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遺存，最早是在1952年發掘滕縣崗上村遺址，以及1952和1953年發掘江蘇新沂花廳墓地發現的，但對其文化性質曾長期認作為龍山文化。直至1962、1963年發掘曲阜西夏侯遺址發現了其早於龍山文化的層位關係之後，才於1964年命名為大汶口文化。其後，於1974、1977、1978年，又先後進行多次發掘。 ^[1] 

大汶口文化遺存(12張)

大汶口文化以一羣特點鮮明的陶器為主要特徵。以夾砂陶和泥質紅陶為主，也有灰陶、黑陶，並有少量硬質白陶。泥質陶器上常飾鏤孔、劃紋，有彩陶和簡單的朱繪陶。沙質陶器上少數飾附加有堆紋和籃紋。

三足器和圓足器發達，也有平底器、圜底器和袋足器。典型器物為觚形器、釜形器、缽形器、罐形器、鏤孔圈足豆、雙鼻壺、背壺、寬肩壺、實足鬹、袋足鬹、高柄杯、瓶和大口尊等。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變形和青春期拔牙的習俗。是流行於古代中國東方、南方的拔牙習俗的發源地。

在王因、大墩子墓中的骨骸上，還發現頜骨異常變形的現象，某些個體臼齒外側嚴重磨損甚至內縮，有數例在變形處置有小石球或陶球，變形當是由於長期口含小球所致。這是大汶口文化所獨有的奇特習俗。此外，死者隨葬獐牙、獐牙勾形器以及龜甲等，也為其他新石器時代文化所少見。 ^[2]  （圖冊資料來源於 ^[3]  ）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陶器以夾砂紅陶和泥質紅陶為主，灰陶和黑陶的數量較少。陶器的製作以手製為主，輪修技術已普遍使用。紋飾有弦紋、劃紋、乳丁紋、繩索紋、附加堆紋、錐刺紋以及指甲紋等。彩陶數量增多，且花紋繁縟。其中圓點、弧線以及勾葉紋，與仰韶文化廟底溝文化類型相似，可能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響。中期以夾砂紅陶的數量最多，次為泥質黑陶和灰陶，泥質紅陶和夾砂灰陶的數量最少。

中期的陶系和早期的區別是泥質紅陶數量的減少和泥質黑陶、泥質灰陶數量的增多。中期還出現了一些火候較高錦兒質地較為細密的灰白陶。

陶器的製作手法主要以手製為主，輪修比較普遍，一些小型的器物已經開始輪制。陶器以素面為主，部分器形表面磨光。發現有繁縟的編織紋圖案。有少量的彩陶。晚期的製陶業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輪制技術已用來生產大件陶器。

燒窖技術有了改進，燒製出額薄胎磨光黑陶，胎厚僅1—2毫米。通過提高窖温，燒出薄胎、質硬、色澤美的白陶、黃陶和粉色陶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以灰陶最多，次為黑陶和白陶。出現了大寬肩壺、瓶等新型器形。中期已經出現的仿獸型陶器，在晚期又有了創新。彩陶到晚期減少，但仍有紋樣複雜的多色陶器。 ^[4] 

大汶口文化發現的建築遺蹟不多，屬於早期的僅有幾處殘跡，不得窺其整體結構。中期建築遺存，在呈子遺址發現一座20平方米許的方形地面房基，門向南，平地挖槽築基，槽內豎柱，填土後錘打。室內的4個柱洞裏填有碎陶片、石子、灰土，緊密堅實。

大墩子墓中出土3件陶屋模型，有方形和圓形兩種，都作攢尖頂。有的有門窗，四周有檐，屋外壁上刻有狗的輪廓線，它提供了中期住屋的立體形象。晚期建築，在三里河遺址發現4座房基。一座保存較好，平面橢圓形，亦為挖槽築基，室內有1米多深的圓形窖穴，內有朽粟，發掘者認為是座庫房。 ^[2] 

