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變不足畏

在封建社會，天命論是社會的統治思想。它不僅是封建士大夫的一般宇宙觀，同時也是政治鬥爭的工具。北宋熙寧年間的反變法派，以天命論為依據，反對變法。如御史呂誨曰：方今天災屢見，若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寧之理。反對派的説法影響到神宗。王安石則在整個熙寧變法期間，一直強調修人事。例：熙寧七年（1074）夏四月，神宗以久旱不雨，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嘆息懇惻，欲盡罷保甲方田等。王安石説神宗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逢，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

從上述重人事的角度來看，安石是具有“天變不足畏”思想的。

“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認為，不畏天變並不是説人道、人事彼此沒有關係，人們可以對天變不在乎，而只是説，天變不是政治行為所造成的，對天變本身要認真對待，修人事以消除天災。從這個意義上説，對天變亦要畏懼，不畏懼是不對的。

“也不能説王安石完全不相信天命，或者説，明確地主張‘天變不足畏’。他有時也相信天命，他常以‘畏天變’來稱譽神宗，固然是應時之詞，但他有時也徑直勸神宗祈天永命……這説明王安石思想的矛盾，身為輔宰大臣，他畢竟不能完全擺脱天命論這種思想的影響。”（張祥浩、魏福明著《王安石評傳》）

關於“三不足説”的出處，仍有爭議。

大陸論及王安石變法者，大多都以為熙寧時期流行的“三不足説”是由王安石發表，或最能體現王安石勇於革新的精神。鄧廣銘先生認為“三不足”精神是王安石變法革新的精神支柱，“儘管王安石從來不曾向宋神宗提出過這樣的‘三不足’語句，但這三句話之為王安石親口所説，卻是絕無可疑的。他自己倘若不曾説過，司馬光是撰造不出如此富有開創和革新意義的話語的。”（《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王安石》；《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對此，台灣地區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林天尉在《考“三不足説”之偽，析楊升庵之偏》一文中對鄧廣銘先生的看法提出批評，並考論説“所謂‘三不足説’，其初意是範論神宗與王安石對新法推行時之堅決意志，司馬光主持策論時，用作命題，目的是在試探民意，亦可能是擬製造反對的輿論，故即使神宗命‘別出試題’，而司馬文正公家傳集仍錄之，結果，神宗不滿，司馬光因此求外放（並非求去），乃至邵伯温著聞見錄，為維護司馬光創‘三不足説’，以造成王安石的狂妄形象，李燾錄文，後世史家沿襲之。”（原刊於《紀念司馬光與王安石逝世九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後收入《宋代史事質疑》易名為《為王安石辯誣二事》，台北商務印書館。）

1993年，黃復山著文《王安石三不足説考辨》又對林天尉先生的考偽再考辨，以為林天尉一文“言及三不足之肇始。於鄧廣銘《王安石》所論之‘三不足’多所批駁，惟引據之資料不出常人所見，是以未知‘三不足’之流行，即斷曰‘李燾之言不足説是採自邵伯温’，而邵伯温本‘為君者諱’，遂強指為王安石……此類缺失，皆使其為王安石辨白之結論立足不穩。”於是黃復出揆注史實用約30000字左右的篇幅詳考“三不足説”的形成與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