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抗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盧溝橋向中國軍隊挑釁，中國守軍奮起抵抗。中國全面抗戰開始。

七七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指出，只有實行全民族的抗戰，才是中華民族的出路；同時，紅軍立即集中，準備開赴抗日前線。這時，國民黨政府還沒有完全放棄和平解決衝突的幻想。在華北，宋哲元的29軍在國民黨政府“外交方法解決爭端”方針的指導下，與日本方面在天津進行了一系列談判。然而，日本已下了開戰的決心，即一方面企圖通過談判和軍事壓力不戰而奪取平津與華北地區；同時又積極準備武力進犯。在談判進行過程中，日軍加緊軍事部署，從國內緊急調遣軍隊來華北，駐紮在東北的關東軍也向平津地區轉移，從山海關、塘沽方面不斷有日軍的軍事裝備運往平津地區。日軍部署停當後，開始在華北採取大規模的軍事侵略行動。7月26日，日軍向華北地區的中國軍隊提出最後通牒，要中國軍隊立即南撤。通牒遭到拒絕後，日軍10萬人分路對平津實行包圍和攻擊，軍事行動大規模升級。29軍在同日本談判的過程中，在軍事上沒有采取積極措施，任憑日軍隨意調動部署，使己方失去了反擊的時機；被迫倉促抵抗後，陷入了被動的局面，在豐台、西苑、南苑的戰鬥中，中國軍隊損失很大；特別是在南苑的29軍軍部，遭到日軍猛烈進攻，副軍長佟麟閣及5000多守軍犧牲。在天津，日軍於7月27日迅速佔領了東、西、北3個火車站，切斷了平津之間中國軍隊的聯繫。平津局勢嚴重惡化。 ^[2] 

中國方面，由於《辛丑條約》和《塘沽協定》規定，天津周圍限制駐紮中國軍隊，因此，在天津的中國武裝力量不多，計有：29軍38師的1000多人（也有資料認為38師駐紮有7000餘人 ^[3]  ），29軍獨立26旅的3000多人，天津保安隊及武裝警察1000多人。在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下，他們都有迫切的抗日要求。 ^[2] 

當時，日本在天津的軍事部署是：在東局子機場有幾十架軍用飛機和1箇中隊的兵力；在工事堅固的海光寺兵營有1個聯隊，並配備有十幾門火炮；在東站、北站各有1個小隊駐紮；此外，大沽口外還有日本的軍艦和海軍陸戰隊。 ^[2] 

七七事變爆發後，面對急劇變化的形勢，國民黨政府卻未制定“整個抗戰計劃”。國民黨政府的反應是指示冀察當局“應戰不求戰”。而這正是影響宋哲元在“和”與“戰”之間徘徊的又一個重要因素。7月12日下午，蔣介石在廬山召集汪精衞、程潛、陳誠等高級文武官員會議，再商對日策略，強調“應戰而不求戰”，決定了“作和戰兩手準備，力求局部解決，萬不得已時不惜一戰”的方針。何應欽還派出參謀次長熊斌北上，當面向宋哲元傳達上述“不挑戰，必抗戰”的“中樞”旨意。13日，蔣介石再電宋哲元，進一步講明瞭南京政府的“戰”與“和”的含義。電報要求冀察當局“堅持到底，處處固守，時時嚴防，毫無退讓餘地”。如果講和，要“絕對與中央一致”，“萬勿單獨進行”，並告之，“只要不允籤任何條件，則在華北有權利之各國，也不能坐視不理；而且重要數國外交，皆已有把握”。蔣介石雖然命令宋哲元抵抗日軍，堅持到底，但不主張主動出擊，只允許消極地“處處固守”。因此，宋哲元決定通過有限讓步到同日本妥協，進而保存實力和地盤。 ^[3] 

天津局勢惡化後，7月27日，駐天津中國軍隊各部分的負責人開會研究對策，會上決定趁日軍還沒有向天津進行大規模增兵的時機，對天津的幾處日軍進行突然襲擊。經過倉促部署，7月28日凌晨，中國軍隊開始行動，一路部隊跑步奔襲東局子機場，到目的地後，戰士們用大刀砍死日軍哨兵，衝進機場直撲停在機場上的飛機。13本的飛機駕駛員都睡在飛機下面，聽到槍聲後，有的倉促爬進駕駛倉，匆匆起飛，但因天黑，只能在飛機場上空盤旋，無法向中國軍隊射擊。來不及起飛的，被中國士兵潑上汽油，用火點着，或用槍打，用手榴彈炸，有的飛機起了火。戰士們不顧火燙，用手撕下着了火的飛機碎片引火去燒別的飛機，這樣一共擊毀日軍飛機十幾架。有的飛機將要起飛時，一些中國戰士先用大刀砍，看到不管用，便抓住飛機不放，飛機起飛時，摔傷了3、4個戰士。勇敢的中國戰士在機場內殺聲震天，日軍只能龜縮在機場辦公樓和營房工事裏抵抗。由於中國軍隊準備不足，天亮以後，受到機場日軍和日本飛機的猛烈攻擊，遭到很大傷亡，沒有能繼續擴大戰果。另一路中國軍隊進攻日軍佔據的東站和北站。進攻東站的部隊用偷襲的戰法，在兩個小時內攻佔了車站，全殲日軍一個小隊。進攻北站的部隊也在夜幕的掩護下攻下車站，將一小部分頑抗的殘餘日軍包圍在車站倉庫的樓上。還有一路中國軍隊進攻海光寺的日本兵營，因日軍工事堅固，兵力大和炮火支援，沒有能攻克，雙方形成對峙狀態。

