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齊

金天會八年（1130年）七月，金太宗下詔，立劉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史稱“偽齊”。 ^[3]  之所以稱為偽齊，是因為劉豫得位不正，並且又無政權之實，則被國號“偽”以示區分。 ^[4-5] 

金朝進攻南宋的最初目的本想消滅南宋，在黃河以南重建傀儡政權。金將完顏宗弼渡江窮追宋主趙構未獲，不得不渡江北返，説明消滅南宋的目的在短期內達不到，決定隨即在已佔領的黃河以南地區建立傀儡政權。完顏宗翰即向金太宗推薦劉豫，完顏昌也力薦劉豫，金太宗遂同意冊立劉豫為大齊皇帝。 ^[6] 

金天會八年（1130年）七月二十七日，金朝派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冊封劉豫為大齊皇帝。 ^[7]  九月初九，劉豫即位為帝，大赦境內，遵用金的年號，稱天會八年。 ^[8]  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柬為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瓊為汴京留守，皇子劉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 ^[9]  劉豫升東平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劉益為北京留守，不久又改為汴京留守。又降淮寧、潁昌、興仁府皆為州。 ^[10]  因劉豫出生於景州，擔任過濟南知府，節制過東平府，稱帝於大名府，就招募以上四郡的丁壯數千人，號稱“雲從子弟”。 ^[11]  十月，劉豫封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 ^[12-13] 

金天會八年（偽齊阜昌元年，1130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為阜昌元年，停用金天會年號。 ^[14-15] 

金天會九年（偽齊阜昌二年，1131年）五月，宋將張俊引兵渡江，追至蘄州黃梅，李成眾數萬皆潰敗 ^[16]  。李成北走，後降齊，知開德府。 ^[17]  十一月，金以陝西地給劉豫，於是中原盡屬偽齊。 ^[18] 

金天會十年（偽齊阜昌三年，1132年）正月，劉豫發兵進攻伊陽縣，被翟興及其將李恭擊敗。為消滅這支義軍，劉豫通過收買手段，使翟興部將楊偉、金潤成為內應，並於三月發兵，激戰中，翟興不幸墜馬遇害，義軍遭受巨大損失，“自是不復能軍”，偽齊終於掃除了遷汴的最大障礙。 ^[19]  四月，偽齊移都東京。 ^[20]  五月，宋利州觀察使、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偽齊。 ^[21-22] 

偽齊建立前後，南宋通過黃天蕩之戰、富平之戰、縮頭湖之戰以及和尚原之戰等，基本穩定了南北對峙的局面。隨着外患壓力漸趨減輕，內患成了軍政的首要問題，南宋便將主要精力用於平定內部的叛亂，加上懼怕金朝，竟稱劉豫為“大齊”皇帝， ^[23]  故而未對偽齊採取較大的軍事行動。既然偽齊邊境基本安寧，劉豫便趁機鞏固了在中原的統治，還通過招降南宋境內失意的武裝集團，增強了實力。

金天會十一年（偽齊阜昌四年，1133年）正月，宋將李橫屢敗齊兵，攻陷潁昌府（今河南許昌）。 ^[24]  三月，宋將李橫傳檄收復東京（今河南開封），劉豫請金兵迎戰於牟馳岡（今河南開封西北）。李橫乃敗，潁昌（今河南許昌）歸齊。 ^[25]  九月，劉豫乃遣通判齊州傅維永等五十餘人自登州（今山東蓬萊）浮海，至交趾冊封交趾郡王李陽煥為廣王，且結交諸溪洞酋長。金朝亦遣毛都魯等二十餘人偕行。十月，齊將李成陷鄧州（今河南鄧縣），宋將李橫棄襄陽，奔荊南，後入洪州。襄陽，隨州（今湖北隨縣）、郢州（今湖北鍾祥）相繼為齊所有。 ^[26]  在襄漢地區的軍事擴張，是偽齊在金天會十一年（偽齊阜昌四年，1133年）取得的最大軍事勝利。偽齊佔據襄漢地區，切斷了南宋東南地區與川陝的聯繫，影響了其進退攻守的軍事主動性，威脅了南宋的安全。不僅如此，劉豫侵佔襄漢地區也有利與楊麼軍的聯繫，偽齊和楊麼因而很快結成軍事同盟，制定了聯合滅宋的軍事計劃。

金天會十二年（偽齊阜昌五年，1134年）正月，宋將關師古率軍自武都（今甘肅武都）尋糧至齊境，襲擊大潭縣（今甘肅武都北）。宋軍深入至石要嶺，遇齊軍，大敗，關師古單騎降齊。南宋失洮岷地區，僅剩階（今甘肅武都）、成（今甘肅成縣）二州。 ^[27]  二月，為配合金軍的入川行動，劉豫派心腹劉夔與金軍聯兵十萬，進攻仙人關。由於宋軍的頑強抵禦，三月，齊金軍被擊敗。仙人關之敗迫使金軍最終放棄了入川的打算，而作為金軍侵蜀的附屬，仙人關之戰中的配角，偽齊軍再也不敢妄自窺蜀。五月，宋將岳飛出師襄漢，李成聞郢州（今湖北鍾祥）失守，棄襄陽逃。岳飛進據襄陽，並攻佔唐州（今河南唐河）。 ^[28]  六月，宋將牛皋攻隨州，隨州易手。 ^[29]  為扭轉不利戰局，劉豫再乞師金朝。金朝派劉合孛堇前來，與李成會合於鄧州西北。時偽齊知鄧州高仲也率守兵與李成合兵。為迎擊宋軍，七月十五日，齊金軍數萬人出城三十里，紮寨三十多處。但在岳家軍的突擊下，齊金軍“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高仲退保鄧城，據城作為抵禦宋軍的最後依託。但岳家軍緊隨其後，高仲難以抵擋宋軍的猛烈攻勢。十七日，鄧州失守，高仲被擒。二十三日，齊金軍再次失利，唐州、信陽軍同日失守，“襄漢悉平”。自此，偽齊為守禦襄漢而與岳家軍的軍事對抗，以偽齊的徹底失敗、退出襄漢而告終。九月，劉豫採納羅誘南征議，遣盧偉卿向金乞兵。金主遂命完顏宗輔為左副元帥，完顏昌為右副元帥，率兵五萬南侵，以完顏宗弼為前軍之將。完顏宗輔令諸路漢軍，均需親行，不許募人充役。劉豫以其子劉麟合兵南侵。 ^[30]  偽齊此次南侵雖聲勢浩大，給南宋造成較大壓力，但到十二月即因金人退兵，而倉皇逃遁，匆匆結束了南侵行動。偽齊選擇在秋季南侵，原本契合金軍懼暑耐寒的習性，但金齊聯軍萬萬沒料到，這年冬天的雨雪影響了糧道的暢通，金軍既不能從偽齊獲得正常的糧草供應，又被韓世忠扼阻於江北，不能就糧於江南，以致軍心不穩，甚至有人飛書金軍主帥，威脅準備叛變。這時，金太宗死訊南傳，金軍主將急於回國處理權力再分配問題，加上擔憂南宋決淮西水以灌其營，遂率先撤兵。由於金軍退出戰場，偽齊失去了繼續鏊兵兩淮的實力，劉麟、劉猊便“棄輜重遁去，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敢少憩”。 ^[31] 

