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齊讓國

漢朝太史令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中有這樣的記載，“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相傳伯夷、叔齊是商朝末年孤竹國（政治中心在今河北省盧龍縣西）國君的長子和三子。生卒年無考。孤竹國國君在世時，想立叔齊為王位的繼承人。他死後叔齊要把王位讓給長兄伯夷。伯夷説：“你當國君是父親的遺命，怎麼可以隨便改動呢？”於是伯夷逃走了。叔齊仍不肯當國君，也逃走了。百姓就推孤竹國君的二兒子繼承了王位。

伯夷、叔齊兄弟之所以讓國，是因為他們對商紂王當時的暴政不滿，不願與之合作。他們隱居渤海之濱，等待清平之世的到來。後來聽説周族在西方強盛起來，周文王是位有道德的人，兄弟二人便長途跋涉來到周的都邑岐山（今陝西岐山縣）。此時，周文王已死，武王即位。武王聽説有二位賢人到來，派周公姬旦前往迎接。周公與他們立書盟誓，答應給他們兄弟第二等級的俸祿和與此相應的職位。他們二人相視而笑説：“奇怪。這不是我們所追求的那種仁道呀！”如今周見到商朝政局敗亂而急於坐大，崇尚計謀而行賄賂，依仗兵力而壯大威勢，用宰殺牲畜、血塗盟書的辦法向鬼神表示忠信，到處宣揚自己的德行來取悦於民眾，用征伐殺戮來求利，這是用推行錯誤的行為來取代商紂的殘暴統治。他們二人對投奔西周感到非常失望。當週武王帶着裝有其父親周文王的棺材，揮軍伐紂時，伯夷攔住武王的馬頭進諫説：“父親死了不埋葬，卻發動起戰爭，這叫做孝嗎？身為商的臣子卻要弒殺君主，這叫做仁嗎？”周圍的人要殺伯夷、叔齊，被統軍大臣姜尚制止了。

周武王滅商後，成了天下的宗主。伯夷、叔齊卻以自己歸順西周而感到羞恥。為了表示氣節，他們不再吃西周的糧食，隱居在首陽山，以山上的野菜為食。周武王派人請他們山，並答應天下相讓，他們仍拒絕出山仕周。後來，一位山中婦人對他們説：“你們仗義不食周朝的米，可是你們採食的這些野菜也是周朝的呀！”婦人的話提醒了他們，於是他們就連野菜也不吃了。到了第七天，快要餓死的時候，他們唱了一首歌，歌辭大意是：“登上那首陽山哪，採集野菜充飢。西周用殘暴代替殘暴啊，還不知錯在自己。神農、舜、禹的時代忽然隱沒了，我們的歸宿在哪裏？哎呀，我們快死去了，商朝的命運已經衰息。”於是他們餓死在首陽山腳下。 ^[1] 

後人對夷齊讓國各有評説， 這個典故發生在奴隸社會，在當時以及封建社會，在君主繼位問題上，是非常講究嫡庶、長幼之序的，然而現實中，同室操戈、近親相煎、旁庶篡位、以臣弒君等流血事丅件時有發生。因此，在當時人們將夷齊精神視為仁、義的典範。在後人的評價中，雖有褒有貶，但出於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再加之國人傳統觀念的延續，則褒者多貶者少。從歷代名人對伯夷、叔齊的評述中，可充分顯示出來。

孔聖人在《論語》中曾先後五次讚頌夷齊精神，他説：“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夷齊“古之賢人也”，“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亞聖孟子讚美説：“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

除二聖贊評外，春秋戰國時期，許多名人也都有尊崇和讚譽之言。管子説：“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備矣”；韓非子説：“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屈原説：“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到了漢代，司馬遷作《史記》，專門撰寫了《伯夷列傳》，而且將其排在七十篇列傳的第一章。他寫到：“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　行如此餓死”！司馬遷在引用孔子“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名言後，接着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以彰夷齊之德；他還認為：“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唐朝著名文學家韓愈專門撰寫了400餘言的《伯夷頌》。頌詞中有：“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　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他認為夷齊“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己，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北宋司馬光《題伯夷廟》詩中讚美：“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名日月新。餓死溝中無人識，可憐今古幾多人？”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俘囚禁期間，曾寫一首《和夷齊西山歌》。元兵統帥勸降時説，“國己亡矣，殺身以尚，誰復書之？”文天祥凜然地答：“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凱論書與不書？”並詠詩抒懷：“餓死真吾事，夢中行采薇。”可見文天祥是以夷齊為楷模的。

元始祖忽必烈，將夷齊推崇到至高無尚的地位，特頌詔追封先聖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並立廟祭祀。

明憲宗成化九年，皇帝派大臣到永平府夷齊廟致祭，其目的在於尊夷齊為大明“永範綱常”。明亡後，愛國學者顧炎武，特謁夷齊廟並留詩：“言登孤竹山，屹焉思古聖。荒祠寄山椒，過者生恭敬！”又有詩言：“甘餓首陽岑，不忍臣二姓。”

清乾隆皇帝曾兩次臨幸夷齊廟，留下御筆詩文160言，並刻碑銘文，其詩首闋是：“史遷著列傳，夷齊乃居首，慷慨念聲施，青雲期不朽。”

孤竹古國之伯夷、叔齊二君，自餓死首陽山至今，已逾3000餘年。在此漫長的歲月中，歷代名人對二君讚譽不絕，崇尚備至，幾天微詞。上述列舉名人美言，僅為代表。讚頌之旨，自是奴隸主和封建主階級統治需要之使然，但亦與國人長期崇尚仁、義美德有關。

然而，不管歷代如何評價，最終只有掌握唯物史觀的無產階級才能正確評價歷史人物。1949年，當中國革命勝利已成定局之時，毛丅澤東站在馬克思主義的高度，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文中説：“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自有了唯物史觀，也就改變了對夷齊的評價。

不論歷代名人如何評價，評價中都帶有評價者的階級烙印。然而，不論任何人物，只要對社會發展是促進的，就應該讚頌；只要對社會發展是促退的，就應該批判。對伯夷、叔齊的評價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