大汶口文化墓葬發現的較多。早期文化遺存墓葬頭主要朝向為東，也有朝向北的。葬制以單人葬為主，也有較多的合葬。合葬以同性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為主。多人二次合葬墓的人骨排列的十分整齊。早期墓葬在後期隨葬品出現多寡不一的現象，並且表現的比較顯著，多者達四五十件，寡者一件都沒有。隨葬生產工具的情況男女也不相同。男性多生產工具和手工工具，女性多生活用具。用狗殉葬的多為男性。

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還普遍使用獐牙和獐牙勾形器以及龜甲等隨葬，同時還普遍存在對成年男女拔除門齒和對頭骨進行人工變形等現象。拔牙的年齡都在15—20歲之間。

中期文化遺存墓葬頭大多朝東或朝北。葬式以單人仰身直肢葬為主，有一定數量的合葬墓。合葬墓中有同性合葬，一定年齡相當的成年男女合葬、大人和小孩合葬三種。其中以一對年齡相當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數量最多。二次合葬墓相比前期減少。

中期同性合葬墓數量很少，大多都為兩男性合葬。一對年齡相當的成年男女合葬，人骨架排列一般是男左女右。有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葬式是男性仰身直肢，女性則側身區肢面向男性，隨葬品大都在男性一側。隨葬品的多寡不一較之前更加突出，多者達六十餘件，寡者則一無所有。

富有的大墓，不但隨葬品多，而且很精緻，並用數量較多的象徵財富多寡的豬下頜骨和豬頭隨葬，甚至用整豬、整狗隨葬。中期的部分大墓和中型墓設有二層台及原木搭成的葬具。晚期文化遺存墓葬仍以單身仰身直肢葬為主，有少量的合葬墓。該期的合葬墓多為一對成年男女合葬墓，個別一對成年男女和小孩合葬，同性合葬消失。頭向一般朝向東，膠東半島的部分的確則盛行頭向西或西北的葬式。凡是一對成年男女合葬墓，隨葬品一般都集中在男性邊上。

晚期的墓葬隨葬品多寡不一的現象較之前更加嚴重。有的大墓隨葬品有七十餘件，有的墓則一無所有。考古中還發現，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氏族墓地出現了小片的家族墓地。家族墓地之間也已經出現了貧富分化的現象。這一時期靈魂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已不再是單單用死因來區分靈魂的善惡了，墓地上出現了無屍富墓、斷頭富墓，這些凶死者是氏族中的新貴，均得到了厚葬。 ^[4] 

在大汶口文化遺址的墓葬中，三分之一以上有豬骨隨葬。1956年，在泰安大汶口墓地發現的133座墓葬中，有43座墓出土了96個豬頭，最多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14個豬頭。 ^[7] 

大汶口文化以農業經濟為主，同黃河流域其它原始文化一樣，主要種植的是粟。三里河遺址的一個窖穴中出土了1立方米的朽粟，説明糧食生產已有相當可觀的數量。農業生產工具主要是磨製石器。

早期除使用一些磨製粗糙保留打製疤痕的石鏟、石斧外，已大量使用磨礪精良的穿孔斧、刀、鏟等，收割工具還有骨鐮和蚌鐮，加工穀物的工具則是石杵和石磨盤、石磨棒。在這一文化的中晚期，出現了有肩石鏟、石鎬和一些鹿角鋤。這個原始部落集團從早期起，家畜飼養就比較發達，各遺址出土有豬、狗、牛、雞等家畜家禽的骨骼，墓地中常發現用狗和豬隨葬的。

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後，以豬隨葬的風氣漸盛，墓葬中不斷髮現整豬、半隻豬、豬頭或豬下顎骨，在大汶口墓地，用豬隨葬的墓佔1/3以上，膠縣三里河一座墓中隨葬豬下顎骨多達32個，表明各氏族部落在中晚期養豬業已十分興旺。漁獵和採集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仍比較重要。一些遺址發現的漁獵工具有尾部帶孔的雙倒刺或三倒刺的骨、角質魚鰾、魚鈎，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圓柱式、長梃雙翼起脊式等各種骨鏃、角鏃、牙鏃，有石質和角質的匕首，還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獵具及較多的網墜。