金天會十三年（偽齊阜昌六年，1135年）正月，齊金聯軍放棄在淮南的重要據點濠州，南侵之行終以不利告終。閏二月，齊將商元突襲信陽軍。 ^[32]  七月，劉豫廢明堂為講武殿。 ^[33]  十月，劉豫令百姓鬻子依商税法許貫陌而收其算。 ^[34]  劉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主完顏亶。 ^[35] 

金天會十四年（偽齊阜昌七年，1136年）九月，劉豫聞宋主親征，乃急遣人向金主求援。 ^[36]  金主遣右副元帥兀朮率軍駐黎陽（今河南濬縣）觀望。 ^[37]  劉豫命其子劉麟率軍由壽春（今安徽壽縣）犯合肥，是為中路。又命其侄劉猊率軍由紫荊山，出渦口（今安徽懷遠附近）犯定遠，以趨宣（今安徽宣城）徽（今安徽歙縣），是為東路。命孔彥舟率軍自光州（今河南潢川）犯六安，是為西路。計籤鄉兵三十萬，號稱七十萬。劉猊以眾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在今南京江北）以犯建康。 ^[38]  宋將楊沂中在趙家坊（今安徽定遠西南）擊敗劉猊前鋒。劉猊亦恐孤軍深入，南宋軍擊其背，於是與劉麟會於合肥。十月，宋將楊沂中率軍至藕塘，與劉猊軍相遇。劉猊軍據山，矢雨下。楊沂中令摧鋒軍統制吳鍚以勁騎五千衝擊其軍，劉猊軍亂。沂中又縱大軍掩擊，自將精騎繞出其旁側，短兵相接，會宋將張宗顏亦至，於是劉猊軍大敗。宋俘齊軍萬餘人並俘獲其大將李諤、李亨等數十人。劉麟在順昌聞劉猊敗、亦逃。宋將劉光世遣王德追擊，宋將王德與楊沂中追劉麟至南壽春而返。孔彥舟亦退兵，金齊聯軍遂敗。 ^[39] 

金天會十五年（偽齊阜昌八年，1137年）八月，宋將酈瓊率所部四萬人降齊。 ^[40-41]  十一月，金尚書省奏稱劉豫治國無狀，金主遂命完顏昌、完顏宗弼以南侵江南為名，兵至汴京，先誘擒劉麟，又以騎兵控制宣德門等宮門，強迫劉豫乘馬至兵寨議事，囚豫於金明池，遂廢劉豫為蜀王。 ^{[2]  [42]} 

作為金朝的傀儡政權，偽齊與金朝的邊界完全由金朝所規定。金朝立偽齊冊文曰：“錫爾封疆，並從楚舊”，因此偽齊的疆域必基於偽楚的封疆。而金朝立張邦昌的冊文中，明確規定偽楚的管轄範圍“自黃河已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由此看來，金齊以黃河故道（即舊河）為界是總體的原則。

偽齊的疆界，與金朝接壤者較穩定，“以河為界”。與西夏的疆界，史無明文，但在偽齊建國的前三年，即天會五年，金曾經劃分過偽楚與西夏的邊界。其間隔時間不長，偽齊的邊界線應與這條邊界線相去不遠。偽齊與南宋則從未劃定邊界，實際控制線也變動頻繁，雙方爭奪激烈，呈現拉鋸狀態。在東線，齊宋基本以淮水為界，某些地方宋軍甚至越過了淮水，如淮水以北的鏈水軍、泗州即為宋軍所據。 ^[43]  在中線，齊宋拉銀戰中，偽齊起初佔優勢。截止金天會十一年（偽齊阜昌四年，1133年）十月，偽齊佔領了虢州、鄧州、襄陽、隨州、郞州。但在金天會十二年（偽齊阜昌五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飛率軍先後收復郭州、襄陽、唐州、隨州、鄧州。隨後，宋在此設立襄陽府路，後改升為京西南路。在西線，宋軍在富平會戰失敗後，全線饋退，至金天會九年（1131年）六月，“關隴六路盡陷，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宗翰既得陝西地，悉與偽齊。”紹興四年（1134年）正月，宋將關師古兵敗降齊，“自此失洮、岷之地，但餘階、成而已”。但在金天會十三年（偽齊阜昌六年，1135年）二月，宋將吳璘、楊政收復秦州；岳飛在次年八月又收復商、虢二州。至此，齊宋在西線的邊界基本穩定下來。也就是説，在整個陝西六路中，宋軍最終佔有了秦、商、虢、階、成五州，而黃河以北的蒲、解二州及陝州之北，自然劃入了金朝的疆界，其餘部分成為偽齊的疆域。 ^[43] 

偽齊的管轄範圍和行政區的劃分，應追溯至偽楚時期。從金天會五年（1127年）《行府告諭亡宋諸路立楚文字》來看，偽楚管轄原北宋的京畿路、京西路、京東路、陝西路、河北東路、淮南路。偽楚轄區不含河東路、河北西路，這已體現了金朝初年以河為界的立國方針。是年，張邦昌募人攜帶偽詔告諭四方，所列各路州軍中，京西路已不列河陽府等，陝西路已不載河中府、解州，河北東路僅列大名、開德府，恩、濱、棣、德、博、滄、北（冀）、清州，永靜軍。較北宋末年河北東路轄區少河間府、莫州、雄州、霸州、信安軍、保定軍，可為佐證。上述河間府等州府均位於黃河以西。這些州府，在金天會七年（1129年）金重新劃分河北政區時，劃入了金的河北東路。同時劃入的還有順安軍、廣信軍、安肅軍和南京析津府，以及盧龍一道所領順、檀、涿、易、薊、景六州。 ^[43] 

