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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運河

(中國古代水利工程)

鎖定
大運河(Grand Canal),是中國古代水利工程,包括京杭大運河浙東大運河隋唐大運河三個部分, [97]  全長3200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8個省(直轄市),35座城市 [90-91]  。縱貫在中國華北大平原上,通達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國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動脈。 [89]  [106] 
大運河始鑿於春秋末期吳王夫差開挖的邗溝,後經隋、元兩次大規模擴展,利用天然河道加以疏浚修鑿連接而成。全程分為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魯運河中運河裏運河(古稱“邗溝”)以及“江南運河”七段。向為歷代漕運要道,對南北經濟和文化交流曾起重大作用。清中葉後,因南北海運興起,津浦鐵路通車,其作用逐漸減弱。清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遷徙後山東境內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新中國成立後,進行整治,拓寬加深,裁彎取直,增建船閘,並建有江都、淮安等水利樞紐工程,使之成為“南水北調”東線工程主要通道之一。1988年底建成京杭運河和錢塘江溝通工程,將五大水系連接起來。 [106] 
2014年,大運河在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最終列入申遺範圍的大運河遺產分佈在中國2個直轄市、6個省、25個地級市。申報的系列遺產分別選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遺產點,包括河道遺產27段,總長度1011公里,相關遺產共計58處。 [1-2] 
中文名
大運河
外文名
Grand Canal
類    別
河流
解    釋
中國東部平原上的偉大工程
流經地區
京、津、冀、魯、豫、皖、蘇、浙 [3] 
河道總長
1011公里 [2] 
北    達
北京
南    抵
寧波市鎮海區 [4] 
保護級別
世界文化遺產 [3] 

大運河修建背景

狹義上講,運河是人工開鑿的通航河道。廣義上講,運河是用以溝通地區或水域間水運的人工水道,通常與自然水道或其他運河相連。除航運外,運河還可用於灌溉、分洪、排澇、供水等。 [92] 
在古代,河運有天然河運和人工運河兩種。天然河運給人類帶來了交通運輸的方便,既省力,又經濟,一葦之航,只要水力可以勝任,就能隨水道所至而達到其沿岸的各地。陸地上的運輸雖不受河道的限制,可以隨意所之,但除開平地之外,山陵丘壑,處處都存在着運輸的困難;而且從運輸量上講,車輛和船舶的差距很大,用力也很懸殊,兩者比較,自然是河道運輸的優點大。當然,天然河道的運輸也有它的缺點和不足之處,這就是河道要隨着地勢的高地而定,而且河道有一定的流向和流程問題,距離河流遠的地區,就得不到方便。這樣,就出現了人工開鑿運河的辦法,來補充天然河道的不足。 [5] 

大運河修建歷史

大運河春秋戰國

隋唐大運河 隋唐大運河
春秋末期,吳國開鑿了胥溪、邗溝、黃溝三條運河。自胥溪開鑿完成後,吳人可東自太湖,沿胥溪西上,直到今蕪湖附近後轉入長江,再渡過長江往北沿柵水到巢湖一帶北入淮水。 [98]  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調集民工開鑿邗溝,因途經邗城,故得名“邗溝”。吳邗溝自今揚州市東南邊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溝,引長江水北流,運河向北穿行於武廣湖(今武安湖)和陸陽湖(今洋湖)之間,東北入博芝湖,繼而入射陽湖,最後由射陽湖入今淮安東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邗溝溝通了淮河和長江。 [99] 
邗溝開通後,吳王夫差用它運兵運糧,北上伐齊,打敗齊國之後參與諸侯爭霸。邗溝的開鑿也被視為中國大運河的開端。 [6]  [89] 
吳開邗溝之後,還在更北的地方開鑿了商(宋)魯之間的黃溝運河,溝通了泗水與濟水。黃溝開鑿之後,吳王夫差可沿邗溝北到淮水,入泗水,入濟水,西上黃池,與齊晉爭奪盟主地位。 [100] 
戰國七雄之一的魏國以大梁為首都,大梁就是開封。魏國開鑿了一條鄭州和商丘之間的運河,名為鴻溝,極大方便了魏國農業的灌溉和商品貿易的往來。楚漢爭霸時,項羽和劉邦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這也是後來中國象棋裏楚河漢界的由來。 [89] 

大運河秦漢魏晉

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運河整體變化不大,不過由於這一時期北方經常發生戰亂,導致北方人口大規模遷移到南方,因此帶來一個很大的變化——隋唐之後南方人口超過北方。隨着人口流入,南方的經濟和農業得到發展,中國經濟中心進一步南移,這也直接影響了隨後古代中國的發展 [89] 
秦始皇在湘桂之間開鑿靈渠,以通漕運。在四川有李冰開鑿離堆,關中鄭國作鄭國渠,既可以灌溉農田,又可以供漕運,“皆可行舟”。 [8] 
漢朝開鑿了槽渠,由長安引渭水入渠,沿南山山腳,一直通到黃河。班固的《西都賦》説槽渠“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101]  漢朝王景治理汴渠,“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東漢開鑿了陽渠,漕舟可由汴入河,由河溯陽渠入洛陽建春門以輸常滿倉。東漢順帝時期,陳敏修理邗溝,另開新道,由江都經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陽湖的風濤之險,給漕運帶來了很大的便利。漢朝還經常維護靈渠。 [102]  [10]  [103-104] 
漢順帝永和五年(140年),會稽郡太守馬臻納山會平原三十六源之水,興建了鑑湖。西過西小江至錢塘江邊的西興渡口,溝通錢塘江航道。向東一條過白米堰、曹娥堰後到曹娥江東經上虞,至姚江可達明州;西北則為曹娥江通杭州灣航道。另一條至白米堰往南過蒿壩,沿曹娥江可達嵊州、天台。鑑湖是中國長江以南最古老的的大型蓄水工程,建成後,水位抬高和設施完善使航運條件更為優越。 [7] 
魏晉南北朝時期,開鑿了一些地方性運河。東漢末年,曹操先後開鑿了白溝、平虜渠、泉州渠、新河和槽渠等。白溝開鑿於東漢建安九年(204年),在淇水入黃河處下大枋木使成堰,遏淇水入春秋戰國時期的黃河古道以成渠,以淇水、蕩水、洹水為上源,利用縱貫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青縣(2020年)附近,注入滹沱河。平虜渠開鑿於建安十一年(206年),從今青縣東北引滹沱河水北入泒水。泉州渠也開鑿於建安十一年,南起泉州縣(天津市武清西南),上承潞河,下入鮑丘水,還從溝河口向東鑿渠入濡水,稱為新河。 [11]  利漕渠開鑿於建安十八年(213年),鑿渠引漳水,自今河北曲周南,東至大名西北,注入白溝,藉以溝通鄴和四方的漕運,故名利漕渠。白溝、平虜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的開鑿,完成了貫通河北平原的運河網工程,便利了河北平原的水道運輸。 [12]  [89] 
曹丕代漢建魏以後,遷都洛陽,曹魏對於運河的設施,主要是修通汴渠、開鑿賈侯渠、討虜渠和廣槽渠等項運河工程。曹操曾疏浚過汴渠上游到睢陽一段,稱為睢陽渠。正始二年(241年),曹魏又重新整理汴渠,這次是自上游到下游全程整修,使之可以通舟楫。杜預致書王濬,勸他在滅吳之後,率領水軍,自長江入淮水,又自淮水入汴渠,再由汴渠入黃河,溯黃河回到首都洛陽。 [12]  [13] 
賈侯渠系魏賈逵所開。《三國志》卷十五記載:“(賈逵)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裏,所謂賈侯渠者也。” [14]  故道在今河南淮陽西北,後與其他水道“交錯畛陌”。黃初六年(225年),開通討虜渠,據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説,其故道在郾城縣東。廣槽渠系魏宣帝正始二年(241年)所開鑿,通過陳、蔡之間,故道在蒗蕩渠的下游,《三國志 卷二十八》記載:“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鄧)艾所建也。” [15] 
孫權在南方開鑿運河,西連淮水,東接雲陽,號破岡瀆,這條運河是溝通今南京以東的水運網。 [16] 
桓公瀆又稱桓公溝,為東晉桓温時開鑿的。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兵北伐前燕,“軍次湖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 [17]  鉅野澤即梁山泊,位於今鉅野與梁山縣之間,這條運河被稱為桓公瀆,從鉅野澤北出濟水,在今長清縣西與河水相通,故桓温能由濟水入黃河。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年),劉裕又繼續疏浚桓公瀆。 [16] 
楊口運河是杜預做荊州刺史時開鑿的。這條運河由楊水入漢水之處起,直達江陵,通入長江,更由江陵通到洞庭湖中。《晉書》卷三十四《杜預傳》記載“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今洞庭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杜)預乃開楊口,起夏水(今漢水)達巴陵(今湖南嶽陽)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18]  這條運河開鑿以後,使江陵在交通上的形勢更加重要。從江陵溯江而上,可到巴蜀;沿江而下,可達建業;還可以由洞庭湖溯湘水沿灕水到番禺。 [16] 
永康元年(300年)前後,在晉會稽內史賀循的主持下,又開鑿了著名的西興運河。“運河在府西一里,屬山陰縣,自會稽東流縣界五十餘里入蕭山縣,《舊經》雲:晉司徒賀循臨郡,鑿此以溉田。” [19]  它自郡城西郭西經柯橋、錢清、蕭山直到錢塘江邊,起初稱漕渠。因運河從蕭山向北在固陵鎮與錢塘江匯合,而固陵從晉代即稱西興,故名西興運河。 [7]  由於西興運河與鑑湖堤基本平行,相距多在10裏之內,鑑湖的多處閘、堰都和這條運河相通,這使得鑑湖的排灌效益大為提高,又由於溝通了山會平原西部鑑湖以北的南北向河流,對調節水量也十分有利。西興運河東至紹興西郭門入城,再向東,過郡城東部的都賜堰進入鑑湖,既可溯鑑湖與稽北丘陵的港埠通航,也可沿鑑湖到達曹娥江邊,溝通了錢塘江和曹娥江兩條河流。之後,鑑湖和運河的效益充分顯現。至東晉,晉元帝面對會稽殷實繁榮的景象讚歎不已:“今之會稽,昔之關中。 [20]  ”《宋書》的作者沈約(441—513)在《孔季恭傳》中又稱“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值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 [7] 

