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和尚

天然和尚，名函昰，字麗中，別字天然。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師，又號瞎堂。番禺人，世為邑中望族。三十三歲祝髮，嗣法長慶空隱道獨。道獨得法博山無異元來，故天然和尚乃曹洞宗第三十四傳。

天然和尚盛年出家為僧，從在俗到出家其間實際經歷了一番轉折。由天然弟子今辯之《天然昰和尚行狀》、湯來賀所作《天然昰和尚塔志銘》、《天然禪師語錄》，及汪宗衍作的《明末天然和尚年譜》看，這個轉變過程大致有三個階段：

一是習儒修求功名時期。年十七得補博士弟子員，志在精研世典，克成通儒。與鄉里躊躇滿志諸同仁，詩文相會，縱談世務，以康濟為己任。對於佛教，雖然知慕宗乘，但對所渲染的因果之事不以為然並指為虛誕。只以孔、孟為聖人。而且因稟性好施，“有僧欺之再四，遂不喜見僧。”可見其少年時期，所處雖有佛教的氣氛，但激昂入世，走功名仕途，以求經邦治世的目標仍是主導信念，這也是在以儒家為正統以科舉入仕為正途的社會環境中的正常選擇。

二是漸由教乘入宗趣時期。偶與同學為追薦亡友入寺，有僧勸持咒有益求取功名，其嗤之不信。而同學則謂實隨人志願。將信將疑中“晨夕持誦”，正苦於“念慮不淨，……久不自安”時，“一夕靜坐，忽覺向所擾者，當下冰釋”。進而“讀《圓覺經》與己見合，就十二菩薩法門各作一頌”，得諸同學推服。但又“閲‘傳燈錄’，不解其旨，並失卻從前所得，疑情大發”。因此萌發學出世法之志。後來又反覆研讀《首楞嚴》，加強了追求佛教的意願。對於這個轉變天然和尚自憶説：“予少從《魯誥》，囿於見聞，曾不知世外復有大聖人能過孔、孟。間從浮屠家，多聞因果事，輒指為虛誕，以是數年，可否不肯作決定信。一日過友人案頭得《首楞嚴》，讀三四卷，雖不甚解為何等語，然理趣深玄，業面熟心折，遂攜歸終十卷，

所見十習因，六交報，一一皆從心生，不由外鑠，乃不敢以虛誕及淺近事誣謗因果。自此由教乘入宗趣，歷八九稔，始識向上一路。回憶初年，多是不遇其人，不讀其書，疑信相奪，徒賺歲時”。“年十八，矢志學浮屠”。是年（天啓五年）與二嚴和尚（李雲龍，番禺人，曾走塞上，客袁崇煥幕；歸，禮道獨為僧。）及李雲龍子等同道友人結“淨社”於天關書院（廣州城東，湛若水建），參究佛學。離際道丘（順德人。受淨土法門於蓮池。開法肇慶鼎湖山慶雲寺。）有詩“贈雁水堂李煙客，曾宅師諸公結社參究”。環境因素，同道切磋，個人進修，為其日後決意出世鋪墊了基礎。

三是實際機緣促成決定信而深入參究有悟及終致出家時期。其中直接助因，一是崇禎七年甲戌會試不第。本已淡泊功名富貴，因此更斷圖謀聲利之念；二是于歸途中大病，醫藥不入，唯許願唸佛向道，“夜感異夢，汗透重襟而病頓愈”，歸家即斷欲長齋，“彌切參究，衣不解帶者兩月，大悟玄旨。向所謂‘傳燈’不解者，如數黑白。”其闔門益耽信佛。對於官方招舉賢良方正、當授郡守等聲名利祿之事，“掉頭不顧”。對於當時精神狀況其自謂：“甲戌知有此事以來，循覽天下，彼時胸中惟黃岩（道獨）、天童（圓悟）兩老而已。”崇禎九年北上謁道獨，叩擊相投。並決意行腳參學。崇禎十三年初，與總督熊文燦共車同行北上，行至九江即決意出世，入廬山，禮道獨祝髮歸宗寺，正式出世為僧。其時“和尚以盛年孝廉棄家，人頗怪之。”越數年而國變，“時移鼎沸，縉紳遺老，有託而逃者，多出其門，始嘆其先見。”

