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之辨

華夷之辨，區辨華夏與蠻夷。古代華夏族羣居於中原，為文明中心，而周邊則較落後。東周末年，諸侯稱霸，孔子着春秋大義，提出尊王攘夷，發揚文化之大義。如楚國自稱蠻夷，其後文明日進，中原諸侯與之會盟，則不復以蠻夷視之；而鄭國本為諸夏，如行為不合義禮，亦視為夷狄。

中華世界重衣冠禮儀，《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周易·繫辭下》記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禮而治天下，被儒家尊為聖人。衣冠、禮儀往往用來代指文明。

最開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諸侯封國，稱諸夏。《國語·鄭語》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諸夏的基本團體包括夏、商、姬、姜四氏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繼承了華夏文明的國家。比如周王室和魯、晉、鄭、衞、韓、魏、燕、虞、虢等姬姓國；齊、申、呂、許等姜姓國。徐、黃、郯、江、趙、秦等嬴姓國、子姓宋國。《國語·周語下》説：“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也就是説，鯀、禹與夏人之後，以及共工、四嶽與各姜姓國，“皆黃、炎之後也”。 ^[1]  西周共王時器《牆盤》銘文雲：“上帝司夏尤保。”可能是銅器中所見最早的一個“夏”字，但含義不指夏朝。

夏商周乃至春秋戰國時，諸夏與夷的區別主要是農耕的城邦和遊牧的山野牧民之區別。諸夏有禮，而蠻夷無。若説中國的皇帝是天子，中國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國家和中國的關係是貢國和屬國的關係，其首領只能被稱為王。至少要在秦之後。

華夏文明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周邊國家接受中華思想，又常自稱“華夏”“中國”，這被稱為小中華思想。中國和這些周邊國家和地區合稱為中華世界。由於中華世界為儒家社會，儒家文化是社會的主流文化，因此這些地區又稱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漢字而稱為漢字文化圈。

就中國典籍上的記載來看，先秦華夷之辨區分的主要標準是以華夏禮儀的有無。漢晉以後華夷之辨區分的主要標準是以血緣遠近。

中國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有三個標準：血緣衡量標準，地緣衡量標準，衣飾、禮儀等文化衡量標準。 ^[1]  實際情況是，在先秦以後，在“華夷之辨”上的衡量標準是三個標準並行，以血緣及地域進行衡量的觀點一般在華夏面臨嚴峻威脅即遭遇嚴重入侵和災難時佔據主流，而這主要也是為了保護華夏族羣的存續。

受近代西方民族理論的影響，很多學者認為古代中國沒有民族主義，但實際上，古人們民族國家意識最突出的表達莫過於“華夷之辨”。“華夷之辨”存在着深刻的民族主義色彩。因此，古代中國人具有史所罕見的最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先秦中國人嚴格地以文化（服飾、禮儀、思想、道德等的綜合體）嚴格區分先進的華夏族與落後的蠻夷，漢晉開始以血緣為主要因素區分。

華夷之辨是根據禮儀來區分華夏和蠻夷，這裏的禮儀是指《周禮》《儀禮》《禮記》以及《春秋》。其中《春秋》是華夏禮儀的宗旨，三禮是具體的規則。

春秋管仲：“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4] 

《左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7]  “（孔丘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8] 

《孟子》：“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9] 

《論語》：“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5]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6] 

正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漢書》：“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而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闢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10] 

《後漢書》：“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刖。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污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不以傷害中國也。今邊境幸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 ^[11] 

季布：“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

江統《徙戎論》：“《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穀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敍。”“其性氣貪婪，兇悍不仁。” ^[12] 

南北朝丘遲：“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全唐文》：“躬上聖之資，合至神之化，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 ^[13] 

韓愈《原道》：“《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14] 

宋代蘇軾：“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譬如禽獸然。”

明太祖朱元璋：“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羶，污染華夏，學校廢馳，人紀蕩然。” ^[15] 

朱熹：“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朱熹亦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又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自序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程頤：“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 ^[3] 

明代劉基：“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百年腥羶之俗，天實厭之。” ^[16]  “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 ^[2]  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

明代王夫之：“夷狄之於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 ^[17]  “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 ^[18] 

古人在論述“華夷之辨”時強調周邊少數民族同華夏的區別（即落後），以及深刻的防蠻夷、衞華夏的思想。然而，這種蔑視只表現為文化上的優越感，除正義性的保衞華夏時的武裝外徵外，整個中國古代很少有無故征伐周邊“四夷”的歷史行為，因為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無德”。

