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堆遺址

1990年，西昌市文管所在進行文物調查中發現了大洋堆遺址，後因當地農民在遺址上取土改田對遺址造成破壞。

1993年10月，西昌市文管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對大洋堆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2] 

大洋堆遺址西距安寧河2000米。整個遺址略高於四周地面，相對高度約1~2米。遺址南北長180米，東西寬45米、面積約8100平方米。遺址的北部有一個高約13米、長50米、寬45米的土堆，大洋堆也因此而得名。南端亦有一個高5米、長50米、寬40米的小土堆，兩個土堆南北相距80米。根據調查與發掘，發現大洋堆最早是安寧河道中的一個沙洲，後河道變成了階地，這個沙洲便成了階地上的一處高地，被古人選擇為活動之處。

大洋堆遺址發掘共分南北兩區進行，發掘面積140平方米。經發掘發現大洋堆遺址共由三種不同時代不同文化內涵的文化層堆積而成，大洋堆的地層分為六層，第1層為現代耕土層，第2層為明清文化層，第3層為漢代文化層，4、5、6層為早期文化層。其中第4層，紅褐色土，土質較鬆軟，厚0.1~0.42米，內含夾砂紅陶片。第5層，紅色土，土質較硬，厚0.04~0.3米，內含少量夾砂褐陶片。第6層，紅黃色土，土質較硬，厚0.36~0.8米，內含少量夾砂褐陶片。根據其地層疊壓關係和每個地層的包含物及遺蹟，又可將大洋堆遺址的早期文化層分為早中晚三期，即第6層為早期，第5層為中期，第4層為晚期。 ^[3] 

根據發掘發現，大洋堆遺址的早期文化遺存是一處墓羣，墓羣選擇了這處由沙丘形成的土堆。根據墓葬中出土和在遺址上，採集的陶器與銅器，特別是雙耳罐、單耳罐、舌形銅短劍、直內銅戈與西北地區和中原地區相關器物的比較，大洋堆遺址早期文化遺存的時代，應在西周早期。 ^[3] 

大洋堆遺址的中期文化遺存的地層在遺址的北部和中部有所不同。北部（即遺址北部的大土堆，亦是發掘編號的北區）的中期文化層疊壓，在土坑墓羣之上，地層南北呈水平狀，東西呈西高東低的傾斜狀，南北成水平狀，地層經過人工夯築，是一個人工夯築的土台。根據發掘與調查，土台似呈圓形，直徑約40米。遺址中部（即發掘編號的南區）的中期文化層堆積呈水平狀，無夯築現象。

該期出土的器物全為陶器，以夾砂黃陶和夾砂褐陶為主。器型有侈口寬沿深腹罐、雙耳罐、簋、杯、缽，以深腹罐為大宗。有部分深腹罐器型碩大，最大的深腹罐口徑達59.6釐米，高60釐米。在罐的肩部裝飾鱉狀的乳釘是這期陶器最有特點的風格。根據這層文化層的地層堆積與特殊的遺蹟現象，它既不是生活遺蹟，也不是墓葬羣，而是一處祭祀遺址。大洋堆遺址的中期文化遺存是在安寧河流域發現的唯一處，在附近及周邊地區從未發現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遺存，其時代只能根據大洋堆遺址的上下地層堆積疊壓關係做大致的推測。中期文化遺存的下部是西周早期的文化層，上面是春秋末一戰國文化層，故估計該層的時代約在春秋時期。 ^[3] 

在大洋堆遺址的晚期文化層中發現了兩座大石墓和兩處器物坑。其中1號大石墓保存完整，墓室用小石塊修砌，石塊平整的一面面向墓室，故墓室顯得較為規整。墓室短小，長僅2.56米，寬1.04米。墓室深度僅0.5米。墓頂只蓋有一塊大石，大石長2.7米、寬1.18米、厚0.54米，重約4噸。墓壁用小石塊修砌，葬式為二次揀骨叢葬，頭骨一般放置在墓室尾部，肢骨放置在墓室中部，除人骨外，未見其他隨葬物。由於墓室低小，人不可人，故人骨人葬應是一次性進行的。2號大石墓的墓頂石已被破壞，殘存的墓室的結構與1號大石墓相同，墓室中未見人骨。兩座器物坑都距1號大石墓不遠，且與1號大石墓位於同一地層，應是與大石墓同時代且有密切關係的遺存。從兩座器物坑內陶器保存完整，放置有序的現象分析，這兩個坑不是一般的灰坑，估計與大石墓的祭祀活動有關。