直至清康熙二十四年，天然和尚以七十八歲之壽，終於海雲寺。四十餘年中，無論外部環境如何動盪，和尚自持古道，提倡綱宗，婆心意切，至老不衰，如與山澗渠水對默的頑石（其自喻）。所謂“硬冷之性，壁立萬仞，莫可仰板。百千妙義，到他跟前，一棒粉碎。”不過和尚雖處方外，仍以忠孝廉潔垂示及門，性雖嚴峻，心悲塵剎，因而國變後，士紳遺老，多皈依其下，“每於生死去就，多受其益。”而且和尚擅長詩詞，從遊者多有文人學士，名公大夫，可謂法席興隆，聲名高尚。其間和尚輾轉於廬山、福建和廣東，歷主福州長慶、廬山歸宗及廣東的光孝、海雲、海幢、丹霞、芥庵、華首等剎，推動了明季清初廣東佛教的大片昌盛形勢的展開。

概括天然和尚的主要事蹟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開堂説法，傳播教種延續法脈。天然和尚首開法堂是在出家二年（崇禎十五年）由廬山回廣州省親時。其時受陳子壯（《明史》有傳）率道俗諸人士之延請，開法於訶林（光孝寺）。道獨特命祖心函可（道獨門下天然函、祖心函可，為得意者；師徒亦是粵中奇人。）持送拂子並傳法偈，偈曰：“祖祖相傳只一心，青源南嶽不須分。三玄照用非他立，五位君臣為此陳。棒下無生凡聖絕，臨機不見有師僧。訶林重豎風幡論，卻幸吾宗代有人。”天然和尚以文人慧業，深入真際，有叩則鳴，道聲遠播。前趨受其法益乃至皈依受具者甚眾。事實上和尚的父母妹媳弟侄等親人後來也相繼落髮為僧或尼。於光孝寺上堂開法之講説集成“訶林語錄”，翼年付梓。

其後（崇禎十六年）天然和尚入福建，歸廬山以及於廣東雷峯、華首等諸山，都多有開講，各集有“語錄”；于丹霞山主法席，所講集為“丹霞語錄”；並與諸衲隨意唱和，成“丹霞詩”，“如天籟所觸，別具幽響”。

此外，和尚常以隨緣方便的方式接引參修，禪講或答問於隨處隨時。因而也同古來的一些大和尚一樣，積累了很多如小參、問答及普説等等形式的講説。門人們將諸種講説彙集成十二卷《天然禪師語錄》，被學者奉為津筏。

由於天然和尚學養深厚，研修有得，其講説及著作頗得追隨者推崇；其處世倔強風骨錚錚，亦頗受因國變而失落的文人士紳們的崇敬。來往人中學士高官比比皆是。象屈大均、陸圻等等名流人士也投在和尚門下，或受具為僧或禮為居士。南明永曆朝中所謂“五虎”之金堡、劉湘客及袁彭年也歸附在天然和尚的山中。其中金堡以直節凜然聞於世人，然驕躁傲物，和尚令其為火夫“執役碗頭”，又令“度嶺行乞”行腳，歸雷峯依舊役使，“前後十閲春秋”，磨礪再三，化除躁氣，方才付與大法，成為和尚第四大法嗣──澹歸今釋，並與其幾遭禁燬的《遍行堂集》一起名傳於世。其後澹歸主建丹霞別傳，“撞府穿州，經營建置，處境紛如，而身心寂若”，即謂得力於在和尚門下的多年磨礪。這也是天然和尚事蹟中的一段佳話。

其二是創立寺院，壯大了佛教力量。永曆三年，順治六年，天然和尚再住光孝寺，有講説（有《語錄》），同時，於殿宇古蹟多所重修。乾隆《南海縣誌》載“順治六年，禪師開法訶林，重建風幡堂、敕經樓、方丈、筆授軒”。天然和尚自己也作有“復風幡堂舊址”詩，及書榜，可以為證。

