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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語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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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語運動 Popular Language Movement 1934年在上海掀起的一個要求白話文寫得更加接近大眾口語的文體改革運動。運動的起因是當時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報刊上接連發表反對白話文、主張學校恢復教文言 甚至提倡小學讀經等文章,提出文言復興運動”。與此相反,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人士陳望道等發起,並得到魯迅的支持,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發起了“大眾語”的討論。1934年6月18日陳子展發表的《文言、白話、大眾語》和6月19日陳望道發表的《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兩文就揭開了這場語文論戰的序幕。陳望道提出“大眾語”是“大眾説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語言——這就成了公認的“大眾語”的定義 [7] 
中文名
大眾語運動
外文名
Popular Language Movement
地    點
上海
發生時間
1934年

大眾語運動運動起因

大眾語運動的起因有兩點,一是“新文言”與“歐化”現象較為嚴重的文學界現狀需要變革,二是社會上又出現了一股讀經思潮。

大眾語運動新文言與歐化

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在文學和中小學國語教材中的勢力,得到了很大拓展,但其他社會文化領域,如新聞報紙、政府公文、法律條文、社交信札、應酬帖束、高中國文等,卻仍是文言文殘存的地盤。在這種雙重書面語的制約下,社會寫作和學生習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出現一種半文半白的情況,胡適和林語堂把這種不文不白的表達方式稱為“語錄體”,又叫“新文言”。“歐化”則是指一種雖然用的是白話詞彙,但語法結構深受歐美語法影響的不良表達方式。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歐化現象?主要是因為新文化運動在反對文言之時,觀念上就深受歐美語法的影響,加之此期翻譯作品特別多、留洋學生也比較多,於是報刊雜誌上出現的白話文章就出現了很多的歐化現象。歐化的主要特點是:喜歡用長長的複雜的句子,喜歡添加修飾成分,説話不直截了當而喜拐彎抹角。而漢語口語卻習慣於由短句組成,不喜歡用規整的句式,偏愛生動活潑的表達。可以説,歐化與漢語口語的特點剛好背道而馳,陶行知所感嘆的“新學辦了三十年,依然換湯不換藥,賣盡氣力,不過把“老八股’變成“洋八股’黑了”,説的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無論是“新文言”還是“歐化白話”,都不是普通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白話文“白”的程度,還遠遠達不到人們的理想,所以仍然需要改革 [1] 

大眾語運動復古讀經

在北伐成功、國民政府成立之後,隨着國家漸漸穩定,思想界的活躍程度逐漸減弱,教育界也不再像前段時間那樣激進,甚至連學校裏的文言也開始重新受到重視。於是,梅光迪、吳宓等主持的《學衡》一如既往地提倡國學、反對白話,教育部1926年特地召開部務會議“討論小學讀經問題”,1929年所公佈的教育宗旨提倡“本位文化”和“固有道德”,陳立夫1934年竭力主張至少高等小學教科書要改用文言,國民政府報刊1934年接連發表不少主張恢復文言甚至提倡小學讀經的文章,江亢虎1935年發動了以保存漢字、保存文言為目的的存文會,湖南省主席何鍵1935年通令全省各校一律讀經…前前後後的文言復興運動,使得郭沫若不無諷刺地把1934年歸納為“歷史年”。
白話文自身要麼半今半古,要麼半洋半土,外部又鬧騰騰地復古聲浪高漲,內憂外患雙重疊加,直接導致了“大眾語”運動的發生 [2] 

大眾語運動參與主體

“大眾語運動”的主要參與主體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左聯的文藝作家們。他們慣於在論爭中加入充滿政治色彩的論調,像任白戈在其文《“大眾語”底建設問題》中説的:“拋棄和排斤那些含有毒素的反動的貴族的死了的語言,批判地接受和採用一般説着現實的具有進步性的新的語言。”“貴族的死了的語言”與“具有進步性的新的語言”在眾多的充滿政治色彩的論調中是極具代表性的。彼時整個社會都在求新、求進步,絲毫的倒退在人們眼中都顯得格格不人。因此,文言文是封建貴族的語言,白話文是不文不白的資產階級的語言,大眾語則是全新的新興階級的語言,幾乎成了參與這場論爭的左翼知識分子們的一個共識。
除此之外,運動還內在地包含着一個規模宏大的參與主體。“大眾語一面要向大眾去學習,一面也要大眾來學習”“大眾語文,是建築在大眾的生活上,我們不是去提倡大眾語文,而是要彼大眾去體驗與學習。總言之,是怎樣發動大眾來完成這正在大眾中成長的新的語言文字的問題”。這都説明,大眾也是該運動的一個在預期之內的參與主體。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以及知識分子們未能真正地深入羣眾去發動羣眾,這一主體的作用在這場運動中也未能真正得到體現。
從汪懋祖的《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開始,隨着“文言——白話——大眾語”的論戰持續展開,其形式大概僅限於不同觀點的博奔,有的甚至上升到人身攻擊的層面。論戰的陣地遍佈各大報刊,包括《申報》《大美晚報》《中華日報》《晨報》等,另外還有一些刊物如《社會雜誌》《文學雜誌》《新語林》等。鑑於當時傳播媒介發展情況的侷限,運動的形式似乎也只能是這些。不過,從最初的《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來看,運動還觸及到了教育領域,最直接的就是教材編寫時所用的語體問題。可見,關於教材編寫使用的語體的討論也是運動的形式之一。另外,在通過一段時間的摸索之後,知識分子們發現運動的成效並不明顯,於是也有人將希望寄託於政府的通令上,認為“既是認定了語體為提高國民文化的輕便工具,應當再請政府來徹底的革一下命,否則,雖是十年百年也沒有結果”。於是,申請政令也成了“大眾語運動”的路徑之一 [3] 