根據與安寧河谷已經發掘的40餘座大石墓的比較，大洋堆的兩座大石墓帶有原始性，如1號大石墓的墓室結構帶有原始性，墓室甚矮，墓頂只蓋有一塊大石，墓室不能二次進入；2號大石墓用陶罐裝骨殖，可能是大石墓的另一種葬式等。這兩座大石基應該是大石墓的初始類型，其時代約在春秋末—戰國初期。 ^[3] 

大洋堆早期文化遺存為一批土坑墓，共發掘9座，因遭取土破壞，大部分墓葬已不完整。這批土坑墓集中分佈在大土堆的北部，墓葬分佈較為密集，墓壙皆為東西向的圓角長方形豎穴土坑，長1.38~3.07米、寬0.44~0.74米、深0.15~0.20米。墓壙中骨殖不存，故葬式不明。隨葬品一般放在墓葬的兩端或中部，出土有石器、陶器和銅器，但數量不多，每座墓2~6件不等，多為陶器，次為石器，銅器最少。9座墓中，最為完整的有M3、M2兩座。其中M3的墓壙作長條形，墓向90°，殘長3.07米、寬0.73米、深0.20米。墓室西端放置陶罐、陶簋、銅短劍、石戈形器各1件，東端有石鏃1件。M2的墓壙作圓角長方形，墓向60°，長1.38米、寬0.55~0.74米、深0.20米，隨葬陶罐3件、陶缽1件、石戈形器1件、石斧1件。

陶器皆出土於墓葬中，共十三件，全為泥質黑陶，手製，經慢輪加工，胎較薄，火候較高，製作精細。紋飾有錐刺紋、刻劃紋、葉脈紋、附加堆紋和鏤孔。錐刺紋主要飾於器物的肩、頸部，刻劃紋、葉脈紋飾於底部，附加堆紋飾於耳部，鏤孔飾於圈足。器型有簋、豆、雙耳罐、單耳罐和帶流罐。其中雙耳罐與單耳罐最具特色，大板耳從口沿部連至腹部，束頸，與西北湟水流域的大雙耳罐（即安佛拉式罐）在器型上十分接近。石器共十五件。有石斧、石鏃、石戈形器與卵石。石器皆通體磨光，製作精細。戈形器的內部有交叉綁紮痕跡;卵石全為黑色卵石，每件上都有自然穿孔，出土時都放在陶器內，應是一種裝飾品。銅器一件。為一舌形短劍，劍無格，柄部有一穿孔，形制原始。另外還在遺址上採集到兩件直內銅戈。 ^[3] 

大洋堆遺址中期文化的遺蹟是一批器物坑。器物坑共24個（發掘北區12個，發掘南區12個），分佈密集，但無一定規律。間距0.05~2米不等，未發現疊壓與打破現象。大部分器物坑內放置一大一小兩個陶罐，大陶罐的底部被人為全部打掉，小陶罐的口部緊銜大陶罐的尾部，大小陶罐內充滿純淨細土，而無其他雜物。陶罐的放置沒有一定的方向，器物坑的大小形狀和深淺視坑內陶罐的大小而定,一般呈不太規整的橢圓形或梨形。個別器物坑除放置有大陶罐外，還放置有1~4件小形陶器。罐內充滿純淨細土，未見其他包含物。根據陶罐放置的方式與數量，可將這批器物坑分為六類。

第一類，坑內斜置一前一後兩件陶罐，一般前罐大後罐小，前罐的底部被人為打通，後罐的口部緊銜前罐底部。第二類，坑內放置兩組共四件陶罐，每組由一小一大兩件陶罐組成，放置方法同第一類。第三類，坑內放置口對口的兩件陶罐。第四類，坑內放置上下疊壓並垂直交叉的兩件陶罐，一罐底部被打通。第五類，坑內並列放置一大一小兩件陶罐，兩罐底部皆完好。第六類，坑內只放置一件底部完好的陶罐。 ^[3] 

