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

秦朝滅亡後，劉邦被項羽封為漢王，定都南鄭，據有巴、蜀、漢中之地，便以“漢”為國號，擊滅項羽並稱帝后依然沿襲。 ^[179]  根據五德終始的學説，西漢建國時，"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 ^[222]  。到了“太初改制” ^[223]  時期，“遂順黃德” ^[223]  。後來，王莽篡漢時期的“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 ^[224]  和赤伏符，又將漢朝改為了火德，故別稱“炎漢”或“炎劉”。 ^[180] 

漢高帝劉邦建立西漢，定都長安，又稱前漢； ^[5]  後世史學家不承認新莽和玄漢合法性，所以一般將其合併到漢朝歷史裏。漢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定都洛陽，又稱後漢 ^[6]  、中漢（相對蜀漢而言） ^[7-8]  ；西漢與東漢合稱兩漢，即為漢朝。三國時期，漢宗室劉備建立的政權仍以漢為國號，史稱蜀漢、季漢、西蜀。 ^[9] 

（圖冊參考資料 ^[192]  ）

劉邦是沛豐邑中陽里人，平時不參加農業勞動。早年到外黃縣跟隨張耳。喜歡劫富濟貧。到青年時代，秦始皇已統一中國，他當上了秦朝的泗水亭長，並與郡縣小吏關係非常密切。劉邦在生活上有失檢點，但他為人仗義，胸懷大志，待人寬厚，能孚眾望。 ^{[10-11]  [221]}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秦末農民起義爆發，劉邦亦於沛縣起兵響應，稱沛公。後加入項梁、項羽叔侄的反秦義軍。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十月，楚懷王遷都彭城，封劉邦為武安侯，任碭郡長。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劉邦從彭城（今江蘇徐州）率部出發攻入咸陽，秦王子嬰降，秦亡。 ^[11] 

漢元年（前206年），劉邦進入咸陽後。廢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深得民心。楚懷王曾與諸侯約定，先入咸陽者為關中王。項羽聽説劉邦已先行入關後，率四十萬諸侯聯軍進入函谷關，進駐鴻門（今陝西臨潼東），準備攻打劉邦。由於力量對比懸殊，劉邦親往項羽駐地謝罪，後在樊噲等人護衞下，從鴻門宴上機智脱險。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主持分封了十八諸侯，其中劉邦被封為漢王，領巴、蜀、漢中。由於分封不均，引起普遍不滿。齊國貴族田榮率先起兵反楚，天下再度出現諸侯混戰局面。 ^[199] 

五月，劉邦領兵出漢中，奪取關中，東向攻打楚國，楚漢戰爭爆發。戰爭初期，項羽佔據軍事優勢。劉邦知人善任，積極聯合反對項羽的力量，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逐漸扭轉不利局面。漢五年（前202年）正月，劉邦大敗項羽於垓下（今安徽靈璧東南），項羽退至烏江（今安徽和縣東北）自刎。楚漢戰爭結束，劉邦重新統一天下。二月初三日，劉邦即位於定陶氾水北岸 ^[200]  ，定國號為漢（史稱西漢、前漢） ^[201]  ，是為漢高帝。最初，劉邦暫居雒陽，後徙都長安 ^[202]  。 ^[199] 

（圖冊參考資料 ^[190]  ）

漢初各種制度基本沿襲秦制，略有增損。劉邦命丞相蕭何在《秦律》六篇的基礎上，增訂有關行政、民政方面的法律《興》《廄》《户》三篇，制定《九章律》。又命韓信申明軍法，叔孫通製作禮儀。中央集權專制政治體制進一步完善。 ^[199] 

漢初各種制度大體沿襲秦制，只有地方行政體制未像秦一樣採取徹底的郡縣制，而是實行郡縣與分封並行的體制，史稱“郡國並行制”。劉邦在統一戰爭前後，相繼分封功臣韓信、彭越、英布等為異姓諸侯王。異姓王佔據了關東的廣大疆域，擁兵自重，對朝廷和統一造成嚴重威脅。等到政權穩固後，劉邦以種種罪名取消他們的王爵，或貶或殺，改封劉氏宗親為王，訂立了“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12]  的“白馬之盟”。 ^[13]  至此，僅剩下國力最弱且地處邊遠的長沙國，存續至文帝時。 ^[199] 

自秦末以來的長期戰亂給漢初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百姓大量死亡流散，大城名都“户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物資極度匱乏，連皇帝都找不到四匹同樣顏色的馬駕車，將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車。物價飛漲，小米一石達到萬錢，馬一匹百金。這種情況下，漢初統治者不得不把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發展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劉邦即位當年，就推出一系列安撫措施：解散軍隊，賞賜復員戰士爵位，優先授予田宅，減免賦役；鼓勵流亡人口重新登記户籍；恢復戰爭期間自賣為奴婢的庶人身份；重申重農抑商政策，對商人加倍徵收算賦。漢九年（前198年），將六國舊貴族、豪傑十餘萬口遷到關中，以達到“強幹弱枝”的目的。 ^[199] 

漢初統治者認為“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是造成秦速亡的原因，因此將黃老“無為”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政策。劉邦約法省禁，節省用度，根據需要向百姓徵發賦役。 ^[199] 

此時，由於歷經多年動亂，國力較弱，而劉邦在攻打匈奴時，曾被匈奴冒頓單于圍困於白登，史稱白登之圍。從此以後，漢朝採用和親政策，以婚姻和財寶換取國家和平，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14] 

漢十二年（前195年）四月，劉邦去世，太子劉盈繼位，即漢惠帝。惠帝繼續奉行劉邦休養生息的政策，將田租從“十税一”減為“十五税一”，廢除挾書律，獎勵老悌、力田、鼓勵生育。蕭何去世後，曹參繼任丞相，沿襲前任的做法、無所變更，史稱“蕭規曹隨”。但在此期間，劉邦的妻子呂后有着很大的影響力。惠帝死後，呂后臨朝稱制。呂后雖重用呂氏，大封呂姓子弟為王、侯，誅殺劉氏宗室，但政治上仍然奉行無為方針、相繼廢除夷三族罪、妖言令，並放寬對商人的限制。惠、呂時期社會經濟穩步發展，達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203]  的效果。 ^{[15]  [199]} 

高後八年（前180年），呂后死後，劉氏宗室與大臣周勃等人合力消滅諸呂，眾臣迎立高帝之子代王劉恆為帝，即漢文帝。 ^{[16]  [199]} 

文帝躬行節儉，宮室、車服無所增益；重視農業生產，建立皇帝親耕藉田、皇后親桑禮儀制度，勸課農桑；減免賦税徭役，以減輕農民負擔。為了營造安定的發展環境，他對內、對外均採取忍讓懷柔政策，力圖避免戰爭。強調道德教化作用，相繼廢除收孥相坐律和誹謗妖言罪。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又廢除肉刑，代以笞刑，並將徒刑從無期刑改為有期刑。文帝在位二十餘年間，僅處理數百起案件，有“幾致刑措”的美譽。他還一度取消關卡檢查“傳”（通行證）的制度，以促進商品流通。文帝臨終前，下令薄葬，喪禮一切從簡。文帝逝世後，繼立的景帝劉啓繼續奉行輕徭薄賦政策，將“三十税一”的田租率作為定製，並將男子服正役的年齡從十七歲提高到二十歲，減輕答刑。 ^[199] 

此外，自漢高帝時受封的數位同姓諸侯王封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佔據半壁江山。漢中央直轄地只有關中附近十五郡。諸侯王宮室、百官一如中央，在封國內權力與皇帝無異。這給漢王朝的統一和穩定埋下巨大隱患。文帝時，相繼發生濟北王劉興居、淮南王劉長謀反事件。當時政論家賈誼形象地將漢朝比喻為患了“大腫”病的病人，若不及時治理，必然危及存亡，因此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重新分封齊國和淮南國時，用賈誼之策，將齊國一分為六，淮南國一分為三。景帝即位後，御史大夫晁錯建議削藩。他認為“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景帝三年（前154年），削奪楚王封地。削藩觸動諸侯王根基，於是吳王劉濞聯絡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打着“誅晁錯”的旗號，起兵反叛，史稱“七國之亂”。景帝誅殺晁錯，想以此換取七國罷兵，遭到拒絕。這反而堅定了景帝徹底平叛的決心。他派出太尉周亞夫，在三個月內平定叛亂。中元五年（前145年），景帝下令諸侯王不得治國，將任用王國官吏的權力收歸中央，降低官員級別，減省吏員，進一步削弱諸侯王勢力。 ^{[17]  [199]} 

文景時期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人口增加，出現了人給家足、國庫充實的繁榮景象。匈奴雖然幾次入寇中原，但大多數時間裏處於相對和平的狀態。漢朝方面則不斷積蓄國力，透過一系列措施來積極備戰。這一時期被史家稱為“文景之治”，是中國大一統王朝的第一個治世。 ^{[18]  [199]} 