大運河隋代

開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漢朝開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愷率水工開廣通渠(又稱富民渠、永濟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東,到潼關銜接黃河。開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開山陽瀆 [22]  [23] 
隋煬帝即位後,開始大規模整修隋朝大運河,其工程分為四個部分:通濟渠、邗溝、永濟渠江南運河
邗溝溝通了長江、淮河兩大河流,成為隋唐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隋煬帝於大業元年(605年)徵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 [102]  邗溝上接通濟渠,下接江南運河。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所開的邗溝,所利用的不是吳國邗溝,而是利用的東漢陳登所開鑿的邗溝直道。 [72] 
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徵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隋朝通濟渠是將汴渠、陽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濟渠的主要渠身。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谷、洛二水繞道今洛陽城南及城東,經偃師縣和鞏縣之洛口而入於黃河。通濟渠的上段是疏浚東漢所開鑿的陽渠故道而通到黃河的,然後再沿黃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黃河水入汴渠而達於淮。 [24]  [25]  [26]  [27] 
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永濟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運河河道與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縣一段,用沁水、清水(即衞河)疏浚而成;自汲縣至館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黃河古道白溝而成;在館陶與滄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漢代屯氏河和西漢大河故瀆而成;滄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獨流口則與漳水別而另闢新道,與漯水相接,經漯水到達涿郡。 [34] 
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下令開江南運河(即江南河),從京口(今江蘇鎮江)至餘杭(今浙江杭州),全長八百餘里,廣十餘丈。 [33]  [34] 
隋朝連通的大運河,首次將南北貫通,溝通五大水系,“運漕商旅,往來不絕”,“自是天下利於轉輸”。 [107] 

大運河唐代

隋煬帝后期,隋唐大運河淤塞的難以使用。唐朝對隋唐大運河進行了艱苦不懈的疏浚、修整和開鑿。主要工程是:四疏汴渠,五浚山陽瀆(邗溝),三治江南運河,二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靈渠,黃河汾水道(這裏所舉的疏浚整治次數只是個約數,實際上運河時通時塞,疏浚整治工作是經常進行的 [35]  )。唐王朝對漕運水道的開鑿、疏浚和整修是盡了極大的努力,通過長期的修鑿和治理,使漕運的幹流和支流都得以通行流暢,出現了興旺發達的漕運事業。 [36] 
汴渠又稱汴水、通濟渠,是連接黃河和淮河之間的中原渠道, [37]  由於該渠首連接黃河,河水所含泥沙量較大,最容易淤塞。唐朝初年,每年初春就要“塞長茭,決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 [38]  否則,堰口阻塞,黃河水不能引進入渠道,漕運就會中斷。開元二年(714年),唐朝疏浚汴渠的梁公堰,“公私深以為利”。 [39-40]  開元十五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唐玄宗命令疏決開就河口,“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衞三萬人,疏決開舊河口,旬日而畢。” [41]  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唐朝新開廣濟渠。 [42] 
其實,隋唐大運河洛陽段糧食漕運早在玄宗開元年間就日益減少。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進行漕運改革,裴耀卿改以前的“曠年長運”為分段轉運。他析汜水、武陟、滎澤地置河陰縣,設置河陰倉,在清河縣(今洛陽吉利區)置柏崖倉,在黃河北岸三門之東置集津倉、三門峽之西設三門倉,改陝州(河南三門峽)之常平倉為太原倉,華州之廣通倉為永豐倉,形成了以河陰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倉為樞紐的新的轉運倉佈局,不僅提高了漕運效率和漕糧數量,還大大改變了以往西京長安就食東都洛陽的傳統,使關中地區能夠通過漕運獲得更多的糧食。如開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間,運抵關中的漕糧多達700萬斛,關中糧食供應得以好轉。正是由於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漕糧運往關中的困難,唐王朝對東都洛陽的依賴從此大大減弱。唐朝後期,漕船甚至一度不經過洛陽,《資治通鑑》中就提到“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正因為如此,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後,唐王室很少再行幸洛陽,東都洛陽作為漕運樞紐的地位已成了明日黃花。 [92] 
安史之亂後,汴渠的疏浚中斷了八年,致使“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洄上,罔水舟行”,航行極其艱難,載重糧船更無法通行。唐朝劉晏仔細勘察河道,到處訪問羣眾,調查研究,然後疏浚汴渠,恢復了汴渠的運輸能力。 [42]  [43-44]  [92] 
山陽瀆亦稱邗溝,自山陽起至揚子入於長江。由於陸地下沉和各種自然因素的影響,長江三角洲向外推移,使長江江面逐漸變窄和揚子以南長江之間的河渠最容易被泥沙隔斷。 [45]  導致唐初揚子以南已不能行船,槽船不得不繞道瓜步(今江蘇儀徵縣東),溯舊官河始能進入揚子斗門。不但迂迴,而且“多為風濤所損”。自唐玄宗開始,唐初五次修浚山陽瀆(邗溝)。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從今揚子橋到瓜洲鎮之間開鑿新河,《新唐書 志第三十一》《唐會要.卷八十七.漕運》記載刺史齊浣開鑿伊婁河二十五里,“渡揚子”,“無風水災,又減租腳錢”,“歲利百億”“歲收利百億。又立伊婁埭”。 [46-47]  從此開始這段新河一直是長江北岸的重要運口,既保證了行船的安全,又節省了時間和運費。唐朝大詩人李白在《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中稱讚説“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