在大洋堆遺址的晚期文化層中發現了兩座大石墓和兩處器物坑。墓室中出土兩件陶罐，一件罐中裝有人骨。兩座器物坑，1號器物坑出土了13件陶器，陶器略呈環形分佈。2號器物坑出土了8件陶器，南北兩側各3件，口對口平置坑底，東西兩端各1件。坑內出土的陶器有敞口尊、侈口罐、圈足豆、斂口杯等，陶器多為夾砂褐陶，器表施有黑色陶衣，紋飾有刻劃紋、乳釘紋、戳印紋和少量鏤孔。 ^[3] 

1、大洋堆遺址的早期文化遺存

大洋堆早期文化遺存對於安寧河谷而言很明顯是一支外來文化，而且它很可能來自西北地區，試析如下：

第一，大洋堆土坑墓的陶器與安寧河谷中的其他早期文化的陶器差別很大，其間沒有明顯的承襲關係。大洋堆土坑墓出土的陶器基本上為泥質黑陶，火候較高，器表都經打磨。而早於它的橫欄山遺址和禮州遺址的陶器基本屬於夾砂褐陶系，兩者在陶繫上明顯不屬於一個系列。橫欄山遺址和禮州遺址的陶器的陶色以褐陶為主，也與大洋堆早期文化陶器的全為黑色有很大差異。

第二，大洋堆土坑墓出土的陶器具有突出的大雙板耳風格，時代早於它的橫欄山遺址和禮州遺址都不見這種風格的器物。其後的大石墓雖然也出土了雙板耳陶器，但器耳從口沿連至肩部，與大洋堆土坑墓雙板耳器的器耳從口沿連至腹部差別很大。大洋堆土坑墓雙板耳器與西北地區齊家文化的大雙耳器卻十分接近，明顯地透露出兩者之間的聯繫較為直接。

第三，大洋堆3號土坑墓出土的一件青銅舌形短劍，與甘肅靈台白草坡、陝西岐山賀家村四及北京的西周早期墓9出土的銅短劍相似，成都十二橋商代晚期遺址也出土過相似的青銅短劍。在大洋堆還採集到兩件青銅直內戈，戈的形制與中原地區殷商時期的直內戈完全相同，這幾件器物與中原地區青銅文化的關係十分明顯，而且還是在安寧河谷發現的時代最早的青銅器。同樣分佈在安寧河谷，晚於大洋堆早期文化且已進入青銅時代的大石墓中從未發現過這類器物，説明這類青銅器未在安寧河谷留存下來。

第四，大洋堆早期文化遺存分佈區域較小。由於大洋堆土坑墓出土的泥質黑陶器特徵明顯，容易識別，但在安寧河谷內發現的三十餘個早期遺址出土的陶器全屬夾砂陶系，都與大洋堆土坑墓的陶器差異很大，尚未發現一個與這批土坑墓有聯繫的遺址，這至少表明這種文化的分佈面不會很大。

第五，大洋堆早期文化遺存在文化發展水平上明顯高於橫欄山遺址和禮州遺址，且與兩者沒有承襲關係，也與其後的大石墓沒有聯繫。

以上現象反映出這種文化在安寧河谷停留的時間不長，活動範圍不大，它們很可能只是一批來自西北且文化發展水平高於當地土著文化的匆匆過客。 ^[4] 

2、大洋堆遺址的中期文化遺存

大洋堆遺址的中期文化遺存——祭祀遺蹟，在安寧河谷也是孤例。大洋堆中期的器物坑在外形上與甕棺葬有一些相似，而甕棺葬在仰韶、龍山文化中比較常見，在距安寧河谷不遠的雲南元謀大墩子遺址也有甕棺葬發現。大洋堆中期文化遺存與甕棺葬在外觀上雖有一些相似之處，但經過發掘時仔細地觀察和對罐內充添的細土進行的化驗分析，排除了是甕棺的可能（罐中添土中磷的成分很少，與遺址其他地點土壤的含磷量基本相等）。再結合器物坑附近都有黃土坑的特殊現象，大洋堆中期文化遺存應是一種祭祀遺蹟。

祭祀遺址疊壓於土坑墓之上，整個地層有明顯的人工堆砌痕跡，經分析應是以埋葬土坑墓的沙丘為基礎修築的一座人工土台，祭祀坑開口在土台當時的表面，形制奇特。在安寧河谷尚未發現相同的祭祀遺址和相關的遺址，在整個西南地區也未發現過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遺存。雖然如此，從其用於祭祀的人工土台與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區祭台相似上分析，也隱約透露出它與北方（此處狹義地指安寧河流域的北方）文化的某些聯繫。大洋堆中期文化遺存與早期文化遺存一樣，也是分佈點少，文化面貌特殊，可能也是一支過境文化。 ^[4] 