後元三年（前141年）景帝死後，太子劉徹即位，是為漢武帝。武帝在位期間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鋭意進取，開疆拓土，奠定了漢朝強盛的局面。 ^[19] 

在政治上，武帝加強皇權，首創年號，採納主父偃的建議，施行推恩令，削弱了諸侯王的勢力，從此，諸侯王的勢力不再能夠對中央構成威脅；後又以諸侯獻上的黃金成色不純為由，取消了百餘位列侯的爵位，即史書上所稱的“酎金失侯”事件。經此二次事件後，中央集權得到了大大的加強。 ^[20] 

文化上，武帝廢除了漢朝以“黃老學説、無為而治”治國的思想，採納董仲舒的建議，開始重用儒術。儘管武帝兼用儒、法、道、陰陽、縱橫等各家人才，漢朝也一直採取集合霸道、王道的治國方針，但武帝對儒家的推崇，使儒家思想逐漸成為此後中國二千餘年的主流思想。 ^[20] 

軍事上，武帝積極對付匈奴。他大幅提高軍人的待遇，在巡視北方時，一次犒賞邊防軍就達100萬匹絲綢和200萬錢。這期間漢朝先後出現了衞青、霍去病等優秀將領，終於擊潰匈奴，修建外長城之光祿塞、居延塞，收復河套，並將河西納入版圖，促成“漠南無王庭”的局面；又先後吞併南越、閩越、夜郎國、滇國、衞滿朝鮮等國，遠征大宛降服西域諸國，使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強國。武帝時期，奠定了漢地範圍，也是漢朝走向強盛的重要時期。 ^[21] 

外交上，武帝兩次派張騫出使西域，並先後以公主劉細君、劉解憂和親烏孫，而達到了離間西域和匈奴，進而控制西域的目的，開通了長安到中亞的絲綢之路。此後，絲綢之路成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 ^[22] 

武帝的內外政策，在取得事業輝煌的同時，也給人民帶來沉重負擔。農民大量破產流亡，暴動不斷。武帝於是制定“沉命法”，規定太守以下官吏若不能及時發覺並鎮壓暴動，便處以死刑。徵和二年（前91年），太子劉據因被武帝使者江充誣陷為以巫蠱詛咒皇帝，憤而起兵殺死江充，後兵敗自殺，震盪朝野，史稱“巫蠱之禍”。次年，外戚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這一系列事件對年邁的武帝打擊很大，迫使他反思。他逐漸認識到自己舉措太煩，勞民傷財，是重蹈亡秦覆轍。徵和四年（前89年），武帝發表著名的“輪台詔”，宣佈不再窮兵黷武，申明今後要“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與民休息。 ^[217] 

為挽救經濟，武帝曾採取一系列政策，將鑄幣、鹽鐵收歸中央管理，加強農業生產，實行和糴法，開鑿白渠，並創立均輸、平準政策穩定物價，加強對經濟的控制。 ^[23] 

後元二年（前87年），武帝駕崩，年僅八歲的劉弗陵即位，是為漢昭帝。昭帝登基之初，由上官桀、金日磾、田千秋、桑弘羊和霍光五人共同輔政。但是在元鳳元年（前80年）的元鳳政變中，漢昭帝誅殺了上官桀等人，信任霍光。霍光獨掌大權，繼續輔佐昭帝治國。 ^[24] 

霍光在政治上仍然奉行武帝晚年制定的與民休息政策。流民陸續回鄉，田野逐漸墾闢，社會趨於穩定。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召開朝會，來自各地的賢良、文學猛烈抨擊武帝的經濟統制政策，與桑弘羊等大臣展開激烈辯論，史稱“鹽鐵會議”。會後，昭帝部分採納賢良、文學的建議，廢除榷酤官和關內鐵官。 ^[217] 

元平元年（前74年 ），二十一歲的昭帝病逝，霍光等先立昌邑王劉賀為帝。劉賀因行為放縱，在位僅二十七日便被霍光所廢 ^[25]  。霍光又迎立武帝曾孫劉詢即位，是為漢宣帝 ^[26]  。地節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開始親理政事。 ^[27]  霍氏一門飛揚跋扈，意圖謀反，後被一網打盡。 ^{[24]  [28]} 

宣帝是戾太子劉據之孫，在“巫蠱之禍”後流落民間，因此深知百姓疾苦，勵精圖治。他大力整頓吏治，慎重選擇地方官，“信賞必罰”，曾宣稱“與我共此（治理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使在位期間湧現了一批“上順公法，下順人情”的循吏 ^[219]  。宣帝還借公田來安置流民 ^[29]  ，時常派官吏巡查民生以此減免賦税賑濟受災百姓 ^[30]  ，又聽從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建議，設置常平倉供應邊塞軍需及平衡糧價 ^[31]  。並多次下詔扶助鰥、寡、孤、獨、高齡老人、貧困百姓等人羣 ^[32-34]  ；改革漕運政策，減省關東漕卒半數以上。宣帝統治時期，被譽為“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史稱“中興”。漢朝再度迎來盛世 ^[35]  。 ^[217] 

神爵二年（前60年），宣帝於西域烏壘城置西域都護府，漢廷政令得以頒行於西域。 ^[36]  宣帝時期，匈奴進一步衰落和分裂，南匈奴臣服於漢朝。 ^[37]  漢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北匈奴郅支單于被陳湯斬殺 ^[38]  。自此漢匈戰爭告一段落。 ^[39] 

黃龍元年十二月（前48年1月）宣帝死後，太子劉奭即位，是為漢元帝。元帝勤政節儉，但個性優柔寡斷，主張純用儒教治國。元帝不善知人，以致宦官石顯弄權，排擠、迫害士人官僚蕭望之等。由於疏忽吏治，政治上無所作為，使得豪強勢力發展迅速，社會矛盾激化，連元帝自己也承認當時社會“極亂耳” ^[218]  ，西漢開始走向衰落。 ^[217] 

竟寧元年（前33年）元帝死後，其子劉驁即位，為漢成帝。成帝軟弱無能，喜好女色，先後寵愛許皇后、班婕妤和趙氏姐妹（趙飛燕、趙合德），由於趙氏姐妹不能生育，成帝與其他妃嬪的子女均為趙飛燕姐妹殘害殺死，史稱“燕啄皇孫”。成帝怠忽朝政，信任皇太后王政君家族，為王氏外戚集團的興起提供了條件。帝舅王鳳等兄弟四人相繼任大司馬，把持朝政。綏和元年（前8年），成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設置官屬，更御史大夫名為大司空，與丞相併為三公。 ^{[40]  [217]} 

綏和二年（前7年），由於“酒色侵骨”，成帝暴斃在温柔鄉中，其侄劉欣即位，是為漢哀帝。哀帝親任祖母傅氏和母親丁氏家族，王氏失勢，王太皇太后的侄子王莽被免去大司馬職。當時政治黑暗，貴族官僚地主大肆兼併土地，社會分化嚴重。於是哀帝出台了限制佔有田地和奴婢的議案，但因遭到權貴的反對而被擱置。哀帝率先破壞限田制，一次就賞給嬖臣董賢兩千餘頃土地。在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神秘主義氾濫，讖緯學興起。當時民間盛傳漢朝歷運中衰，應接受“再受命”。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哀帝改元“太初元將元年”，自稱“陳聖劉太平皇帝”，兩個月後又宣佈廢除。 ^{[40]  [217]} 

元壽二年（前1年），哀帝去世，因沒有後嗣，王氏外戚立九歲的劉衎為帝，是為漢平帝。王莽復任大司馬，重新掌握朝政。王莽工於權謀，擅長矯情偽飾，籠絡人心，由此博得朝野上下讚譽。他把持朝政後，排除異已，培植黨羽，偽造符瑞，為代漢自立做準備。元始五年十二月（6年2月），平帝暴卒，王莽選立兩歲的宗室劉嬰為帝，號“孺子嬰”，自己效仿周公輔成王故事，以攝政名義稱“假皇帝”“攝皇帝”，改元居攝。居攝三年十二月（9年1月），王莽以符命為由，自立為帝，改元“始建國”，建國號“新”。西漢滅亡。 ^{[41]  [217]} 

王莽統治時期，試圖通過改革挽救危急，結果不但未能達到預期目標，反而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由於政策多迂通不合實情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不斷引起天下各貴族和平民的不滿。到了新莽天鳳四年（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四起，各地農民紛起，形成赤眉軍、綠林軍大規模的反抗。地皇四年（23年）二月，綠林軍擁立漢宗室劉玄，恢復“漢”國號，年號更始。王莽派大軍前往鎮壓。同年六月，綠林軍在昆陽之戰中以少勝多，大敗莽軍，給新莽政權致命一擊。十月，綠林軍攻破長安，王莽被殺，新朝滅亡。 ^{[42]  [217]} 

更始三年（25年），赤眉軍立劉盆子為帝，沿襲漢朝國號，建元建世，劉盆子即建世帝，隨後擊敗綠林軍。 ^[42]  同年六月，原本服從更始帝的漢宗親劉秀在鄗縣（今河北柏鄉）之南稱帝，沿用“漢”國號，年號建武，定都洛陽（今河南洛陽），史稱東漢或後漢。劉秀是為漢光武帝。 ^[43]  九月，赤眉軍攻入長安，殺死劉玄。 ^[220] 