遺址中發現有獐、斑鹿、狸、麋鹿的殘骨，這些野生動物當是狩獵的對象。在兗州王因遺址出土了20多個揚子鱷的殘骸，與魚、龜、鱉、蚌等同棄於垃圾坑中，這一現象表明當時的氏族成員已經能集體捕獲大的、兇猛的水生動物。

大汶口文化的社會經濟在中期以後有了全面、迅速的發展。白陶器、玉器、象牙器的出現和快輪製陶技術的應用，説明一部分手工製作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部門。

陶器生產的發展，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早期均手製，砂質陶火候較低，陶器種類不多，造型簡單，僅見觚形器、盆、缽、罐、杯、鼎、豆、大口尊等。中期開始使用輪制技術，有了少量的輪制小件器物；燒製出火候較高的灰白色陶器；器類增多，出現了實足鬹、背壺、簋形器等。

晚期已使用快輪生產大件陶器，如大汶口墓中就隨葬有輪制的大陶盆；製陶原料有了新的來源，發現了坩子土，用以燒製一種質地堅硬、胎壁薄勻、色澤明麗的白色、黃色、粉紅色細砂陶器，統稱為白陶，這類細砂陶器有袋足鬹、三足盉、寬肩壺和筒形豆等。這時所燒製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當時製陶工藝的最高水平，為以後山東龍山文化蛋殼陶的問世準備了條件。大汶口文化還發現有仿動物造型的陶製工藝美術品，中期所生產的獸形提樑器堪稱工藝美術史上的珍品；晚期這類發現增多，反映出工藝技術的純熟和製陶業的興旺發達。發現的大汶口文化陶窯甚少。制石、制玉業較發達。早期就已大量生產出磨製精緻的石器，較多地使用穿孔技術。

大汶口文化先民們飼養的最主要的兩種家畜就是豬和狗。 ^[7] 

中期以後，選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紋岩等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規整；器類、器型增多，出現了系列工具，在一些墓中隨葬有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錛；還出現了精緻的玉鏟，並有更多的玉、石裝飾品，包括以不同形狀的單件組成的串飾。制骨工藝十分出色。

早期墓中出土有精緻的小件骨雕品，如邳縣大墩子遺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劉林遺址有刻有豬頭紋樣的牙質飾物；有的獐牙鈎形器的器柄刻有纖細的花紋。至中、晚期，剔地透雕技術和鑲嵌技術已趨於成熟。大汶口的透雕十六齒象牙梳、花瓣紋象牙筒和鑲嵌綠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着中國新石器時代制骨工藝的最高水平。 ^[2] 

當時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變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對側上門齒，有的長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頜骨內縮變形。還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龜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鈎形器。這些習俗為中國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見。

據已有資料顯示，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發現了可能是文字刻文，可以認為它是已發現的較早的漢字，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刻符，是表達有明確意義的刻符，形、義一目瞭然，所以它又非普通的刻符。 ^[4-5] 

大汶口文化是分佈於中國黃河下游和江淮地區的一種原始文化。1959年在山東泰安、寧陽兩縣（今為山東省泰安市岱嶽區與寧陽縣）交界的大汶口、堡頭遺址，發掘了成百座墓葬，出土了大批獨具風格的文物。以後同一類型文化的遺址和墓葬在山東和蘇北的廣大區域也不斷髮現，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經歷了長期的發展過程，就已發掘的材料看，可以初步分為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文化時期，社會生產的勞動者的性別，先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從男女隨葬的石鏟、石斧、石錛和紡輪這兩類工具的變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説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後，隨葬石鏟、石斧、石錛等生產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隨葬紡輪的則主要是女性。這説明男子已成為社會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的主要擔當者，而婦女則從事紡織等家內勞動，社會已經從母系氏族公社階段發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階段了。