唐德宗時唐朝再次修浚山陽瀆,當時,揚州官渡填淤,漕輓湮塞。784年,唐朝揚州長史杜亞“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啓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悦賴”,溝通了江北漕路。 [48]  又於788年“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隅以通漕,溉夾陂田”,並於渠口修“愛敬陂水門”以節水勢,改變了高郵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的現象。 [49-50] 
唐憲宗元和年間,李吉甫在高郵湖築平津堰,調節運河水位,還灌溉田數千頃,又免去百姓欠的租税數百萬,還修築富人、固本二塘,不僅保證了山陽瀆水利的充足,還增灌溉萬頃之田。 [51-52]  唐敬宗寶曆二年(826年),王播發現揚州的運河水淺,舟船滯阻難行,王播便奏請開鑿了一段19里長的運河,使舟船容易航行,這樣漕運便不再滯阻。 [53-54] 
太極元年(712年),唐睿宗為了改善漕運,命魏景清引淮水至黃土岡,以直通揚州,稱為直河。 [50]  [55] 
唐代宗永泰(765年—766年)年間和大曆(766年—779年)年間浚治練湖。因為隋唐大運河自常州到丹陽之間,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橋一段是江南運河水位最淺、航道又狹的地段,涸水季節只有四尺,只能通行小船。這段運河的水源古代靠練湖湖水,所以唐代宗時加以浚治,導湖入漕河。 [35] 
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簡開鑿孟瀆,引長江水南注通槽,又開泰伯瀆,東連蠡湖,以濟漕運。 [35]  [56]  隋文帝所開的廣通渠(又稱富民渠、永濟渠)、唐玄宗所開槽渠、唐文宗所開的興成渠,實際上都是對漢代槽渠的疏浚和重開,除渠首有變化外,渠線和尾閭基本上沒有多大變化。 [57]  隋文帝利用漢朝開鑿留下的槽渠所開的廣通渠,其轉運之利並不長久,其在唐初已不便使用,故永豐倉的糧須用牛車運往長安。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唐朝陝州刺史兼水陸運使韋堅在渭水之南開鑿了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槽渠,這條槽渠西起禁苑(在長安宮城北)之西,引渭水東流,東至永豐倉附近與渭水匯合,又在長安望春樓下鑿廣運潭,以通漕舟。這樣,永豐倉和三門倉的物資都可以用船一直運往長安。關中運道大為改進,漕運物資,特別是糧食激劇增加。 [57]  [58] 
唐朝對於永濟渠一線,也致力很多。貞觀十七年(643年),為增加永濟渠水源,唐朝在引淇水入渠處築石堰。由於滄州(清池縣)一帶地勢低窪,為防止永濟渠決口,先後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開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在滄州西55裏築“有永濟渠二”、縣南30裏築“有永濟北堤”。 [57]  另外,永徽(公元650年—655年)時,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帶)刺史李靈龜在魏州開永濟渠入於新市,開鑿出一條支渠,百姓利之。 [59]  開元(公元713年—741年)時,魏州刺史盧暉也鑿出另一條永濟渠,名“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貴鄉)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 [60]  此外,在經城(今河北威縣)的張甲河,南宮(今河北南宮)的通利渠,堂陽(今河北新河)的堂陽渠,昭慶(今河北隆平)的灃水渠,清池(今河北滄縣)的清池渠、無棣河和陽通河,無棣(今山東無棣縣)的無棣溝,平昌(今山東德平縣)的新河,河間(今河北河間)的長豐渠,漁陽(今天津薊縣)的平盧渠等,這些渠道直接間接都與永濟渠連貫,豐富了永濟渠的水源,有利於漕運事業。 [57] 
唐朝不僅對南北大運河進行開鑿、疏浚和整理,還對灞水道、褒斜道、嘉陵江故道水道、靈渠和河汾水道也都進行過疏鑿和修浚的整治工程。唐中宗採納崔湜的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鑱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挽道”,“開大昌關,役徒數萬”,鑿石劈山,開鑿出了一條連接丹灞二水的挽道,江淮物資可通過此係統水道運往長安。後來這條挽道“為夏潦奔豗,數摧壓不通”。第二次開鑿在唐德宗貞元七年(791年),商州刺史李西華在崔湜開鑿的基礎上,增廣商山道,“又別開偏道。以避水潦。從商州西至藍田。東抵內鄉。七百餘里……修橋道……人不留滯。行者為便”。 [61-63] 
褒斜道通達富饒資源的蜀漢地區,又可通過江漢與江淮地區相連接。唐朝曾經三治褒斜道。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開斜谷道水路,運米以至京師。 [64]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命万俟著開金商運道,通過褒斜道漕轉粟帛。唐宣宗大中年(847年—859年)中,興元節度使封敖、鄭涯等又加以修治,行人説通行方便。 [63]  [65] 
嘉陵江故水道自古以來就是連接關中和巴蜀地區的通道。元和年間,唐朝山南節度使疏浚嘉陵江三百里,焚燒巨石,弄碎巨石,開通漕運來為成州的士兵運送給養。 [63]  [66] 
唐朝多次治理靈渠。唐朝寶曆初年,李渤疏浚靈渠,“立斗門十八以通漕”,並且從此開始多次整修、疏浚靈渠(“自是累加修浚”),“鄣泄有宜,舟楫利焉”。唐朝李渤在靈渠所立的斗門是船閘的先導,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鹹通九年(868年),唐朝魚孟威再次修靈渠,“以石為鏵堤,亙四十里,植大木為斗門,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63]  [67-70] 
唐代,西興運河的航運地位更加突出。元和十年(815年)觀察使孟簡開運道塘,這是西興運河南岸塘路合一的河岸工程,部分主要路段應已從泥塘改建為石塘路。這是西興運河通航和管理標準提升的重要標誌。又《嘉泰會稽志》卷十:“新河在府城西北二里,唐元和十年觀察使孟簡所浚。”此“新河”應是相對老河而名,原來運河經府城河道是由西郭經光相橋、鯉魚橋、水澄橋到小江橋河沿的,由於運河商旅增多,此河通航受到限制,孟簡又開一條由城西西郭直通城北大江橋與小江橋相連的“新河”,縮短航線,避免壅塞,促進沿運商貿。唐人李吉甫説:“東南郡邑,無水不通;天下貨利,舟楫居多。” [7] 
唐代浙東地區重視農田水利,《新唐書·地理志》載:唐代會稽增修防海塘;山陰鑿越王山堰,作朱儲斗門,置新逕斗門;上虞置任嶼湖,黎湖;明州置小江湖,開西湖,增修廣德湖,築仲夏堰等。此外,唐大和七年(833)縣(今鄞縣)令王元暐興建了位於寧波西南50餘里的鄞縣鄞江橋西樟溪之上的它山堰工程。這些舉措不但提高農田灌溉能力,還為當時明州城內運河航運提供較穩定的水源,充分顯示了水利的綜合效益。運河水利興盛對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唐代越州刺史元稹在長慶年代(821年—824年)有《再酬復言和誇州宅》詩中稱“會稽天下本無儔,任取蘇杭作輩流”。 [7] 
隋唐大運河帶動了沿線城市經濟和商業的發展,促進了運河沿岸區域經濟和文化的繁榮。正是因為隋唐大運河的興旺,處於其中心位置的洛陽在當時成為商賈雲集、物資集散的大都市。 [92-93] 

