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語

金滅遼（1125年）之後，契丹語文仍然在一定範圍內使用。金太宗天會十二年（1134年）的《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是以契丹小字寫成的。耶律楚材的父親耶律履，曾經把《唐書》翻譯成契丹小字。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下令停用契丹文。此後耶律楚材曾經到西遼學習契丹語文。史籍所載懂得契丹語文的人，耶律楚材可能是最後一個。

現存有明確紀年的契丹文文獻中，最早的是遼應歷十年（960年）的《痕得隱太傅墓誌》，最晚的是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的《李愛郎君墓誌》，兩者都是以契丹大字寫成。

清乾隆年間在編寫（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的時候曾經據索倫語校《遼史》又據蒙古語校《元史》，這似乎表明清人心目中契丹語應該距索倫語較近而距蒙古語較遠。然而自從契丹語言問題正式進入現代學術界視野以後，儘管契丹文字至今沒有獲得解讀，漢文史籍中以音譯方式保存的契丹詞語也為數有限，但人們很快就形成了一個新的共識，即契丹語在發生學上和蒙古語最為接近。如果用二十世紀盛行的“阿爾泰語假説”來表述，我們就可以説契丹語是蒙古語族的一種語言，這構成了迄今所以契丹語研究的共同基點。從這個共同的基點出發討論一個更進一步的問題——如人們所公認，同語族各語言從一個共同的母語分化出來後，其後來的發展往往有快慢之別，那麼，與蒙古語相比，以至與同屬蒙古語族的其他語言相比，契丹語的發展處在哪個階段？這個問題初看起來好像不難回答——歷史上由漢文文獻記載的契丹語要比有文字記載的蒙古語早三百餘年，契丹語似乎應該是蒙古語族中一種較古老的語言。八十多年前伯希和提出契丹語是一種強烈顎化的蒙古語方言，這個觀點早已為西方漢學界所接受。儘管我們不一定同意契丹語僅僅是蒙古語的一種“方言”的説法，但是我們知道，在同一種語言的演化歷史上，顎化音總是在相對較晚的階段出現的，那麼，伯希和指出的現象不正意味着契丹語比蒙古語年經麼？

可惜的是，近幾十年來出土的契丹文墓誌我們還讀不懂，學界瞭解契丹語的惟一途經仍然是收集中原史籍中用漢字記錄下來的少量契丹詞語，並通過與蒙古語族諸語言的對比來複原這些詞語的本來面目。早期用這一手段進行的較大規模研究以白鳥庫吉的《東胡民族考》最為著名，儘管其中語音，語義比較大多顯得牽強，但其基本思路還是被後人沿用下來了。到二十世紀末為止語言學和文獻學考據涉及的契丹詞語已達375條，中原史籍裏的這類資料基本已被蒐羅殆盡。

我們掌握的契丹詞語多是含意不甚明確的漢文音譯，真正有確切詞義可考的還不及契丹語詞的一半，而且在這一半有確切詞義可考的語料中，能與蒙古語族語言形成同源對應關係的又是少數，因此，要據以研究契丹語在蒙古語族中的地位，這些資料只不過聊勝於無而已。

我們的基本思路是這樣，首先選出學界公認與蒙古語有對應關係的契丹詞語，去掉其中那些語音形式完全相同的，留下語音形式有所不同的，然後逐詞加以比較，看看其中反映了哪些語音演化規律。這樣就可以確定契丹語和蒙古語哪個代表了更為古老的形式。最後再把構擬的契丹語形式納入蒙古語族各語言的詞彙表中，契丹語在蒙古語族中的歷史地位就可以大致顯現出來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