一般説來，大一統思想中的華夷之辨和正統之爭是中國分裂時期的民族觀的一大特點。魏晉時期以政治上的分裂為基本特點，民族遷徙、衝突尤為劇烈。相應地，華夷之辨的聲浪日高，諸政權均以華夏正統自居，內諸夏而外夷狄，主張以夏變夷，從而使華夷觀日益彰顯，成為民族觀的主流。

早在先秦以前，中國古代的民族觀就已產生。春秋戰國時期，諸位儒家代表人物提出的華夷觀，孕育並構建了之後中國兩千多年民族觀的基本內容。夏商之時，華夷之説就已出現，但華夷之別清晰呈現則始於西周。西周統治者強調“分服”，《國語?周語上》對此有詳細記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徵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闢，有攻伐之兵，有徵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全國從邦畿到蠻夷戎狄，據其與周王的親疏關係分為“五服”。雖有劃分，卻是在整體之中劃分，在整體之中區分內外。日祭、月祀的甸服、侯服是邦內之屬，時享、歲貢、終王的賓服、要服、荒服是邦外之屬。內外之分是相對於邦內邦外而言，即與周王的親疏遠近。除此之外，這段記載還提出處理中原與其他民族關係的思想——先教化後征伐的策略。這個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為中國古代社會處理民族關係的總的原則。

華夷之辨的概念源頭，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春秋時期犬戎攻破鎬京的慘痛經歷給當時的中原諸侯國造成了嚴重衝擊，孔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25]  春秋時期，孔子作《春秋》，明確主張大一統，且在大一統之下明“華夷之辨”。強調華夷有別，夷不亂華。當中原政權不穩，邊地四夷內遷之時，“華夷之辨”的呼聲就會高漲，“華夷之辨”成為漢族政權用來抵禦異族政權的強大思想武器。從更深層次來看，“華夷之辨”的觀念促成的是一種凝重執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凝聚成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頑強地抵抗異族的征服。表面的一味拒絕和言辭語氣上的歧視表現出維護華夏尊嚴，捍衞華夏文化，維繫華夏生存的深厚情感。每每這種時候就會湧現出許多民族英雄。如東晉亂世，五胡亂華，祖逖率領家人、部族渡江北伐，中流擊揖發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東周末葉至春秋時期，遊牧的戎狄大量內遷，在中原與諸夏交錯雜居，而南方與華夏同源的楚國實力日益壯大，進逼周王及華夏系各諸侯國，出現了“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的局面。在這種嚴峻的形勢面前，華夏系各諸侯國在處理華夷關係時更加強調“華夷之辨”。

東漢末年戰亂紛起，天下三分的同時，北方、西北方的異族也趁着戰亂內遷。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掌握了漢朝的大權。曹魏在三國中勢力最強，轄區最廣，據有淮河以北的中國北半部，並曾於西域設長史府。境內的異族有匈奴、鮮卑、羯、氐、羌、烏桓、盧水胡、丁零等，他們中有不少與漢族交錯雜居。蜀漢地處西南，境內主要有青羌、叟、巂、僚、濮、昆明等族。孫吳據有中國東南部，境內異族大致可分為蠻族和百越後裔兩大集團。雖然天下三分已定，但是壯大自己的實力以圖一統全國一直是各位統治者的心願。

西晉結束了三國的分裂，實現了短暫的統一。可三國境內原有的異族數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進一步增加，以至出現了“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大量異族的內遷，使“嚴華夷之辨”的心理再度空前強化。對“四夷”民族抱蔑視態度，在這一時期的民族觀裏再次顯現出來。曹操認為“夷狄貪而無親”，“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鄧艾認為，“戎狄獸親，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江統則認為，“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其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西晉朝廷對內遷胡人徵收的賦税明顯低於漢人，但在八王之亂髮生後，內遷的胡人仍然起兵叛晉。

分析“華夷之辨”的內涵，不難發現，之所以強調“華夷之辨”為的是貫徹“華夷大防”。華夷之辨強調的是保衞先進的華夏文化以求發展，反對的是屈從於夷狄習俗而倒退苟安，重點所在是“以夏變夷”，並以此確保以華夏文明教化夷狄文化，中國一統於華夏民族，傳承華夏文明。這也是“華夷之辨”能夠成為中國人們心目中一個重要的行為準則的原因所在。為了防止以夷“亂華”和夏“變於夷”，就必須在“大一統”的格局中存在“華夷大防”。

