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十五烈士紀念碑

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中國國民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共統一戰線形成。天津和直隸省共產黨員於方舟、江浩、李錫九也出席了這次大會。會後，他們回到天津，很快在英租界義慶裏40號（現南京路義慶裏21號）籌建了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幹的國民黨直隸省、天津市兩個執行委員會機關（簡稱省、市黨部），根據革命工作的需要，黨、團員都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江浩擔任國民黨直隸省黨部的負責人，於方舟任執行委員，共產黨員辛璞田、江震寰先後擔任國民黨天津市黨部的常委，負責市黨部的工作。1925年底，馮玉祥的國民軍進入天津後，國民黨的活動公開了，於是將義慶裏40號的省、市黨部遷至老鐵橋大東旅社（今東北角長途汽車站）。1926年3月，國民軍在中外反動勢力夾擊下撤出天津，奉系軍閥捲土重來，查封了大東旅社，黨及其領導的羣眾組織被迫轉入地下，於是又恢復起用義慶裏40號，但僅有國民黨市黨部在這裏辦公，由共產黨員、共青團天津地委書記在這裏主持工作，開展秘密的革命活動。同時為了確保安全和工作方便，地委在同一衚衕的另一端17號設立機關，由地委書記李季達常駐那裏負責具體工作。

奉系軍閥佔領天津後，褚玉璞當上了直隸保安司令。他出身土匪，乖戾殘暴，對革命黨人進行瘋狂鎮壓。到1926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更加嚴重。10月，在裕大紗廠捕獲國民黨員3人，在嚴刑訊問下，被捕者背叛了革命，泄露了國民黨在津活動的內情。同時保安司令部獲得“共產黨人在各租界設立機關、秘密活動”的報告。隨後，大破壞、大逮捕開始了。11月23日下午，天津警察局勾結英租界工部局，前往義慶裏40號的國民黨天津市黨部查抄，封閉了機關，將在機關辦公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革命派江震寰、鄔集中、王純善、馬增玉4人逮捕，將《國民黨黨綱》、《孫中山演説集》和許多宣傳品、文件等，連人帶物一起送交英工部局。並派暗探在義慶裏“卧底”，以便逮捕前去機關的革命同志。

十五烈士紀念碑(2張)

江震寰等被捕後，在《華北晚報》工作的共產黨員及時發出消息，以使同志們聞訊從速躲避。但由於許多同志沒有看報條件，結果又有許鳳山、徐建中、孫寶山、王鶴洲、孫一山、倪家志、王建文、馬自芳、王益三、趙玉良、韓玉亭等11人先後被捕。事後，經英國工部局調查，證明他們確係國民黨員，查抄的文件、書籍也全是國民黨的，本不想引渡，但由於軍閥當局多次派人向英國領事交涉，直到通過外交部干預，英國方面妥協了，遂用兩部汽車將被捕者引渡給天津警察廳。在那裏，十五位共產黨員和國民黨革命派人士受盡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但他們毫不屈服，表現了革命者的英雄氣概。

在這期間，廣州國民政府曾致電英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聲明：倘被捕諸人受害將令英國政府負責，即將來諸人被開釋，應該賠償損失。中國共產黨機關報《響導》週報刊載題為《天津英租界引渡國民黨員之嚴重意義》的署名文章，指這一嚴重事件是“英國帝國主義致奉魯軍閥的見面禮之一”，揭露“租界是摧殘革命運動助長反動勢力的根據地”。同時，組織上派人來津對被捕同志進行了營救工作。

1927年4月18日清晨，軍閥頭子張作霖與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遙相呼應，下令將共青團天津地委組織部長、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常委江震寰等十五位革命志士以所謂“組織黨部，宣傳赤化，陰謀暴動”的罪名押赴刑場（今南市食品街）槍殺。在開赴刑場途中，江震寰等高呼革命口號，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張，沿街羣眾被他們的英勇壯舉所感動，潸然淚下。他們犧牲時，巍然屹立，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國民革命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將年輕的生命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這就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為人們崇敬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天津的十五位烈士。

1931年，天津各界人士為紀念他們，在中山公園立碑公祈。碑文中除記述十五烈士之外，另將新軍閥混戰時死於1930年的張志全、王弢樓二人補入，成為“十七烈士”。國民黨這樣做，不過是為了欺騙人民美化自己罷了。此碑“文革”中被遺棄，埋入地下。1984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復立此碑，並列為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後又被列入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2021年3月，被天津市文物局確定為天津市第一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