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在套子裏的人

別里科夫，現實生活讓他總是感到心神不安，讓他害怕，為了同世人隔絕，不致受到外界的影響，他總想給自己包上一層外殼，給自己製造一個所謂安全的套子：哪怕在豔陽天出門他也總是穿着套鞋，帶着雨傘，他的雨傘、懷錶、削鉛筆的小折刀等等一切能包裹起來的東西都總是裝在套子裏，就連他的臉也好像裝在套子裏，因為他總是把臉藏在豎起的衣領裏面，戴着黑眼鏡，耳朵裏塞上棉花，坐出租馬車的時候也要車伕馬上把車篷支起來。這僅僅是他抵擋恐懼的外在表現。另一方面，一切被禁止的東西都讓他感到心裏踏實、清楚明瞭，而對一切沒有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事物他都覺得可疑、害怕。他的一句時時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是：“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來。”在這部篇幅不算長的小説裏這句話竟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現了九次之多，簡直就像咒語一樣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特別讓人無法容忍的是，他總是像一個幽靈一樣不請自到地造訪每個教師的住所，一句話不説地坐上一兩個鐘頭，然後又像幽靈一樣地消失了。他的恐懼像毒瘤一樣一點一點地蔓延，傳染給他周圍的每一個人。他在學校裏待了15年，整個學校乃至全城被他這樣的情緒控制了15年，竟然在這樣漫長的時間裏沒有一個人想要反抗，想要對他説一個不字。全城的人什麼都怕：不敢大聲説話，不敢寄信、交朋友、讀書，不敢賙濟窮人、教人識字，不敢吃葷、打牌，不敢搞任何娛樂活動，人們都像他一樣蜷縮在自己的套子裏苟且偷生。

而最可怕的是，漸漸地，這一切都成為了習慣，成為了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別里科夫死了，死得非常具有戲劇性：學校裏新來了一位史地教師，從烏克蘭來的，與他一起來的還有他的姐姐瓦連卡，他們的到來如同一塊石子一樣把死水一潭的沉悶生活攪起了漣漪。小説中是這樣形容她的：她簡直就像蜜餞水果，活潑極了，很愛熱鬧，老是唱小俄羅斯的抒情歌曲，揚聲大笑；她就像一個希臘神話中的愛神、美神一樣從浪花裏鑽出來了；小俄羅斯女人只會哭或者笑，對她們來説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沒有的……這樣的快樂甚至也感染了“套中人”別里科夫，在眾人的慫恿下他甚至打算向瓦連卡求婚了，不過也僅僅是打算罷了：結婚以後要承擔的義務和責任把他給嚇住了，尤其讓他害怕的是瓦連卡姐弟兩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他認為他們為人師表竟然騎着自行車穿街而過簡直不成體統，以瓦連卡這樣的活潑性情，説不定以後就會惹出什麼麻煩來。於是他來到瓦連卡弟弟那裏，告訴他這不應該那不應該，這不對那不對，最後被這個火暴脾氣的弟弟揪着脖領子從樓梯上推了下去，而這恰巧被瓦連卡看到了。別里科夫又怕又羞，過了一個月就一命嗚呼了。別里科夫就這樣極具戲劇性地死去了。學校以及城裏的人以為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而悲哀的是，這種恐懼的情緒已經滲透到每一個人的血液中去了，好心情持續了還不到一個星期，生活又恢復了老樣子，照先前一樣，仍舊那麼壓抑、沉悶。 ^[2] 

契訶夫所生活的19世紀末是俄國曆史上沙俄統治非常黑暗的時期，“這時的俄國政治上雖然還算封建專制統治，但經濟和社會生活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速了封建制的滅亡。在這種情況下，沙皇反動統治與時代大流做着垂死掙扎，加大了書刊檢查制度，秘密警察緊緊盯着人們的一舉一動。沙皇政權不允許有任何反對其的言論，他們生怕革命的火種蔓延開來，因此加大了對人們思想和行動控制。而那些反對沙皇統治或是試圖宣傳革命的人遭到了嚴酷的鎮壓，很多進步人士和知識分子都被抓進監獄，流放或是處死。在這樣令人窒息的氣氛裏，人們的一舉一動都會保持高度的警惕。大多數人渴望改變現狀，卻又因為無法與強大的專制統治做鬥爭，因而逆來順受地忍受着這一切，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契訶夫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一方面，他深深地厭惡殘暴反動的沙皇統治，另一方面，他又為當時俄國人民的麻木和逆來順受而痛心。他想要喚醒人們的意識，不想看到封建專制扼殺了人們本性中美好的一面。因而用誇張的手法塑造了別里科夫這樣一個人物形象，通過這個人物形象，作者放大了人們頑固守舊、膽小怕事、固步自封的形象。 ^[3] 

