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

為明確新時代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定位，做好“十四五”時期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根據《關於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制定本規劃。 ^[1] 

大遺址是實證中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資源。做好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讓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活起來”，有利於突出中華文明的歷史文化價值，有利於體現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有利於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實的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

“十三五”時期，我國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大遺址保護管理模式。大遺址考古研究、保護管理、開放服務、隊伍建設、制度創新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果。36家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對外開放，省級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多點啓動，考古工作基地（站）、遺址博物館等約束性指標全面完成。良渚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長城、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高標準起步、高質量推進。大遺址保護理念得到社會普遍認可，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國大遺址保護利用仍然存在深層次問題。考古研究投入不平衡，整體基礎依然薄弱；保護利用理論研究和科技引領不夠，科研成果轉化滯後；大遺址空間用途管制措施尚不完善，體制機制創新動力不足，人才隊伍建設亟待加強；保護與展示利用模式相對單一，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一園一策”尚未全面落實，大遺址“活起來”的辦法不多、活力不夠，大遺址保護利用與城鄉發展建設之間的矛盾仍然突出。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面對新形勢、新挑戰、新機遇，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需要不斷改革創新，更好統籌保護與利用、保護與發展的時代需求。 ^[1]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緊緊圍繞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改革創新為動力，持續開展大遺址考古研究，努力提升大遺址保護利用綜合能力和整體水平，充分發揮大遺址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作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積極貢獻。

——堅持國家屬性。強化大遺址的核心文物資源地位，突出中央主導、央地互動、部門協調，壓實政府責任，依託大遺址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堅持考古支撐。發揮考古研究在大遺址保護利用中的基礎作用，將考古研究貫穿於大遺址保護利用全過程，不斷廓清大遺址價值內涵，明確保護重點，豐富展示內容，拓展傳播渠道，全面闡釋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燦爛成就以及對人類文明進步的突出貢獻。

——堅持保護第一。推動“先考古、後出讓”政策落地，嚴守文物安全底線。引導預防性保護與搶救性保護並重，促進考古、保護與展示措施有效銜接，系統保護各個歷史時期的大遺址及其周邊環境、相關非物質文化遺產，實現文物本體科學保護和可持續展示利用。

——堅持合理利用。以“價值利用”為導向，兼顧“相容使用”，發揮大遺址的社會教育功能和使用價值，充分運用創意、科技手段多維度、多方式展現大遺址價值內涵，讓大遺址活起來、傳下去。

——堅持創新驅動。推動大遺址保護利用理論創新、技術創新、方法創新，不斷健全中國特色大遺址保護利用理論制度體系。充分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作用，提高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成效，豐富保護利用傳播技術手段，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堅持融合發展。正確處理大遺址保護利用與城鄉發展、生態保護、文化建設的關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促進分類管理、多方參與、社會共享，探索文物領域深層次改革，兼顧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推動大遺址融入現代生活。

到2025年，大遺址保護利用總體格局基本成型。文物本體和周邊環境總體安全，大遺址考古研究、保護管理、展示利用、教育休閒、傳承創新、傳播交流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示範案例，中國特色大遺址保護利用理論制度體系更加健全，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彰顯。 ^[1] 

加強大遺址考古工作

深入推進中華文明探源研究、“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支持重要大遺址編制中長期考古工作計劃，系統持續開展考古測繪、調查、勘探和發掘，搭建全國大遺址基礎信息數據平台。實施考古報告出版工程，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闡釋和國際傳播工作。支持央地共建、省地共建、校地共建考古工作基地（站），建設20處國家重點區域考古標本庫房，實現區域考古標本管理現代化、規範化。

完善大遺址空間用途管制措施

在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下，健全完善大遺址規劃體系，突出《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的指導作用。完成大遺址文物保護規劃編制（修編）和公佈實施，保護規劃強制性內容納入相應的國土空間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充分發揮規劃的指導約束作用。組織編制線性大遺址、大遺址保護利用片區專項規劃綱要，增強跨區域保護利用策略協同。鼓勵大遺址集中分佈市（縣）編制文物資源規劃，協調區域文物資源綜合保護利用。規範大遺址保護區劃內的建設活動，嚴格依據國土空間詳細規劃進行建設項目的用地和規劃審核，落實“先考古、後出讓”政策，理順基本建設與考古工作的關係。