建武三年（27年）春，光武帝攻滅赤眉軍。至建武十三年（37年），相繼平定隗囂、公孫述、盧芳等割據政權，實現全國統一。 ^[220] 

光武帝起於亂世，深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建武六年（30年），他裁併四百多個縣，裁減90%的地方官吏，節省了政府開支。同時裁撤郡都尉，歸併其職於太守。次年（31年），令郡國兵及臨時設置的軍吏復員回家。統一後“退功臣而進文吏”，希望止戈休兵，安定天下。 ^[220] 

光武帝主張以“柔道”治理天下，兩次下令減輕刑罰，赦免罪囚。六次下詔解放奴婢，三次下詔禁止虐殺奴婢。針對豪強地主隱匿土地、蔭庇户口的行為，他在建武十五年（39年）下令“度田”，清查全國墾田數量、户口、年齡。因為遭到豪強地主的武裝反抗，才被迫妥協，曲意安撫。 ^[220] 

自成帝建三公官後，丞相制逐漸演變為三公制。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年），改大司馬為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為司徒、司空。削弱三公權力，提高尚書枱地位，將尚書四曹增至六曹，協助皇帝決策。自此形成“雖置三公，事歸台閣”的局面，加強了君主專制。 ^[220] 

有鑑於西漢外戚專權的教訓，光武帝雖在經濟上優寵外戚，但不讓他們擔任要職，干預政事。對宗室王侯也嚴加控制。建武二十八年（52年），沛獻王劉輔犯法，光武帝命郡縣收捕諸王侯賓客，牽連處死者數千人。 ^[220] 

光武帝進一步加強儒學的統治地位。在建武五年（29年）統一戰爭還未結束，就着手建立太學。中元二年（57）修建明堂、靈台、辟雍。他大力表彰名節，矯正王莽以來士人官僚諂諛媚上的風氣，對東漢重名節觀念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但光武帝迷信讖緯，甚至一些軍國大事都用圖讖來決斷，這是其不足之處。 ^[220] 

總的來説，光武帝統治時期社會安定，出現“光武中興”的局面。 ^[44-45] 

光武帝去世後，繼立的明帝劉莊、章帝劉炟均勤於政事，富於才幹，文治武功都取得相當成就。對內，明帝致力完善國家禮儀制度，舉行大射禮、養老禮，並親自在辟雍講經。永平十二年（69年），命王景、王吳治理黃河，實現河、汴分流、解決了王莽以來黃河氾濫為害的問題，黃河從此安流八百餘年。章帝為政寬簡，減省刑罰，輕徭薄賦，倡行孝道。他曾在白虎觀廣召名儒，討論羣經異同，促進了今古文經學的融合。在邊疆問題上，永平十六年（73年），明帝遣竇固率軍攻伐北匈奴，大破呼衍王於天山並佔據伊吾 ^[46]  ，因此西域各國皆遣子入侍，第二年復置西域都護府 ^[47]  。然而不久焉耆、龜茲復叛攻陷西域都護府。章帝即位後，罷遣都護 ^[48]  。西南的哀牢國 ^[51]  於永平十二年（69年）內附中國，明帝於其地設永昌郡 ^[52]  ，初步奠定了對雲南的統治。

明、章兩帝共統治東漢三十一年（57年－88年），秉承光武帝遺規，史載“天下安平，百姓殷富” ^[53]  ，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220]  ，號稱“明章之治”。但章帝后期，外戚竇氏日益跋扈，揭開東漢後期戚宦之爭的序幕。 ^[49-50] 

章和二年（88年）二月，章帝駕崩，年僅十歲的漢和帝劉肇繼位，由竇太后臨朝稱制 ^[54]  。永元四年（92年）竇氏戚族的跋扈引起漢和帝的不滿，漢和帝聯合宦官鄭眾掃滅竇氏戚族，並重用鄭眾、蔡倫等人，故《後漢書》稱“中官用權，自（鄭）眾始焉“。 ^[57] 

漢和帝親政後勵精圖治 ^[58]  ，每日早起臨朝，深夜批閲奏章，從不荒怠政事，故有“勞謙有終”之稱。 ^[59]  任內多次下詔賑濟災民 ^[60]  、寬刑減賦 ^{[61]  [64]}  、安置流民 ^[62]  、招納賢士 ^[63]  。元興元年（105年），墾田面積達732萬多頃，在籍人口多達5325萬多人。 ^[65] 

自外戚竇憲在稽落山之戰、金微山之戰擊潰北匈奴 ^[66-67]  ，西域都護班超平定西域之後，西域都護府的疆域與西漢宣帝時期一致 ^{[56]  [68-69]  [109]}  ，而北方勢力已被掃平 ^[2]  ，鮮卑 ^{[70]  [71-73]}  、南匈奴 ^[74-75]  皆臣服於漢朝。東漢國力達到極盛進入全盛時期。 ^[1] 

元興元年（105年）冬，年僅二十七歲的和帝病逝。 ^[77]  出生僅百日的少子劉隆即位，是為殤帝。 ^[78]  殤帝在位八個月後離世，又迎立章帝之孫劉祜為帝，是為漢安帝，由太后鄧綏臨朝聽政。鄧太后勤儉節約、任用賢良，帶領東漢度過“水旱十年”的艱難局面，最終使得天下太平，豐年如故 ^[181]  。同時對外戚有所限制，但對宦官勢力有所縱容。 ^[79] 

建光元年（121年），鄧太后逝世，安帝親政，族滅鄧氏戚族 ^[80]  。安帝依賴外戚宋氏和閻氏以及宦官的力量，寵信奸臣，肆意妄為，朝政日益腐敗。延光四年（125年），安帝在南巡途中死於葉城。外戚閻氏秘不發喪，擁立漢章帝之孫濟北王劉壽之子劉懿，史稱漢前少帝， ^[81]  但在位僅二百餘日就病死了。 ^[82] 

少帝死後，閻氏家族密謀再立傀儡，但被中常侍孫程擊破，閻氏家族被誅殺。 ^[83]  孫程迎立濟陰王劉保，是為漢順帝。在順帝執政早期，宦官勢力膨脹，卻引發社會各界的反彈。陽嘉元年（132年），貴人梁妠立為皇后，從此梁氏外戚勢力開始崛起，梁妠的兄弟梁冀被任命為大將軍。漢安二年（143年）八月，順帝病逝，太子劉炳即位，年僅兩歲，由梁太后執政。永嘉元年（145年），衝帝駕崩，年僅三歲。 ^[79] 

正月二十五日，梁冀擁立章帝玄孫劉纘即位，是為漢質帝。質帝非常聰穎，稱梁冀為“跋扈將軍”，因此質帝不久就被殺害，年僅八歲 ^[84]  。漢章帝曾孫劉志即位，是為漢桓帝。桓帝年少，因此繼續由梁太后臨朝執政。桓帝即位之初，梁冀勢力龐大，其殘害忠良，公飽私囊，無惡不作。桓帝對他暗中也頗為不滿，延熹二年（159年）八月，桓帝與宦官謀劃，派兵士包圍梁宅，梁冀與妻子雙雙自殺，梁氏外戚勢力土崩瓦解。後宦官成為新的權力中心，單超被封為新豐侯，後又封為車騎將軍；左悺、唐衡遷中常侍，分別封上蔡侯、汝陽侯，徐璜封武原侯，具瑗封東武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

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漢桓帝駕崩，無子嗣，由河間王劉開曾孫劉宏繼位，是為漢靈帝，引發了以竇太后、竇武為首的外戚勢力和以曹節、王甫為首的宦官勢力的激烈權力鬥爭。建寧元年（168年）九月，宦官發動政變，殺竇武及太傅陳蕃等，外戚勢力被削弱。宦官則在同年製造第二次黨錮之禍。而靈帝本人驕奢淫逸，為填補財政公開賣官鬻爵，朝政腐敗到了極點。光和七年（184年），黃巾起義爆發，雖然不久後叛亂便被平定，但漢廷經此一役，國力已經大減。且中央政府為順利平叛，又將軍權下放給各地州官。各地豪強大族從此開始慢慢擁兵自重，加以其原本已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最終演變成漢末眾豪強軍閥割據一方、羣雄逐鹿的局面。 ^[85] 

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後，其子劉辯繼位，史稱少帝，靈帝皇后何氏為太后，一切政事取決於臨朝稱制的母后和握有兵權的大將軍何進手中。 ^[86]  不久後，何進在和宦官的火併中相繼覆滅，戚宦之爭至此結束。