大運河五代

五代時期由於江南地區相對穩定,以洛陽為政治中心的北方諸政權仍舊要倚重江南漕糧,因此運河洛陽段的水上運輸依舊存在。如後梁朱温開平年間,魏博節度使羅紹威考慮到當時洛陽人口眾多,糧食不繼,曾上書提出伐木造船,“紹威嘗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山積,惟京師軍民多而食益寡,願於太行伐木,下安陽、淇門,斫船三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漕百萬石,以給宿衞,太祖深然之。”(《舊五代史》)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公元933年),三司官員上奏要求在洛河北岸開鑿灣潭,以便於漕船牽引並卸載漕糧:“洛河水運至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至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生。今欲於沿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工欲與諸軍傔人內差借。”這一奏請得到了後唐明宗的贊同。不久明宗詔令捧聖衞指揮使朱洪實鑿開河灣,至贍國倉門。(《五代會要》)這些材料都説明了,五代時期的洛陽段漕運仍繼續通航。 [92] 

大運河宋元

北宋王朝定都開封,每年通過運河運抵開封的漕糧多達600萬石到700萬石。大量南方物資的到來,促成了北宋開封的繁華。後來南宋偏安江南,杭州為首都臨安,獲取漕糧更加便捷。這一時期浙東運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浙東運河連接杭州和寧波,從春秋戰國以來就得到開鑿和利用,南宋的物資可以通過這條運河直達海上。 [89] 
開寶九年(976),宋太祖動用5000人開鑿從洛陽菜市橋到漕口的35裏漕渠,此舉不僅恢復了當時洛陽漕渠建設,還為宋神宗時期的導洛通汴工程打下了基礎。《邵氏聞見前錄》亦記載:“午橋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雒水,正南十八里龍門堰引伊水……以大石為槓,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厚載門入城,分諸園,複合一渠,由長廈門以東以北入羅門,二水皆入於漕河。” [92]  此時的洛陽段漕運,從規模上説無法與隋唐時期相提並論。宋太祖在開寶九年曾提出西遷洛陽,遭到了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等人的反對,其中一條反對理由就是,“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鹹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續資治通鑑長編》)東京開封漕運方便,是百官、軍隊衣食的重要保障,一旦遷都洛陽,立即會遇到漕運不便的難題,文武百官和軍隊的糧食供給都難以為繼。這也側面反映了北宋初年洛陽漕運的尷尬情況。 [92] 
北宋初年雖對洛陽段運河進行了修復,但通航效果並不盡如人意,再加之洛河水患導致洛陽段運河時常淤塞,為了進一步保障汴河漕運的暢通,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實施了“導洛通汴”工程,即把洛水引入汴河,通過增加汴河水量,保障汴河到江南糧食漕運的暢通。重新疏通西京河南府洛陽通往偃師、鞏義的舊漕渠,恢復漕口、羅門等水利設施,修建長堤47裏,疏浚漕渠52裏,西京洛陽到京師開封的運河段得以重新通航。 [92]  這個導洛通汴工程,因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實施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洛口雖雲經冬行運,其實水淺易凍。又置打凌兵士,虛費錢糧,終是飢凍,逐年死亡極多。每至凍合,凌蹙岸決,民田被害。又流既淺,船小載輕,其害非一,公私阻滯。今遇開黃河閘口,放水入清洛,即舟船方行得一番,閘水已盡,船復留滯。此可見洛水淺澀,無濟於行船也。”由於洛河冬天上凍,為解決通航問題,還需要僱傭大量人力去“打凌”破冰。而冰塊衝擊河岸,摧毀農田,導致水患,同時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償失;黃河汛期時,開閘放水,行船較為通暢,閘口閉合,洛河水淺,船隻無法通行。 [92] 
到了南宋統治時期,宋廷政治經濟重心移到東南,宋金以淮河為界,處於分裂對峙時期,大運河無法再將東南的糧食運到北方,漕運功能無從談起。至元朝,政治中心北移,以及海運開通,大運河經過裁彎取直,不再經由洛陽和開封,洛陽段由此完全退出了歷史舞台,京杭大運河則愈加繁盛。而縱觀唐宋時期大運河洛陽段的興衰沉浮,幾乎也與古都洛陽在這一時期的命運相對應。 [92] 
南宋時,通濟渠河道湮塞,至2020年已經無運河遺蹟可尋。原因有二:
一、南宋時,北方淪陷,南宋統治者為了防金兵南下,破壞了運河上的各種設施,務使金船不能南下。1194年,黃河在陽武決口,洪水南下,奪泗入淮,奪淮入海,金統治者聽任黃河氾濫,以貽禍南宋。於是淮水流域一帶,遂常鬧水災。淮河改由運河南流入長江。通濟渠逐漸淤塞為陸。
二、元朝以北京為首都,漕運物資不需要繞道洛陽,於是在至元二十年(1283),在水利專家郭守敬領導下,開始開鑿京杭大運河,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從南到北有效連接了五大水系,包括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和海河。元朝定都北京,開鑿京杭大運河,又開闢了海運,導致通濟渠逐漸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宿州志》説:通濟渠,(宋)“南渡後漸湮,元泰定初,黃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汴水湮塞,埇橋亦廢”。即國都改建北京與京杭大運河的開鑿,使通濟渠逐漸失修而湮廢。 [72]  [71]  [89]  [94-95]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初期漕運路線,是由江淮溯黃河向西北至封丘(開封北)縣中礫鎮,轉陸運180裏至新鄉入衞河,水運經天津至通縣,再陸運至大都。這條運輸路線不僅繞道過遠,且要水陸轉運。1282年動工開挖濟州河,自今淮安引洸、汶、泗水為源,向北開河150裏接濟水(相當於後來的大清河位置,1855年黃河奪大清河入海)。濟州河開通後,漕船可由江淮溯黃河、泗水和濟州河直達安山下濟水。
汴渠的河身淤塞,河牀高過地面。
從元朝開始,國都變遷到北京,國家政治中心轉移,元朝忽必烈下令開鑿了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開鑿了元朝京杭大運河,直通南北,運河從此由江蘇淮安經宿遷、徐州直上山東抵達北京。至此,誕生了現今意義上的京杭大運河。
從濟水向北至天津的路線有二,一是由濟水入海,經渤海灣至天津;一是由東阿旱站(東平北)向北陸運200裏至臨清入今衞河。沿前一路線,漕船常遭海濤風浪之險,沿後一路線每遇夏秋霖潦,糧車跋涉艱難。於是在1289年,自濟州河向北經壽張,聊城至臨清開會通河,長250裏,接通衞河。因為會通河位於海河和淮河之間的分水脊上,所以在會通河上修建了插板門船閘26座,並在淮安設水櫃,南北分流,以調節航運用水,控制運河水位。會通河建成後,漕船可由濟州河、會通河、衞河,再溯白河至通縣。1291年至1293年,元朝從今通縣到大都開通惠河,建閘20座。從此,漕船可由通縣入通惠河,直達今北京城內的積水潭。至此,大運河的路線走向才告初步形成。大運河建成後,元朝專設都漕司正、副二使,總管運河和漕運事宜。
北宋中期,兩浙路向朝廷所貢的糧食、布帛和賦税,由於鑑湖和西興運河的交通便利,使甬江和錢塘江通過浙東運河的交通運輸業快速發展,“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至南宋,鑑湖湮廢,西興運河及原東鑑湖為主形成的浙東運河航運地位更加突出,成為繁華富庶的紹興府、明州和浙東運河沿岸其他城鎮的水上交通樞紐。針對南宋嘉定年間,浙東運河“自西興至錢清一帶為潮泥淤塞,深僅二三尺,舟楫往來,不勝牽挽盤剝之勞”的狀況,知府汪綱於嘉定十四年(1221年)上奏朝廷,請求開浚,資金由地方政府自籌和朝廷添助相結合。治理後,河道通暢,行舟便利,民眾稱好。是年,汪綱又組織對西興至紹興府城的運河新堤整治,使堤岸“徒行無褰裳之苦,舟行有挽纖之便,田有畔岸,水有儲積”。還建施水坊于田野郊遠之地,以供路人暫息。此舉對運河的整治和管理都起到重要完善作用。 [7] 
元代,浙東運河地位不及南宋,但仍是慶元港(明州改慶元)聯繫腹地的主要航線,慶元港是當時三大主要貿易港(廣州、泉州、慶元)之一。其間政府多有建設、疏浚之舉。 [7] 

大運河明清

明清兩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運河漕運,設置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分別掌管運河漕運管理和運河水利管理。運河沿線的城市也因漕運而繁榮,北方的天津、德州、滄州、臨清等城市迅速發展起來,東南地區的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也成為繁華的都市,並稱運河沿線“四大都市”、“東南四都”。
大運河 大運河
明、清兩代均建都北京,對元朝大運河進行了擴建。明代整修通惠河閘壩,恢復通航;永樂九年(1411年)擴建改造會通河,引汶水入南旺湖,利用南旺湖地勢高的有利地形,修建南旺水櫃,十分之七的水北流,十分之三的水南流,解決了會通河水源問題,並增建船閘至51座。為使運河免受黃河氾濫的影響和避開360裏的黃河航程,明朝先後在嘉靖七年至隆慶元年(1528年至1567年)和萬曆二十三年至萬曆三十三年(1595年至1605年),自今山東濟寧南陽鎮以南的南四湖東相繼開河440裏,使原經沛縣、徐州入黃河的原泗水運河路線(今南四湖西線),改道為經夏鎮、韓莊,台兒莊到邳縣入黃河的今南四湖東線,即韓莊運河線。此外,為保障運河通航安全,還修建了洪澤湖大堤和高郵湖一帶的運河西堤,並在運河東堤建平水閘,以調節運河水位。清朝於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1年至1688年),在黃河東側,約由今駱馬湖以北至淮陰開中河、皂河近200裏,北接韓莊運河,南接今裏運河,從而使運河路線完全與黃河河道分開。明清兩代規定運河漕船的載重量為400石。明朝漕船載重吃水不得超過3尺,年漕運量約400萬石。清代規定漕船載重吃水不得超過3尺5寸,年漕運量約400萬石。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省銅瓦廂決口北徙,在山東省奪大清河入海,大運河全線南北斷航。清朝後期和中華民國時期,曾幾度倡議治理運河,但因戰亂而未付諸實施。
對於浙東運河,明代成化九年(1473年)戴琥任紹興知府,對紹興平原河網及運河集中進行了整治。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紹興知府湯紹恩主持興建了著名的濱海三江大閘。明代政府對運河的整治也十分重視,明嘉靖四年(1525年)紹興知府南大吉主持大規模修整府城內外運河,修砌塘身。明弘治中(1488年—1505年),山陰知縣李良重修,甃以石。明季湛然僧再修之,石塘寬不逾丈。至此,200裏運河堤岸多成石塘。 [7] 

大運河建國以後

20世紀80年代,揚州古運河航運碼頭是運輸過程中的停靠站 20世紀80年代,揚州古運河航運碼頭是運輸過程中的停靠站 [7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3年和1957年興建江陰船閘和楊柳青、宿遷千噸級船閘,開始了對古老的大運河的部分恢復和擴建工作。1959年以後,結合南水北調工程,重點擴建了徐州至長江段400餘公里的運河河段,使運河單向年通過能力達到近2000萬噸,並擴大了沿岸灌溉面積和排澇面積,確保裏下河地區1500萬畝農田和800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取得了多方面的效益。
2017年2月,總書記在北京大運河森林公園考察時強調,要古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運河為核心的歷史文化資源。他説,保護大運河是運河沿線所有地區的共同責任,北京要積極發揮示範作用。6月,總書記對建設大運河文化帶作出重要指示: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流動的文化,要統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
杭州:京杭大運河上的拱宸橋 杭州:京杭大運河上的拱宸橋
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19年2月,中辦、國辦印發《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綱要》強調,堅持科學規劃、突出保護,古為今用、強化傳承,優化佈局、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則,打造大運河璀璨文化帶、綠色生態帶、繽紛旅遊帶。 [74] 