深化理論制度研究與科技應用

重點開展大遺址價值標準、預防性保護、權益分配，以及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文物補償、土地增減掛鈎等理論研究和制度設計，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大遺址保護利用理論制度體系。支持文物管理機構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敦煌研究院、西北大學、浙江大學、蘭州大學等科研機構、高校、企業合作，協同建設文化科技創新實驗室、基地、示範區，促進產學研用一體化，強化技術集成和系統解決方案供給能力，推動土遺址結構加固、遺址病害長期監測預警、野外無人安全監控、適應性遙感測繪、遺址大場景數字化展示和人機互動等關鍵技術研發，建立與大遺址保護利用技術創新相適應的全鏈條標準體系，促進科技裝備水平整體躍升，形成一批科研成果、示範案例和技術標準。

實施大遺址綜合保護工程

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和城鄉建設需求，統籌開展文物本體搶救保護、文物周邊環境綜合整治和文物安全防護設施建設項目，實現大遺址文物本體和周邊環境綜合保護。強化前期研究、現場勘察和跟蹤評價等環節，健全完善工程全流程管理。推動大遺址預防性保護常態化，落實日常巡查和定期病害監測，開展大遺址防災減災研究，探索建立大遺址應急監測與預警機制。實施邊疆地區和荒野型大遺址安全監測監控試點，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實現安防設施和巡查全覆蓋，有效防控文物安全風險。

提升大遺址展示利用水平

實施大遺址展示提升工程和大遺址研學精品工程，推介一批實證文明起源、彰顯文化傳承、見證民族融合、印證文明互鑑的大遺址展示利用項目。持續推動西夏陵、御窯廠窯址（含湖田窯址、高嶺瓷土礦遺址）、石峁遺址申報世界遺產，積極培育二里頭遺址、三星堆遺址、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古格王國遺址、釣魚城遺址等世界遺產申報預備項目，全方位展現中國大遺址保護利用成果和實踐經驗。

推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高質量發展

完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制度設計，健全年度監測、綜合評估、准入退出和社會參與機制。完成第三次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運行評估，激活立項單位。開展第四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評定，新增10—15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培育長江三峽考古遺址公園等20—30處立項單位。引導地方人民政府有序建設省級考古遺址公園。支持創建一流的遺址博物館，舉辦專題化、特色化、精品化文旅活動。實施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數字互聯工程，提升公園開放服務水平。發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聯盟作用，打造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文化藝術周活動品牌。實現參觀總人數1500萬人次/年。

構建新時代大遺址保護利用新格局

對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成渝經濟圈建設、西部大開發、東北全面振興、中部地區崛起、東部率先發展等區域重大戰略，依託大遺址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形成重要大遺址、國家遺產線路、大遺址保護利用片區為代表，“點、線、面”相結合的大遺址保護利用新格局。重點打造絲綢之路、秦直道、蜀道、萬里茶道、南粵古驛道、湘桂古道、河西走廊等國家遺產線路，持續建設西安、洛陽、鄭州、曲阜、荊州、成都大遺址保護利用片區，勾勒文明經緯、延續中華文脈。

創新大遺址保護利用體制機制

強化中央主導、央地互動，支持大遺址納入國家文化公園、國家公園，探索中央與地方合作共建大遺址保護利用片區、文物保護利用示範區。推動大遺址分類管理，因地制宜設立綜合性大遺址管理機構、多部門協調管理機制，培育和發展理事會，增強大遺址保護管理能力。推動大遺址安全防範工作納入當地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框架，堅持羣防羣治，支持山東、河南、湖北、四川、陝西等大遺址集中分佈地區設置安全防護綜合控制平台。 ^[1] 

建立發展改革、財政、自然資源、農業農村、文化和旅遊、文物等多部門溝通協調機制，加強工作協同。落實政府主體責任，將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納入地方領導幹部政績考核綜合評價體系，鼓勵地方人民政府頒佈大遺址保護利用專項法規，充分發揮地方人民政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完善國家引導、地方支持、社會參與的多元經費渠道，集中中央與地方資金投入。建立健全社會參與的權益分配、績效評價和補償、激勵、獎勵機制，加強資金使用事中事後監管，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加強本規劃與《“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長城、大運河、黃河等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工程”等統籌實施，推動各類扶持政策形成合力。

持續強化大遺址所在地考古、文物保護和管理隊伍建設，進一步提高考古、文博專業人員比例和職稱待遇，健全人才激勵機制，保持基層隊伍穩定。加大人才培訓力度，提高隊伍整體素質能力。培育跨領域跨學科創新團隊，發展壯大志願者隊伍，充分激發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聯盟活力。

省級文物行政部門負責細化本省（區、市）“十四五”期間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具體任務，重大問題及時向國家文物局報告。地方人民政府具體組織開展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國家文物局適時開展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執行情況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調整政策和項目支持重點。 ^[1] 

2021年11月，《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公佈了“十四五”時期大遺址名單，北宋東京城遺址被列入自治區、直轄市內大遺址，州橋遺址被列入跨省、自治區、直轄市大遺址大運河項目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