大眾語運動運動內容

大眾語運動提出了“五四”白話文運動尚未觸及的新問題,如怎樣防止白話文變質,如何使白話文成為大眾的工具等這些問題的提出,促使人們對“大眾語”討論的重視。經過討論,大家明確了一條基本原則:即要從人民大眾的實際需要出發,去看待文體改革上的問題。具體説就是:
①關於大眾語的特點。從語言形式上看,大眾語是大眾“説得出,聽得懂,寫得來,看得下”(陳望道《大眾語論》)的語言。從它所表達的內容看,應是代表大眾意識的語言。這樣的大眾語,才能為大眾所有,為大眾所需,為大眾所用。
②關於建設大眾語的前提一要明白大眾語與大眾生活的關係陳望道提出,建設大眾語,必須實際接近大眾,向大眾學習語言(《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二要弄清大眾語與白話文的關係。討論中,既反對在大眾語與“五四”以來的白話文或“國語”之間劃一等號,更反對把白話文同大眾語對立起來,而認為,建設大眾語,要對“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進行合理的揚棄,即吸收白話文中合乎大眾語需要的部分,排除白話文中不合乎大眾語需要的部分。
③關於大眾語提高的途徑。為了使大眾語更加豐富、精密,需要輸入一些外來語及歐化句法,起用一些古典語,擇取一些方言詞。這些純屬語言成分上的問題,與所要反對的語錄體、文言腔、洋腔之類語體風格上的問題不同。陳望道還提出“三路並進”,建立“普遍”的大眾語的路線。這“三路並進”是:方言土語“從下送上”,即從語言流入文字;文學科學等用語“從上迎下”,即從文字流入語言;中間由普及教育、語言教育等編定通用的語彙、語法“從橫通過”(《怎樣做到大眾語的‘普遍’》) [4] 

大眾語運動運動結果

最後,“大眾語運動”卻悄悄地退出了歷史舞台。這場未直接結出果實的運動,緊接着又被新的文化運動所替代,在這層意義上講,或許可以將其定義為失敗的。不可否認的是,它的出現是中國近代文化建設和發展的過渡,其歷史作用不可磨滅,並不像批評者們所説的那樣一無是處。這場運動發動的歷史背景有其特殊性,在那樣的歷史環境下,試圖去發動大眾開展一場語言文字的革命,建立大眾看得懂、聽得懂、寫得出、説得出的大眾語,是有一些空想的色彩。也就是説,它並沒有聯繫實際的社會條件做具體的分析。歷史在不斷向前,對於前人的實踐,後人應該總結和吸取,在此基礎上,更好地面向未來。因此,客觀地反思這場未果的大眾化運動就顯得尤其必要 [5] 
以陳望道等人發起和組織的“大眾語”論戰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1.徹底擊退了復辟文言的逆流,為白話文運動取得最後勝利的一役,此後在中國大地上再也翻不起文言復興的濁浪來了。2.為民族共同語言—普通話的建設和推廣進行了一次有值的探討。3.由“言文一致”討論的引申,為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以及漢語拼音的研究開拓了道路 [6] 
參考資料
  • 1.    曾曉潔著,現代漢語母語教育史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06,第72頁
  • 2.    曾曉潔著,現代漢語母語教育史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06,第73頁
  • 3.    謝瑜,思辨的力量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論文集 第2輯,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03,第55頁
  • 4.    劉宋斌. 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史第1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19
  • 5.    謝瑜,思辨的力量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論文集 第2輯,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03,第53頁
  • 6.    陳光磊,陳振新著,追望大道,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02,第95頁
  • 7.    陳光磊,陳振新著,追望大道,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02,第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