涼州軍閥董卓因為立下了救駕大功而迅速掌權，此後擅行廢立，廢劉辯為弘農王，改立陳留王劉協，是為漢獻帝 ^[87]  。此舉激化了漢朝官僚內部矛盾。 ^[88]  初平元年（190年），各地州郡官僚開始討伐董卓。從此，漢廷的中央集權制度崩潰。從此，軍閥四起，天下大亂。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部將呂布誅殺，軍閥割據完全表面化，逐漸形成了把持中央的曹操；位於河北的袁紹；位於淮南的袁術；位於江東的孫權；位於荊州的劉表；位於益州的劉璋等勢力。其中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漢朝丞相的名義討伐各路軍閥，在官渡之戰中消滅了袁紹軍的主力，同時架空漢室權力，漢獻帝此時已是有名無實的統治者。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赤壁之戰中被孫劉聯軍擊敗。天下三分之勢逐漸形成。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死後，其子曹丕襲位魏王，十月逼迫獻帝讓位，改國號為魏，東漢滅亡。章武元年（221年），劉備在蜀地宣佈繼承漢朝法統，建立了沿用漢國號的政權，史稱蜀漢。

秦末以來中原戰亂不休，致使河套為匈奴所據，匈奴以今寧夏固原、陝西榆林、山西左雲至大同一線與漢朝分界；趙佗建立割據嶺南的南越國，閩越、黔中等地也相繼獨立，西南地區隨着秦朝的解體，已經在雲貴高原設置的行政機構也撤到四川盆地。到漢武帝時期，經過近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恢復秦朝疆域，進一步對外開拓的條件已經成熟 ^[89]  。漢武帝即位後，向北先後派衞青、霍去病出擊匈奴，收復河套 ^[90]  ，佔領河西走廊，並設置河西四郡 ^{[91]  [92-93]}  。後又修建外長城之光祿塞、居延塞 ^[98]  ，將北疆推進至戈壁沙漠一帶；向南平定南越 ^[94]  ，控制海南島（漢元帝時失去控制 ^[102]  ），又開拓西南夷之地 ^[95-96]  ；向東北滅亡衞滿朝鮮，設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 ^[97]  ；西北則置西域都護府 ^[99]  ，轄地包括今新疆及巴爾喀什湖以南的部分地區，將西域納入版圖。 ^[215] 

總的來説，西漢的疆域極其廣闊，東抵日本海和黃海，東至朝鮮半島中北部，北逾陰山，西至中亞地區，西南至雲南的高黎貢山和哀牢山，南面達今越南中部與南海 ^[215]  。有學者根據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213]  ，推算西漢時期漢朝的疆域面積約為568萬km² ^[212]  。

西漢末年國勢漸衰，疆界被迫內收，到東漢建立以後疆域略有變化。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棄嶺東地 ^[101]  。光武帝末期，南匈奴、烏桓相繼內附 ^{[105]  [107]}  ，漢廷設匈奴中郎將、護烏桓校尉分別監護 ^{[76]  [106]}  ；西南方面，哀牢內附，以其地置永昌郡 ^[108]  ，西南方向擴充至今緬甸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帶 ^[215]  。

漢和帝永元年間，東漢疆域達到極盛。當時漢軍徹底擊敗北匈奴 ^[55]  ，北方勢力被掃空 ^[2]  ，而鮮卑 ^{[70]  [71-73]}  、南匈奴 ^[74-75]  皆臣服於漢朝。永元六年（94年），西域平定，西境抵海濱 ^{[56]  [68-69]}  。其版圖南至交州日南象林縣（今越南中部），北括護烏桓校尉府 ^{[71]  [76]}  ，西含葱嶺以西烏孫、大宛 ^{[56]  [68-69]  [109]}  ，東及樂浪郡的遼闊疆域 ^[2]  。有學者根據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214]  ，推算東漢時期漢朝的疆域面積約為492萬km² ^[212]  。

和帝死後，西域發生動亂，直至漢順帝永建二年（127年）時才得到平定，但烏孫及葱嶺以西諸國已脱離漢廷的控制，自此“三絕三通”而終 ^[110]  。象林縣於永和二年（137年）被林邑割據獨立 ^[103-104]  。東漢末年，漢廷放棄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並將盤踞於河東的南匈奴分為五部，各設漢官司馬兼領之 ^[111]  。

西漢建都於長安（今陝西西安），東漢建都雒陽（今河南洛陽）。 ^[216] 

漢初，在地方施行郡國並行制。最初，劉邦封異姓王七人，後他逐步翦除大部分異姓王，僅留長沙王吳芮。同時大封同姓諸侯，這些王國“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譖於天子”。地方王國勢力的強大導致中央政府所實際控制的區域萎縮。 ^[112]  呂后時期，增加外戚諸侯王。到文帝時期又紛紛剷除，增加劉氏諸侯王。但是地方王國勢力的膨脹已經對中央政府構成嚴重威脅。 ^[183]  文帝接受賈誼的建議，用分地的方法削弱諸侯的勢力。景帝即位後採納晁錯的建議，直接縮減王國的封地，引發諸侯王的強烈反彈，導致七國之亂爆發，但未幾就宣告失敗。景帝藉此縮小各王國的轄地。 ^[184]  武帝時期則採納主父偃的建議，推行推恩令，規定諸侯王位由嫡子即位，而餘子皆分一縣或一鄉的土地，又進行“酎金奪爵”。因此王國不斷縮小，漢郡不斷擴大，加上邊郡的開擴，漢朝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日益加強。 ^[185]  同時，政府將大量面積較大郡予以分割。到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國有103郡，1314縣，32個道，241個侯國。 ^[186] 

州作為行政區，在漢武帝時萌芽，到東漢末年正式成型。自元封五年（前106年），始在郡之上設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個行部管轄若干郡（國）。但此時的行部是監察區，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區 ^[113]  。東漢末年，地方多事。中平五年（188年），漢靈帝選重臣出任刺史，稱州牧，掌一州軍民 ^[113]  。州從監察區變為行政區。至此，中國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縣兩級制度變為州郡縣三級制 ^[113]  。十三個州為：司隸（治洛陽）、徐州（治邳縣）、青州（治臨淄）、豫州（治譙縣）、冀州（治高邑）、幷州（治晉陽）、幽州（治薊縣）、兗州（治昌邑）、涼州（治隴縣）、益州（治雒縣）、荊州（治漢壽）、揚州（治歷陽）和交州（治龍編） ^[113]  。興平元年（194年），又分雍州。則至漢亡，全國有十四州。

“漢承秦制”，在官制上實行三公九卿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稱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長；太尉管軍事，是武官首長；御史大夫掌監察，輔助丞相掌管政治事物。而在漢朝，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必須做御史大夫後才能做丞相。而在御史大夫之下，還設有御史中丞，掌管宮內事務。 ^[114]  太尉雖與丞相尊位相等，實際除卻軍事外，不預聞任何政事。 ^[115]  九卿則是太常（掌祭祀鬼神）、光祿勳（掌門房）、衞尉（掌衞兵）、太僕（掌車馬）、廷尉（掌法律）、大鴻臚（掌禮賓）、宗正（掌皇家族譜）、大司農（掌全國經濟）、少府（掌皇室財政）。 ^[114]  漢武帝時期，為了鞏固皇權，皇權開始大幅膨脹，尚書令的地位大幅抬升。漢武帝將身邊重臣如嚴安、主父偃、朱買臣等為郎加以侍中，與尚書令共議軍國大事，組成中朝（又稱內朝）。原以丞相為首的三公九卿組成外朝。 ^[116]  東漢時，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後省大司馬，又置太尉，與司徒、司空為三公。漢獻帝時，又設大司馬，位在三公之上。

漢朝的選官制度是察舉制，以地方推薦為主，考試為輔，考試與推薦相輔而行。推薦過後是還要經過考試複核；複核合格後才能量才錄用。無論是特舉賢良方正，還是歲舉孝廉、茂才（西漢時稱秀才，東漢避光武帝名諱改為茂才），均須經過中央複試。武帝時期設置太學，是中國古代第一所公辦學校，專門培養才學之士。 ^[187] 

東漢時期，為糾正察舉薦人之濫，開始注重考試，形成察舉與考試相結合的選士制度，而且考試成份日益增加。在推薦基礎上加強考試，這是漢代察舉制發展的新趨勢。薦舉為主，考試為輔，是兩漢察舉制的基本特點。

秦末漢初，由於長期戰亂導致人口鋭減，西漢建立時人口僅剩1300萬 ^[117]  ，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至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國人口約有3600萬，漢武帝后期因繁重徭役導致户口鋭減，至於史書中的”户口減半“是因民眾不堪重負逃税導致人口登記不實以致 ^[118]  ，漢昭帝、漢宣帝相繼息兵養民，到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達5000萬左右 ^[117]  。元始二年（2年）西漢在籍人口達59594978人，墾田8270536頃，為兩漢之最。 ^[119]  學者考慮到未納入統計的隱户及外族，因此認為西漢末人口應有6300萬。 ^[4] 

