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論

《天論》節選自《荀子·天論》，有刪節。其主旨是揭示自然界的運動變化有其客觀規律，和人事沒有什麼關係。其主要思想是，社會是清明富足還是動盪飄搖，也全是人事的結果，和自然界（所謂的“天”）也沒有什麼關係。荀子的這種思想，有力地否定了當時的各種迷信，強調了人力的作用，放到戰國時期看，具有很強的進步意義。

天論(4張)

《天論》語言富於文采和氣勢。比如第一段中“強本而節用……妖怪不能使之兇”和“本荒而用侈……妖怪未至而兇”這兩節文字意思相反，字句工整相對，從整體上看，運用了對比兼排比的修辭手法，而這兩節文字分別又是由兩組排比句構成，文字的工整嚴密令人歎服。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兇。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生】而兇。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天論古書(3張)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

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所志在於天者，已【記】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和】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星隊【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嘗】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暗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妖則【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耘耨失穢，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妖。妖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説甚爾，其災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説。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捨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兇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 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 為，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 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 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 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上天的運行有一定的規律，不會因為聖君堯就存在，也不會因為暴君桀就滅亡了。（人）以禮義來配合（天）就會吉祥，（人）以暴亂（不以禮義）來配合天就會兇險。努力農業生產而節約用度，那麼天不能讓人貧窮。保養周備而行動合時，那麼天不能讓人生病。依循禮義正道而沒有什麼差錯，那麼老天不能加禍給人，所以水災旱災不能讓人饑荒，冷熱變化不能讓人生病，自然災害不能讓人兇險。荒廢農業生產而用度奢侈，那麼天也不能讓人富有。

保養簡略而行動逆時，那麼天也不能讓人保全。違背禮義正道而胡作非為，那麼天也不能讓人吉祥。所以水災旱災還沒來就鬧饑荒了，冷熱還沒逼迫就生病了，自然災害還沒產生就有了兇險。這些所接受的時間和治世完全相同，然而災殃災禍卻和治世不一樣，這不可以怨天，那事物的規律就是這樣。所以明瞭到天和人職分的不同，那就可以稱得是至人了。

不必刻意去做就成功了，不必刻意去求就獲得了，這就叫做“天職”。像這樣子，雖然深奧，“至人”是不會刻意去加以思慮的；雖然偉大，“至人”是不會刻意去加以費力的；雖然精微，“至人”是不會刻意去加以考察的，這就叫做不和天爭奪職分。天有天時，地有地利，人有人治，這就是叫與天地參與配合。放棄自己配合參與的能力，而羨慕天時地財的功能，那就錯了。

眾多星辰相隨旋轉，太陽月亮交替映照，春夏秋冬輪流降臨,陰陽交感，大化萬物，風和雨廣博地沾施，萬物各自得這些的調和而生長，各自得到這些的滋養而成熟，看不到他在做事情而只看到成果，這就叫做“神”。大家都知道他成就萬事萬物，卻不知道他無形無跡，這就叫做“天功”。只有聖人是不刻意去求瞭解天的。“天職”建立以後，“天功”已經完成，具備了形體而人的精神就產生了出來，好，惡，喜，怒，哀，樂的情感就藴藏在裏頭了，這就叫做“天情”。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形態，各有它和外物交感（的功用）而不能互相替代，這就叫做“天官”。心靈處在胸中，來主宰五官（耳，目，鼻，口，形態），這就叫做“天君”。裁擇其它的物類來奉養人類，這就叫做“天養”。順着人類的需要叫做福，違逆人類的需要叫做禍,這就叫做“天政”。遮暗“天君”，混亂“天官”，廢棄“天養”，違逆“天政”，背反“天情”，以致於喪失“天功”，這就叫做大凶。