最先在夏商朝期稱為“夷”，不帶有外族觀念，只是作為部落聯盟的稱呼，魏晉南北朝時期，儒教、道教與佛教為了爭奪宗教正統地位和宗教地盤，雙方圍繞夷夏問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爭論。其中以道教《夷夏論》最為著名。當時儒家學者依然堅持華夷之辯及正統的原則，排斥佛道二教，但由於佛道二教的許多義理已深入人心，故儒家學者的排斥雖然有力，但效果並不理想，相反卻是三教合流、三教兼宗的趨勢更明顯。 劉宋年間，顧欣站在道教的立場上發表著名的《夷夏論》，憑藉儒家夷夏之辯的思想武器， 論證道教才是華夏的根本宗教，佛教乃為夷狄之法，以期為尊王攘夷、王政一統教化張目， 結果招致佛教徒的強烈反對，引發佛道二教的一場激烈論戰 ^[19]  。

唐太宗：“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幾失久安之道。”

魏徵：“晉代有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鑑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

唐太宗：“夷狄，禽獸也，畏威而不懷德。”

魏徵：“夷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強必寇盜，弱而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

《唐會要》：“戎夏不雜，自古所戒，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

孫瑴説：“近世有利瑪竇，自歐巴羅國越八萬裏泛海而來。其言海外大國猥多，而西視神州，目為大眀海，居地才百之一，則瀛海之外，豈遂無方輿哉！” ^[20]  瞿式谷説：“嘗試按圖而論，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則自赤縣福州而外，如赤縣福州者且十其九，而戔戔持此一方，胥天下而盡斥為蠻貉，得無紛井蛙之誚乎！” ^[21]  “曷微之儒先，曰東海西海，心同理同。誰謂心理同而精神之結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顧斷斷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瞿式榖的開放眼界和包容心胸是值得稱讚的。而這種心態在明代的主流知識分子中是相當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東林黨人馮應京説：“即如中國聖人之教，西士固未前聞，而其所傳乾方先聖之書，吾亦未之前聞，乃茲交相發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東漸西被不爽耳。” ^[22] 

西班牙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記述：“下一天，即7月11日禮拜天，該城（泉州）的許多貴人去對西班牙人進行拜訪，根據他們的習慣有許多禮儀合贊助的話，……這種訪問花去他們一整天。”“他們驚奇地看見那些貴人的良好風度，教養和高尚舉止，還有他們在詢問他們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們答覆我們問題時候的認真。”傳教士曾德昭記載：“中國人爽快地讚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別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產品，即使並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讚歎……這種謙遜態度真值得稱羨，特別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於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23] 

比林則徐、魏源早兩個世紀，徐光啓等一大批明朝知識分子已經把視野轉向世界，並且認識到中國以後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西方殖民強盜。徐光啓説：“今之建賊，果化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則今之閩海寇夷是也。” ^[24] 

王夫之：“夷狄只知其母而不知誰為其父，雖得天下，立法治民與禽獸無異。”

自洪武以來，滿洲人、蒙古人等關外民族由於其生活苦寒開始南下，與新建立的漢民族政權接觸，從此開始了明朝政府與這些南下少數民族的關係史。在對於這些民族的政策態度上，明朝政府採取了極其寬大的方式，以寬厚仁和的態度接納安置了他們。孟森説：“明之惠於屬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為最厚。”

1412年(永樂十年)六月“遼東建州衞指揮僉事李顯忠奏：塔温新附人民缺食乞娠貸之。”明成祖對户部官員説：“薄海內外，皆吾赤子，遠人歸化，尤宜存恤。其即遺人發粟娠之，毋令失所”；1444年(正統九年)，建州衞都督僉事李滿住奏其衞從它地遷回的二百二十餘口人“甚是飢窘，乞加娠恤”。明英宗當即令户部大臣“速令遼東都司一量撥糧米接濟”，1412年(永樂十年)遼東都指揮同知巫凱奏，建州衞都指揮李裏等人“悉挈家就建州衞居住，歲乏食，上命發倉粟娠之”；1440年(正統五年)建州左衞凡察等遷來蘇子河流域“家口糧食艱難”，明廷除令總兵官安插其與李滿住居住外，又令遼東鎮守總兵官“給糧接濟”；甚至到了努兒哈赤另立旗號的1617年(明萬曆45年，後金2年)，因“上年水災，胡地尤甚，飢寒已極，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覓食……羣胡逐日出來”，明廷仍及時給予娠濟，據估計當時明廷“借給之物，想必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