別里科夫是眾多“裝在套子裏的人”的典型代表，是因循守舊、畏首畏尾、害怕變革者的符號象徵：“套中人”別里科夫“哪怕天氣很好，也總要穿上套鞋，帶着雨傘，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隨身帶的東西都放在一個又一個“套子”裏；他把自己的臉也“藏在豎起的衣領裏”；他“戴黑墨鏡，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馬車“一定吩咐車伕支起車篷”。——總之，他總想“把自己包在殼裏，給自己做一個所謂的套子，使他可以與世隔絕，不受外界的影響”。不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視為厭事，他所去的那個擠滿了人的學校，分明使得他滿心害怕和憎惡，跟“我”（布爾金）一塊兒走路，對他那麼一個性情孤僻的人來説，顯然也是苦事。在幾乎沒有涉及外貌的情況下契訶夫卻細緻而準確地展示了別里科夫的心理狀態，即恐懼。別里科夫是一條被套子套住了手腳和思想的可憐蟲，是一個尖酸刻薄、神經衰弱、精神極度緊張警覺的人的形象。他的所謂“性情孤僻”，其實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類生活總要向前發展，文明才能進步。

他怕的就是這樣的發展、進步，所以他乾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來安慰自己，甚至歌頌從沒存在過的東西，可見他已經虛妄到何等地步。契訶夫通過生動的“套中人”形象的塑造，諷刺和鞭撻別里科夫之流以及產生他們這種畸形性格的反動時代。 ^[4] 

科瓦連科是一個敢説敢為，富有生氣的知識分子，他十分厭惡別里科夫。學校的老師、校長都有些畏懼別里科夫，但他卻敢當面駁斥死守舊制度，反對新事物的別里科夫。他罵別里科夫是“蜘蛛”，是“背地裏進讒言的人”。他也敢於批評當時俄國的教育：“你們這兒的空氣悶死人，不乾不淨！……你們這地方算不得學府，只能算是教人安分守己的衙門，而且有巡警局裏那股腐臭氣味。”他表示寧願到鄉下去捉捉龍蝦，教教小孩，不願在這死氣沉沉的環境中呆下去。顯然他是一個具有新思想、熱愛自由的人。 ^[5] 

科瓦連科的姐姐，單身，30歲上下，個子高，身材勻稱，黑眉毛紅臉蛋，像個蜜餞水果，活潑開朗，談笑風生，老是哈哈大笑，是個很可愛的姑娘。校長太太想撮合她與別里科夫成親，但由於別里科夫的因循守舊，不可能與瓦連卡結合，所以婚事告吹。她單純、熱情、富有朝氣，也是新生力量和新生活的代表者。 ^[9] 

布爾金是作為故事的敍述人出現在作品中的，他是另一類型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對現實不滿，渴望自由。他厭惡別里科夫，但他缺乏勇氣，不敢同別里科夫作鬥爭，容易向舊勢力妥協，安於忍氣吞聲地過着套子式的生活。這些體現了當時俄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徵。契訶夫對這樣的知識分子雖寄予同情，但也批評了他們的市儈哲學。“……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開説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邊，你自己也做假，還微微地笑，你這樣做無非是為了混一口飯吃，得到一個温暖的角落，做一個一錢不值的小官兒罷了。”作品中獸醫伊凡尼奇的這段談話，正表現了契訶夫對布爾金這類知識分子的譴責。 ^[5] 