聖人清明他的“天君”，調正他的“天官”，周備他的“天養”，順當他的“天政”，涵養他的“天情”，進而來保全他的“天功”。如此，聖人就會知道他所應該做的事情，知道他所不應該做的事情；就能夠在天地間盡職而役使萬事萬物了。聖人的行動完全合理，他的養生完全順適，他的存在不會傷害到萬物，這叫做知天。所以一個真正大巧的人，存於他有所不為；真正一個大智慧的人，在於他有所不思慮。聖人對於天的關注，僅止於表現出來可以預期的現象；對於地的關注，僅止於表現出來適合生長的土宜；對於四時的關注，僅止於表現出來可以從事勞動的次序；對於陰陽的關注，僅止於表現出來可以治理的方法和狀況。聖人會任命專家守住天的規律，而自己守住人道。

治或亂，是天造成的嗎？我説：“日，月，星，辰，瑞兆，歷數，是大禹，夏桀所共同面對的。大禹,天下太平，夏桀，天下大亂。（可見）治或亂，不是天造成的。”治或亂，是四時造成的嗎？我説：“農作物在春夏時候紛紛萌芽，茂盛，成長，在秋冬時結谷，蓄積，收藏，這又是大禹，夏桀所共同面對的。大禹，天下太平，夏桀，天下大亂。（可見）治或亂，不是四時造成的。”治或亂，是地造成的嗎？我説：“萬物有了大地就會生長，萬物沒了大地就會死亡，這又是大禹，夏桀所共同面對的。（可見）治或亂，不是地造成的。”《詩經》説：“上天創造了高大的歧山，周太王加以開墾，經過他的經營，周文王繼承後，讓百姓過安定的生活。”説的就是這個道理。

天不會配合那些厭惡寒冷的人就停止冬天的到來，地也不會配合那些厭惡遼遠的人就改變他的寬廣，君子不會因為小人喧譁不休就停止他的品行修養。天有着常道，地有着常數，君子有着常規，君子強調常規，而小人（完全）只計較功利。《詩經》説：“實踐禮義而沒有差錯，何必害怕別人的閒言閒語呢 ”説的就是這個道理。楚王后面護從的車馬有千乘之多,並不是他有多聰明；君子吃吃豆子，喝喝清水，並不是他有多笨，這都是偶然造成的。至於志意修美高潔，德性深厚篤實，生於當代而有志於古道，那是（完全）操之在我的啊！所以君子會急於（認真做）那些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不貪慕那些屬於天的事情；小人會放棄那些屬於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一味地）貪慕那屬於天的事情。君子會急於（認真做）那些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不貪慕那些屬於天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在進步；小人放棄那些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一味地）貪慕那些屬於天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在退步。所以君子之所以每天都在進步，和小人之所以每天都在退步，是一樣的道理。君子和小人之所以相差得如此懸殊，原因就在這裏。

隕星墜落，林木怪嗚，國人都十分恐懼。問：“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説：“這沒有什麼。這不過是天地的變動，陰陽的變化，事物少出現的現象罷了！覺得奇怪，可以；感到畏懼，那就不對了。太陽，月亮有虧蝕的現象，風雨有不合時的情況，怪星偶然出現，這是沒有那個世代不曾出現過的啊！在上位者賢明而政治清平，那麼即使是同時興起，也沒什麼傷害；在上位者昏暗而政治險酷，那麼即使沒有一項出現，也沒有什麼助益。星辰墜落，林木怪嗚，是天地變動,陰陽變化，事物少出現的現象罷了。覺得奇怪，可以；感到畏懼，那就不對了。”已經發生的事物裏頭，只有人祆是最最可怕的了。草率地耕種會傷害農作物，草率地耘草會失去收。

政治險酷會失去民心，田地荒蕪，農稼枯萎，糧價昂貴，百姓捱餓，道路上有活活餓死的人，這就叫做“人祆”。政令不清不明，舉動措施不合時宜，農事不好好治理，百姓服勞役不按季節來，以致於牛馬雜交，六畜反常，這就叫做“人祆”。禮義不好好修治，內外沒有分別，男女淫亂，父子互相猜疑，上下乖違背離，外寇內難同時產生，這就叫做“人祆”。人祆是由於混亂而產生出來的，以上三種人祆交錯出現的話，國家就不得安寧了。這個説法非常淺近，它的災害卻非常慘重，可以覺得奇怪，也應該感到畏懼。古書上説：“萬物的怪異現象，經典裏頭是不詳細説明的。”沒有用處的論辯，不急需的考察,都該拋棄掉而不加治理。至於君臣間的大義，父子間的親情，夫婦間的分別，那就應該天天鑽研探討而不放棄。