由於中國歷史早期農業發展集中在黃河流域，故西漢人口密度分佈極不均勻。以淮河、秦嶺為界，北方人口約八成，南方人口不足兩成。人口數超過500萬的司、豫、冀、兗、青、徐五州均位於黃河中下游地帶，這五州的人口總數佔全國的55%。首都長安周圍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 ^[120]  。人口數量在200萬以下的有交、涼、並、朔方四州。揚、荊、益三州的主要人口分佈在成都平原、南陽盆地、太湖平原和寧紹平原。

新莽末年爆發綠林起義導致人口鋭減 ^[121]  ，東漢建立後人口開始恢復。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全國有户4279634，口21007820；漢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全國有户5860573，口34125021；漢章帝章和二年（88年）全國有户7456784，口43356367；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全國有户9237112，口53256229，墾田面積達7320170，為東漢之最。 ^[65]  至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全國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為官方統計的人口峯值。 ^[122]  不過古今學者考慮到當時被豪強地主霸佔或蔭庇的大批徒附、宗族、賓客、部曲、奴僕等人羣以及遷居漢地的匈奴、羌族、氐族等大多未納入户口統計 ^[123]  ，故認為東漢人口峯值達6500萬 ^{[4]  [124]}  。

東漢的人口分佈又有變化。中原人口為躲避戰火向長江流域遷徙，南方人口升至全國四成。口數超過500萬的有豫、荊、揚、益四州。荊益兩州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揚州人口也增加了四分之一。南方人口增長的同時，北方大部分郡國人口減少。之後經過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到三國初僅餘2224萬至2361萬人左右，僅有東漢人口峯值的40%。 ^{[4]  [125]} 

此外，雲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簡牘中還出現“滇國”“滇相”“滇丞”“滇廷”等記述，表明漢朝設立了滇相等官員治理滇國。簡牘中有多塊户版，表明漢朝已在益州郡推行編户齊民的户籍制度。 ^[178] 

漢代農業技術大幅度提高，東漢早期出現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漢朝的土地所有制與秦朝相同，土地私有，並可自由買賣。土地所有者須向國家耕地税，耕地税率為畝產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為算賦和口賦。算賦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歲的男女每年每人納一百二十錢（一算）。口賦是兒童税，七至十四歲的兒童每年每人納二十錢。文景時期，在晁錯的建議下，改行貴粟政策，國家存糧進一步大漲，經濟發展。

漢元帝時期，土地集中日益嚴重，自耕農大量破產，淪為佃農，豪強莊園勢力日益強大。東漢後期，這一現象更甚。漢朝時期，鐵農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產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槓 ^[126]  。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區田法相繼誕生 ^[127]  。國家注重興修水利，尤以關中地區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國渠、六輔渠、白渠等。東漢時期，出現了翻車和渴烏等水利工具 ^[128]  ，增加了農業生產效率 ^[127]  。

西漢成帝時有《氾勝之書》，此書對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經驗和操作技術進行了總結，它記載了區田法搜種法、耕田法，對選擇播種日期、種子處理、操作技術都有全面記載。雖然此書早佚，但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保存了不少有關史料。《氾勝之書》對漢代及後來的農業生產起了積極作用。

漢代也是中國最早發明瓷器燒造的時代。

兩漢時期，中國的冶煉技術也有長足的發展和進步。西漢早期，冶鐵業分國營（中央政府）、官營（地方經營）和民營三種類型 ^[129]  。當時著名冶鐵家有卓王孫、南陽孔氏等。漢武大帝於元狩三年收冶鐵為國營，對國家財政較有利，但民間卻鮮有私人冶鐵業了。之後一直沒有改變此政策 ^[129]  。到了東漢，冶鐵業由社會自營，加上水排的發明，冶鐵業更加發達。鑄錢技術成熟，如三銖錢、五銖錢等貨幣。

漢朝的紡織業亦有國營與民營之分，民間著名紡織業者有陳寶光等。到東漢時期，蠶桑養殖在長江和嶺南等地開始推廣 ^[129]  。

這個時期還發明瞭蒸餾法、水力磨坊、現代馬軛和肚帶的原型、漆器、用於冶金的往復式活塞風箱、出現於漢末的獨輪車、水車和吊橋。造船已經採用了防水隔艙、多重桅和船尾柱舵，並且開始使用羅盤。

彩繪工藝獨特，如馬王堆所出土的帛書彩繪，各種生活用品齊全，如有“漢代魔鏡”之稱的銅鏡，煮鹽技術也不斷提高，兩漢出現了蒸餾酒，釀酒水平大幅提高。

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至西漢時進入一個高峯。 ^[196]  西漢早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時期，在貴粟政策下，商人競買爵位，擴大貿易領域，促進了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其地位得以提高。 ^[130]  全國以商業發達的大都市為中心，形成若干個經濟區域。這些大都市均分佈在交通幹線上。首都長安人口達二十四萬人，有東、西九市，繁榮富庶。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被稱作“五都”。北方的薊（今北京）、長江三角洲的吳（今江蘇蘇州）、珠江三角洲的番禺（今廣東廣州）也是重要的商業中心。東漢時洛陽取代長安成為最大的商業都會。交通幹線上驛傳羅布，車馬轉輸，往來不絕。南方地區主要依靠水路運輸。當時的造船技術十分先進，已可建造裝載數十輛車的大船和設有多層的樓船。 ^[196] 

當時商業門類繁多，高利貸也成為重要行業，稱作“子錢家”。市場上商品豐富，從食品、布帛到牲畜、木材、銅鐵器等無所不有。奴隸也被當作商品在市場上出賣。除了固定的市場外，集市貿易是鄉村交易的重要形式。 ^[196] 

西漢中期以後，對外貿易逐漸發達，建立了自河西走廊通往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絲綢之路”，主要出口絲織品，進口貂皮等毛織物以及香料、珠寶等。番禺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海上絲綢之路”開始形成。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商人到達日南郡（治今越南廣治）邊境，以大秦王安敦的名義進貢特產。東漢時期貨幣的流通少於西漢，特別是黃金大量減少，人們常用縑帛和穀物進行貿易，自然經濟的色彩較西漢時濃厚。 ^[196] 

兩漢時期文化科學異常活躍，對外交流意義重大。漢朝進一步奠定了漢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漢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為當時和日後的中原王朝以及東亞地區的社會主流文化。到現今，“漢人”仍為多數中國人的自稱，而華夏族逐漸被稱為“漢族”，華夏文字亦被定名為“漢字”，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中國幾千年的統治思想，並且最早開始在京師長安設太學，並且開始儒學中的經學，東漢光武帝時期太學生一度多達三萬。漢代是中國歷史上科技與文化非常輝煌的一個時期。國家也非常重視教育和學識。東漢桓帝時，僅太學生就號稱有3萬人。

漢朝最早使用年號，建元為第一個年號。漢初根據五德終始説，定正朔為水德，漢武帝時，又改正朔為土德，直到王莽篡漢建立新朝，方才採用劉向、劉歆父子的説法，認為漢屬於火德。光武中興後，這一説法得到正式承認，從此確立東漢正朔為火德， ^[131]  東漢及以後的史書如《漢書》《三國志》等皆採用這種説法 ^[132-133]  ，因此漢代亦被稱為“炎漢”。又因漢朝皇帝姓劉而稱“劉漢”。 ^[134] 

漢代在立國時用無為而治之法，文景時期，又用黃老思想為主 ^[138]  ，並輔以儒家和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不僅強調無為，還注重禮與德的作用，既承認法律的重要性，又堅持約法省簡，務在安民 ^[139]  。而從漢武帝之後，統治者又確立儒家思想成為了正統思想，並輔之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輔”，即先用德禮教化，教化無效再施之以刑罰。這種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成為漢武大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

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漢宣帝曾有名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便是這種思想的精闢闡述。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所毀壞的很多文獻書籍 ^[137]  ，通過漢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和發掘記錄得以重現，包括五經當中的《古文尚書》，也是這時候發掘整理出來的。漢武大帝採納董仲舒、公孫弘等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經學成為學術主流。

宣帝時期，在太學中立學官的，《易》有三家，《書》有三家，《詩》有三家，《禮》有一家，《春秋》有兩家，共十二博士。東漢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東漢晚期，古文經學走向發達，今文經學日益衰微 ^{[136]  [137]}  。

獨尊儒術加強和鞏固了漢王朝的封建中央集權政治，有利於社會穩定、國家的團結和統一，增強了民眾的凝聚力，對促進西漢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科技的發展和繁榮亦起了很在大的作用。由於尊儒，使得儒士得到重用和培養，儒士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對於封建的文化教育事業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同時，董氏的大一統德政、重民、任賢等思想主張，適應了當時封建社會發展，有其積極意義。

漢代史學取得輝煌成就，出現了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和東漢班固的《漢書》兩部史學鉅著。 ^[196] 

司馬遷繼其父司馬談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開始撰修《史記》。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敗降匈奴，司馬遷為其辯護，被處以腐刑。他發憤著書，立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最終撰成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史記》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130卷、52萬餘字。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帝，內容涉及社會各方面、不虛美、不隱惡，不受正統思想的束縛，真實、生動地再現了兩千五六百年的歷史，被譽為“實錄”。它集編年、記事之長，開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新體例，為以後歷代正史所遵循。 ^[196] 