法國思想家帕斯卡説“人只是一隻蘆葦，是宇宙間最脆弱的東西。但人是一隻會思想的蘆葦”。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宇宙間任何一件東西都能置人於死地，然而人卻成了萬物的主宰，這正是因為人有一顆會思想的靈魂，人因為思想而高貴。然而當人的思想被關在一個籠子裏而失去了飛翔的自由時，人還是“人”嗎？而小説中的別里科夫與不斷地嘲笑、戲弄他的中學同事以及全城居民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正是他們共同地恐懼、忍讓，才以至“什麼都怕”“不敢大聲説話，不敢寫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書，不敢去賙濟窮人，不敢教人去唸書寫字”，別里科夫其實只是一個面孔模糊的人，契訶夫詳細地描繪了他的衣着、物件，比如他的套鞋、雨傘、眼鏡、帽子以及房間的擺設，卻恰恰沒有對別里科夫進行面部描寫，這自然決不是大師的忽略，而應當是匠心所在，文中幾次只出現了他的“蒼白的臉”，這個蒼白的臉，蒼白的生活，蒼白的人格的別里科夫不是一個人，這個尖酸刻薄、神經衰弱、精神極度緊張警覺的形象，正如魯迅筆下的那個拖着一條瘦瘦的辮子的阿Q絕不是“這一個”而是“每一個”一樣，是一個羣體。正是這些別里科夫，才使小鎮成了“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瓦連卡的出現，使這一溝絕望的死水裏頓裏盪漾起了波瀾，烏克蘭是俄國的南方，那裏氣候宜人，總是陽光燦爛，那裏的人的性格也受了那種地理環境的影響，豪爽，快樂，活潑，這一點非常鮮明地體現瓦連卡身上。毫無疑問，這位敢大聲唱歌、敢肆無忌憚地笑的女孩子，正是這個小城的真正的局外人，而別里科夫和瓦連卡的所謂愛情，也是別里科夫生命中唯有的一次嘗試破除套子的舉動，也應該是他生命中的高潮吧。當然，那千方百計地撮合他們兩個的那些人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將別里科夫從套子中拯救出來，讓他學會做一個人，而是想要做旁觀者，在這一場註定要失敗的愛情裏獲得一些賞鑑的快感。正如魯鎮的那些無聊的閒人賞鑑祥林嫂的悲哀，並從那裏得到滿足一樣。也正是因為這樣陰暗的背景，才使得別里科夫的愛情裏沒有出現亮色，愛情本來是美麗的，而在別里科夫，他從愛情的身邊看到的只有嘲諷的眼神，因此一張小小的漫畫，對沉醉在愛情之中的人兒，應該只是一個善意的玩笑，一個有趣的花絮，一個幽默的插曲，可對於已經被生活擠壓的心理畸形的別里科夫，一個小小的紙片便足以令他心神不定，戰戰兢兢。在小城的那些人的眼裏，他似乎是一個統治者，而事實上，作為一個夾心階層的小人物，他只不過是被錯誤用地推到前台的小丑，這個小丑又因為鼻尖上的一撮白色而讓觀眾看成了主角，被推到聚光燈下的小丑固然張皇失措，而台下的那些觀眾又何嘗不令人感到悲哀呢？這裏沒有台上和台下，每一個觀眾都可能成為那個角色，每一個觀眾都以為自己是清醒的，卻全然忘記了，在他們向着小丑狂笑、打着唿哨投擲垃圾的時候，他們的鼻尖上也有着那個可笑的標記。這裏，只有那撮白色是最醒目的，在這裏，所有的臉孔都是模糊的。而真正的主角卻正隱藏在幕後，帶着陰險的笑容看着他導演的這一幕戲劇。

別里科夫的可悲之處還在於，他千方百計地想要隱藏自己，用一層一層的套子，而卻沒有想到，自己的這些隱藏，反而將他醒目地暴露在了眾人的面前，當他已經被異化成套子的時候，這件套子卻又彷彿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別人眼中成了一個異類，被身邊的人所擠壓所排斥，直到期最終走向墳墓——一個永遠的套子。

別里科夫是在瓦連卡的笑聲裏走回家，並從此走上人生的不歸之路的，事實上，瓦連卡的笑沒有一點敵意，就像一個小孩子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而情不自禁地發出笑聲一樣。而在別里科夫看來，那些人所久久期盼的喜劇的高潮終於出現了，很快地，他的從樓梯上滾下來的尷尬場面就將完全地曝露在眾人的眼光裏，淹沒在無窮無盡的嘲笑中，這正是別里科夫想要逃避的一切，而他的確已無路可逃。在卡夫卡的《變形記》中，被異化成甲殼蟲的格利高爾在生命的最後依然充滿温情的回想着人間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死對自己和家人都是一種解脱，他對拋棄自己的親人仍然有着無盡的眷戀，可是別里科夫的世界的盡頭瀰漫的全是恐懼和絕望。以前看到的只是別里科夫作為沙皇的一名忠實的走狗，對他身邊人的思想進行鉗制，卻忽略了身邊的這些人對別里科夫的敵意和冷嘲熱諷也是造成別里科夫的死因，正如魯迅先生的《孔乙己》中那些短衣幫對孔乙己的一次一次的嘲笑最終將其推向死亡的悲慘境地一樣。契訶夫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説和戲劇作品都在表現同一個主題：奴性和奴性產生的歷史根源和心理。他認識到金錢、官職、權威和權力不過是奴役的外部原因，而奴役真正的工具是恐懼。恐懼使得《裝在套子裏的人》過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恐懼使得他的同事們敢怒不敢言。而恐懼產生的根源是滲透在人骨子裏的奴性和漠然。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契訶夫在日記中寫過這樣的話：“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我們俄羅斯這樣，人們受到權威的如此壓制，俄羅斯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貶損，害怕自由……我們被奴顏婢膝和虛偽折磨得太慘了。”而恐懼和害怕的結果就是使人們千方百計地想要保護自己，把自己裝在他們自認為安全的“套子”裏。像別里科夫那樣墨守成規、循規蹈矩，想方設法地“千萬不要鬧出什麼亂子來”。