戰鬥進行到當天下午，形勢急轉直下，天津外圍的日軍迅速分三路突入天津。日軍飛機猛烈轟炸和掃射中國軍隊在市內各處的陣地，中國軍隊傷亡很大，554第八篇重要戰事加之得不到增援，處於極為被動的地位。下午3時以後，中國軍隊開始撤退，到天黑撤出了市區，但市內仍有部分保安隊戰士堅持戰鬥，守衞在公大七廠水樓上的4名保安隊員拒絕撤退命令，堅持對日軍戰鬥，最後與包圍了他們的日軍展開白刃戰，刺死6名日軍後全部壯烈殉國。

7月30日，大批日軍從大沽口登陸後開進天津，天津淪陷。當天下午，日軍先用大炮和飛機轟擊他們未能攻克的陣地，然後用飛機輪番轟炸市區的東站、北站、市政府、警察局、造幣廠、法院、津浦電台等處。北平鐵路管理總局大樓被炸得只剩下一堆燒焦的空架子；地處八里台的南開大學被日本侵略者視為天津抗日活動中心，29、30日兩日連續派飛機進行狂轟濫炸，還派出數輛軍車滿載煤油及日本兵前去縱火，將學校內的圖書館、教室、宿舍等全部付之一炬。由於日軍野蠻轟炸，天津市民2000餘人遇難身亡。

日本軍隊佔領天津後，殘酷鎮壓人民，許多人被日軍指為抗日分子而慘遭殺害。

中國軍隊撤離天津後，退至天津以南的靜海、馬廠地域繼續組織抵抗。在靜海，29軍一部採取了陣地戰結合游擊戰的戰術，擊退日軍多次進攻，堅守了1個多月。其中一部在馬廠減河一線進行抵抗時，組織了敢死隊同日軍進行肉搏戰，殺退了氣勢洶洶的日軍。由於後繼無援，阻擊失利，中國軍隊繼續南撤，天津市區近郊地域全部被日軍攻佔。 ^[2] 

二十九軍在天津的主動出擊，在很大程度上給日軍留守部隊以沉重打擊。當時，二十九軍三十八師駐津部隊與日本中國駐屯軍相比，在兵力上佔有一定優勢，但在總體實力上卻明顯處於劣勢。七七事變爆發後，由於日本中國駐屯軍主力用於北平地區作戰，在天津的留守部隊，包括步兵、騎兵、炮兵和空軍約計三千餘人，主要分佈在海光寺兵營、東局子飛機場及天津總站（今北站）、東站（今天津站）等地區。當時，東局子飛機場有作戰飛機30餘架，到27日增至六十餘架，28日下午4時，又有日軍臨時航空兵團飛機“百餘架抵津東局子機場”，總計飛機達到一百六十餘架。東局子機場還有日軍一箇中隊扼守，天津總站和東站也各有一箇中隊駐守，海光寺兵營有日軍一個聯隊（團），並有火炮十餘門。此外，大沽口外還有日軍海軍艦隊和海軍陸戰隊，山海關和廊坊均有日軍駐防，並隨時可以增援天津日軍。另外，日軍還不分晝夜地進行侵佔天津的戰術演習，到25日，已發展到演習巷戰，27日，日租界實行戒嚴，只有旭街（今金街）、明石街（今山西路）、榮街（今新華北路）可以通行……此外，各街口沙袋電網，均已佈置，由日兵守衞。

