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之治

曹魏鹹熙二年（265），司馬昭病死，司馬炎繼承了相國晉王位，掌握全國軍政大權。不久，曹魏皇帝曹奐禪位於司馬炎。司馬炎登上帝位，改國號為晉，史稱西晉，並改元泰始。晉王司馬炎成了晉武帝。

這時的晉武帝心裏並不輕鬆，他很清楚，雖然他登上王位寶座，但危機仍然存在。從內部看，司馬炎的祖父、父親為了給司馬氏家族奪取帝位鋪平道路，曾經對曹操以後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屬勢力進行了殘酷的屠殺，這件事所造成的陰影仍然橫亙在當時人的心中。從外部看，蜀漢雖平，孫吳仍在，雖説此時的東吳已不足以與晉抗衡，但畢竟也是一個不小的威脅。

內憂外患，促使晉武帝明白，要想鞏固政權，進而完成吞併東吳、統一中國的大業，就首先要強固統治集團本身的凝聚力，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採取懷柔政策。為此，晉武帝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詔讓已成為陳留王的曹奐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同時又賜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為駙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對漢室的禁錮。這不但緩和了朝廷內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為司馬氏家族統治對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懼——而且還安定了蜀漢人心，進而贏得吳人的好感，為吞併東吳取得了主動權。

為了儘早地使國家從動亂不安的環境中擺脱出來，為統一奠定牢固的基礎，無為與寬鬆政策成了西晉之初的立國精神。這種立國精神，在國家的各種領域中充分地體現出來。

泰始四年（268年），晉武帝詔書中明確指出：“為永葆我大晉的江山，現以無為之法作為統領萬國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國頒下5條詔書：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當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繼東漢的動亂政治之後，為了安定人心，恢復國力，曾實行了比較寬鬆開放、節儉求實的治國方略。但到了曹丕統治時期，政治漸趨嚴厲，社會風氣亦腐敗，曹操當年的風範已不復存在。皇帝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往往不斷把強大的物質重負轉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長期的戰亂更使百姓在慘淡的生計之外，還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種恐懼與疲憊之感。在這種情況下，晉武帝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無為而治的強國方略。 ^{[1]  [2]} 

司馬炎稱帝後，總結前代亡國的教訓，認為曹魏政府束縛、防範宗室，導致皇帝孤立無援。為了屏衞皇室，晉武帝實行五等封爵之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晉武帝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後又陸續增封，總計達五十七王，並允許諸王自選王國內的長吏。晉武帝還委任幾位宗王統領重兵，出鎮許昌、鄴城、長安等處的戰略要地，用以拱衞首都洛陽。宗王出鎮是晉武帝加強宗室權勢的重要措施，對以後西晉的政局影響極大。

由於憑藉朝臣、士族的支持，晉武帝才得以建立西晉政權，所以對擁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極力照顧。比較突出的是，他為防止功臣之間為官職高下而引起紛爭，雜糅上古及漢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設置品級極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等職，號稱“八公”，成為歷史上鮮見的因人設官的典型。

此外，他對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後受封的異姓公侯多至五百餘人。按照規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標準是被封地區民户全部賦税的十分之一，後又擴至三分之一。當時，在蜀漢滅亡後不久，晉武帝為了穩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漢供職的官吏為朝官。晉武帝沒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慣用手法，而是採取拉攏、收買人心的辦法，穩定各級官吏，以確保社會穩定地過渡。 ^[3] 

泰始四年（268）正月，晉武帝批准頒行新律。這部晉律始編於司馬炎父親司馬昭輔佐魏政期間。當時司馬昭命賈充、羊祜、杜預等人蔘考漢律、魏律開始編纂，到晉武帝建立西晉後不久完成。因頒行於泰始年間，故又稱《泰始律》。張斐、杜預為該律作註解，經晉武帝批准“詔頒天下”，注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該律又名《張杜律》。

《泰始律》的主要特點是“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在損益漢《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礎上，《泰始律》為20篇，計為刑名、法例、盜律、賊律、詐偽、請賕、告劾、捕律、系訊、斷獄、雜律、户律、擅興、毀亡、衞宮、水火、廄律、關市、違制與諸侯律，共620條，27657個字。

晉律比前代律令的內容有所放寬，“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對女子的判處也有從輕從寬的用意。《泰始律》的這些變化，使其在實行中能夠起到緩和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作用，有利於鞏固司馬氏的江山。《晉書·刑法志》稱其“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