東漢的班固在其父班彪所作《後傳》65篇基礎上，花二十餘年時間編撰《漢書》。班固因事下獄而死後，由其妹班昭續寫八表，馬續補寫《天文志》，合計100篇。《漢書》體例基本因襲《史記》而略有更改，不列世家，書改為志，並創《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文贍而事詳，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但其歷史觀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故論斷是非與司馬遷多有不同。 ^[196] 

東漢時還有官修當代史《東觀漢記》143卷，是後代史家撰寫《後漢書》的重要依據，現僅存輯本24卷。此外，趙曄的《吳越春秋》和佚名所著《越絕書》開創了後代地方史志的先河。東漢末年，荀悦把班固《漢書》縮編為編年體《漢紀》30卷。 ^[196]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漢代的作家所開創的史學標準，直到18世紀都一直領先於世界。 ^[135] 

漢代文學主要有漢賦、散文、樂府詩三種形式。 ^[196] 

漢朝部分文賦作家(2張)

賦從戰國時期的騷體演變而來，介於韻文和散文之間，漢代開始流行。西漢早期賦以賈誼《吊屈原賦》、《鵩鳥賦》為代表，多借物抒懷，文詞樸實。漢武帝時出現了許多著名賦家，形成氣勢恢宏、意象迷離、辭藻華麗的大賦，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大賦一直盛行至東漢，王莽時期的揚雄，東漢的班固、張衡等均創作有著名的大賦作品。大賦過於追求文字雕琢、辭藻堆砌，內容多描寫帝王、都市、宮殿、苑囿，思想內容貧乏，揚雄慨嘆作賦是“童子雕蟲篆刻”。東漢後期出現了抒情寫物的小賦，擺脱了大賦的鋪張刻板，格調清新，但仍缺乏旺盛的生命力。 ^[196] 

漢代散文以書策最為知名。西漢前期賈誼的《過秦論》《治安策》和晁錯的《論貴粟疏》等政論文，文辭慷慨，剖析深刻，文采動人，對後代散文產生了深遠影響。司馬遷的《史記》以敍事生動、感情真摯、論理精闢，成為漢代散文的典範。 ^[196] 

漢廷掌管音樂的機構稱樂府，其職責之一是從民間採集民歌，進行加工配樂，稱作樂府詩。漢武帝時樂府詩開始繁榮。樂府詩大多出自民間，內容豐富，情感真實動人，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建安年間的《孔雀東南飛》是漢代樂府詩的代表作。在樂府詩的影響下，東漢時出現了五言詩，如《古詩十九首》詩句平易動人，意境雋永，可與樂府詩相媲美。 ^[196]  後世的《樂府詩集》《玉台新詠》也蒐集了不少漢代樂府詩。

漢代繪畫藝術趨於成熟。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畫代表了漢代繪畫的最高水平。帛畫長205釐米，分上、中、下三欄，分別表現天上、人間、地下情景，將想象與現實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筆法細膩，色彩絢爛。 ^[196] 

漢代的部分出土帛畫(3張)

漢代還流行在宮殿、邸舍、祠堂、墓室等建築上繪製壁畫，題材以人物故事為主，此外還“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包羅萬象。 ^[196] 

朝廷少府屬官黃門令下設有專門的畫工，西漢著名的畫工有毛延壽、陳敞等。東漢畫工種類更多，和帝鄧皇后詔令中曾提到畫工39種。 ^[196] 

（圖冊參考資料 ^[198]  ）

石刻、磚刻畫像是漢代典型的雕刻藝術形式。漢代墓葬中發現了大量石刻、磚刻壁畫。稱為畫像石或畫像磚，在北方和四川等地均有出土，以山東嘉祥武梁祠、肥城孝堂山祠的畫像石最為知名。其題材主要有狩獵、宴飲、樂舞、戰爭等現實生活內容和歷史故事。構圖複雜精美，線條剛勁有力。 ^[196] 

漢代的立體雕刻藝術也很可觀。陝西興平霍去病墓前的石獸羣，利用石材的天然形態加工而成，古樸豪放。其中的馬踏飛燕像，形態逼真。東漢的雕刻技術更為成熟，山東濟南無影山漢墓出土加彩樂舞雜伎俑羣、四川雅安高頤墓前的石獸，姿態靈動。 ^[196] 

漢代時期，隸書亦漸漸取代小篆成為主要書寫字體，而隸書的出現則奠定了現代漢字字形結構的基礎，成為古今文字的分水嶺。這一時期，還出現了標點符號的雛形。 ^[136] 

佛教最早傳入中國大約是西漢時期。歷史上有“伊存授經”、“永平求法”等説法。“伊存授經”是西域來的外交官應邀向西漢末年的上層社會傳授佛經。“永平求法”是東漢初年，漢明帝派員西行求法。白馬寺是中國第一間佛寺 ^[140]  。中國第一部漢譯佛教經典是在白馬寺譯出的《四十二章經》。

張道陵創立道教也是這一時期影響中國的大事，張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淵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 ^[177]  東漢末年，道教分為兩大流派，一支為太平道； ^[141]  另外一支為天師道，亦稱為五斗米道 ^[142]  （張道陵創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內部還有一個大支派，以于吉為教主，在長江下游地區傳播 ^[142]  。

紙發明以前，中國古代的書寫材料主要為竹簡、木牘和縑帛。簡牘笨重，縑帛價貴，都不適宜大規模製造和使用。西漢時已經出現植物纖維紙，但因技術不成熟，未能廣泛應用於書寫。東漢和帝時，宦官蔡倫改進造紙術，利用樹皮、麻頭、破布等廉價材料，製造出高質量的紙，適於書寫，宜於推廣，被稱為“蔡侯紙”。中國的造紙術後來逐步傳入朝鮮、日本和中亞各國，又經阿拉伯傳入歐洲，為世界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208] 

漢代天文學較為發達。《史記·天官書》詳細記載了二十八星宿的名字和位置。當時人已能通過星辰運行準確推算出二十四節氣，並保留下來對日食和太陽黑子的觀測記錄。東漢的張衡在天文學方面成就最大。他改進渾天儀，將齒輪與漏壺相連，觀測星宿出沒；發明候風地動儀，測定地震方位，被譽為“製作侔造化” ^[207]  。他著有《靈憲》一書，闡釋天體演化原理。當時對天體的認識主要有“蓋天説”和“渾天説”。張衡力主渾天説。 ^[208] 

天文學的發展推動了曆法的改進。秦和漢初沿用“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由於年代久遠，漢時已與時令不合。太初元年（前104年），漢武帝命司馬遷與鄧平、唐都、落下閎等人，作“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太初曆是中國第一部記載完整的歷法。東漢章帝元和二年（85年），又改用更為精密的“四分曆”。 ^[208] 

漢代的算學在《周髀算經》的基礎上又有很大發展（一説《周髀算經》是前1世紀漢代的作品）。張家山漢墓出土的呂后時期的《算數書》，奠定了《九章算術》的基礎。《九章算術》是對戰國、秦、漢古代社會創立並鞏固時期數學發展的總結，列有分數四則運算、今有術（西方稱三率法）、開平方與開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數值解法）、盈不足術（西方稱雙設法）、各種面積和體積公式、線性方程組解法、正負數運算的加減法則、勾股形解法等籌算方法，形成了一個以籌算為中心、與古希臘數學完全不同的獨立體系。 ^[145]  它的成書標誌着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的形成。在世界數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208] 

漢代是中醫學的奠基時期，出現了數種中醫學著作，成為後世中醫學的基本文獻。《黃帝內經》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醫書，包括《素問》《靈樞》兩部分。《素問》闡述生理病理現象和治療原則，《靈樞》記述針刺法。東漢成書的《神農本草經》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藥物學專著，收錄了365種藥物。 ^[208] 

西漢名醫淳于意善於診病，《史記》記載了他診治二十餘例病人的情況，是中國最早的病案。 ^[208] 

東漢末年，張仲景博採眾方撰寫《傷寒雜病論》，後人析分為專門診治傷寒病的《傷寒論》和診治諸種雜病的《金匱要略》兩部。張仲景被後世譽為“醫聖” ^[208]  。華佗發明麻沸散用於外科手術，是世界上最早採用全身麻醉的醫生 ^[143-144]  。此外，血液循環也是首先在此時發現。

漢代軍隊編制為伍長、什長、都伯、百人將、牙門將、騎督、部曲督、別部司馬（軍司馬）、都尉（騎都尉）、校尉（但五校幾乎成清貴武職，偏文）、中郎將（五官、左、右、虎賁中郎將類同五校）、裨將軍、偏將軍、雜號將軍（裨將軍、偏將軍為雜號將軍之末，與兩字將軍地位有別）、四鎮、前後左右將軍、四徵將軍（徵東、徵西、徵北、徵南）、衞將軍、車騎將軍、驃騎將軍、大將軍。

