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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啓黨爭

鎖定
天啓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日京師王恭廠大災變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損傷與混亂。魏忠賢對東林黨殘酷迫害的特殊時期賦予了這次災變非同尋常的政治意義。它增添了東林黨抗爭的道德色彩,凸顯了魏忠賢的殘暴和無道,誘發了閹黨的分裂。然而,這非但無損於魏忠賢的權勢,反而使皇帝對他更加倚重,對士人則更加鄙薄和厭惡,對官僚集團更加不信任。這種權勢與道德分離的加劇實質上是明末君臣矛盾無法調適的反映。 [2] 
天啓年間閹黨清除東林黨,持續數年,對明朝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 
中文名
天啓黨爭
發生時間
1626年
主要人物
魏忠賢
東林黨

目錄

天啓黨爭背景

晚明之際,政治黑暗,統治階級內部黨爭日益激化。起先是官僚集團因“爭國本”事件而分裂,接着科道官、吏部與內閣之間的權力鬥爭又加劇了分裂。到萬曆後期,“朝士分黨,競立門户”,朋黨政治由此形成。各政治勢力不斷分化組合,至天啓、崇禎年間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兩大政治集團的對抗。 [1] 
晚明政壇出現多種朋黨名目,各朋黨之間有勾心鬥角,又有合作聯盟,大致形成東林黨與東林黨反對派、閹黨的政治分野。東林黨原是以東林書院為主要陣地、以講論道學為宗旨的講會結社。他們在講學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於是變為一個政治派別,被敵對勢力斥為“東林黨”。早期東林黨人多與創始人顧憲成關係密切,與東林書院多有淵源,“他們之中絕大多數在宦途上的共同經歷是爭國本、爭京察、攻首輔”。就核心集團來説,東林黨不僅是政敵指目的朋黨名號,也是旨在捍衞倫理道德、有着共同政治利益的政治團體。 [1] 
由於得罪明神宗和當權派,東林黨長期閒居林下。然而他們始終懷有踐行清明政治的理想,與浙黨、昆黨、宣黨、齊黨、楚黨等反對派堅持作鬥爭,為集中力量打擊政敵,萬曆後期又與秦黨、晉黨、江右黨等地域性朋黨聯合。由於東林是清流象徵,“東林黨”遂成為這些政治勢力所共有的名號。泰昌天啓之交,先前擁護太子朱常洛的正直派官員受到重用,東林黨人相繼被召還朝。由於楊漣等東林人士對熹宗順利即位起了重要作用,東林勢力更盛,完全掌控朝政。“海內共以為賢者,不惜破格用之”是東林黨一貫用人主張,東林黨掌權以後,廣泛援引正直派朝士為官,此時的“東林黨”已演變為正直派朝士的一面旗幟。清初史家談遷描述天啓初的明朝政局説:“天啓初,東林獨勝。起鄒元標,而江右亦東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亦東林也。福清葉向高、歸德侯執躬,秉權趨風,天下鹹奔走焉。仕途捷徑,非東林不靈。” [1] 