《泰始律》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在中國法律發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無不打上它的烙印。它以寬簡著稱，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簡的里程碑。晉律還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唯一通行於全國的法律，並被東晉和南朝所沿用，也是這一時期承用時間最長久的一部法典。 ^[1] 

在用人方面，晉武帝儘量不計舊怨，啓用某些原屬於曹魏集團的官吏。太常丞許奇的父親許允，因參與魏主廢黜司馬師的密謀，事泄被殺。晉武帝認為許奇有才，便不顧別人反對，把他提升為祠部郎。以後，他還選用了一批原在蜀漢政府任職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學者譙周、文立等人以及諸葛亮的孫子諸葛京。

趙昆生的《晉武帝與“太康之治”》認為晉武帝很會用人，善於利用和發揮各種人物的才能優勢。他並不介意是否前朝重臣或者廢帝姻親，只要有才並忠於司馬氏，即可得到重用。而且還能寬容對待臣下的道德品質或者生活上的瑕疵。 ^[4] 

張金龍的《晉滅吳決策探因》中也指出，晉武帝滅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晉武帝的用人策略，尤其是對羊祜等人的使用。 ^[5] 

尚志邁的《晉武帝與太康之治》認為晉武帝用人多倚重世家大族，但也能夠做到人盡其職，發揮作用。並且，晉武帝在用人上還能做到不念舊隙，不計前嫌。這樣的用人在政治和經濟領域起到很大作用。 ^[6] 

陳森的《滅吳前後的晉武帝》指出，滅吳之前的晉武帝用人唯賢為政清廉，一些優秀人才得到重用，能夠做到知人善任。 ^[7] 

西晉立國之初，蜀漢雖亡，東吳未滅，全國還未統一。於是，晉武帝開始運籌帷幄，準備擊滅東吳，結束全國分裂局面。這是太康年間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

西晉正處於一種積極的態勢之中，然而吳國卻是在走下坡路。吳主孫皓的荒淫、殘暴，使吳國喪失了重整旗鼓的機會。由於孫皓的殘暴，其手下的將領們也對他喪失了信心，紛紛投降西晉。

西晉的大臣們見吳國國力下降，政局不穩，也紛紛勸説晉武帝趁機滅掉吳國。但是，滅吳計劃受到了以太尉錄尚書事賈充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他們認為：吳有長江天險，且善水戰，北人難以取勝。且近幾年來西鮮卑舉兵反晉，此時對吳作戰，並“非其時”。而羊祜、張華、杜預等人則認為：吳帝孫皓腐化透頂，他不但對廣大人民殘酷剝削、鎮壓，而且在統治集團內部也排除異己，用刑殘酷。孫吳是“上下離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戰而勝”。如果錯過機會，“吳人更立令主”，勵精圖治，再去滅吳就相當不容易了。兩派意見，針鋒相對。

晉武帝意識到，自秦漢以來，統一已成為人類歷史的主流，廣大平民百姓要求統一，渴望和平。因此，晉武帝堅定地站在主戰派一邊。為了完成滅吳大業，晉武帝在戰略上做了充分準備。

早在泰始五年（269），他就派羊祜坐守軍事重鎮荊州，着手滅吳的準備工作。羊祜坐鎮荊州後，減輕賦税，安定民心，荊州與東吳重鎮石城（今湖北鍾祥）相距最近，晉軍採取了“以善取勝”的策略，向吳軍大施恩惠。由於孫皓揮霍無度，部隊士兵常常領不到軍餉，連飯也吃不飽。羊祜命人向吳軍送酒、送肉，瓦解吳軍。這樣，不時有吳軍前來投降，羊祜下令説：吳軍來要歡迎，走要歡送。有一次，吳將鄧香被晉軍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堅持要殺掉，羊祜不但不殺鄧，而且還親自為其鬆綁，把鄧送了回去。有時，吳軍狩獵打傷的野獸逃到了晉軍領地，晉軍也把這些野獸送到吳軍帳內。正是由於這樣的“厚愛”，東吳將領們的心已經一步步趨向晉軍。

晉武帝在襄陽，一邊命羊祜以仁德對吳軍施加影響，一邊在長江上游的益州訓練水軍，建造戰船。經過長達10年時間的充分準備，咸寧五年（279），晉軍開始向東吳展開大規模的進攻。

