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嵩

契嵩7歲時，母親鍾氏將他送到本地東山寺內。13歲時落髮為沙彌，一年後即受具足戒，並開始了“一缽千家飯，孤僧萬里遊”的遊方生涯。

契嵩19歲時，遊方到一個叫寧風山的地方。此山住有一位年過百歲而面如處子的奇異女子，名叫姚精嚴。契嵩走到山上剛好太陽已落山，於是姚氏准許他留宿在廟內。半夜時，契嵩被一陣悦耳清脆的樂曲驚醒，仔細一聽，樂聲發自廟前的蓮花池中。契嵩百思不解，大為詫異。於是請教姚氏是何原因。姚氏回答説：“噫！這是龍王在呻吟，能聽到這種聲音的人，必定有吉祥騰飛的瑞相。您不久就會名揚天下，快走吧！別在這裏停留了。”契嵩禪師“於是下沅湘、陟衡嶽，謁神鼎諲禪師。諲輿語奇之，然無所契悟。遊袁筠間，受記前於洞山聰公。”

在洞山時，契嵩每天夜晚，頂戴禮拜觀世音菩薩法像，並誦唸觀音聖號滿10萬聲之後，方才上牀就寢。自此之後，契嵩智慧之門大開，世間儒佛道等各種經典章句，不學就能窺見大意，通曉要詣。作文時便能得心應手，運用自如。

宋仁宗明道年間(1032-1033年)，文學界興起古文運動的熱潮，文人學士大都羨慕中唐文豪韓愈，尊敬儒學，排斥佛教。契嵩禪師為了針對當時排佛的浪潮，寫成《輔教篇》這篇文章，闡明儒佛二教的思想實質，上奏朝廷，以反駁歐陽修等人的闢佛之説，使上至仁宗，下至文人士大夫無不為之所傾服，轟動當時文壇。

契嵩成名之後，謝絕仁宗和士大夫的挽留，絲毫不貪戀京城的富貴榮華，毅然離京，返回南嶽衡山，閉關修道。號“潛子”即是出自此時。不久後，出關雲遊到杭州靈隱寺，撰寫出《正宗記》和《禪宗定國圖》兩文，再次前往京都開封。契嵩進京後，開封府尹王仲義以禮相待，並代契嵩上奏仁宗皇帝。仁宗得到文章和《上皇帝書》，大為讚歎，傳令丞相韓琦和參政歐陽修等人探經考證。既無訛謬之言詞，於是下召編入大藏，並褒賜契嵩紫方袍，號“明教”禪師。契嵩面對朝廷封賞，堅辭不受，仁宗不准他推辭，方才領受，留住在京城閔賢寺。時隔不久，契嵩又東遊回到杭州，應蔡襄之邀請，居住在錢塘佛日禪院和永安院。

北宋熙寧五年(1072年)六月四日早晨，契嵩禪師召集大眾，吟頌説：“後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言畢在法座上雙盤而坐，閉目進入禪定，僧眾四周護持。到午夜時分，涅盤示寂，安然坐化西去。火化後，葬在故居永安院的左邊，享年66歲，戒臘53夏。 ^[1] 

他一生擅長文章，勤於修持，著作甚豐，影響巨大。有《鐔津文集》和《嘉佑集》共百餘卷，其中最著名的文章有《輔教篇》、《中庸解》、《論原》、《非韓上》、《傳法正宗記》、《上皇帝書》等。其作品共計60餘萬字，由他的外甥法澄收藏傳於後世。

契嵩禪師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的突出事蹟和貢獻共有二點：

一是：作《輔教篇》闡明儒佛兩教雖然為人處世的方法有所區別，儒家在於治世，佛教在於治心，但其目的都是一個。他把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等同起來，提出了“孝為戒先”的重要命題。説明了佛教之孝重在理，儒家之孝重在行，兩者不可分割。故此，契嵩在歷史上有“一代孝僧”之稱譽。他還作《中庸解》宣揚中庸思想。他説：“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於治……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説明了儒家和佛教都是聖人之道，一者治世，一者治出世，分工雖然不同，但二者相輔相成，異曲同工，互不可缺。

二是：鑑於當時禪門各派對傳法世系各依所據，説法不一，爭論不休，併為了反對天台宗《法藏傳》的24祖之説，而依據《寶林傳》等禪門著作，確定禪宗印度世系為28祖。契嵩的西天26祖之説，後來成為禪宗祖系傳承的定論載入史冊，對後世講述禪宗史影響很大，意義深遠。 ^[2] 

契嵩禪師是北宋佛教界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學大家。他注重著書立説，提倡佛儒調和，宣揚孝道思想，極力弘揚佛教理論和教義。他畢生致力於維護和捍衞佛教利益及如來法門的傳播。因為他的傑出貢獻和深遠影響，在整個中國佛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所以被稱為“一代孝僧”和“明教”禪師而廣為頌揚，且永為後人所敬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