3、大洋堆遺址的晚期文化遺存

大洋堆遺址的晚期文化遺存為早期的大石墓，大石墓是羌系民族的文化遺存。大石墓文化在安寧河谷存在的時間近400年，除大批墓葬外，近年還發現了多處大石墓文化的遺址，證明大石墓在戰國一西漢時期曾是安寧河谷內的主體文化。根據對安寧河谷大石墓多年的調查與發掘，大石墓的墓室存在着從小到大的演進規律。晚期的大石墓，墓室高大，人可多次入內放置骨殖。所以從墓葬形制、葬式與地層疊壓關係分析，大洋堆1號大石墓的墓室結構和2號大石墓的另一種形式的撿骨葬都反映它們是初始階段的大石墓，這兩座墓無論是在墓室結構還是葬式方面都尚未成熟。還有一點需加以説明的是，大洋堆1、2號大石墓及其同地層的兩個器物坑中出土的陶器與中、晚期的大石墓中出土的陶器差別較大，表明大石墓的文化內涵在後來曾發生過較大的變化。

雖然大洋堆遺址的早中晚三期文化遺存各自帶有鮮明的文化特徵，但三者之間也有一些文化聯繫。大洋堆中期文化遺存的13號器物坑出土的一件施有黑色陶衣夾砂褐陶雙板耳罐，與早期文化遺存土坑墓出土的雙板耳陶器風格接近;晚期文化遺存2號大石墓出土的肩部飾以小乳釘的侈口平底罐，與中期文化遺存器物坑出土的肩部有鏨狀乳釘的侈口罐在形態上也有相似之處，説明這三種文化之間也曾發生過一定的接觸和交流。 ^[4] 

大洋堆遺址是安寧河流域乃至西南地區都少見的由不同時期的多種文化遺存堆積起來的遺址，對於研究安寧河谷的古代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大洋堆不同的文化堆積反映了安寧河谷古代文化的不同信息，對於研究安寧河谷文化的多樣性具有重要價值。 ^[4] 

第一，為研究安寧河谷早期考古學文化的時代序列提供了一段科學的標尺。安寧河谷內眾多的早期遺址的文化堆積一般都較單純，很少發現由多種文化遺存疊壓的遺址。而大洋堆遺址的早中晚三種文化遺存有清晰準確的地層疊壓關係，根據大洋堆遺址基本可以建立起安寧河谷西周末至戰國初這段時期的古代文化年代序列。結合橫欄山、禮州兩處遺址和大石墓的資料，可以大致建立起安寧河谷從新石器時代到東漢初的考古學文化年代序列的初步框架，即：橫欄山遺址—禮州遺址一大洋堆早期一大洋堆中期—大石墓。

第二，為安寧河谷早期文化的多樣性提供了線索。大洋堆遺址的三種文化遺存，代表了曾在安寧河谷生存過的三種文化，其中除了大石墓外，中期的祭祀遺蹟和早期的土坑墓都是首次發現，它們的發現使安寧河谷的早期文化的面貌變得更加複雜多樣。根據大洋堆的材料，加上橫欄山遺址和禮州遺址的發掘材料，可以確切地證明，在大石墓出現以前，安寧河谷中至少存在過以橫欄山遺址、禮州遺址、大洋堆早期遺存、大洋堆中期文化遺存為代表的四種文化。

第三，大洋堆遺址內中原地區和西北地區文化因素的出現，再一次證明外來文化，特別是來自其北方的文化，不斷地影響安寧河谷，是安寧河谷文化發展的重要規律。

第四，發現了早期的大石墓，為了解安寧河谷大石墓的起源及大石墓的分期提供了重要資料。另外，與早期大石墓同一地層的器物坑的發現也豐富了大石墓文化的內容，對全面解讀大石墓文化具有重要價值。

第五，發現了安寧河谷最早的青銅器，為了解安寧河谷青銅文化的起源提供了實物資料。 ^[4] 

199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公佈大洋堆遺址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

2006年5月25日，大洋堆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 

大洋堆遺址位於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區西南部的經久鄉合營村。

乘坐西昌市內公共交通西昌101路合營市場站下車，步行890米後到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