為了迅速奪取勝利，20萬晉軍分六路直撲東吳。其中五路沿長江北岸，向吳軍齊頭併發。第六路晉軍由巴東、益州出發，沿江東下，直搗吳軍都城建業。

東吳守軍，在巫峽釘下了無數個鋒利無比的、長十餘丈的鐵錐，在江面狹窄處用粗大的鐵鏈封鎖江面。晉軍先用大竹排放入長江，晉軍在船上載了無數根數丈長的用麻油澆灌的火點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夠把鐵鏈燒斷。就這樣，東吳長江的防守設施被一個個排除了。在第6路晉軍進攻東吳時，為了分散、吸引守衞建業的吳軍兵力，安東將軍王渾率一路晉軍，由北向南，直取建業。孫皓忙命丞相張悌統率主力渡江北上，迎擊王渾，結果沿江東下的晉軍乘機攻佔了建業。

由於晉武帝準備充分，時機恰當，戰略正確，前後僅用了四個多月，便奪取了滅吳戰爭的全部勝利。從此，東吳的全部郡、州、縣，正式併入晉國版圖。太康元年（280），三國鼎立的局面完全結束。晉武帝終於統一了全國，結束了長達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西晉開國之初兵力已近50萬，滅吳之後又收降軍20萬，總兵力達到70萬，這是西晉王朝軍事實力最強的時期。 ^{[3]  [4]  [8-10]} 

西晉統一全國後，政治上趨於安定，但由於多年戰爭的創傷，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艱苦。特別是皇室和權貴們無限制地霸佔土地，更加重了農民的苦難。如長安東南的藍田縣的“雜牌將軍”龐宗就佔良田幾百頃，更不必説達官貴人。農民沒有土地，豪門世族利用佔據的田地肆意盤剝農民。為此，晉武帝把解決土地問題作為發展經濟的重要內容，並在西晉初年實施了一系列改革。

晉武帝對改革十分嚴肅認真，為防止官吏們欺上瞞下、弄虛作假、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他做到有檢查有督促有獎懲。如藍田縣令張輔為人正直剛強，有才幹有魄力，敢於懲治違抗法令的龐宗。晉武帝對執法不避權貴、敢於打擊豪門的張輔大加讚賞，立即任命他為京師地區山陽縣令。張輔到任後，發現太尉陳準的家僮無法無天，立即將其正法處置。晉武帝又把張輔提升為尚書郎、御史中丞，專門負責糾察彈劾不法的官員。可以説，晉武帝這段時期對官員能真正觀其言察其行，執法從嚴，賞罰分明。這在古代帝王中實屬少見。 ^[11] 

晉武帝還制定了“户調式”的經濟制度。户調式共有三項內容，即佔田制、户調製和品官佔田蔭客制。

佔田制是把佔田制和賦税制結合在一起的一條法令，即“限田”“佔田”“課田”，把屯田區改為郡國，使原來的近於奴隸的佃户成為自耕農。此等法令目的就是限制豪門貴族佔有田畝的數量。

民屯制度廢止以後，貴族、官僚爭相侵佔田地，隱匿户口。原來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門，或遊食商販，加上服役為兵者，有一半人不從事農業生產。因此，農業荒廢，國庫空虛，百姓窮困。針對這種情況，太康元年（280），西晉政府採取兩項重大措施：罷州郡兵以歸農、頒佈佔田制（佔田、課田令）。佔田、課田令規定：男子一人佔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減半，次丁女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貴賤佔田，從第一品佔五十頃，至第九品佔十頃，每品之間遞減五頃。此外又規定可依官品高低蔭庇親屬，最多可至九族。

從佔田制的內容看，它是一種既保證政府收入，又保護士族特權的一種土地制度。佔田制並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將地主的田地授與農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壞的前提下，允許農民佔墾荒地，佔田制中對於官僚士族佔田、蔭客、蔭親屬等特權的規定，其主要精神不在於對官僚士族的特權加以限制，而在於確認和保護他們已佔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實。與曹魏時期的自耕農相比較，户調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實際上還不止於此。因為曹魏的田租是校畝計徵，佔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徵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佔足規定的課田數額，都必須按法定的課田數交租。

佔田制的實施有積極的意義。首先，與屯田制下農民相比，佔田制下農民的負擔顯然有所減輕。特別是解除了屯田制下軍事管制的強迫勞動，有助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其次，佔田無年齡之分，課田有年齡、性別的區別，佔田數又高於課田數，這些規定可以鼓勵人們去佔田墾荒，有利於擴大耕地面積。這一規定，使得每個農民都可以合法地去佔有應得的田地。不少豪門世家的佃户，也都紛紛脱離主人，去領取屬於自己的一份土地。佔田制發佈以後，不少農民開墾了大片荒地，這對農業經濟的好轉起到一定的作用。 ^[12] 