漢朝早期實行徵兵制，男子二十三歲起至五十六歲之間，服役兩年。一年保衞京師，名為正卒；另一年戍守邊郡，叫做戍卒。正卒分為兩支，一支為南軍，守衞宮城；另一支為北軍，保衞首都其他地區。

漢朝建立之初，漠北的匈奴由冒頓單于統治，國力強盛，多次侵犯邊境。漢七年（前200年）冬，劉邦親率大軍北上，匈奴軍隊佯裝後退，漢軍則迅速北進到平城白登山。卻在白登被冒頓單于的四十萬精鋭騎兵包圍。劉邦與漢軍被包圍七天七夜。最後劉邦賄賂匈奴閼氏才得以逃出重圍 ^[91]  。由於長年戰亂，國家初定，經濟殘破，漢朝採取和親政策力求與匈奴暫時維持和平。 ^[116] 

兩漢與匈奴的歷次戰爭(2張)

到了景帝時期，漢朝一方面繼續和親，另外也在邊境進行屯田移民，在國內則實行復馬令來增加馬匹，加強士卒訓練並大量製造兵器，這些都是預備反抗的準備 ^[116]  。漢武帝統治時期，以衞青、霍去病為首的將領對匈奴進行三次大規模戰爭，漢朝得以收復河套並佔據河西走廊，切斷了匈奴與西羌的關係 ^[151]  ，為漢與西域之間開闢通道，而匈奴則北徙漠北，匈奴帝國從此逐漸走向衰亡，匈奴威脅基本解除。 ^[151] 

後來，在漢匈大戰中戰敗的匈奴分裂，其中一部首領呼韓邪單于主動要求與漢稱臣，漢元帝以王昭君嫁與呼韓邪單于，是為昭君出塞，北匈奴單于被陳湯於康居斬殺，陳湯上疏稱“敢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到了東漢時期，實力大損的匈奴由於天災和內亂又被分為南、北匈奴兩部。其中南匈奴立呼韓邪之孫比為單于，與漢朝關係友好 ^[152]  。北匈奴立蒲奴為單于，在漢明帝時期一度侵擾漢朝邊境，後被擊退。章和元年，北匈奴為鮮卑所破，單于被殺，其中五十八部降漢。章和二年（88年），漢車騎將軍竇憲大破北匈奴，北單于遁逃，竇憲在燕然山刻石紀功而還。 ^[55]  此後，北匈奴退出漠北，被迫向西遷徙。 ^{[151]  [153]} 

（圖冊參考資料 ^[191]  ）

鮮卑、烏桓活動在匈奴以東的地區。 ^[215] 

烏桓被匈奴打敗，遷至西拉木倫河以北地區。西漢擊敗匈奴，遷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的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灤河上游地區，令其為漢朝打探匈奴的動靜。東漢初年，烏桓遷居今遼寧大淩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的中北部，西抵今內蒙古伊克昭盟一帶，以後與其他民族逐漸融合。 ^[215] 

鮮卑分為東部鮮卑與拓跋鮮卑。東部鮮卑原居鮮卑山（今內蒙古科爾沁旗西哈古勒河地區）。漢武帝時烏桓附漢，鮮卑隨之西遷至西拉木倫河流域。拓跋鮮卑原居大鮮卑山（今大興安嶺北部）。東漢初年，東部鮮卑經常聯合烏桓、匈奴侵擾邊郡。東漢中期北匈奴衰弱，東部鮮卑聯合丁零、南匈奴與西域諸國攻之。北匈奴遷往中亞後，東部鮮卑據有其地。拓跋鮮卑也遷至呼倫貝爾草原，以後又遷到蒙古高原西部。2世紀中期，鮮卑諸部被東部鮮卑的首領檀石槐統一，勢力範圍擴展到整個蒙古草原。檀石槐死後鮮卑走向分裂。 ^[215] 

西域早期指東起玉門關、西抵葱嶺的地區，後泛指包括今新疆與葱嶺以西地區。西漢前期，西域諸國皆臣屬於匈奴 ^[153]  ，到了漢武帝時期，於建元三年（前138年）派張騫出使大月氏以聯合夾擊匈奴 ^[153]  。張騫在路上一度被匈奴扣押，並在匈奴娶妻，十餘年後逃出，經大宛等國到大月氏，但未能取得夾擊匈奴的答覆 ^[153]  。後來張騫東返，又被匈奴扣押。直到元朔三年（前126年）才返回長安，回來時只剩他和隨從堂邑父兩人，他的匈奴妻子也一併來到長安 ^[153]  。

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第二次派張騫出使西域，約烏孫共擊匈奴。雖然張騫未能説服烏孫國王夾擊匈奴，但是張騫卻與其使節先後遊歷大宛等國，後來亦由各國使節陪同，返回長安，從此以後，漢朝與匈奴反覆在西域地區爭奪 ^[153]  。元封六年（前105年），漢武帝以細君公主與烏孫和親。細君公主死後，漢又在太初四年（前101年）以解憂公主續嫁。同年，漢朝大破大宛，西域南道各國都轉投漢朝 ^[153]  。漢武帝在烏壘設使者校尉，又在渠犁屯田。到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又驅逐匈奴駐在西域的僮僕都尉，控制西域北道，設立西域都護，總管西域事務，還在烏孫國都赤谷一帶屯田。元帝時，又增戊己校尉，在車師前王庭屯田。西漢末年，西域分為五十五國。 ^{[151]  [154]} 

新莽時期，王莽貶去西域各國國王的王號，降為侯，西域與中原王朝關係趨緊 ^[155]  。東漢永平十六年（73年）漢明帝派遣竇固入伊吾屯田駐兵，次年在烏壘重設西域都護 ^[156]  ，但好景不長，永平十八年（75年）六月，西域都護府被焉耆、龜茲攻陷 ^[157]  ，漢章帝繼位後罷免西域都護，並詔令吏士回國，而當時身為軍司馬班超選擇留在西域招撫諸國 ^[158]  。 ^[155]  永元三年（91年），漢和帝任命班超為西域都護 ^[159]  ，至永元六年（94年）七月班超大破焉耆、尉犁，徹底收復西域 ^[56]  。

隨著西域局勢的逐步趨於穩定，商旅往來日益頻繁，絲綢之路在西漢後期形成 ^[160]  。這也是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漢朝遣使者至安息（帕提亞）、奄蔡、條支（西亞地區）和身毒（北印度）等國，一年多則十餘批，少則五六批，攜帶金幣帛等物品，需要至少兩三年，甚至八九年才能返回長安。中國運往西方的物產以絲綢、鐵器和漆器為主；而良馬（大宛馬）、駱駝、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豆和胡桃等也源源不斷進入中國 ^[160]  。

西漢立國之始，它的南邊有三個由中原人與當地人所建立的國家，即東甌（今浙江南部）、閩越（今福建）、南越（今嶺南及越南北部），統稱“三越” ^[161]  。這三國雖受漢高帝冊封，實際上為獨立政權。到了漢武帝時，三越因互相攻伐而衰弱，先後被滅。為了防止東甌、閩越再發生叛亂，漢廷將兩國人民遷徒至長江與淮水地區 ^[162]  ，另以南越之地分置九郡 ^[163]  ，自此之後，該地並未發生大亂 ^[161]  。

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地區發生叛亂，劉秀派遣馬援平亂，大破叛軍於浪泊，後又在漢順帝永和二年（137年）爆發象林蠻叛亂 ^[164]  ，自此林邑建國割據日南郡象林縣 ^[104]  。 ^[161] 

西漢初，今雲貴與四川西南部這一片廣大的區域尚不屬中國，盤踞當地的少數民族被漢人統稱為西南夷，它們有的進入農業社會，有的則維持遊牧生活，並且建立許多國家。漢武帝時期，令唐蒙由筰關入夜郎國，見其君多同，給予豐厚的賞賜，並告知其漢朝的聲威，説服夜郎臣屬於漢朝。元光五年（前130年），漢於夜郎及其附近之地置犍為郡；並於夜郎置夜郎縣，以夜郎統治者多同之子為縣令。同年，邛、筰、冉、駹等族，請求成為漢朝的臣屬，於是漢在其地置十餘縣，由都尉統之，隸屬於蜀郡。 ^[165]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叛，漢朝下令西南夷發兵幫忙徵討，西南夷不從。隔年，漢朝派郭昌、衞廣擊敗西南夷，在這些地方設立益州等郡 ^[165]  。新設諸郡轄區中的各部族，皆因其舊俗而治理，不徵賦税。地方政府的開支，則由內地各郡分攤供給。西南夷至此納入漢朝版圖，西南夷內屬後，仍有小規模的叛亂，終西漢之世，未發生大型動亂，到東漢時期，漢朝與這些地方聯繫更加緊密 ^[165]  。

東漢初年，以國內城（今吉林集安）為都城的高句麗，據有朝鮮半島北部及附近地區。 ^[215]  高句麗與漢接近，關係較密切，長期向漢朝稱臣。東漢之後，高句麗時叛時降。