二十九軍在天津市內共有三個保安中隊和警察約一千五百人，每個中隊兵力裝備相當於一個連，除一箇中隊守衞市政府外，其餘兩個中隊分駐各交通要道，維護市內治安。此外，天津市內和郊區還有二十九軍三十八師手槍團一千餘人，獨立第二十六旅兩個團約三千人，總計五千餘人。另外，有五個野戰旅駐守天津周邊地區：其中第一一二旅駐小站、大沽一帶，守備海防及南郊；第一一三旅駐廊坊附近，保護平津鐵路暢通；第一一四旅二二八團駐韓柳墅，守衞北郊；獨立第二十六旅一個團駐馬廠一帶，守衞津浦鐵路交通；獨立第三十九旅駐北平黃寺及通縣附近，確保平津陸路交通安全。

此後，按照預定作戰部署，二十九軍和保安隊在29日凌晨發起的攻擊行動中，以勇猛的動作給予守備各戰略要地的日軍以極其沉重的打擊。面對中國軍隊異常凌厲的攻勢，日本中國駐屯軍驚慌失措，以致駐屯軍新聞發言人膽戰心驚地對外國記者説：“今晚我們可能全部被殺掉”。為挽救危局，日本駐屯軍除緊急向關東軍求援外，繼續利用堅固工事負隅頑抗，但在中國軍隊的攻擊下，日軍“已完全陷入危急狀態”。

此時，如果二十九軍能夠鞏固並迅速擴大戰果，在戰術上更加靈活機動，極有可能給日軍造成更加慘重的損失，但由於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因平津鐵路已被切斷而無法返回天津指揮戰鬥，而副師長李文田、天津警備司令劉家鸞、獨立二十六旅旅長李致遠等人缺少獨立進行軍事指揮的實戰經驗，沒有及時有效地利用戰機，在戰鬥部署、戰術水平等方面存在眾多薄弱之處，這也就在根本上決定了這場戰鬥的結局。

二十九軍與保安隊雖然在兵力上佔有一定的優勢，但戰術思想沒有現代意識，因而形成戰鬥部署不當、指揮混亂的局面。二十九軍的軍事訓練事實上存在不容忽視的弱點，首先，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對現代戰爭的研究，尤其是對日軍戰術特點、戰法、武器裝備、性能的針對性研究和對抗訓練，以致在日軍發起的反攻和陸空協同攻擊面前，拿不出切實有效的抵禦辦法。在東局子戰鬥中，由於士兵不瞭解飛機構造，在破壞飛機時竟出現用刀砍、用牙咬、用腳踢的現象，因而直接影響了對日軍飛機的打擊力度。其次，各部戰鬥力並不均衡，強弱參差不齊。全軍中三十八師雖最強，但與日軍相比，仍然有着相當大的差距。再次，長期以來，軍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軍閥的“忠勇”理念，在官兵中“孝悌忠信”思想盛行。二十九軍以孔子作為其信仰的中心人物，傳統的尊孔思想在軍中佔據着主導地位。在宋哲元看來，讀經可以明理，明理可以救國。直到七七事變前夕，軍中士兵仍沉溺於四書五經之中，“忠”“孝”“義”構成了官兵的精神支柱，其麻木程度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這造成了泥古守舊、忽視時勢的危害。雖然它是一支素質良好的愛國軍隊，具有較強的戰鬥力，但畢竟是一支舊軍隊，被其高級將領視為個人的私產和自身地位的保障，其取捨去從在根本上要服從於這個小集團的利益。所以在精神素質上，二十九軍遠遠不能與紅軍相比擬。他們不具備紅軍那種共同的、明確的奮鬥目標，在危急關頭，就極可能因這個小集團內部的種種矛盾而招致分裂。

軍事指導思想的落後，必然導致戰鬥部署和戰術的失誤。天津保衞戰從一開始，就自始至終顯露出缺乏統_協調行動的缺憾。盧溝橋事件爆發後，由於平、津兩地沒有采取互相支援、密切協同配合的行動，因此當北平戰事失利後，三十八師和保安隊在天津保衞戰中的的攻擊力量隨即轉入被動，以致被日軍輕易地予以各個擊破。此外，三十八師部隊沒有及時組織起有效的協調配合，在整個戰鬥進程中，駐守天津外圍的三十八師一一二旅、一一三旅和一一四旅主力，在市內戰鬥出現明顯不利情況時，沒有及時進行增援。同時，市內各部在戰鬥中均是獨立作戰，各行其是，沒有形成統一行動的有利格局，缺少協調配合，在指揮上不能根據變化的形勢及時調整部署，從而形成指揮不力、攻擊部署混亂的局面：進攻公大七廠的保安隊孤軍深入，在沒有後續部隊的情況下，終因敵眾我寡而全部陣亡；海光寺兵營久攻不下，又不採取新的戰法，只能匆忙撤離；對東局子機場、天津總站、東站等戰略要地，本應在攻克後立即鞏固陣地，以防止敵人反撲，卻在沒有達成協調一致意見的情況下盲目抽出大部兵力攻擊日軍的其他據點，從而使許多陣地得而復失。因而，當日軍增援部隊陸續到達後，根本無力組織有效的反擊，使各部立即陷於聯絡中斷、指揮混亂的狀態之下。因此，只能在無組織、無準備的條件下匆忙撤離天津。僅一天時間，天津即遭陷落。