祭禱祈雨而下了雨，為什麼呢 我説：“這沒什麼啊！就好像不祭禱祈雨而下了雨一樣。日蝕，月蝕而去救日月，天干旱而祭禱祈雨，卜筮一番然後決定大事情，並不是真的認為祈求就可能得到，而（只是）做為政治的文飾（安慰安慰百姓罷了）。”所以在上位者認為是政治的文飾，而百姓卻認為是天上神靈的表現。認為是政治上的文飾就會吉祥，認為是天上神靈的表現就會兇險。”

在天上，沒有什麼東西比太陽月亮更明亮；在地上，沒有什麼東西比水火更明亮；在萬物中，沒有什麼東西比珠玉更明亮的；在人類社會，沒有什麼東西比禮義更明顯了（按，荀子主張“法后王”，他講的“禮義”不止是倫理道德，還包括“法治”的思想，因而與主張“法先王”的孔子所講的“禮義”有所不同）。所以太陽月亮如果不高懸空中，它的光輝就不盛大；水火如果不積聚起來，它們的光輝和潤澤就不會廣大；珠玉的光彩如果不顯現於外，那麼天子、諸侯就不會把它們看做珍寶；禮義如果不在國家實施，那麼一國的功業聲譽也就不會顯赫。因此人的命運決定於如何對待自然，國家的命運決定於怎樣對待禮制。統治人民的人，推崇禮制、尊重賢人，就可以稱王（統治天下）；重視法治、愛護人民，就可以稱霸（做盟主）。貪圖私利、多用欺詐，就很危險。用權術，（想）損害、搞垮別人，陰險，就會徹底滅亡。

與其（一味地）推崇天而思慕他，怎麼比得上將天當作物質而加以控制呢 與其（一味地）順從天而歌頌它，怎麼比得上掌握它的規律而利用它呢 與其（一味地）盼望天時的調順而靜待豐收，怎麼比得上配合時令的變化而使用它呢 與其（一味地）聽任物類的自然生長而望其增多，怎麼比得上發揮人類的智能，來助它繁殖呢 與其（一味地）空想着天然的物資成為有用之物，怎麼比得上開發物資而不讓它埋沒呢 與其（一味地）希望瞭解萬物是怎樣產生，怎麼比得上幫助萬物，使它茁長呢 所以放棄人為的努力，而寄望於天，那就違反了萬物的原理。

第一段:本篇論述天人之間的關係。在這段文字中荀子指出，自然的運行是有規律的，它無所偏袒。順應這個規律就吉祥，違背它就有災兇。所以智者、聖人只考慮世間之事，只考慮如何順應自然，而不去考慮怎樣改變自然規律。

第二段:國家的治亂與自然界沒有關係，天地自有其規律。君子也象自然界一樣，有一定的行為準則，並時刻遵循；小人只計功利，變化無常。事實證明，可怕的不是天，而是世人的種種違背禮義道德的舉動（人襖）。因此，荀子反對那些祈求天神的迷信儀式。

第三段:作為國君應該重禮尊賢，這樣才可以做天下之王。放棄人的作用而時刻關注天的變故，是不符合萬物的實際情況的。治理國家要遵循經過歷代檢驗過的、仍然存在的治政原則。在這段文字中，荀子提出了“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觀點。

荀子（約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況，字卿，漢族，因避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周朝戰國末期趙國人。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時人尊稱“荀卿”。《荀子》主要為荀子所著，共三十二篇，是儒家學説的代表作。

荀子曾三次出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後為楚蘭陵（今山東蘭陵）令。荀子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提倡性惡論，常被與孟子的性善論比較。對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當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