金天會七年（1130年）三月，金以“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金天會八年（1130年），劉豫以此建偽齊，偽齊與金也以舊河為界。金在冊封劉豫的詔文中説，“錫爾封疆，並從楚舊”，則偽齊與偽楚的轄境應大致相同。 ^[43] 

偽齊統治時期亦仿北宋設四京制，設置了汴京開封府、東京東平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其政區應分為汴京（或汴京路）、河南府路、歸德府路、山東路、大名府路、陝西路六路。金初在黃河（舊河）以南執行“官制不易、風俗不更”的政策，因此，偽齊在地方行政體制上也當沿用宋制，設置轉運司、總管司。不過，金朝的行政體制是軍政合一的體制，以總管府、統軍司為主，“外道置轉運使而不刺舉”，因此，在本質上是有所不同的。 ^[43] 

偽齊中央官職系統是以北宋元豐新制的中央機構為基礎，同時雜以前朝的一些機構設置。偽齊將尚書左、右僕射改為左、右丞相，應是效法了唐玄宗開元之制；皇子府和東南道行台均始於南北朝時期，後者還延續到唐朝；大總管府的設置出現於隋文帝與唐高祖武德年間，相當於都督府，在部分州設置，並非中央機構，而偽齊借用之以統全國軍隊。

偽齊之職官制度在全面沿襲北宋官制的基礎上，為了加強行政執行力以適應新局面，對不同職官的權力進行了重新分配；同時為了凸顯其政權的獨立性，還雜糅了隋唐甚至南北朝時的制度，形成了一套具有偽齊自身特色的官制系統。

偽齊官員分為三大來源，兩宋投降金軍者、南宋投奔偽齊者、偽齊內部擢拔者，而這三者對於南宋的態度有着明顯的差異。自金天會三年（1125年）始，金軍多次南下侵宋，兩宋守臣除了戰死殉職者外，或是被俘而降，或是以城降金，多是情不得已，隨後金人以之臣齊，因此這一羣體往往心懷故宋，出現許多親宋的官員，如張孝純、鄭億年、李儔、凌唐佐等。而本為南宋官員，主動奔齊者，往往是其與南宋政權產生了激烈的矛盾因此這個羣體一旦成為偽齊官員後，常為劉豫獻言滅宋之策，在偽齊南侵過程中表現得極其主動，這一方面是想通過在侵宋過程建立軍功，更大的原因是基於其對南宋的仇視。如施宜生以罪奔齊，上書劉豫陳説取宋之策，正是這一情緒的體現。 ^[44] 

至於偽齊內部擢拔的羣體，其中又包含北宋士人、科舉選拔、吏職轉官，以及劉豫家族、原濟南府的官員等等。這批人的政治態度比較複雜，除劉豫家族成員外，大多是呈現出致力於齊內政的傾向，如張昂、李孝揚、張東等的政治態度並無記載，正反映的是其致力於偽齊內部事務，沒有明確的敵宋或通宋的表現，以故不為宋人或金人的史籍所關注。至於狀元羅誘勸導劉豫南侵，是出於混一天下的目的；馬定國撰文譏謗宋高宗，是在延續其對北宋政權的蔑視；而荊超在北宋僅為一班直，受劉豫提拔，為其守郵州而戰死，當是報答其知遇之恩。

偽齊在金天會十一年（偽齊阜昌四年，1133年），五月，制定並頒佈了國家法典。可以看出，偽齊對原北宋的刑統疏議進行了增修，而且彙集了偽齊四年來的各種行政命令，編成了“阜昌敕令格式”，從而具有了該政權的法律特色。從其刑統、敕令格式與其經濟變革之“什一税法”同時修訂，且相互牴觸時“從税法”的規定來看，其法令為經濟服務的色彩相當明顯。 ^[45] 

偽齊的最高軍事機構為大總管府。早在偽齊僭立之前，金人即任劉豫為京東西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在名義上讓其掌管了黃河以南的兵權。偽齊建立後，劉豫將兵權交給劉麟，任他為諸路兵馬大總管，劉麟因而被人稱為劉大總管。大總管府最高長官是大總管，這一位置從金天會九年（偽齊阜昌二年，1131年）六月起，長期為劉麟所把持，直到金天會十四年（偽齊阜昌七年，1136年）九月，偽齊大規模南侵，許清臣才接替劉麟，權充諸路兵馬大總管，但此時許清臣雖為大總管，卻不掌握兵權，因為劉麟為東南道行台尚書令，行台又成為戰時最高軍事機構。

大總管府掌管兵權，其職務繁雜，劉麟一人自然難以擔當，故大總管府尚有其他成員。比如説議事官，偽齊曾以宋降人施宜生（原名施逵）居此職，不過，他因與劉麟不和而被排擠出大總管府。還有差委一職，擔任過此職的有宋願。此外還有準備差委，撰寫《偽豫傳》的作者楊堯弼即擔任過此職。大總管府還有直屬的武裝，比如説大總管府先鋒軍，宋將董先 ^[46]  降偽齊後，“以為大總管府先鋒將”。

東南道行台是偽齊戰時所派駐外地的最高軍事領導機構。偽齊先後於金天會十二年（偽齊阜昌五年，1134年）與金天會十四年（偽齊阜昌七年，1136年），兩度設置東南道行台，顯然是為了滿足其大規模南侵的需要。東南道行台最高長官為行台尚書令，兩次均由劉麟出任。七年所設行台的重要屬員，尚有行台右丞講議軍事李鄴、行台户部侍郎兼行軍參議馮長寧等，其下屬將帥有李成、孔彥舟、關師古、劉猊等。此外，偽齊尚有樞密院與殿前司。盧偉卿曾任知樞密院事。殿前司最高長官一般為殿前都指揮使，如果出任者資歷尚淺，則為主管殿前司公事。偽齊先於金天會十年（偽齊阜昌三年，1132年）六月，以許清臣為主管殿前司公事，其後才升為殿前都指揮使。

