很少。在我看來美國並沒有偉大的作家，海明威、福克納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去美國接觸過一些作家，不是特別好。美國作家我只喜歡品欽，品欽還沒有死，他只是隱居了。

——殘雪

我對索爾·貝婁的接受跟我自己也在學院有關係。我看過中國知識分子的作品，也看到過西方的知識分子的作品。我看到過加繆的，還有卡內蒂的《迷惘》、辛格的《市場街的斯賓諾沙》都是這樣的作品。但我覺得我們的知識分子寫作特別單薄。大家要求知識分子寫作要麼是政治化的，要麼是道德化的，在我們的文學裏，知識分子寫作是缺席的，王朔、劉震雲的小説也不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小説，他們有對知識分子的嘲諷，他們筆下的人物也多是知識分子，但是那些人物並不是生活在學院裏，不是生活在典型意義的知識分子環境中。

為什麼索爾·貝婁在中國不能流行呢？這跟知識分子寫作在中國的單薄有關係。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還是一個農業社會，是一個歷史傳統比較悠久的社會，我們更關注的可能是鄉村經驗、歷史經驗，知識分子這個系統從來不是主流。第二，索爾·貝婁所關注的問題是嚴肅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他關注的是一個社會最根本的危機。這些危機通過他筆下的人物表現出來。作為一個小説家，索爾·貝婁是在表達人的全部的精神困境，表現人複雜的內心世界。

在我們的文化中，我們更多的作品是把知識分子天然地確定為文化代言人的角色。一個道德和社會義務的承擔者。知識分子作為一個人更需要被關注，他的情感，他的精神的困境，他的慾望，他的小毛病。索爾·貝婁的寫作是完全把知識分子放到具體的人的立場去描述，他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和他表達這種認識的豐富性和尖鋭性，經常會讓我震驚。像索爾·貝婁這樣關心知識分子個人的情感、精神和內心，把他們放在一個文化的境遇裏思考，在世界作家羣裏，索爾·貝婁是很獨特的，沒有誰比索爾·貝婁更能捕捉當代人類心靈的戰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