大運河主要河道

大運河隋唐大運河部分

通濟渠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開鑿了鴻溝,又名蒗宕渠(即浪蕩渠),亦曰汴渠。漢魏時期又開鑿了陽渠、疏浚整修了汴渠。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徵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谷、洛二水繞道今洛陽城南及城東,經偃師縣和鞏縣之洛口而入於黃河,此段河道是舊有的陽渠道。通濟渠的上段是疏浚東漢所開鑿的陽渠故道而通到黃河的,然後再沿黃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黃河水入汴渠而達於淮。 [24]  [25]  [26]  [27]  [96] 
邗溝(山陽瀆)
春秋時期,吳王夫差下令開鑿了連通長江和淮河之間的運河。因途經邗城,故得名“邗溝”。吳邗溝自今揚州市東南邊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溝,引長江水北流,運河向北穿行於武廣湖(今武安湖)和陸陽湖(今洋湖)之間,東北入博芝湖,繼而入射陽湖,最後由射陽湖入今淮安東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
邗溝溝通了長江、淮河兩大河流,成為隋唐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東漢順帝時期,陳敏修理邗溝,另開新道,由江都經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陽湖的風濤之險,給漕運帶來了很大的便利。 [8]  [9]  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在此基礎上修邗溝。 [23] 
廣通渠
廣通渠即富民渠、永濟渠。 [21]  開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漢朝開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愷率水工修廣通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東,到潼關銜接黃河。開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所開的山陽瀆,則是吳國邗溝故道。 [22]  [23] 
永濟渠
大業四年(608),隋煬帝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修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永濟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運河河道與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陟至汲縣一段,用沁水、清水(即衞河)疏浚而成;自汲縣至館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黃河古道白溝而成;在館陶與滄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漢代屯氏河和西漢大河故瀆而成;滄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獨流口則與漳水別而另闢新道,與漯水相接,經漯水到達涿郡。 [28]  [96] 
江南運河
江南運河的開鑿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吳國開通了從今江蘇到長江的運河,從蘇州的北門起,向西北穿過漕湖,經太伯瀆與江南運河而上,再經陽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後由利港入於長江,以達於揚州; [29]  秦朝開鑿丹徒曲阿,開鑿了從今鎮江至丹陽的運河。 [30]  也就是《南齊書》卷十四《州郡志》所説的“丹徒水道入通吳、會”。丹徒水道正是江南運河所經路線。江南運河在秦始皇時已經初具規模。西漢武帝時,在吳江南北沼澤地帶開河,南接杭嘉運河,基本上接通了蘇州至嘉興的運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開鑿了運河和堰埭。東晉初年,因鎮江附近運河水淺,還修築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 [31]  為避長江風濤之險,孫吳開鑿了破崗瀆。至蕭梁,破崗瀆廢,另“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瀆西流入江寧(今南京)秦淮。” [32-33] 
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下令開江南江南運河(即江南河),從京口(今江蘇鎮江)至餘杭(今浙江杭州),全長八百餘里,廣十餘丈。 [34] 

大運河京杭大運河部分

京杭大運河全程可分為七段:
(1)通惠河:北京市通州區內,連接温榆河、昆明湖、白河,並加以疏通而成;
(2)北運河:通州區至天津市,利用潮白河的下游挖成;
(3)南運河:天津至臨清,利用衞河的下游挖成;
(4)魯運河:臨清至台兒莊,利用汶水、泗水的水源,沿途經東平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等天然湖泊;
(5)中運河:台兒莊至清江;
(6)裏運河:清江至邗溝,入長江;
(7)江南運河:揚州、鎮江至杭州。
中國大運河中的京杭運河部分,主要包括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會通河(魯運河)、中河、淮揚運河、江南運河七部分河段,途經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六省。
京杭大運河作為南北的交通大動脈,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有着巨大貢獻,特別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在元代成為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縱貫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明、清兩代維持元運河的基礎,明時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廢的山東境內河段,從明中葉到清前期,在山東微山湖的夏鎮(今微山縣)至清江浦(今淮安)間,進行了黃運分離的開泇口運河、通濟新河、中河等運河工程,並在江淮之間開挖月河,進行了湖漕分離的工程。
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通州區,南到杭州。流經通惠河(北京-河北廊坊)、北運河(河北廊坊-天津)、南運河(天津-山東臨清)、會通河(山東臨清-山東棗莊)、中河(山東棗莊-江蘇淮安)、淮揚運河(江蘇淮安-江蘇揚州)、真揚運河(今江蘇儀徵-江蘇揚州)、江南運河(江蘇鎮江-浙江杭州)。全長1794公里,比蘇伊士運河長十倍,比巴拿馬運河長二十倍,是世界上最長的一條人工開鑿的運河。通航里程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為877千米,主要分佈在黃河以南的山東、江蘇和浙江三省,蘇北運河為世界上最繁忙的內河航道之一。
通州古詩云:一支塔影認通州。燃燈塔矗立在大運河的北端,是京門通州的標誌性建築。天津北運河和南運河在天津會師,又在這裏被海河一齊送入渤海。據記載,漕運發達時期,從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上每年要承載2萬艘運糧的漕船,官兵12萬人次,連同商船共3萬艘。水道的開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發展成了遠近聞名的“天津衞”。鎮江、揚州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聊城湖、河水面積占城區的三分之一,被稱為“中國北方威尼斯”,在北方城市裏非常少見,這其中就有京杭大運河的功勞。蘇州“蘇湖熟,天下足”。運河的開通,使蘇州水多糧豐。京杭大運河蘇杭段有客運航線往返。江蘇淮安是大運河與淮河、黃河故道的交點,運河東岸古鎮碼頭下便是《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的故居。

大運河浙東運河部分

浙江省東部寧紹平原上的主幹航道西段蕭紹運河(舊稱西興運河)系古代人工疏浚、開鑿而成;東段利用餘姚江天然水道,餘姚江在餘姚縣丈亭以下,江寬可達150~250米,水深約4~5米,至寧波市匯入甬江。因運河穿越的錢塘江、曹娥江、甬江的水位高低不一,歷史上只能分段航運。1966年興建15~30噸級升船機多座,1979年又按40噸級標準浚治航道,1983年全線通航。第二期運河改造工程航道標準提高為100噸級,錢塘江溝通運河工程實施後可直達杭州,與京杭運河聯結。
浙東運河據考證約在春秋晚期,至今已有2400多年曆史。越國時稱為“山陰古水道”,它從錢塘江開始,經曹娥江、姚江和甬江,匯入東海。此後,經歷朝歷代的多次整治和疏浚,形成了集灌溉、防洪、運輸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水上大動脈。在越國有了杭甬運河前身的基礎上,晉人溝通了姚江與蕭紹平原河道的聯繫,使它的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秦統一中國後,對溝通錢塘江和長江的河道作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江南運河浙境段的基本走向。隋煬帝對它也作了整治。唐朝中葉,曾多次對杭甬運河進行疏通、深挖和修築,並對兩岸平原河渠作了整治,便利了灌溉和航運。南宋時,歷時近一個世紀,對其全線進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疏浚,通航狀況又有很大改善。清康熙年間,在杭甬運河上大規模修築了運道和河堤,方便了運河沿線的水路交通。
運河兩岸,山川秀麗,人才輩出,古蹟薈萃。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是中華古文化的傑出代表,以王陽明、朱舜水、黃宗羲等為代表的大家蜚聲中外。有以天一閣為代表的藏書文化,以它山堰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越窯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保國寺為代表的建築文化,以天童寺、阿育王寺為代表的佛教文化,還有運河畔的愛情聖殿——梁祝文化公園。招寶山留下了戚繼光、林則徐等眾多民族英雄的史蹟。

大運河意義價值

大運河充當中國漕運的重要通道歷時1200多年。清代中葉後,山東北運河淤塞。道光五年(1825年)江南糧米便改由海運至天津,再轉北京。1911年津浦鐵路通車,大運河就逐漸湮廢。到1949年前山東境內河段和中運河已不能通航。裏運河水位不穩,時常決堤成災。1949年後對裏運河進行了全面整治,興建船閘和節制閘,並開闢新河道使河湖分開。在裏運河的南段開闢瓦鋪至六圩港間的入江新航道,縮短了與江南運河間的航程。中運河也經過拓浚和改建。為便利徐州煤炭南運,沿微山湖西側闢了新航道。江南運河原由鎮江市區入江,由於河道狹窄淤淺,已改由諫壁口入江,在諫壁建有大型船閘控制水位。京杭大運河作為南北的交通大動脈,歷史上曾起過“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的巨大作用。運河的通航,促進了沿岸城市的迅速發展。