皇子府雖不能稱之為軍事機構，但擁有一套較為完整的軍事領導體系，為方便敍述，今將其與偽齊的軍事機構放在一起分析。由於金朝一直不肯同意偽齊立太子，故劉麟只能以偽齊皇子的身份開府治事，他也自然成為皇子府最高長官。儘管有記載説劉豫有兩子，“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現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乃嶽亦見，以女妻之，資藉之力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但記載怪誕，不足為信，今存宋金史料皆只提及劉麟，而不涉及劉角，故劉麟實為劉豫惟一的成年皇子，其為皇子府長官也無疑問。皇子府的屬員有參謀、機宜、幹當、統領、議事、差委、順習、差使、指揮使、上中下三等守闕、上中下三等效用等，其中宋降臣馮長寧為皇子府參謀軍事，廉公謹為偽皇子府準備差委，張浹為準備差使，李師雄為皇子府選鋒軍統制，王世忠為前軍統制，靳賽為左軍統制，岳飛派出的間諜王大節也曾任過皇子府屬官。皇子府號稱“網羅人才，置諸左右，文武並雜用，不限資格”，標榜要吸取北宋幕府用人不當的教訓，劉麟曾對其參謀馮長寧説：“趙氏宣政間童蔡掌兵權，幕府從事皆闒冗取具之人，一旦金兵入界，召問之，面已無生色矣。諸公宜以前車為鑑。”皇子府也確曾網羅到一部分人才，如馮長寧、王世忠、靳賽、王大節等。但其實際選用人員往往並不出自正途，劉豫父子貪戀美色，很多人通過賄賂女色而得任用，前述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媳婦伴送。麟以二人進豫，豫遂以公謹為偽皇子府準備差委，監理料庫”。

皇子府與大總管府、東南道行台皆以劉麟為最高長官，以宰相（左相）參與軍事，其結果即是劉麟掌握了偽齊的軍政大權，這對偽齊的軍事立國與進攻南宋，影響深遠，也可以説，這是偽齊“以武立國”政策的具體反映。

偽齊軍事的相對獨立性偽齊以武立國、用兵南宋的軍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着金朝政策的影響與領導。金朝“務廣地而兵力不能周”，故立偽齊“以中國攻中國”，同時又以偽齊皇位繼承權為餌，誘使劉麟不斷興兵南下。偽齊雖有自己的軍事機構與皇子府，但由於為金所立，故軍國大事仍須聽命於金朝。偽齊對金朝的命令執意遵循，不敢擅自改變。金天會十二年（偽齊阜昌五年，1134年），齊金南侵，劉麟即以“大金有命”為由，堅持執行金人進攻淮甸，渡江直搗吳會的戰略計劃，而把王大節攻略四川之計置諸一旁。酈瓊降齊後，偽齊又秉承金朝意願，解散酈瓊部眾。此外，偽齊雖對南宋幾乎連年用兵，但實力有限，終不敢單獨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故其大規模南侵，需要先得到金人的支援或聲援，這種現象導致了偽齊軍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金人。譬如五年的南侵，因金人囿於正與南宋議和，難以應允劉豫的要求，劉豫遲遲未敢妄動，直到羅誘上《南征議》，盧偉卿出使金國求兵成功，方才正式起兵。再如七年，偽齊也是在得到金人“聽（劉）豫自行”的允諾後，才正式將南侵付諸實施的。八年的南侵亦是如此。是年，為破壞南宋北伐，劉豫派遊何與韓元英向金國乞兵，欲先下手為強，但金人已有豫之心，不肯出兵，故只能暫緩南侵，直到金人佯裝允諾，才有所行動。齊軍還需配合金軍的行動，並承擔境內金軍的軍需供應。早在建國之前，劉豫父子的武裝即成為金朝軍隊的一部分，破王江、攻當塗、擊大名府等，幫助金軍鎮壓敵對勢力。偽齊建立後，除了在兩淮與南宋構兵，以策應金軍進攻陝西外，還積極參與金軍的陝西攻勢。譬如金天會十年（偽齊阜昌三年，1132年）三月，齊軍夥同金軍進攻方山原。此後的仙人關戰役，齊軍依然承擔了配合金軍的任務。由於必須為境內金軍提供軍需，導致偽齊經濟負擔過重，到後來竟“闕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艱窘，多有逃亡”。

儘管受制於金朝，但偽齊軍事尚有一定獨立自主性。在與金軍聯合作戰中，齊軍可能具有獨立指揮的權力，而不需將軍隊指揮權全權交予金將，撻懶就對馮長寧説：“非不欲出兵，實以本國用兵以來無往弗捷，自有齊國之後動輒不利，恐蹈覆車，挫我威武。必欲出兵，須齊國人馬亦聽本國節制，所貴號令一而權不分，天下可以指麾而定。”可見，偽齊雖為傀儡，但在金天會十五年（偽齊阜昌八年，1137年）之前，齊金聯軍的軍事指揮權卻號令不一、權力兩分，以致撻懶將金軍用兵失利的原因歸罪為金將不能指揮齊軍。在這之後，偽齊方將軍事指揮權交予金朝，而這也成為金人輕易廢黜偽齊的一個重要條件。

偽齊徵兵制與募兵制並存，以徵兵制為主。徵兵在當時亦稱籤軍，是偽齊招集士兵的主要方法。偽齊徵兵制度“依仿金虜法，鄉各為寨”，以五家為一保，以鄉寨土豪為寨長。民家若有雙丁，則出一丁為出戰軍，承擔上番教閲任務，民家若只有一丁，則此丁承擔夜巡任務。每月兩次點集，考核弓馬技藝，合格者補效用正軍，“不願者聽”。徵發之際，除了正軍、使臣、效用官的費用由官府承擔外，其他每一人的衣糧器甲等費，均由同保四人家提供，並就本寨送納於駐劄處，“在官無一毫之費”，故這種制度對鄉寨的經濟能力也有一定要求。除了向鄉寨徵兵外，偽齊還徵發州縣市民為兵，故歸德府通判張奕在偽齊被廢之初，依靠市民防止兵亂。