大汶口文化晚期，隨着生產的發展，私有制已經出現了。家豬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種重要動產。有一些大汶口墓葬裏隨葬有很多豬頭和豬的下顎骨。這些隨葬的豬頭和豬的下顎骨，應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財產。此外，隨葬的私有財產還有陶器、生產工具和各種裝飾品等。

私有制的產生和發展，必然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在氏族內部出現富有者和貧窮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清楚地反映了這種演變。從墓的規模看，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別。從隨葬品來看，差別更加懸殊，有兩組墓葬可以對比：一組七個墓，隨葬品比較豐富，最多的達77件，最少的也有19件，都包括陶器、玉石器、豬頭等；另一組四個墓，隨葬品很貧乏，總共只有17件，為陶器、紡輪、獐牙等。可見貧富分化已經十分顯著。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製陶業中出現的兩個新品種，反映了當時製陶工藝的顯著進步。這時的陶器已用快轉陶車來製造。陶車由輪盤和輪軸組成。使用時，由一人轉動輪盤，使其急速旋轉，由另一人藉助陶輪轉動形成的離心力，配以雙手靈巧的動作，將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轉陶車製坯，數量多，質量也好。燒製技術也有提高。擴大了窯室，縮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窯箅箅孔的數量，使熱力分佈更加均勻。這時採用了高温下嚴密封窯技術，使陶土中的鐵元素得以還原，有的還在陶土中摻過炭，因此燒成的陶器多為黑色。白陶用高嶺土製造，製造時努力保持陶土的純潔，因而燒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現有重大的意義，它為以後瓷器的製作奠定了技術基礎。白陶上有的還有圖案花紋。

根據大汶口文化遺址的發掘，特別是墓葬的發掘，對大汶口文化的社會發展階段主要有3種不同看法：

一、認為私有制已經確立，一夫一妻制已得到鞏固，應處於母系氏族社會末期階段。

二、認為墓內隨葬品懸殊很大，並已出現文字，應是奴隸社會的產生的初級階段。

三、根據大汶口墓葬材料，認為應處於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階段。

其中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大汶口文化早期處於母系氏族社會的末期，但在早期的後一階段，母系社會開始解體，逐漸向父系社會過渡。大汶口文化中期則已經進入了父系社會階段，中期時財富的私有和貧富之間的分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大汶口文化晚期生產力水平較中期有了較大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生產關係的變革，之前所確立的父權制，這時已經逐漸沒落，氏族制度也走向了崩潰。 ^[4] 

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階段基本上只分布在山東和蘇北地區，其南界不過黃河，向北到達魯北地區，西界在運河兩側，東至黃海。但膠東半島地區早期遺存的文化性質，歷來存在着不同意見。

大汶口文化中期階段的分佈範圍南、北兩界無大變化，但有跡象表明，當時可能已經開始了向西擴展的趨勢。此時，學界對膠東半島同時期的遺存性質的看法仍有分歧，但居主流的意見認為，在大汶口文化中期，膠東半島的文化已“屬於大汶口文化的不同類型”。

在皖北、豫東普遍發現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遺存，在淮陽平糧台、鹿邑欒台、蒙城尉遲寺等都發掘出明確屬於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底層堆積。也就是説，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分佈範圍已經向西擴展到了淮陽一帶。

至於豫中地區和遼東半島南部地區，雖然發現了不少包含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甚至是個別大汶口墓葬的遺存，但在整體上並未改變當地的文化性質，因此，這些地區不屬於大汶口文化的分佈區，只可以説是大汶口文化的影響所及地區。 ^[6]  由已發掘的遺蹟可以發現，大汶口文化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較高水平。已發現的許多刻劃符號被認為是古老的象形文字。

社會已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私有制逐漸形成，整個社會已接近階級社會的門檻了。大汶口文化的發現，為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找到了淵源，也為研究黃淮流域及山東、江浙沿海地區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而且有個人學者根據已有的資料將大汶口文化視為初級奴隸社會的文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