户調製即徵收户税的制度。户調不分貧富，以户為單位徵收租税。這一制度規定：“丁男之户，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户者半輸。”對邊郡及少數民族地區的户調也作了具體的規定：邊郡與內地同等之户，近的納税額的三分之二，遠的納三分之一。少數民族，近的納布一匹，遠的納布一丈。

品官佔田蔭客制是一種保障貴族、官僚們經濟特權的制度，同時也有為貴族、官僚們佔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立一個“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無限制地兼併和隱瞞户口的情況出現。此制度規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佔田。第一品佔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每低一品，少五頃。”對於庇廕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庇廕户的佃客，為私家人口，歸主人役使，不再負擔國家徭役。

實行户調製的詔書發佈之後，遭到了豪門世族的抵制。他們或是隱田不報，或是反對農民佔有耕地。但這一制度從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將大量的流動、閒散人口安置到土地從事生產，這對於穩定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12] 

晉武帝很注意開墾荒地，興修水利。如在汲郡開荒五千多頃，郡內的糧食很快富裕起來，又修整舊陂渠和新開陂渠，對於灌溉和運輸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晉武帝時，開鑿和修復的新舊渠道水利工程可以説是遍及全國地。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太康時，杜予鎮守荊州，“修邵信臣遺蹟，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淮南相劉頌修復芍陂，“百姓歌其平惠”。晉武帝組織人力擴充整修潞河車渠，灌溉土地萬餘頃，澤及四五個縣。為防水澇，晉式帝還責令修治了兗、豫二州的舊陂舊堨及私家小陂。水利工程的修建，保證了農業生產的豐收。

由於水利事業的發展，一些灌溉工具被廣泛應用，如杜予發明的“人排新器”。同時，以水力發動的農產品加工機械水碓、連機碓也遍及各地如，司徒王戎“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再如《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説，晉武帝時“有公主水碓三十餘處”。水利灌溉事業的如此發展，大大促進了西晉農業的恢復與發展，“太康之治”就是在這一比較充實的經濟基礎上出現的。

由於數十年的戰亂，中原地區經濟遭到極為慘重的破壞，人口也大減。晉武帝的故鄉河內郡温縣，人口也只有原來的幾十分之一。為此，晉武帝決定採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區的人口。他下令，十七歲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則由官府代找夫家。滅蜀之後，招募蜀人到中原，應召者由國家供給口糧兩年，免除徭役二十年。滅吳後，又規定吳國將吏北來者，免徭役十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二十年。

泰始四年（268），晉武帝還設立了“常平倉”，即豐年收糧，荒年平糶。豐年按適當價格拋售布帛，收購糧食；荒年則按適當價格出售糧食，穩定糧價，維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晉武帝一再責令郡縣官吏，要“省徭務本”，打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

由於晉武帝採取了這樣一系列有力的經濟措施，使農業生產逐年上升，國家賦税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僅平吳之後不到三年時間，全國人口就增加了130多萬户，出現了“太康繁榮”的景象。

人口的大量增加，是“太康之治”的標誌之一，也是太康年間晉王朝經濟繁榮的動因之一。

晉武帝即帝位後，繼續推行曹魏以來行之有效的屯田。如羊祜鎮守襄陽，分其所統領部隊的一半進行懇田、屯田八百多頃，一年後，收穫的糧食夠軍隊十年吃用，大享其利。為增加屯田勞動力，晉武帝還免去鄴城奚官奴婢的身份，使他們變為屯田兵，在新城屯田種稻。這不僅可以增加糧食收入，同時，大批奴婢的被解放，這對發展社會生產是有積極意義的。

為了擴大耕地面積，安置流民，增加租税收入，發展農業生產，為滅吳、平定江南準備充足的物質條件，“朝廷厲精於稼穡”。為此，晉武帝於即位初連續下詔，勸課農桑。泰始二年（266）詔曰：“今者省徭務本，併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泰始四年正月又下詔：“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為獎勵勸農不倦的郡縣長吏、守棚，晉武帝賜他們每人一匹馬。泰始五年（269），晉武帝又下詔“敕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