漢高帝時，衞滿朝鮮滅亡箕子朝鮮後，定都於王險。漢惠帝及呂后時，為漢藩臣，雙方平安無事數十 ^[166-167]  。漢武帝時，是衞滿孫右渠在位，對漢朝的態度傲慢 ^[168]  ，於是武帝派楊僕、荀彘率軍討伐，費時一年將其平定，漢在其地設漢四郡。 ^[169]  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漢朝將臨屯、真番二郡併入樂浪、玄菟。 ^[100] 

朝鮮半島民族多雜，半島北部除了漢人外，尚有濊貉、沃沮等族，半島南部則有辰韓、馬韓、弁韓並立，通稱“三韓” ^[168]  。

西漢末年，朝鮮半島的形勢，大致是北部是漢四郡轄區；新羅據東南部地，百濟據西南部地。百濟、新羅因居半島南部，與漢朝沒有往來。 ^[168] 

漢代日本列島上的國家共有一百多個，漢朝統稱為倭國。自漢武帝於朝鮮半島設漢四郡後，中國文化開始影響諸倭，諸倭通使於漢者達三十餘國，倭奴也於此時開始對漢作歲時的貢獻，納貢的地點大概在樂浪郡 ^[170]  。

光武初年，遼東太守祭肜威震北方，若干外族國家聞聲朝獻。建武中元二年（57年），當時正是日本史上的垂仁天皇時代，倭王遣使來漢 ^[171]  ，光武帝賜有漢委奴國王金印（漢倭奴國王金印），金印證明倭國是漢朝屬國。 ^[151]  此時倭人又於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和獻帝建安六年（201年）兩度來朝。

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首次開闢絲綢之路，使中國和中西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張騫曾經到達大宛、大月氏 ^[172]  、康居（錫爾河下游） ^[173]  等國。張騫的副使還到達過大夏（今阿富汗） ^[173]  、安息 ^[173]  等國。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重新打通西域，將絲綢之路首次延伸到了大秦（羅馬帝國）。之後的漢使還到達奄蔡、條支 ^[173]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經條支、安息等國，到大秦西界望海而還 ^{[173]  [155]  [174]}  。

永寧元年（120年），撣國（在今緬甸北部一帶）國王遣使朝賀並獻上樂工與幻人（即魔術師），幻人自詡來自海西大秦。 ^[175] 

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朝見漢桓帝。 ^[176] 

西漢自文帝時解除了對土地佔有數量的限制，土地兼併開始加劇。此後愈演愈烈。至西漢中後期，逐漸形成以宗族為基礎擁有眾多賓客徒附、雄踞一方的豪族。東漢時豪族進一步發展形成田莊式經營。東漢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劉秀就出身南陽豪族豪族以宗族為根基，聚族而居。 ^[220] 

宗族內部各家庭社會地位經濟實力懸殊。豪族收恤宗族中的貧困者，蓄養賓客，收留破產流亡的農民，這些人大多淪為依附農。豪族對依附農榨取高額地租，多為收成的50%。但災荒、戰亂以及依附農貧困無着時豪族也向他們提供賑貸、救濟和保護。依附農蔭庇在豪族門下，逃避國家的賦税和力役，給國家財政造成巨大損失，東漢朝的貧弱和政治不穩與此密切相關。豪族田莊大多從事多種經營，相當程度上實現了自給自足。光武帝外祖父南陽樊重的田莊，面積達三百餘頃，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兼營養魚業、畜牧業、制漆等手工業，“有求必給”。東漢後期豪族勢力更加壯大，“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的景象隨處可見。地主田莊還從事放貸、賤買貴賣等商業活動，以獲取高額利潤。田莊多建立私人武裝，平時“繕五兵，習戰射”，災荒和戰亂時“警設守備”。田莊修建有圍牆、角樓、望樓、飛橋，可進行瞭望和防禦。田莊的私兵對維護當地治安、維持王朝統治秩序可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但當皇權衰落時，它就可能轉化為割據勢力，成為瓦解王朝統治的力量。 ^[220] 

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學成為仕進的重要途徑，因此，豪族多修習儒學，逐漸出現世代通經入仕、位至公卿的世家。如世傳歐陽《尚書》學的弘農楊氏，四世居三公之位；傳授孟氏《易》學的汝南袁氏，四世五人為三公。他們既擁有宗族和經濟勢力，又有政治、文化背景，周圍聚集了眾多的門生、故吏，結成廣泛的權勢關係網，逐漸形成盤根錯節的高門勢族，對地方甚至朝廷政治進行干預和影響，這成為東漢政治的一大特點。 ^[220]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爆發後，分佈各地的豪族勢力與軍閥勢力合流，成為分裂割據局面出現的重要社會基礎。 ^[220] 

漢朝是古漢語研究發展的一個高峯。西漢時期的都城也在關中地區一代，因此，其“普通話”也基本沿襲了周、秦時期的雅音。西漢楊雄所著的專門研究口音和地理因素相關性的寫實文學作品《方言》，是中國對口音問題第一次以專著的形式開展研究，其中真實記錄了漢代的標準口音情況。西漢時期，中央政權對西域的開闢，引進了中國西北和中亞地區的很多文化、藝術成果，豐富了漢代的語言系統，有很多外來詞彙和發音風格也融入到了當時的“普通話”中。東漢時期遷都洛陽，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普通話”的發展。 ^[206] 

漢朝的衣服，主要的以漢服，有袍、襜褕（直身的單衣）、襦（短衣）、裙。漢代因為織繡工業很發達，所以有錢人家就可以穿綾羅綢緞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長褲，貧窮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漢朝的婦女穿着有衣裙兩件式，也有長袍，裙子的樣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漢朝皇帝擁有當時全國最為完備的食物管理系統。負責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屬職官中，與飲食活動有關的有太官，湯官和導官，它們分別“主膳食”“主餅餌”和“主擇米” ^[146]  。這是一個人員龐大的官吏系統。太官令下設有七丞，包括負責各地進獻食物的太官獻丞、管理日常飲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太官和湯官各擁有奴婢3000人，為皇帝和後宮膳食開支一年達二萬萬錢。這筆開支相等於漢代中等水平百姓二萬户的家產。每天開支達54.8萬錢，相當於2700多石上好的粱米，或是91000多斤好肉。漢朝禮制規定：天子“飲食之餚，必有八珍之味。 ^[147]  ”他們“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 ^[148] 

在此時期中國飲食文化的對外傳播也加劇了。據《史記》《漢書》等記載 ^[148]  ，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就通過絲綢之路同中亞各國開展了經濟和文化的交流活動。張騫等人除了從西域引進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蘿蔔、石榴等物產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葉等物產以及飲食文化傳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區的漢墓出土文物中，就有來自中原的木製筷子。中國傳統燒烤技術中有一種啖炙法，也很早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中亞和西亞，最終在當地形成了人們喜歡吃的烤羊肉串。 ^[149] 

比西北絲綢之路還要早一些的西南絲綢之路，北起西南重鎮成都，途經雲南到達中南半島緬甸和印度。這條絲綢之路在漢代同樣發揮着對外傳播飲食文化的作用。例如，東漢建武年間，漢光武帝劉秀派伏波將軍馬援南征，到達交趾（今越南）一帶。當時，大批的漢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築城居住，將中國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吃粽子等食俗帶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東南亞各國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習俗。 ^{[150]  [211]} 

同一時期，中國人衞滿曾一度在朝鮮稱王，此時中國的飲食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最深。朝鮮習慣使用筷子吃飯，朝鮮人使用的烹飪原料、朝鮮人在飯菜的搭配上，都明顯地帶有中國的特色。甚至在烹飪理論上，朝鮮也講究中國的“五味”“五色”等説法。 ^[211] 

西漢初期，統治者就頒佈了養老詔令，如《漢書·刑法志》記載漢景帝於景帝后三年（前141年）就發佈詔書寬宥老人。漢景帝對涉及刑獄的老年人及其他弱者免予刑具的捆縛。漢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曾下詔書赦免老人的司法責任。除在誣告、殺人、傷人三種情形上承擔刑事責任外，老人其他的刑事責任都被免除。漢代老人的“政治”待遇還體現在可以“行馳道（帝王專屬道路）旁道”。 ^[210] 

重陽節俗始於漢朝，成於魏晉。據説東漢時，汝南縣有一個叫桓景的人，他所住的地方突然發生大瘟疫，他的父母都病死了，所以他到一座古老的山中拜師學藝。學成以後，山中仙人費長房送給他一把降妖佩青龍劍。一天，費長房讓他回鄉等待九月九，消滅瘟魔。桓景帶着青龍劍和一包茱萸葉、一瓶菊花酒，回到家鄉。九月九那天，他領着父老鄉親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躲避。他把茱萸葉分給大家，告訴大家要隨身帶着，這樣瘟疫就不敢近身。每人又喝了一口菊花酒，避免染上瘟疫。他自己和瘟魔搏鬥，最後殺死了瘟魔。此後每到九月九日，人們就登高、飲菊花酒、佩茱萸，成為節俗。 ^[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