清朝入關後，很多士人隱跡山林。和尚亦志切遠遁，但二親需要顧養，順治元年便在廣州城東結宇，曰“小持船”。雖不過是小小淨室，但在動盪不安的環境裏，給不少同道以安慰。有歸依居士作詩讚譽為“重見法航開，小結東林社”。海雲、海幢、丹霞別傳諸剎亦蒙和尚承主其成或擴大規模，具體監施則由門徒實行。其中，海雲寺即原雷峯之隆興寺，由今湛主持、今應監寺。據《年譜》作者考證，順治九年，清廷平南王尚可喜曾作為大檀越捐鑄銅佛，其款識所題仍為隆興，順治十六年鑄銅鐘的款識則已為海雲。是年大雄寶殿成。歷經多年置建營造，原來不堪僧眾的隆興寺成為巍然鼎新的海雲寺。和尚也由匡廬返粵入雷峯，“按立雲堂，策勵後學，朝夕下堂勘驗”。海幢寺由天然和尚第一法嗣阿字今無為僧首，着力創建大剎，以至時人稱譽海幢法席之隆盛，可媲美於晦堂大慧（明末於杭州倡揚唯識的大和尚）；丹霞別傳寺則由今釋澹歸創建。仁化丹霞山是南明弘光時南贛巡撫李永茂兄弟為避亂所購，順治十八年舍於今釋，以嚴事三寶。今釋及其同事極盡營造之能事，至康熙五年，即大致規模，請和尚入主丹霞法席。一時英傑匯聚，講經研修，唱和詩詞，丹霞山遂成為名山叢林。所謂粵地佛教之四大山，即鼎湖、雷峯、西樵與丹霞。

此處值得一提的是，天然和尚之妹，出家為今再尼師者，則是廣州無著庵的鼎建者。據《番禺縣續志》“鼎建無著庵碑記”載，尼庵始建於康熙六年，至十七年無著庵落成。其時乃變亂之餘，建庵已實所不易，但庵堂在飢謹之時，常招收弱息無歸之出家在家弟子，恆數百人。

雖然鑄佛象、建廟宇很需要檀越佈施外護，但和尚之態度則頗具高僧風範，“於門庭設施，悉任外緣，意合則住，不合則行，未嘗一字一語仰幹豪貴”。即使平南王尚可喜折柬相招，也屢以病辭，不允，才“勉出以賓主見，禮意殷隆，次日不辭而退”。在世亂宗衰之中，天然和尚可謂竭力提持向上，因而才有法道之隆興。

在此須多作解釋的是關於開堂和建寺，在明初頒佈的佛教政策中都有嚴格的限制。寺、僧有禪、講、教的區分，開堂有資格考試製度，建寺有嚴苛的寺額數限，很多寺院因之被歸併。但到明末，開堂説法者則以數百計，付拂傳衣者更是千計；至於建寺的寺額限制早已成虛設。因而禪僧講經及大建寺院，只要沒有糾葛告到官府，便不成問題，尤其在遠離權利中心的南方更是如此。例如，憨山德清在被“私創寺院”罪發戍嶺南時仍可就復興曹溪祖庭而大勢活動，還得到官員支持。推之，天然和尚在明季對廣東佛教有所貢獻，雖因環境敗亂而致艱難，但在人們心理及觀念上，都有長期以來即已積澱的接受法力德行之感召的基礎，構成佛教成一時之勢的可能條件。

其三是整飭、莊嚴叢林秩序。明末清初士人逃禪現象十分嚴重，寺院成為各色人等避亂的去處，因而協調相處關係、保持叢林秩序無疑成為突出重要的問題。天然和尚特作“同住訓略”，以嚴格規範及門。此條例有順治九年由海雲寺監寺今應付梓本，今部分見於《丹霞山志》。天然和尚於“訓略序”曰：“古設叢林，專為養道向上之士，不宜限制準繩。但晚近以來，人多中下，故重以莊嚴，過望賢俊，不妨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要使入而就理，不作事障；出而就事，不墜理詮。然後以超越之心，同於凡小，上可踐吾門尊貴之路，下可免流俗豁達之譏。同住之始，是用申明，願各洗心，無墜先緒”。“訓略”一部分是敍明寺中職事規則，另部分是訓誡之文，規則詳細，言語懇切。現僅列舉各題目即可見其祥：1“責擯”五款；2“不同住”四十一款；3“鍾板堂”三十條；4“首座”四條；5“侍者、書記”十四條；6“兩序、各堂寮”三十四條；7“老病堂”十二條；8“常住存發定式”九條；9“聖節朔望、日用參見禮儀”、10“掛搭”各三條；11“補堂寮”、12“補侍寮”、13“退侍寮”、14“退堂寮”、15“退隨眾寮”、16“補職日限”、17“息緣慮”、18“告假”各一條；19“抽罰”二條；20“設思過、從新兩寮”、21“責誡童行”、22“揀俗