晉武帝還親耕藉田，積極鼓勵發展農業生產，下詔不準豪族大姓“侵役寡弱”，並“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他對那些勸農開荒、勤恤百姓、作出貢獻的地方官吏大加獎勵。如汲郡太守王宏“撫百姓如家，在郡有殊績”，督勸該郡百姓開荒五千餘頃，雖遇荒年而該郡無匱乏，於是，晉武帝對王宏予以表彰，賜谷千，並佈告天下，樹立為榜樣。為了加強勸農工作，晉武帝還專門指派司徒石苞“明勸課”，制定“殿最之制”，每年考核一次，以勸農成績的好壞作為獎罰、升降官職的標準。此外，還增加了管理農業的官員。

儘管晉武帝的勸農政策未能（也不可能）全面徹底貫徹，但這在經過百年混戰、人民疲憊、農桑久廢之時，不能否定它的招撫流亡、勸農樂業的積極作用。

晉武帝在開國之初，還曾一反曹魏時期的奢侈、豪華、鋪張浪費之風，他提倡勤儉節約。在一次上朝時，他當着文武百官之面，把一件光彩奪目、滿飾野雉頭毛的“裘服”，一把火燒個精光。由此也可見他真有點勵精圖治的精神。果然，在平定東吳統一全國以後的近20年裏，由於天下太平，政通人和，黎民百姓辛勤地耕種生產，出現了一片勃勃生機、欣欣向榮的景象，人口也急劇增加。有一首《普世寧》的歌唱道：“晉世寧，四海平，普天安樂永大寧。四海安，天下歡，樂治興隆舞杯盤。” ^{[1]  [11]  [13]} 

司馬炎統治時期施行寬鬆的統治政策，在政治上施行懷柔政策，並且在人才上施行任人唯賢，不計前嫌，對人才也進行積極的保護，從而有利於文化的繁榮，使得太康年間湧現出了大量的文化佳作與文化名人。當時，盛行着一種被後人稱頌的“太康文學”，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陸（陸機、陸雲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張（張載、張協、張亢兄弟）。

辭賦家左思，寫了《三都賦》，是由《蜀都賦》《魏都賦》《吳都賦》三篇獨立又相聯結的賦組成的。《三都賦》一問世，立即轟動整個洛陽城。人們紛紛傳抄，引起了紙張奇缺，紙價飛漲，從此便流傳開“洛陽紙貴”的説法。它不僅在中國歷史和文學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而且對於考證、瞭解三國時期的歷史狀況，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左思的詩也寫得非常好。

當時最負盛名的要算陸機，被後人稱為“太康之英”。他的詩歌意新詞秀，講求形式的華美，以其深厚的筆力，優美的辭藻，純熟的技巧，表現了一種華貴之美。這種藝術追求，極大地影響了太康文學的藝術傾向。他的《文賦》是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第一篇系統的創作論，對後世文學創作和理論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陸機還是書法家，所寫的章草《平復帖》流傳至今，是書法中的珍品。另外，據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陸機還有畫論。

除了文學藝術方面，西晉太康年間在其他領域還出現了不少傑出人物，他們對中國古代文明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所有的這些文明與晉武帝開明的文化政策和人才保護措施是分不開的。

地理學家裴秀，是晉朝的尚書令，多次被人告發，但晉武帝不信讒言，保護裴秀，使他在地圖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裴秀首先運用了簡縮的技術，用“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的比例尺，把那幅用幾十匹綢子做的巨圖縮畫成了《地形方丈圖》。裴秀還提出了繪製地圖的六個基本要點，即比例尺、方位、交通路線的實際距離、地勢起伏、地物形狀和傾斜緩急等。這些都是世界地圖學史上劃時代的創新，除了經緯度和等高線外，已經包括了現代化製圖的基本要素。這在自然科學不發達的一千多年之前，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貢獻。

醫學家皇甫謐，四十多歲得了風濕病，半身癱瘓，長期卧牀，但他博覽羣書，很有才華。晉武帝得知後，多次下詔要他出來做官，但他推説有病，婉言謝絕。他在病牀上開始摸索針灸，一邊攻讀醫書，一邊在自己身上做試驗。經過七年苦心鑽研，他不僅治好了自己癱瘓多年的疾病，而且針灸技術越來越高，發現了不少針灸穴位，創立了自己的針灸理論，寫出了《針灸甲乙經》。此書不僅在中國醫學史上是一部偉大的著作，而且還流傳到國外，從公元6世紀開始，還被朝鮮、日本的醫生奉為必讀的書籍。 ^{[1]  [16-17]} 

根據《晉書·地理志》記載，太康元年（280）晉武帝統一全國後，西晉全國有2459840户，16163863人。太康三年（282），户口調查為全國3770000户，約23800000人。 ^[18-19] 