徵兵制增強了偽齊的軍事力量，其兵員甚至成為侵略南宋的主力。金天會十二年（偽齊阜昌五年，1134年），偽齊南侵軍隊裏就有籤軍，李成即以籤軍都制置使的身份，向劉麟建議改變籤軍的進軍路線，以致南宋在擊敗偽齊之後，降德音處理俘獲的籤軍。次年，偽齊籤軍又進攻淮東。七年，偽齊又徵發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南侵。八年，偽齊已是強弩之末，但其尚不忘籤軍南下。 ^[47] 

徵兵制度雖然增強了偽齊的軍事實力，但給偽齊百姓帶來了巨大負擔。劉祁曾言及金朝籤軍弊端：“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徵伐及邊釁，輒下令籤軍，使遠近騷動。民家丁男若皆強壯，或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鄰里，嗟怨盈於道路，驅此使戰，欲其勝敵，難矣”，偽齊籤軍即以金製為藍本，其弊端亦應相似，故金天會十四年（偽齊阜昌七年，1136年）的南侵，偽齊大肆徵發力役，以致役夫有自縊避役者。八年，偽齊又籤民為兵，以致“科條之煩民不堪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偽齊籤軍既然不得人心，故金廢偽齊時，揚言：“自今不用汝為籤軍，不取汝免行錢，不取汝五釐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人、少帝來此住坐”，以安撫偽齊漢人。偽齊尚保留有其他形式的徵兵制。張中孚即以“涇原地瘠無良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習，今遽紛更，人必逃徙，只見其害，未見其利”為由，力排眾議，堅決抵制在涇原路推行這種籤軍制而採用保甲制。由於涇原路“保甲之法行之已習”，張中孚對保甲制又未予較大變更，故涇原路保甲法可能仍承襲北宋舊制。 ^[48] 

偽齊也存在募兵制。劉豫甫立，便建立“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可見其為招募兵。另外，宋將韓世忠曾“生擒偽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糧軍數百獻於朝”，金廢劉豫時規定偽齊“應據食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並從自便”，則偽齊還有食糧軍（即射糧軍），而食糧軍亦是招募兵。

雲從子弟為劉豫招募的親軍，兵力為數千人，兵源來自景州、濟南、東平與大名府，這四地可以理解為劉豫的“龍興之地”。劉豫招募四地強壯為兵，此舉有利通過地域，結成親密的主僕關係。 ^{[11]  [49]} 

偽齊三衞官沿襲北宋舊制。據宋代史料，“先是蔡京為政，嘗置三衞郎，皆用世族之子弟。後劉豫亦仿為之”。劉豫以境內三代有官者為三衞官，分別為翊衞、勳衞與親衞，三衞官分三等，每兩年升一等，六年達到三衞官的最高級別。達到最高等後，三衞官可通過弓馬考試來獲得官位。南宋設三衞官的目的為網羅人才，收買人心。偽齊的用意可能與南宋相似。

皇子府十三軍兵員取自鄉兵，兵力最初約為十萬。其後，十三軍兵員也有來自南宋叛軍的。酈瓊降齊後，劉豫即以來降的王世忠為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為皇子府左軍統制，其下叛兵有的在劉麟處充當效用使臣。十三軍隸屬於皇子府，其十三支軍名已難全部考證，但李師雄曾任偽皇子府選鋒軍統制，王世忠為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為皇子府左軍統制，則十三軍軍號，直接可知者有三，即選鋒軍、前軍與左軍。既然有前軍與左軍等軍號，則可以推斷還應包括後軍、右軍，甚至還有中軍，故據現有史料，最多隻能還原其中的六軍，而後軍、右軍與中軍的編制也只是推測，尚未發現明確的史料。 ^[50-51] 

大總管府亦有所轄的武裝，其軍號現有僅知大總管府先鋒軍，劉豫曾以降將董先為其將領。大總管府先鋒軍駐紮於汴京，具有一定戰鬥力，劉豫試圖以該軍對抗勢如破竹的李橫北伐軍。

水軍是重要軍種，偽齊對發展水軍比較重視。艦船是水軍的必要裝備，故偽齊不斷增益船艦，增強水軍實力。徐文歸附後 ^[52]  ，劉豫即增益其戰艦，以加強水軍。金天會十二年（偽齊阜昌五年，1134年）七月，劉豫又擴編山東水軍，“集民間之舟大小五百裝為戰艦”，以備南侵。

偽齊艦船來源複雜。一方面，偽齊自己建造。劉豫曾在登、密、淮陽等地造船。金天會十四年（偽齊阜昌七年，1136年）春，偽齊改明堂基為講武殿，並在其旁的開闊地造戰船。另一方面，依靠徵集境內民船來補充戰艦數量。比如劉豫徵調民間大小船隻五百艘為戰船。南宋叛軍裹挾而來的船隻，也是偽齊戰艦的重要組成部分，徐文即率其部海舟六十艘來降。而南宋曾下詔：“泛海往山東者行軍法。”這一詔書的背景是“諜報劉豫於登、密、淮陽造舟，論者恐賈舟為偽地所拘，則橰工、柁師悉為賊用”，可證偽齊還通過掠奪南宋民船，來增益戰艦數量。

偽齊水軍駐紮于山東半島。劉豫以徐文為知萊州 ^[52]  ，海、密二州滄海都招捉使兼水軍統制，“調登、萊、沂、密、海五郡軍民之兵且二萬人”，屯駐密州膠西縣，又調集民間大小船隻五百艘為戰船，則萊州灣、海州灣與膠州灣曾作為偽齊的水軍基地。山東水軍的精華為徐文水軍。一開始，這支水軍僅有投降時的海船六十艘，兵將四千三百人，後劉豫“以海艦二十益其軍”，其戰艦達至八十艘。徐文水軍曾隸屬於偽齊知密州劉某，金天會十二年（偽齊阜昌五年，1134年）七月，劉豫以其偽閤門宣贊舍人、知密州劉某充都統領，徐文為前軍。據上引“五郡軍民之兵且二萬人”的記載，山東水軍曾達到兵將約二萬人，大小艦船近六百艘的規模。