稱”、23“知事須知”、24“戒立徒”、25“行門輕重相準”、26“是非功勳”、27“平氣”、28“止勞誇”、29“毋急説”、30“慎憎愛”、31“恤老病”、32“謹言損傲”、33“禁奢”、34“伐同異”、35“忘非省過之難”、36“舉過不易”、37“功行不可以語道”、38“任情非隨緣”各一條；此外還有：39“巡照警夜歌”三首；40“中夜迴向文”一首；41“禪門唸佛説”一首。面對佛教宗門流弊氾濫的狀況，天然和尚極力倡導清淨高尚之叢林風貌，樹立莊重嚴肅之僧伽形象，“所立規矩，整肅森嚴”，直可謂用心良苦。感慨道法濫觴，提倡重視戒行，還反映於和尚的著述，這既折射了佛門狀況，但也是天然門下之所以繁盛的原由，實因和尚着力頗多矣。

其四是同情並庇護明季抗清人士。天然和尚身處方外，且神情清遠行跡隱遁，但平時交投者中則不乏節義之士。如陳邦彥、陳子壯、張家玉等皆因起義而死；和尚之同門祖心函可，因請藏入南京，遇“弘光北狩”事件，將親見諸臣民悲烈之死記錄為《再變記》匣藏回粵，不幸事露被執，重刑後免死遣戍瀋陽。和尚即派弟子阿字今無前赴探問。函可在瀋陽結“冰天詩社”，雖然“兩家弟子分處南北”，但遙相唱和，千里同風。每遇死難者，天然和尚即作詩哀之，由眾多挽悼殉難者的詩詞清楚可見和尚對於守義志士的深切哀痛。順治五年，廣州大飢，鬥米八百錢，和尚阻飢於海雲寺，時作“禪醉”詩十篇，其序曰：“禪醉者，何也？《蒙周》曰：‘醉者之墜車，雖疾弗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天全也。’予醉於禪而寱，是猶墜車者也矣。寱而無解乎醉，殆所謂‘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歟。使天下之人，因其寱而識其醉，則予之得全乎天者，亦將以全乎人之天也，反而齁齁然，鼾而弗之醒，至足矣，又安知其所謂疾歟”。所透露的豈止是因“醉於禪”“雖疾弗死”而“得全”卻難以“全乎人之天”的悲痛？當時世人多歎服和尚於國變之前即及早脱塵之先見。可是和尚雖出世，但作為明遺民卻仍難免“骨節與人同”之疾痛。不過也正是由於和尚超脱事外，而可以以其悲憫之心與凜然之氣，為他人所不能為。如，順治三年，“清兵入粵，明諸王孫多見疑放戮，屍橫於野。和尚遍拾骸骨，別建冢以瘞之，不封不樹。後有議聞行在者，和尚止之曰：‘吾盡吾心耳，復何圖哉’。”此即“紹武君臣冢”。至於深懷故國之遺臣志士隱退其山乃至皈依及門，和尚皆坦然收之，且獨能超然而無所連染，足見和尚之德高望重。但同時也反映出在那樣的亂世中，即使做了遠離世俗的得道高僧，實際也還是難以徹底擺脱出世入世的矛盾，較之常人無外是能夠更好地調理自心罷了。而調理自心恰是泛泛的無自覺的為學及修行所難得的，卻正是天然和尚高超之所在。

在天然和尚同時，鼎湖山慶雲寺還有其同門弘贊和尚，常與賢士名流唱和詩詞，廣交結納，並有蓮池傳人離際道丘開堂説法，亦為世所景仰之名山。時人有所謂“粵人之成僧者，非鼎湖即海雲”之説。在這些高僧的努力和世人的推崇下，使得由無明慧經傳法無異元來而至空隱道獨的曹洞宗一系，在明季的廣東得到較大發展。但傳衣法侶似乎仍以天然和尚更繁盛，宗派法脈也以天然和尚更流行。和尚很注意培養人才，有很多付法弟子，其弟子們又一再下傳，因此天然一脈綿延較長。除了顯見和尚不同凡響之感召力，亦可見和尚在發展佛教力量方面也是多有用心並卓有成效的。

天然和尚的主要講説大多集中在十二卷《天然昰禪師語錄》裏，此外還有：《〈楞伽〉心印》四卷；《〈首楞嚴〉直指》十卷；《天然和尚“同住訓略”》一卷；《瞎堂詩集》二十卷；以及《金剛正法眼》、《般若心經論》、《似詩》、《禪醉》、《丹霞詩》等。大多收在“明續藏”中。其中的《語錄》、《詩集》在清朝康乾之世皆曾列在“禁書目”。