太康年間，在民族關係方面，晉武帝採取了招撫與鎮服相結合的民族政策，以招撫為主。《晉書·四夷列傳》找：晉武帝即帝位後，對周邊少數民族是“撫舊懷新，歲時無怠”，隨時招撫各少數民族入居中原。

在晉武帝的這種政策的感召下，塞外匈奴等少數民族首領紛紛率領本部人馬、牛羊入塞定居。如：泰始年間，匈奴大水等二萬餘落歸附西晉，晉武帝將他們安強在河西故宜陽城下。後來，又陸續遷入不少部落，與漢人雜居。太康年間，匈奴首領都大博和萎莎率幻奴各部“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還有匈奴胡太阿厚牢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頭，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並貢其方物，（晉武）帝並撫納之”。此外，在成寧和太康年間有奚軻十萬以及鮮卑、五溪蠻夷羊柯獠、西北雜虜等族入居內地。晉武帝對來降的少數民族有功首領還予以獎封，如匈奴首領綦毋倪邪伐吳有功，被封為赤沙都尉。

對晉武帝招納匈奴等少數民族入居內地一事，西晉朝廷內頗有異議。一些人認為羌胡狡猾，其心必異，讓他們入居內地，對晉朝不利。因此，建議把入居內地的各少數民族遷出中原。時西河侍御史郭欽上疏晉武帝，提出“徙戎”主張，他説應該把戎狄遷徙到西、北邊境以外地區，被晉武帝拒絕。

在晉武帝的招撫民族政策下，原來西晉北方廣大土地上，處處有匈奴、鮮卑、羌胡等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現象，《晉書·匈奴傳》記載當時情況是：“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闊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話，充郊掩甸。”“關中之人，百餘萬口，而戎狄居半。”這些內遷少數民族與廣大漢族人民一道生產，共同生活，友好往來，互相學習影響，加速了民族融合過程，這就為“太康之治”的形成創造了一個比較安定的客觀社會環境。

晉武帝招撫少數民族入居內地，拒絕徙戎，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在客觀上是順應了民族融合的歷史發展趨勢，是符合各族人民願望的，應予肯定，這既是“太康之治”所以能夠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又是“太康之治”的具體表現。 ^[6] 

西晉開國至太康年間，經濟發展迅速，確實是一個富得流油的國家。據史學家幹寶説：當時牛馬在野外隨便放牧也不用擔心被人牽走，人們居住的地方，大門常常開着。相遇了就像親人一樣和諧。如果你沒吃了，隨時有人會救濟你，幸福指數滿滿。 ^[14] 

但是，在晉武帝的帶頭提倡下，朝廷裏的大臣把擺闊氣當作體面的事。於是在太康時期，炫富、比富之風在社會上很流行。與此相匹配的是好逸惡勞和沒有進取精神。他們懶散不愛走路，做事漫不經心，不思進取，連穿衣服也選擇寬鬆的式樣。在比富炫富的影響下，當時還流行一種時尚潮流，那就是喜歡清談。清談，就是説些沒有任何實際內容的玄幻、空靈之語。無論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大小會議，還是普通的親友聚會，大家無不侃侃而談，説話四平八穩，面面俱到，無懈可擊；可仔細一想此人又什麼也沒説，沒有一句話涉及實際問題。 ^[14-15] 

晉武帝太康年間的統治有很大的歷史功績。西晉統一後實現了開疆，並促進了中國的對外交往，促進了中國科技、文化、教育的發展，晉朝有眾多的發明創造和制度建設都是在中國首創的，其中包括：三省制、門下省、國子學、書博士、佔田制等等。

科技發明有瓷器、製圖術、指南舟、樓船、凸鏡聚光、脈經等等，這些成就都是在司馬炎統一前後的成果。這些成果有的就是為統一戰爭服務的創造，只是在實現統一後，才增強了漢民族的團結，也鞏固了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團結，增加漢族人口，改變了漢末中原人口鋭減的困局。

太康年間的中國是與西方羅馬帝國並列的大國，在世界上佔有重要地位，在對外交往中有着非常廣泛的外事活動和經濟貿易，這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發展。

“太康之治”儘管是一個短暫的繁榮時期，但它在中國古代史上留下了一定影響，為西晉王朝增添了一點光彩。 ^{[2]  [6]} 

《晉紀·總論》評價“太康之治”：“牛馬被野，餘糧委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 ^[14] 

《晉書·食貨志》評價“太康之治”：“是時天下無事，賦税平均，人鹹安其業而樂其事。”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