偽齊對騎兵也非常重視。祝簡獻《國馬賦》，建議劉豫發展騎兵，以對抗南宋。劉豫雖反感以文賦論軍政，但仍認為：“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馬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勘，以示無言不酬”。為提高騎兵戰鬥力，偽齊重視軍隊的馬術訓練，將馬術的嫺熟與否作為升遷的標準之一。偽齊的徵兵制度即規定弓馬合格者補效用正軍。其三衞官制度也有類似規定。偽齊還在汴京設御馬院，劉豫被廢時，即從御馬院裏換乘過坐騎。偽齊重視騎兵建設，故其統治區內戰馬數量相當可觀。金天會十四年（偽齊阜昌七年，1136年）岳飛第二次北伐時，“得偽齊所留馬萬匹”，大大增強了岳家軍的騎兵實力。汴京的馬匹數量亦相當可觀，金人廢黜偽齊時“得（劉）豫馬四萬餘匹”。

偽齊陝西地區的馬匹數量同樣眾多。據南宋權刑部侍郎、陝西宣諭使周聿所説，“陝西既歸，得地數千裏，得兵十三萬，得馬二萬”。偽齊沿淮一帶也有大量馬匹，“壽、亳、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

偽齊也存在土兵。金天會十四年（偽齊阜昌七年，1136年）三月，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奏捷，宋高宗語及：“世忠將所得青徐州土兵、弓箭手皆放歸，甚善。朕思之不若更與數百錢令去，此事雖似非急務，然使中原之人知朝廷恩意，縱被劉豫父子驅率，亦豈肯為之盡力”可見偽齊土兵也用來對宋作戰。

保甲也是偽齊武裝力量體制的一部分。保甲可能僅推行於涇原一路，且多沿襲宋制。

食糧軍（即射糧軍）為偽齊的招募兵。韓世忠曾生擒偽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糧軍數百人，則知食糧軍可以用於戰事，成為作戰兵。偽齊食糧軍是否與金朝射糧軍一樣承擔雜役，則尚需細考。

炮也在齊軍中使用。金天會十二年（偽齊阜昌五年，1134年），郢州之戰中，偽齊即以炮阻止宋軍的攻城。當然，郢州之戰的炮，並非意義上的火兵器炮，而是冷兵器炮，即石炮。

偽齊建立後，在其尚書户部郎中兼權侍郎馮長甯的主持下，一度改變北宋所行之五等税法，恢復古井田之制，行什一税法，這是偽齊在田賦制度上的重大變革。 ^[53] 

金天會十一年（偽齊阜昌四年，1133年）五月，頒行什一税法，除陝西經原路外，在偽齊全境推行，至其廢止什一税法，恢復五等税法。共歷時近二年，可謂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但又失敗的田賦制度的改革實驗。 ^[54] 

偽齊税制基本沿襲了北宋之制，也有所創新和“改進”，如什一税法、蔬果三季輸税、五釐錢、“鬻子税”等。 ^[55-56] 

阜昌通寶(6張)

由於金所扶植的偽齊政權皇帝劉豫本為河北阜城縣人，劉豫以為自己出身阜城，必是以阜城為昌，故取其年號為阜昌，而沿襲自唐代以來以年號為貨幣命名的習慣，所以偽齊所鑄行之錢幣為“阜昌通寶”、“阜昌重寶”、“阜昌元寶”，合稱阜昌錢。鑄造阜昌錢雖是偽齊政權之所為，但由於偽齊政權自身帶有的傀儡性質，其鑄造實則是金政權之所為，這可以算得上是自金建國以來的首次貨幣鑄造，它結束了金政權長期以來貨幣不自鑄的歷史。阜昌錢書法絕妙，鑄造精整，錢文清秀美麗，比一般北宋錢精整。現存阜昌錢有“阜昌通寶”、“阜昌重寶”、“阜昌元寶”。 ^[57] 

除了鑄銅錢外，為彌補貨幣流通不足，偽齊還發行過紙幣。褚”乃“紙”的書面語，證明偽齊的確發行過紙幣。 ^[58] 

偽齊雖然為金人所冊立，但其接手的是飽經戰亂、餓殍遍野的中原地區，一方面要維持其自身政權的需要，還要供給駐紮金軍的軍需。因此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是這個政權迫在眉睫的事務。

劉豫在其《戒守令勸農榜》中，首先指出其“賤末而貴本，欲使元元之民，皆趨南畝”的治國理念，並敦促郡守縣令“出入籲陌，躬勸耕桑”，以確保“勉盡率土之力，使地無遺利”，最終實現“户口蕃滋”之目的。 ^[59] 

偽齊建立前後的建炎四年至紹興二年，還不斷地有商販將江浙之糧食販賣至山東、京東；但從紹興三年始，向北販運的貨物就轉向了軍事物資箭桿、箬葉重龍、筋螺漆貨。於此可見，偽齊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已經基本實現了糧食的自給自足。

據吳松弟的估算遼朝末年的人口約為900萬人（包括當時所屬的女真人）。這樣在北宋末和遼末時期，偽齊所在地域人口占整個金朝地域的百分比為54.86%。因此可以推知偽齊在金天會十四年（偽齊阜昌七年，1136年）人口約為1588萬人。

偽齊政權背叛父母之邦，在道德上為正統觀念所不容。為敵作倀又為宋人憤恨和不恥。連普通百姓都痛罵劉豫:“大宋何負於爾”有品格的士大夫堅決與他劃清界限。偽齊建國之初，金人曾強迫一些文人仕齊，遭到了一批人的拒絕。朱弁以死相抗，聲明“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張邵拒不屈從，並“責以君臣大義”；洪皓亦大義凜然:“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他們體現了傳統士大夫的堅貞品格。但並不是所有文人都經得住逼迫、誘惑的考驗，仍然有一批漢族士人出於不同情況，陸續投奔偽齊，鮮明地體現了亂世文人的眾生相。當時有人形容這一現象：“濃磨一鋌兩鋌墨，畫出千年萬年樹。誤得百鳥盡飛來，踏枝不着空飛去”。在偽齊政權中，真可謂是百鳥雲集據《宋史》、《金史》、《三朝北盟會編》等史籍大致統計，有姓名、官職可考的偽齊文人近100人，生平事蹟較清楚的近30人，有文學作品存世的10餘人。從來源上看，這些文人可分為三種:一是來源於女真政權的支持。這些人大多是在宋金交戰中降金，後被送到偽齊做官，如張孝純、張中孚等；二是來源於偽齊戰獲的俘虜或利誘的文人。前者如李成、孔彥舟等，後者如祝簡、馬定國等；三是來源於偽齊的科考。偽齊舉行過兩次科考，共錄取羅誘、杜佺等137名進士。從心態上看，偽齊文人又可分為三類，即投機者、苟且者、理想者。 ^[60] 