天啓黨爭形式

萬曆、天啓兩朝各黨派鬥爭形式大體有廷推閣臣、京察大計、言官攻劾三者,偶爾有些事件,也會被諸黨借用攻擊異己。 [3] 
所謂廷推閣臣,主要是因為先任閣臣致什辭職,致仕內閣缺員,在徵得皇帝同意後朝廷內部開始從六部重臣,京外重臣,及威望老臣間推選。由於閣臣地位尊崇,每次廷推閣臣都會成為黨爭的戰場之一。
各黨派黨爭的另一大主要方式便是京察。京察,是考察在京官員有無作為,以作為其升遷貶謫的重要依據。外官考察稱為外察,又稱外計。朝官四品以上京察後,或升或黜,由皇帝親自裁決。而神宗怠於政事,對官員的升黜,不免為廷臣言論所左右,或者任情用事,輕易裁處。臣僚乘機徇私譭譽,平時積累的恩怨都在京察中暴露出來。相互對立的官員,則在京察中,結援回黨,與對手一決勝負。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以後的四次京察,大都演為羣臣的大搏鬥,一批又一批的大臣被罷免,京察之時往。往也是黨爭最烈之時。
各黨黨爭的第三種重要方式,便是利用科道言官攻劾。明代給事中、御史謂之科道,專門負責糾劾六部官吏及糾正皇帝言行,後來由於萬曆年間吏治腐敗黨爭紛起,致使言官也深陷門户,黨同伐異,“建言者分曹為朋,率視閣臣為進退”。由此更加加劇了黨爭之禍。而諸黨之中,有些關鍵人物,甚至是黨魁,都是給事中、御史等。另外,許多黨黨魁也是因受不了言官的攻訐而辭職。萬曆三十三年的沈一貫便是一例。 [3] 
除了這三種主要的方式之外,一些偶然事件,也可見黨爭之影。比如萬曆三十一年,楚宗案及其後的妖書案:萬曆三十八年韓敬科場弊案:而挺擊、紅丸、移宮三案更是連續萬曆、泰昌、天啓三朝,成為諸黨相爭的工具。 [3] 

天啓黨爭結果

在晚明黨爭愈演愈烈的形勢下,朝廷黨爭與明清戰爭之間的張力沒有緩解,反而逐漸淪為惡性循環的死結。但凡勇於擔當、盡心為國、任勞任怨的遼東邊臣,往往沒有好下場。熊廷弼與袁崇煥都是為清軍所忌憚的能人,可是都未死於戰場,而死於朝廷黨爭,堪稱自毀長城、親者痛仇者快的悲劇。而失守封疆的無能之輩如楊鎬、王化貞卻因為有黨羽的庇護,在獄中苟活多年。黨爭使得功罪倒衡,賢良被害,邊才日益凋零,遼東邊防因而逐漸陷入無法挽救的絕境。 [1] 

天啓黨爭後續

明亡之後,南明弘光朝廷中,閹黨餘孽馬士英、阮大鋮專權誤國,排擠與己不合的東林人士史可法,迫使其出鎮揚州。後來又將南明重兵用於對付左良玉,在清軍樂境之下,揚州沒有援兵,最終揚州城險,南明覆滅。這可謂是黨爭遺禍之二了。 [4] 

天啓黨爭評價

黨爭造成官僚集團的內訌和分裂,門户之見凌駕於國是之上。孟森敏鋭地指出:“至邊事既起,各立門户之言官,以封疆為逞志之具,將帥之功罪、賢不肖悉淆混於黨論,而任事者無所措手足矣。建州坐大,清太祖逐(遂)成王業,其乘機於明廷門户之爭者固不小也。” [1] 

天啓黨爭影響

劇烈而持久的黨爭是晚明政局的突出特點。黨爭造成官員集團的分裂和內訌,遼東邊臣也被捲入黨爭之中,其軍事行動和個人命運深受黨爭影響。政治立場取代軍事才能成為明朝選拔遼東邊臣、評判將帥功罪的主要標準。天啓前期袁崇煥守遼活動的開展離不開東林黨的支持。袁崇煥自視為清流官員,長期堅持同閹黨作鬥爭,天啓末年為顧全遼東抗金大局和躲避政治災禍,又一度轉而與閹黨合作。明清戰爭是影響朝廷黨爭的重要政治因素。袁崇煥的個人命運是朝廷黨爭和明清戰爭相互作用關係的最好註腳。 [1] 
參考資料
  • 1.    袁崇煥與明天啓朝黨爭  .中國歷史研究院[引用日期2023-01-29]
  • 2.    丁雨辰.淺論萬曆、天啓兩朝的黨爭[J].青春歲月,2013,No.505(17):396+395.
  • 3.    丁雨辰.淺論萬曆、天啓兩朝的黨爭[J].青春歲月,2013,No.505(17):396+395.
  • 4.    丁雨辰.淺論萬曆、天啓兩朝的黨爭[J].青春歲月,2013,No.505(17):396+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