從天然和尚的著述看，其義學趨向大抵不外延續博山元來至道獨所傳之曹洞宗趣，在標明本宗傳承的同時，也繼續採取調和主張，尤其是提倡兼教而禪的修行路線。事實上，禪教結合，調和諸宗是明末高僧的主流主張。道獨送給天然的付法偈即雲：“祖祖相傳只一心，青原南嶽不須分，三玄照用非他立，五位君臣為此陳，棒下無生凡聖絕，臨機不見有師僧……”。標榜門派在當時似已不是十分突出的任務。道獨反對言辭善巧的話頭，認為“直指之道於斯盡矣”。“凡心與佛祖契同，即凡心而見佛性”，提倡“心心印可，以心傳心。不開門户，不許解會，惟貴直下醒得”，“但以悟與不悟差別耳”。所謂九九還歸八十一，此雖乃老生常談之説，但是在禪宗經歷了諸宗紛爭，以及公案、看話、默照等等修行方式的變化，再來提示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原始標題，不能不説是這些高僧們在根源追求和方向矯正方面的理性自覺。而天然和尚也正是沿着這樣的宗旨繼續發揚光大的。

與以往禪僧不太相同，明末的許多禪僧多有經典註疏方面的著作，他們大多主張禪教兼修並重，不排斥言教，注重理入的啓發作用。天然和尚的主要註疏著作是《〈楞伽〉心印》和《〈首楞嚴〉直指》。他認為“以世尊説法四十九年而曰未曾説一字者，非謂掃言説之跡也，欲夫人之即教意而得祖意也……識其宗之所本趣之所歸”，同時也指斥“所謂見性，幾同神我”的禪病，認為“任情壞法”與“拘滯名相”不相徑庭，力倡“以轉有言之關”，“以導無言之指歸”。指出教之宗祖之趣是“以意顯無意，以言顯無言”，“玄言妙義，悉屬筌蹄”。

天然和尚重在性宗下參究工夫，崇尚《楞伽》，謂“此經為根熟菩薩頓説種子業識，為如來藏，異於二乘滅識趣寂，亦異般若修空菩薩樂空增勝，直明識體，……但能了真，即識成智。”和尚持真常佛性説，認為“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此心此性，生佛無別，所別者迷悟耳”，所謂“全體是妄情，全體是真理，不了號無明，了之即佛智”。故而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為宗，則宜直指心性以為本趣”。雖然天然和尚秉持文人慧命，且常年遠避廬山清苦修行，但取此宗趣之論當非僅僅讀教而得。

由此可見天然和尚雖下過刻苦蔘究的工夫，佛學見解也不乏深刻，但應該説還不是在義學上有突破的宗師，況且，創宗立説的時代離開明代已過去太久了。天然和尚能夠為明季廣東佛教有所作為，實因其學養深厚及信念堅定，有慧根加有教行，從而得悟宗旨；熟稔內外典及宗門公案掌故，而使其講説能得上下諸眾之喜聞；既有清淨高遠氣質，又有廣結善緣能力，構成德高望重之一代高僧的氣象，在明季那樣的時代，這恰是能夠在維護和弘揚佛教方面發揮作用的高僧所需的良好素質。

有史為證，天然和尚為明季廣東佛教的發展繁榮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實是弘揚佛教意旨，延續佛教法脈之龍象砥柱般的一代領袖高僧。

《本師天然昰和尚行狀》（下略為《行狀》）

《廬山天然禪師語錄》（下略為《語錄》）《明嘉興大藏經》（下略為《嘉興藏》）。

《刻牟子辯惑敍》，《語錄》，《嘉興藏》。

詩《憶昔》，《語錄》，《嘉興藏》。

《鼎湖山志》六。

《華首語錄序》，《語錄》卷十二。

《明遺民錄》卷四十七。

《語錄》，函修“序”。

《塔志銘》。

見《語錄》、《行狀》、《塔志銘》及《長慶語錄》等。

《丹霞澹歸釋禪師行狀》，《嘉興藏》。

汪宗衍《明末天然和尚年譜》（下略為《年譜》）永曆三年條。其按曰：蓋以時諱，故缺天然二字。

《語錄》，陸世楷“雷峯語錄序”。

《行狀》。

《天然和尚同住訓略·序》，《丹霞山志》。

《年譜》；及《丹霞山志》。

《塔志銘》。

《禪醉》，《語錄》卷，《嘉興藏》。

《行狀》。

《年譜》按，此冢在廣州北門外流花橋附近。

《鼎湖山志》。

《年譜》崇禎十五年條。

道獨《長慶語錄·自序》。

《語錄》卷十一，《楞伽宗趣論》。

《〈楞伽〉心印》卷一上。

《楞伽宗趣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