大運河政治

在大運河成為漕運的主體水道之後,漕運藉助大運河溝通南北的便捷條件,將漕糧轉運到全國大部分地區,成為王朝調劑物資、制衡社會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兩代,漕運的社會歷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75]  [105] 
漕運始終是維繫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後,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於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着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並極大地支撐着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為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佈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禦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為強大物質後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説:“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 [75]  [105] 

大運河經濟

漕糧徵派的重點地區,多為農業生產的發達之區;而應漕運之需所進行的水利開發,在一些地區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水利的發展。漕運對於商業經濟的促動作用尤其突出。漕運極大地促進了商品流通,唐宋以降,漕運中出現附載私貨的現象,到了明清時期,朝廷開始認同這一現象,並制定相關政策予以規範。尤其是清代,對於漕運人員附載“土宜”的數量限制不斷放寬,如康熙年間,准許每隻漕船附帶“土宜”60石,雍正年間,在此基礎上加增40石,一年之後,又進一步加增,至每隻漕船准許附帶“土宜”126石。回空船隻捎帶北方貨物的現象也十分普遍。大運河上年復一年的大規模漕運活動,有力地促進了南北的商品流通。 [75] 
漕運對城鎮盛衰的影響最為明顯,尤其是運河沿線的城鎮。一方面,隨着運河的開通和運輸條件的不斷改善,一大批城鎮隨之興起;另一方面,運河漕運的日趨頻繁,以及它所帶來的大量商品和貿易機會,極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販及其他各類“趁食”者的彙集,運河沿線城鎮的繁榮也成為自然的事情。明清時期,運河沿線的臨清、濟寧、淮安、揚州等,雖然不能説完全是因為漕運而興盛,但漕運的北上南下,以及它所促成的貿易機會,一定是這些城鎮繁盛的主要原因。漕運帶來的交通便利與商品流動,城鎮的日趨興盛,促成了運河沿岸市場網絡的形成。運河一線城鎮的興衰,多與運河的流暢與否、漕運的正常與否緊密關聯。漕運盛,則運河旺,運河城鎮也隨之興旺發達。近代以後,運河漕運逐漸衰敗,運河運輸功能日弱,運河沿岸城鎮隨之衰落。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説明漕運、運河、城鎮之間的依存關係。 [75] 

大運河社會

隨着制度的完善和規模的擴大,漕運逐漸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為主體的窠臼,發揮着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功能,成為維護王朝穩定和制衡社會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會中後期,統治者熟練而頻繁地利用漕運進行社會制衡與調控,消弭諸如重賦、災禍以及物價波動等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糴與糶,一是賑濟災荒。唐宋時期,和糴已發展成為一種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調節各地區由於豐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糧食市場價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糴完全是通過漕糧來實施的。明清兩代王朝,着力於漕糧在平糶方面的運用,成效突出。與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時期的平糶,主要是為了緩解糧食生產、災害等因素對市場造成的衝擊,完全是從調節市場、平抑物價出發。運用漕糧賑濟災荒,自秦漢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為朝廷的一項慣常舉措。 [75] 
大運河漕運畢竟是專制集權政治的產物,具有這種體制中的諸多劣根性;更為重要的是,漕運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財富的手段之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當中國步入近代社會後,漕運便在社會的鉅變中走向消亡。 [75] 

大運河現代狀況

保護碑刻 保護碑刻
和其他省份部分河道淤塞、停用等情況不同,元朝京杭大運河江蘇段保存基本完好,還在發揮作用。京杭運河江蘇段全長683公里,是京杭大運河航運價值最高的水道,以長江為界分為蘇南運河和蘇北運河。蘇南運河是大宗建材等物資的主要運輸通道。蘇北運河則是國家北煤南運的黃金水道,如今每年貨運量已接近1.2億噸,其中煤炭運量達到7300萬噸。蘇北運河與南水北調東線江蘇段輸水河道基本重合。 [76] 
通惠運河。由於清末實行“停漕改折”政策和20世紀以來鐵路、公路交通發展,貨物轉為陸運,加之水源不足,航道失修,至50年代初期,僅有少量船隻作間歇性通航。該河主要用作北京市排水河道,已不能通航。 [77] 
北運河。長約180公里,集水面積5.11萬平方公里,由天津注入海河。除屈家店至天津段15公里可供小船作季節性通航外,其餘河道均不能通航。 [77] 
南運河。又名御河,長414公里。四女寺至臨清段稱衞運河,長94公里。天津至四女寺段航道窄狹彎曲,底寬15~30米,水深約1米,建有楊柳青、獨流、北陳屯、安陵4座船閘,可通航100噸級船舶。由於上游水庫攔蓄,兩岸農田灌溉,加之年久失修,現已處於斷航狀態。衞運河底寬30米,水深約1米,建有四女寺、祝宮屯船閘,可通航100噸級船舶。由於上游嶽城水庫蓄水,截走水源,尤當衞運河擴大治理後,航道情況驟然惡化。 [77] 
魯北運河。也稱位山、臨清運河,原河段已淤塞。1958年另選新線,長104公里,但未開挖。1960~1968年,根據引黃輸水要求,開挖了周店至尚店76公里渠道,兩頭河段尚未開挖。 [77] 
魯南運河。國那裏至梁山段稱東平湖湖西航道,長20公里,1968年雖經疏浚整治,但河道嚴重淤積,水深不足,尚不能通航。梁山至南旺段長33.8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0.5米,每年可通航6個月,為季節性航道。南旺至濟寧段長27.1公里,底寬15米,枯水期水深0.5米,每年僅通航6個月,為季節性航道。濟寧至二級壩段長78.1公里,航道順直,枯水期水深1米以上,底寬50米,可通航100噸級船舶。 [77] 
中運河。二級壩至大王廟段原來是走韓莊、台兒莊一線。1958年在江蘇省境內新闢南四湖湖西航道及不牢河河段,使河道經徐州市北郊通過,至大王廟與中運河匯合。大王廟至淮陰段仍循原來河道南下,長163公里。徐州以下河段,經近年分段拓寬,航道一般底寬45~60米,水深3米以上,已可通航500~700噸級以上拖帶船隊。是為徐州煤炭南運主要線路。 [77] 
裏運河。全長169公里,其入江口原在瓜洲,1958年改至六圩入江。近年屢經整治,航道底寬一般達70米,水深3米以上,可通航1000噸級拖帶船隊。年運貨量1500萬噸左右。 [77] 
江南運河。自長江南岸諫壁口經丹陽、常州、無錫、蘇州、平望至杭州。其中,平望至杭州有3條航線,即東、中、西線,如以東線計算,全長323.8公里,大部分底寬20米,水深2米,一般可通航40~100噸級船舶,年貨運量達1600餘萬噸。 [77]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運河進行了大規模整修,使其重新發揮航運、灌溉、防洪和排澇的多種作用。1988年底建成的京杭運河和錢塘江溝通工程已將江、河、海銜接起來,構成了以杭州為中心的、以京杭運河與長江、黃河、淮河、海河、錢塘江五大水系相連通的水運網。 [77] 
紹興段是浙東運河的中段。2008年,紹興投資鉅額資金對環城河、運河園等進行整治改造。紹興市水利局副局長邱志榮坦言,一些古橋、古纖道、閘、壩仍然年久失修,部分河道淤積,需儘快解決。 [78] 
在北方,運河北京段的保護現狀也不樂觀,當地運河均已喪失原有漕運功能。閘、倉庫、碼頭等遺產功能已經完全喪失,只有部分橋樑仍保持着通行功能。而運河天津段,不少河段還水量不足,不少橋樑沒有達到淨空標準,恢復通航難度較大。 [78] 
河南有7處運河遺產,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堙沒千年後,經過近幾年的考古發掘才重見天日,土遺址脆弱,受風雨侵蝕後容易風化、垮塌和剝蝕,而通濟渠遺址和永濟渠滑浚段雖不再通航,但也擔負着防汛、排澇、澆灌等功能,水質控制和環境控制的壓力很大。 [78] 
在北京通州通惠河流域,大運河森林公園成為當地人週末休閒的好去處。當地花了不少精力進行整修,尤其是大運河遺產小道,由柏油路、木棧道等組成,幾乎見不到垃圾。 [79] 
天津市區的運河也非常漂亮,位於市中心的三岔河一帶風光旖旎,不少市民沿河垂釣。運河旅遊也很火熱。天津在此段運河兩端攔壩蓄水,為市民創造了這片充滿魅力的水域。 [79] 
在通州張家灣地區,大運河支線河水發黑、發臭,兩岸成為垃圾場。河北青縣馬廠段運河,河道相對比較乾淨,但水源不足,水草滋生。而距此不遠的盤古溝是大運河的相通河道,河岸卻淪為垃圾場。 [79] 
位於滄州市捷地鎮水利樞紐上的一段運河由河北省南運河河務管理處負責管理,已經闢為A級景區,但其中一段因毗鄰村莊,成為村民傾倒垃圾的地方。 [79] 
2007年9月,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工作啓動。2008年3月,邯鄲市成為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33個聯盟城市之一。大運河邯鄲段是中國古代運河的肇始地之一。
經考古調查統計,大運河邯鄲遺存豐富,全長141.8公里,流域面積701.5平方公里,是中國大運河中段重要流域,並保存大量與運河有關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大運河發展規劃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劉曙光表示,未來大運河的保護、管理與利用,核心的問題是做好“整體保護”和“合理利用”兩篇文章。“整體保護”應該把那些自身價值非常突出但又未列入世遺清單的運河遺產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而“合理利用”則要圍繞服務和改善民生的目標,把活態的、靜態的運河遺產的價值發揮與具體的宣傳、展示措施相結合。 [78] 
2016年12月30日,京杭運河浙江段三級航道整治工程(杭州段)在餘杭塘棲舉行開工儀式。整治工程主要由“四改三”(即原有的四級航道改造成三級航道)段和二通道新開挖段組成。工程建成後,京杭運河航道等級將達到三級,千噸級船舶可從山東直達杭州,浙北、浙東及浙中西部的航道完全貫通成高等級內河水運網,嘉興、杭州、紹興等杭州灣地區會連成一片。大噸位船舶可改走八堡船閘,三堡船閘“船等閘”將成為歷史。除了“四改三”,這次工程還有一段新開挖的“二通道”。杭州二通道段是整個項目建設的重中之重,陸地開挖用地需求大、投資高,且涉及杭州嘉興界河、老滬杭鐵路橋改造、水系調整等複雜問題,作為全線的控制性工程,不僅非常重要而且十分緊迫。從“航運”角度來説,二通道的建設將大幅提升通航等級和運能。京杭運河杭州段是浙北航道網、錢塘江、杭甬運河的大樞紐、大節點。2014年杭州市河段運量嚴重飽和,三堡船閘完成過閘量5300多萬噸,是設計能力(1500萬噸)的3.5倍,導致堵航嚴重(平均2—3天,最長超過1周)。隨着錢塘江中上游航運開發和杭甬運河貨運量持續增長,預計杭州市河段2020年運量將再增加2000萬噸。二通道的建設,可以徹底解決杭州市內河運輸瓶頸,滿足未來水運發展的需要。從“排澇”功能來説,二通道也是杭嘉湖水利南排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設計排洪流量200立方米/秒,建成後將大大增強區域防洪行洪排澇能力,增加水體自淨能力和水環境容量,實現水資源的綜合利用。除此之外,二通道市區段建成後,也能提升旅遊業的發展。
整個大運河,除北京到天津、臨清到黃河兩段,其餘河段均已通航。正在規劃的中國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實施後,大運河將是重要的輸水線路。已建成的江都水利樞紐工程和7個設在大運河上的梯級抽水站等配套工程,已能北調江水至隴海鐵路沿線;在江淮地區暴雨形成洪澇時,也能通過江都水利樞紐工程及時排澇入江,保證裏下河地區66萬多公頃農田穩產豐收。隨着中國大陸旅遊業的發展,大運河還將成為重要旅遊路線。現已開闢蘇州至杭州200多公里的大運河旅遊業務。

