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厄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説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蹠、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説勝焉。餘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説》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餘作《天論》以極其辯雲。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餘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説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毛；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揪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硎鋩；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閒邪：人之能也。

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族之貴，萬鍾之祿，處之鹹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鹹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招，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説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恆在佞，而罰恆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已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餘曰：天恆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恆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鹹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1] 

劉禹錫（772～842），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夢得，洛陽（今屬河南）人，自言系出中山（治今河北定縣）。貞元間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授監察御史。曾參加王叔文集團，反對宦官和藩鎮割據勢力，被貶朗州司馬，遷連州刺史。後以裴度力薦，任太子賓客，加檢校禮部尚書。世稱劉賓客。和柳宗元交誼甚深，人稱“劉柳”；又與白居易多所唱和，並稱“劉白”。其詩通俗清新，善用比興手法寄託政治內容。《竹枝詞》、《柳枝詞》和《插田歌》等組詩，富有民歌特色，為唐詩中別開生面之作。有《劉夢得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