偽齊文人普遍不高的品節嚴重影響了其文學創作的品格。在偽齊的文學作品中，幾乎看不到憂國憂民的情懷，也看不到多少理想抱負。一方面，不少偽齊文人的創作題材和內容發生了轉移，抒發個人性情的詩歌出現了從多到少、從有到無的變化。另一方面，偽齊文學的主要成果是一些宣傳偽齊政權的詔文、賦、論、干謁詩等，政治附屬性非常突出。

總體看來，依附政治是偽齊文學最突出的特徵。由於偽齊文人的傀儡身份和投機心態，他們的文學性靈被掩蓋，抒發性情的詩歌幾乎銷聲匿跡。文學成了投機文人的投機工具，文人的創作依附於傀儡政權，為政治宣傳服務。這類文學不可能具有較高的品格，也不可能取得多高的成就。

劉豫開鑿小清河，是在歷城縣華山之南筑堰（名“下濼堰”），由此而向東北方向打通了一條與當時的“清河”（即濟水）平行的河道，小清河開通後，原來注入清河的濟南北郊湖泊之水，改向東流，經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等地，於博興的馬家瀆注入渤海，全長500多華里。在濟南濼口，劉豫築起“下濼堰”，其作用就是使濼水分流，堰以南新開河流稱小清河，堰以北的北清河從此便改稱大清河。 ^[61] 

《華夷圖》刻於金天會十四年（偽齊阜昌七年，1136年），現存西安碑林。底本是唐代賈耽於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的《海內華夷圖》，經過偽齊的改動、省略和縮繪，圖中既保存了一些唐代地名，但也有些已改用偽齊地名。賈耽原圖繪有少數民族政權和鄰國“百餘國”，而《華夷圖》中僅“取其著聞者載之”，若干遠方的國家“以其不通名貢而無事於中國”乃“略而不載”。

《禹跡圖》刻於金天會十四年（偽齊阜昌七年，1136年），現存西安碑林。描繪了傳説中建於公元前2205年的夏朝大禹王統治地域內貢物運輸的情況。這幅地圖的作者不詳，鐫刻於偽齊。這幅地圖是按照裴秀的計裏畫方法繪製，但又參照唐代地理學家賈耽繪製於貞元十七年（801年）《海內華夷圖》結構做了糾正。

南宋初各派之政爭，令攻守之軍略不能有效執行，主戰派與主和派相互掣肘，終致宋高宗南渡，成為避隅江南的地方政權。而偽齊的出現，令南宋主戰派和主和派的鬥爭趨緩，雙方在針對偽齊的政策上趨同，基本達成了對齊主戰、對金議和的基本國策，從而加強了宋廷內部的團結。另外，劉豫的僭偽性又反襯出宋高宗帝位的正統性，從而增強了南宋政權的凝聚力。偽齊地處宋金之間，客觀上成為宋金雙方的軍事緩衝區，緩解了金朝對宋的軍事壓力。簡而言之，偽齊建立對南宋政權是利大於弊的，南宋之所以能在風雨飄搖中最終得以立足江南，在一定程度上是拜偽齊所“賜”。

金廢齊後，為了順利接管其在中原的統治，繼續沿用偽齊原有的制度，大量留用原偽齊官員，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海陵朝。而南宋一度接管河南、陝西地，也不得不依賴原偽官維持地方上的統治秩序。如此以來，中原地的歸屬權在宋金齊之間不斷轉移，而當地的官員卻幾乎未變，這種“換朝不換官”的現象極大地模糊化了華夷界限，對中原士庶的民族觀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再加上偽齊八年的統治，拉近了其臣民與其“上國”金朝的心理距離，同時疏遠了士庶與“故國”趙宋的關係，以故當金朝直接管轄中原後，人民很快就順應了其統治。

金朝將大量女真人遷入中原之初，並未對原來的居民進行驅離，而是散居於漢人村落之間，不但打破了女真族原有的部族關係，還極大地增加了女真人與漢人間的接觸密度和強度，這成為女真人迅速漢化的關鍵因素。金朝最初不進行括地，而令漢人繼續留住在良田肥地，卻將本民族散落在貧瘠的土地，原因正在於偽齊是金朝之屬國，金已將中原百姓視作了自己的子民。此可謂偽齊八年的存在客觀上加速了女真人的漢化，乃至整個中原的民族融合。

“偽齊介然處於中，其勢不兩立，必求援於虜”，偽齊既然作為金朝侵宋的最前沿，就必須替金朝直接面對南宋，承受來自南宋抗戰派的各種壓力，故南宋是偽齊最具威懾的敵對政權。偽齊由於自身實力不足，為了鞏固統治與對抗南宋，必須乞援於金朝，實行聯金滅宋的政策。金朝即以劉豫請求，量留兵力以保護偽齊。金天會十一年（偽齊阜昌四年，1133年）正月，李橫北伐軍收復潁昌府，劉豫聞訊即向金求援，這才使偽齊局勢轉危為安，並命李成“合金人入寇”，侵佔了襄漢六郡。此後，圍繞着襄漢六郡的歸屬問題，劉豫同樣採取聯合金軍的外交政策，以對抗岳飛。徐文降偽齊後，劉豫報知金朝，意圖誘其出兵。為發動金天會十二年（偽齊阜昌五年，1134年）冬的南侵之役，劉豫遣知樞密院事盧偉卿往見金太宗乞師。七年二月，韓世忠出兵圍困淮陽軍，劉豫遣使求援宗弼，韓世忠因而被迫退師。是年下半年，劉豫因擔憂南宋北伐，乞求金朝出兵南侵。是年末，偽齊南侵失敗，雙方實力對比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劉豫更加憂懼南宋的北伐，故於次年八月，派遊何、韓元英為使，“請（金朝）發突騎諸路先入，伐其（南宋）奸謀”。酈瓊投降偽齊，劉豫再遣馮長寧出使金國合兵南侵。除了乞求金兵援助侵宋外，偽齊也積極配合金兵的行動。金軍將主攻方向從兩淮轉向陝西后，劉豫即派心腹劉夔夥同金軍宗弼、薩里罕，率領騎兵十萬進攻仙人關等地。偽齊對金軍的軍事計劃也言聽必從。劉麟曾奉金朝的進攻計劃為金科玉律，而不採納王大節進攻四川之計。正因為偽齊言聽必從，金人方得以讓偽齊解散酈瓊降軍，並輕而易舉地擒捕劉豫父子。