大運河世界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 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
2014年0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80]  申報的系列遺產分別選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遺產點,包括河道遺產27段,總長度1011公里,相關遺產共計58處遺產。遺產類型包括閘、堤、壩、橋、水城門、纖道、碼頭、險工等運河水工遺存,以及倉窖、衙署、驛站、行宮、會館、鈔關等大運河的配套設施和管理設施,和一部分與大運河文化意義密切相關的古建築、歷史文化街區等。這些遺產分佈在2個直轄市、6個省、25個地級市,遺產區總面積為20819公頃,緩衝區總面積為54263公頃 [2-3]  [80-81] 
大運河江蘇段被納入首批申遺範圍的遺產點有,清口樞紐、雙金閘、清江大閘、洪澤湖大堤、總督漕運公署遺址、淮揚運河揚州段、劉堡減水閘、盂城驛、邵伯古堤、邵伯碼頭、瘦西湖、天寧寺行宮、個園、汪魯門宅、鹽宗廟、盧紹緒宅、江南運河常州城區段、江南運河無錫城區段、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江南運河蘇州段、盤門、寶帶橋、山塘河歷史文化街區、平江歷史文化街區、吳江古纖道、中河宿遷段、龍王廟行宮。 [2] 
大運河山東段被納入首批申遺範圍的遺產點共15處,包括臨清運河鈔關、陽穀古閘羣(荊門上閘、荊門下閘、阿城上閘、阿城下閘)、戴村壩、邢通斗門、徐建口斗門、十里閘、柳林閘、寺前鋪閘、南旺樞紐、南旺分水龍王廟遺址、運河磚砌河堤和利建閘。 [80] 

大運河文物保護

2021年10月12日,大運河:路縣故城遺址、大名府故城、大運河南旺樞紐、河道總督署遺址、板閘遺址、回洛倉遺址、含嘉倉遺址、州橋遺址、滎陽故城(含古滎冶鐵遺址)、柳孜遺址等入選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十四五”時期大遺址”名單。 [84] 
2022年3月30日,河北省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河北省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條例》,並於2022年6月1日起施行。 [85] 
截至2022年8月,近一年來,大運河北京段沿線七區共實施各類文物保護工程126項。萬壽寺東路考古新發現建築遺存,進行了保護和環境整治。大運河源頭遺址公園在前期文物騰退、村莊搬遷的基礎上,進行了系統的環境整治、修繕保護、資源數字化及檔案管理等工作,將於今年10月左右正式開放。北京大運河博物館(首都博物館東館)正式定名,2023年底向公眾開放。路縣故城考古遺址公園一期建設順利完成,正在開展二期綠化工程;路縣故城保護展示工程正在進行主體結構施工,預計2024年實現開館。 [86] 
2022年12月1日,天津市十七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天津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京津冀協同推進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決定》。同一時間,北京市與河北省人大常委會也都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京津冀協同推進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決定。三地《決定》均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共同加強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進一步提升京津冀協同發展水平。 [87] 

大運河考古成果

2021年以來,北京市文物局組織在大運河北京段沿線七區共開展考古發掘項目102項,發掘面積約10萬平方米。漢代路縣故城遺址及其周邊的考古工作廓清了路縣故城南城門的形制和保存狀況;考古工作人員清理出一定數量的東漢時期的木、竹簡牘,這在北京地區漢代遺址考古中屬於首次發現。 [86] 