別里科夫的最終的歸宿是墳墓，這對他來説應該是一個永遠的“套子”了，在這裏他可以逃避那些他在世間厭惡而且恐懼的一切，還可以讓那些厭惡他，以為是他主宰了他們的快樂的人羣暫時輕鬆一下，事實上，當他們在一種終於擺脱了禁錮的那種虛幻的欣喜中轉身離開墳墓的時候，又一個他們中的別里科夫已經被推到前台，戲劇，又開始了。

小説通過這個“套中人”別里科夫的刻畫提出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別里科夫並不是達官貴人，他沒有顯赫的地位和權勢，而是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員，他在生活中是無足輕重的人物，怎能“把整個中學轄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轄制中學算得了什麼？全城都受苦他轄制呢……”全城的人戰戰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麼事都怕。他們不敢大聲説話，不敢寫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書，不敢接濟窮人，不敢教人唸書寫字……。文中還談道，別里科夫的死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可一個禮拜過後生活又恢復舊貌，因為“實在，雖然我們埋葬了別里科夫，可是這種裝在套子裏的人，也許還有很多，將來也還不知道有多少呢！”在作者的筆下，別里科夫已不再是作為單個的人，而是“這類人”，是作為知識界和社會上的一種典型，是舊制度、舊程序、舊思想的忠實維護者，人們害怕他，其實是被那黑暗污濁的政治空氣壓得喘不過氣來。當時的俄國，亞力山大三世實行恐怖統治，在俄羅斯大地上密探密佈，告密誣陷之風盛行，在社會上確實有許許多多的別里科夫式的人物。作品通過別里科夫這個人物將批判的鋒芒直指密探機構沙皇專制制度。通過別里科夫，作者描繪出一幅當時醜陋的社會生活畫卷。 ^[6] 

小説《套中人》在結構上，作者採用了故事套故事的結構方式。主要故事情節是以作品中人物回憶的方式敍述的。契訶夫用簡潔生動的語言描述了別里科夫的行為及內容，輪廓清晰、秩序井然。小説是從一個月夜兩位打獵朋友的聊天開始的，他們本是海闊天空地聊，殊不知別里科夫的故事，引起了他們的感慨和深思。開始的輕鬆寧靜和別里科夫的故事的沉悶氣氛形成了一種反差，接着又引出了一段皎潔恬靜的月色的描繪。這又和別里科夫的故事形成一種反差：大自然是寧靜美好的，現實生活又是那麼黑暗污濁。於是在那個月夜裏，布爾金和伊凡·伊凡內奇兩個人浮想聯翩，想到生活中的種種套子。作品因而寫到伊凡·伊凡內奇再也不能入睡了，他站了起來，坐到門外，點上了煙斗。也許他想到：再也不能照這樣生活下去了，小説的這個結尾也耐人尋味。整篇小説結構自然、巧妙。 ^[6] 

契訶夫的創作基本上傾向於批判現實主義，他善於透過平凡的日常生活揭示出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主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多采用幽默這一藝術手法來嘲諷醜惡的社會現實，形成他創作上的一種風格：幽默諷刺。小説《套中人》，這篇小説自始至終採取了幽默諷刺的手法來展示別里科夫的性格。小説開頭對別里科夫的肖像和生活習慣是這樣寫的：“他所以出名，是因為他即使在頂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帶上雨傘，而且一定要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傘總是用套子包好，表也是用一個灰色的鹿皮套子包好，連削鉛筆的小折刀也是裝在套子裏”。寫別里科夫的醜態，説別里科夫的“那張小臉像黃鼠狼的臉。”還“把整個中學轄制了足足十五年”等。這些描寫近乎誇張，然而契訶夫就是用這種幽默的筆調刻寫了這樣一個為扼殺一切新事物，不惜使用盯梢、告密等卑鄙手段，搞得全城都怕他的小人形象，呼籲人們起來改變這個社會。 ^[6] 

《裝在套子裏的人》在契訶夫的創作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作品中別里科夫這一形象成為因循守舊、害怕新生事物的典型。 ^[5]  該小説節選後收入高中語文人教版新課程標準實驗教材。 ^[7] 

契訶夫（1860—1904），俄國作家，1860年1月29日生於俄羅斯羅斯托夫州塔甘羅格市 ^[10]  。1879年進入莫斯科醫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

他的主要作品有：《勝利者》（1883）、《變色龍》（1884）、《草原》（1888）、《沒意思的故事》（1889）、《庫頁島》（1893-1894）、《在流放中》（1892）、《第六病室》（1892）。後來，他由開始創作戲劇，如《結婚》（1890）、《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伊凡諾夫》（1887-1889）、《櫻桃園》（1903-1904）等等。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