為獲得金軍的支援，偽齊甘願在對金外交上作出犧牲。劉豫將偽齊國格定位在金朝附屬國的地位上，“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且立國之初，為討好金朝，遵奉金朝正朔，“止用天會之號”。偽齊遷汴後，“凡軍國事以至賞刑鬥訟，毋鉅細申元帥府取決”。為避金主名諱，劉豫“表請金主以御名音切及同音字號降示”。不僅如此，劉豫連立儲君都必須徵求金朝的同意。與此同時，偽齊對破壞齊金外交的人士加以鎮壓。劉長孺即因陳説宋朝德政福祉，勸劉豫轉禍為福，而遭受追官囚禁的懲處。更有甚者，邢希載因勸劉豫密通南宋，或者結好西夏，而被劉豫以“大國聞知，與生靈為害不細”為由，斬首號令。如此奴顏婢膝，無非表明了偽齊的附庸地位，正如金軍李聿興所言，劉豫雖為中原“大齊”皇帝，“然止是本朝一附庸”。由於偽齊過分依賴聯金滅宋的外交措施，不僅對金國的軍事威脅認識不足，反而還對金人言聽計從，給金人輕易廢黜偽齊提供了機會。儘管如此，劉豫的外交政策還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此外交政策下，金軍留駐了部分兵力保護偽齊，甚至在偽齊腹心地帶也屯駐金軍，使南宋在一定程度上不敢輕舉妄動，“至以大齊名之”。同時，金朝在偽齊與南宋的較量中也庇護偽齊，出使南宋的金使李永壽即“請還偽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全然不顧及南宋的利益。更為重要的是，金朝還數度應偽齊的要求而聯軍南侵，給南宋帶來了巨大的軍事壓力。

偽齊與西夏雖未有大的戰事，但也存在領土爭端。金侵陝西后，將陝西地割屬偽齊，不僅拒絕了西夏索取環、慶二州的領土要求，還將西夏佔據的懷德軍割屬偽齊，引起西夏的不滿。為爭奪懷德軍，西夏訴諸武力，金天會十一年（偽齊阜昌四年，1133年）八月，趁偽齊出兵南侵之際，出兵五萬進攻懷德城，但被偽齊權知懷德軍龐迪挫敗。而紹興九年春，西夏使偽齊故將李顯忠領兵攻取陝西五路，並趁折可求之喪攻陷府州，這些軍事行動雖發生於偽齊被廢之後，但可理解為偽齊與西夏領土爭端的延續。為應對西夏的潛在挑戰，偽齊一方面積極防禦，另一方面則尋求金朝的支持。懷德軍之戰後，劉豫利用是年十月遣使慶祝金朝天清節的機會，將西夏進攻懷德的事件告知金朝，讓金主持公道，金朝果然偏袒劉豫，“令持詔還諭責之（指西夏崇宗李乾順）”。偽齊積極與金結成軍事同盟，允許金軍屯駐偽齊境內。當時屯駐陝西的金軍除了震怖南宋外，也具有威懾西夏的作用，南宋周聿對此有深刻認識：“陝西陷偽十有餘年，城池不修，器甲不備，異時四十萬僅攴一隅，今才十三萬，而夏人不敢侵犯者，以金人精兵在內故也”。西夏對陝西地的覬覦雖引起劉豫的忌恨，但偽齊最大的對手為南宋，且西夏與偽齊同為金朝的藩屬，劉豫自然認識到利用金朝便能輕易地制服西夏，故未在齊夏關係上傾注較多精力。偽齊聯金制夏的外交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基本上維持了雙方的和平關係，確保了陝西的安全，為偽齊全力侵宋解除了後顧之憂。但也應看到，齊夏關於領土的糾紛，並未真正解決，在偽齊滅亡後，西夏即重新抓住機會，擴張了領土。

偽齊結盟的對象不限於金朝，還將目光投向南宋境內，甚至更南方。南宋雖致力於內部平叛，並取得了不俗的成效，但洞庭湖一帶的楊麼勢力卻不斷坐大，日漸成為心腹大患。劉豫也注意到了楊麼勢力的發展。對於意欲消滅南宋，而自感實力不足的偽齊政權來説，同樣具有消滅南宋願望的楊麼集團，自然是可以聯合的對象。為此，偽齊甚至不惜裂土以封楊麼。偽齊將許約也秉承劉豫意志，為其結連楊麼。鑑於對抗南宋的共同目的，偽齊與楊麼結成了軍事同盟，並準備由水陸兩路進兵，鉗擊兩浙，給南宋造成了較大壓力。南宋雖失地五分之二，但尚有立足東南對抗金齊的經濟資本，盧載揚從切斷南宋經濟來源的角度考慮，向劉豫建議實行連結交趾、溪洞，襲擾川廣的外交措施。劉豫果然採納其計，與金朝各遣人泛海南下。盧載揚此計使張孝純引以為憂，即向南宋通風報信，建議“速遣重臣鎮撫二廣，懷德溪洞，交情交趾，覺察奸虞”，以防偽齊得逞。偽齊結約楊麼與交阯、溪洞，意在與他們結成軍事同盟，以共同對付南宋。尤其是楊麼，兵力雄厚，“楊麼初起，有寨二十，舟三百九十，兵八千餘人，今首尾五年，其數必倍”，其勢絲毫不減南宋初年巨盜曹成，同時，楊麼以水軍見長，並屢敗官軍，倘若與劉豫聯合，確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強偽齊的力量。但令偽齊失望的是，岳飛很快剿滅了楊麼軍，破滅了偽齊與楊麼聯和攻宋的企圖，而偽齊結約交阯、溪洞，襲擾川廣的外交措施，也由於某些原因“計未必達”，未能與他們最終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