大運河相關消息

2021年7月19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會同相關部門編制的《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十四五”實施方案》正式對外發布。 [82] 
2021年8月,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進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近日印發《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整合大運河沿線8個省市文物和文化資源,按照“河為線、城為珠、珠串線、線帶面”的思路優化總體功能佈局,深入闡釋大運河文化價值,大力弘揚大運河時代精神,加大管控保護力度,加強主題展示功能,促進文旅融合帶動,提升傳統利用水平,推進實施重點工程,着力將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成為新時代宣傳中國形象、展示中華文明、彰顯文化自信的亮麗名片。 [83] 
2022年3月30日,河北省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河北省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條例》,並於2022年6月1日起施行。 [85] 
2022年11月25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京津冀協同推進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決定》已由北京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十五次會議通過,現予公佈,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88]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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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水經注》卷五: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
  • 10.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八:東城有二石橋,舊於王城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經洛陽,於城東南迴通出石橋下,運至建春門以輸常滿倉。
  • 11.    《水經注 卷十四》濡水
  • 12.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11-12
  • 13.    《晉書 卷四十二 》: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 14.    《三國志》卷十五:(賈逵)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裏,所謂賈侯渠者也。
  • 15.    《三國志 卷二十八》: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 16.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 :三秦出版社,1987 :13-14
  • 17.    《晉書 卷九十八》:軍次湖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
  • 18.    《晉書》卷三十四: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 19.    《嘉泰會稽志》卷十:在府西一里屬山陰縣自會稽東流縣界五十餘裏入蕭山縣舊經雲晉司徒賀循臨郡鑿此以溉田
  • 20.    《晉書·諸葛恢傳》: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
  • 21.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62
  • 22.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26
  • 23.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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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六《河南道》
  • 26.    《元和郡縣圖志》卷八:汴渠,一名蒗宕渠,今名通濟渠。
  • 27.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35
  • 28.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48-49
  • 29.    《越絕書 吳地傳》:吳古故水道,出平門(蘇州北門),上郭池,入瀆,出漕湖,上歷地,過梅亭(在今無錫),入楊湖(即陽湖),出漁浦(即利港),入大江,走廣陵。
  • 30.    《江蘇水利全書》卷二七,江南運河:秦始皇鑿京峴山南坑,疑即今鎮江東南新豐鎮上下之運河,南接丹陽界,即古大小夾岡。
  • 31.    《輿地紀勝》卷七《鎮江府.景物下》引《輿地志》記載:“晉元帝子哀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立埭。丁卯制可,因以為名。”
  • 32.    《景定建康志》卷十六: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瀆西流入江寧秦淮。
  • 33.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 :41-43
  • 34.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48-49
  • 35.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58-59
  • 36.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52-71
  • 37.    《元和郡縣圖志》卷五《河南道一》:自洛陽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從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於泗,達於淮,自江都宮入於海。
  • 38.    《舊唐書》列傳第七十三: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
  • 39.    《舊唐書 志第二十九》: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曹運不通。發汴、鄭 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
  • 40.    《唐會要 卷八十七》: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奉發汴鄭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 41.    《唐會要 卷八十七》: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衞三萬人,疏決開舊河口,旬日而畢。
  • 42.    潘鏞 .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52-53
  • 43.    《舊唐書 列傳第七十三》: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頃因寇難,總不掏拓,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洄上,罔水舟行……
  • 44.    《資治通鑑 卷二百二十三》: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唐世推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雲。
  • 45.    陳吉餘,虞志英,惲才興.《長江三角洲的地貌發育》《地理學報》: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地理學會,1959(3):35-54
  • 46.    《新唐書 志第三十一》:“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浣以州北隔江,舟行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多風濤,乃於京口埭下直趨渡江二十里,開伊婁河二十五里,渡揚子,立埭,歲利百億,舟不漂溺。”
  • 47.    《唐會要 .卷八十七》: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潤州刺史齊澣奏。常州北界隔吳江。至瓜步江為限。每船渡繞瓜步江沙尾。紆迴六十里。多為風濤所損。臣請於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無風水災。又減租腳錢。歲收利百億。又立伊婁埭。
  • 48.    《新唐書 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第九十七》: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啓道衢,徹壅通堙,人皆悦賴。
  • 49.    《新唐書 . 卷四十一 志第三十一》:貞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隅以通漕,溉夾陂田。
  • 50.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 ,1987 :57-58
  • 51.    《舊唐書 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九十八》:又於高郵縣築堤為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惠。
  • 52.    《新唐書 . 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七十一》: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堤閼以防不足,泄有餘,名曰平津堰。
  • 53.    《舊唐書 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即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閶門西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錢,當使方圓自備,而漕運不阻。
  • 54.    《唐會要 卷八十七》:寶曆二年正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城內舊漕河水淺。舟船澀滯。轉輸不及期程。今從閶門外古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東通舊官河。計長一十九里。其功役所費。當使自方圓支遣。從之。
  • 55.    《新唐書 卷三十八 志第二十八》:太極元年,敕使魏景清引淮水至黃土岡,以通揚州。
  • 56.    《新唐書 卷四十一 志第三十一》:西四十里有孟瀆,引江水南注通漕,溉田四千頃,元和八年,刺史孟簡因故渠開。)江陰,(望。武德三年以縣置暨州,並析置暨陽、利城二縣。九年州廢,省暨陽、利城,以江陰來屬。)義興,(緊。武德七年以縣置南興州,並析置臨津、陽羨二縣。八年州廢,省陽羨、臨津,以義興來屬。有張公山。)無錫。(望。南五里有泰伯瀆,東連蠡湖,亦元和八年孟簡所開。
  • 57.    潘鏞 .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 :61-63
  • 58.    《舊唐書 卷一百五 列傳第五十五》:奏請於咸陽擁渭水作興成堰,截灞、滻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東九里長樂坡下、滻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堅預於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於栿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綾。凡數十郡。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屨,如吳、楚之制。
  • 59.    《舊唐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十四:永徽中歷魏州刺史,政尚清嚴,奸盜屏跡。又開永濟渠入於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
  • 60.    《新唐書》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九:有西渠,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
  • 61.    《新唐書 卷九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崔湜)……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鑱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挽道。中宗以湜充使,開大昌關,役徒數萬。
  • 62.    《唐會要 卷八十六》:道路……貞元七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華。請廣商山道。又別開偏道。以避水潦。從商州西至藍田。東抵內鄉。七百餘里皆山阻。行人苦之。西華役功十餘萬。修橋道。起官舍。舊時每至夏秋。水盛阻山澗。行旅不得濟者。或數日。糧絕。無所求糴。西華通山間道。謂之偏路。人不留滯。行者為便。
  • 63.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66-70
  • 64.    《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八:(太宗貞觀)二十二年七月開斜谷道水路運米以至京師。
  • 65.    《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一百二:大中中,歷平盧、興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
  • 66.    《新唐書 卷四十 志第三十》: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三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
  • 67.    《新唐書 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李渤……桂有灕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饋;後為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户濟一艘。渤釃浚舊道,鄣泄有宜,舟楫利焉。
  • 68.    《讀史方輿紀要 卷一百六》: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舟,自是累加修浚。或謂之埭江。
  • 69.    《讀史方輿紀要 卷一百六》:九年,桂州刺史魚孟威因大修靈渠,增置斗門,渠復通利。
  • 70.    《新唐書 卷四十三上 志第三十三上》:西十里有靈渠,引灕水,故秦史祿所鑿,後廢。寶曆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十八以通漕,俄又廢。鹹通九年,刺史魚孟威以石為鏵堤,亙四十里,植大木為斗門,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 71.    《宿州志》卷三《輿地志》:南渡後漸湮。元泰定初,黃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汴水湮塞,埇橋亦廢。
  • 72.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1987:36-38
  • 73.    千年大運河 流動的文化 河南日報網-河南日報官方網站  .河南日報網.2020-11-14[引用日期2020-11-14]
  • 74.    千年大運河 流動的文化  .河南日報網.2020-11-14[引用日期2020-11-14]
  • 75.    中國古代漕運的社會意義  .人民網[引用日期2017-04-30]
  • 76.    大運河申遺成功 成我國唯一在用世遺項目  .人民網[引用日期2018-10-15]
  • 77.    世界上運量最大運河:京杭大運河  .中國經濟網 [引用日期2017-04-20]
  • 78.    航道斷流、土遺脆弱 中國大運河保護利用亟待再出發  .搜狐網
  • 79.    京杭大運河環保狀況直擊:城郊河段大多放任自流  .搜狐網[引用日期2017-03-20]
  • 80.    大運河成功申遺山東15處入列   .齊魯晚報[引用日期2014-06-23]
  • 81.    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網易[引用日期2018-10-15]
  • 82.    傳承、修復、提升、發展......大運河遺產保護有了自己的《實施方案》  .央視新聞客户端[引用日期202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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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4.    國家文物局關於印發《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的通知  .國家文物局[引用日期2021-11-25]
  • 85.    河北立法保護大運河文化遺產  .人民網[引用日期2022-04-01]
  • 86.    北京: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成果豐碩--文旅·體育--人民網  .人民網.2022-08-12
  • 87.    京津冀三地協同立法保護大運河生態環境  .科技.2022-12-04
  • 88.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京津冀協同推進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決定  .界面新聞.2022-12-12[引用日期2022-12-12]
  • 89.    大運河,流動的歷史記憶  .光明網.2023-06-17[引用日期2024-03-06]
  • 90.    大運河:還有很多故事可以講給後人聽  .中國日報網.2022-08-07[引用日期2024-03-06]
  • 91.    大運河申遺成功 包括27段河道和58處遺產點(圖)  .中新網.2014-06-23[引用日期2024-03-06]
  • 92.    繁盛:隋唐之際的運河洛陽段漕運  .河南政協.2022-08-31[引用日期2024-03-06]
  • 93.    江山壯麗 我説大運河丨沉睡的運河不再緘默  .央廣網.2023-05-31[引用日期2024-03-06]
  • 94.    隋元大運河“由彎變直” 背後原因竟與北京城息息相關?  .北晚在線.2018-09-27[引用日期2024-03-06]
  • 95.    隋朝大運河與京杭大運河  .德州新聞網.2015-03-19[引用日期2024-03-06]
  • 96.    流淌的文化遺產——大運河的形成與延伸  .山東省調水中心.2020-09-23[引用日期2024-03-06]
  • 97.    中國大運河申遺人員:這一刻我們等了8年  .中新網[引用日期2024-03-11]
  • 98.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2-3
  • 99.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3-4
  • 100.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4
  • 101.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7
  • 102.    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5-10
  • 103.    《西都賦》: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 104.    《水經注》卷五:十里一水門,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
  • 105.    中國古代漕運的社會意義  .光明網[引用日期2024-03-12]
  • 106.    夏徵農,陳至立 主編;李永盛,姜弘道 分冊主編.大辭海·水利建築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258-259
  • 107.    教育部組織 編寫.普通高中教科書 歷史 必修 中外歷史綱要(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07(第一次印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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