天津保衞戰中，二十九軍武器裝備的落後，也是天津迅速淪陷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當時的中國軍隊中，二十九軍的武器裝備不算落後，但與國民黨中央軍中以德國武器裝備起來的部隊相比，仍有很大差距。1936年3月，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曾批准給二十九軍湖北漢陽造步槍2000支，步兵炮8門，步槍子彈400萬發，還決定每月發給補助軍費80萬元。5月，宋哲元又以鉅款從國外購買捷克式步槍1萬支，自來得手槍400支，高射炮12門，同時，還利用大沽造船廠製造輕重機槍、迫擊炮和擲彈筒等，並在天津製造子彈作補充。在此基礎上，主力部隊每連補充輕機槍四挺，擲彈筒兩個，連長每人發自來得手槍（德國毛瑟1896年式衝鋒手槍，俗稱“二十響駁殼槍”）一支，排長或用手槍，或有衝鋒槍（德制9毫米伯格曼MP18衝鋒槍，俗稱“花機關槍”），每班裝備槍榴彈兩支，戰鬥列兵每人發捷克式步槍一支，刺刀一把，手榴彈四個，並配發英國造託尼(TonnY)式鋼盔一頂。此外，通信器材、騾馬及軍需用品也均有改善。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迅速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經過中日甲午戰爭、1905年日俄戰爭、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以及之後對熱河、山海關的進犯，特別是與二十九軍在長城戰役中的較量，日軍在作戰指導思想、原則、戰法上有了明顯提高，取得了與中國軍隊作戰的初步經驗。日本中國駐屯軍長期駐防平津地區，對二十九軍從兵力、武器裝備，到戰術思想、作戰特點等方面情況瞭如指掌。日軍駐華北兵力雖少，但其軍事工業先進，1936年時，日本已擁有大規模生產重炮、坦克、飛機、軍艦的能力。同時，日本陸軍的武器裝備較強。日本一個常設師與中國一個整編師相比，步騎槍比中國多1.5倍，輕重機槍多1.1倍，野榴山炮多3.1倍。另外，日本一個常設師還擁有炮兵車和輜重車一千餘輛，坦克24輛。日本有海軍艦隊4個，大型艦艇200艘，共77.1萬噸，中國僅有艦艇66艘，共5.9萬噸。日本陸海軍有航空兵中隊91個，飛機2625架，中國只有空軍中隊31個，飛機600架（作戰飛機305架）。日本中國駐屯軍不僅在輕武器方面佔有絕對優勢，而最重要的是擁有大炮、坦克、飛機等重武器。因此，當七七事變剛一爆發，日空軍就利用其獨有的空中優勢，完全控制了平津地區的制空權。其由錦州、承德調到天津東局子機場的“九五式雙翼”戰鬥機和“九七式中島”轟炸機，戰鬥性能優越，在轟炸北平附近的南苑、北苑及天津市政府、南大等地時，為配合日軍地面部隊進攻立下了“汗馬功勞”。此外，日軍還擁有“89式”中型坦克和“92式”戰車。在輕武器方面，駐屯軍步兵使用的“明治三十年式”步槍（又稱“三八式”步槍）具有射程遠、精度高等特點；日本大正十一年式輕機槍（俗稱“歪把子”）和“92式”重機槍也處領先地位。因此，與這樣一支現代化軍事集團作戰，作為在作戰思想、武器等方面仍處於較低水平的二十九軍來説，實際上，戰爭勝負在一定程度上已見分曉。

同時，日軍作戰思想、戰術先進，日本關東軍增援部隊第二十師團第三十九旅團，獨立混成第二旅團等部隊，均系日軍精鋭部隊，具有武器先進、作戰兇狠、戰鬥力強等特點。因此當29日晚日軍轉入反攻後，面對強敵，三十八師和保安隊只能被迫撤退。

平津之戰日軍經小戰而輕易取勝，固然有敵強我弱等客觀因素，從主觀上看，是與以宋哲元為首的第二十九軍少數將領執行妥協退讓政策，缺乏戰爭準備，在應戰中又造成諸多失誤分不開的，另一方面，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應戰決心不大，仍想謀求和平解決。雖然調兵北上，並電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動遲緩，貽誤了戰機。及至日軍大軍開到、進攻平津時，二十九軍倉促應戰，後援不繼，從而導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事後，蔣介石曾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説：“餘身為全國軍事最高長官兼任行政責任，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余一人負之。”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