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標誌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發，成就了中國推翻帝制、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豐功偉績。在1926年到1949年間，三鎮分別對應為漢口特別市（直轄市）、武昌市（湖北省省會）和漢陽縣。1927年，國民政府遷都至武漢，首次將漢口、武昌、漢陽三鎮合併為京兆區，總稱武漢，開三鎮合併之先河。1949年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暫由中央直轄，成為新中國第一個直轄市。1954年6月19日，中央會議決定將武漢由中央直轄改為湖北省省會。

武漢坐擁三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武漢東湖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武漢吳家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光纖光纜生產規模居全球首位。著名的武漢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也坐落於此，另有武漢理工大學、中國地質大學、華中農業大學、華中師範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教育部直屬的211工程高校和直屬於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中南民族大學。武漢是全世界水資源最豐富的特大城市，水域面積佔全市國土面積的1/4，構成了武漢氣勢恢宏、極具特色的濱江濱湖水生態環境。2007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把武漢列入“世界十大都市排行榜”，成為新中國首個上榜的中國城市。2010年起，東風汽車公司和武漢鋼鐵（集團）公司已連續3年位列世界500強，2012年，武漢上榜企業營業總收入排在北京、東京、首爾、大阪、孟買、上海、台北、香港、吉隆坡之後，居亞洲第十。

早在百年之前，孫中山先生就在《建國方略》中，描述武漢是“溝通大洋計劃之頂水點，中國本部鐵路系統之中心、中國最重要之商業中心”。他設想，武漢要建成“略如紐約、倫敦之大”。無獨有偶，武漢又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選定為21世紀全世界最具發展潛力的城市之一，美國《未來學家》雜誌更是預測武漢將在21世紀成為僅次於加爾各答的全球第二大超級城市。在世界銀行聯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佈的《2030年的中國》研究報告中，將武漢（光電）與北京（IT與軟件服務）、上海（金融與工程服務）、深圳（物流與商業服務）、成都（航空）一併列為“正在成為中國公認的知識與創新中心”城市。

説起大武漢，就不能不提起這個大武漢理念的建立者張之洞（1837-1909）。張之洞的實業主要兩件，一件是督辦蘆漢鐵路（盧溝橋——漢口，大名鼎鼎的京漢鐵路，曾記否，北伐時京漢鐵路大罷工），另外一件是把內陸武漢打造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

以蘆漢鐵路的修築為契機，張之洞為了“圖自強，御外侮；挽利權，存中學”，在他主政的18年間，興實業、辦教育、練新軍、應商戰、勸農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張之洞本人的具體策劃和親自指導下，湖北地區先後成立了自強學堂（今武漢大學前身）、武備學堂、農務學堂（今華中農業大學前身）。武漢科技大學的前身—湖北工藝學堂也是在這個歷史時期在張之洞的策劃和指導下誕生的。

以武漢為中心，他先後創辦了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大冶鐵礦、漢陽鐵廠機器廠、鋼軌廠、湖北織布局、繅絲局、紡紗局、制麻局、製革廠等一批近代工業化企業，居全國之冠，資本總額約1130萬兩白銀。漢陽鋼鐵廠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並形成了以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為龍頭的湖北工業內部結構，武漢也一躍而成為全國的重工業基地。一些國內有影響的民營企業相繼產生，湖北的近代工業體系初步奠定，湖北經濟亦由此跨入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漢口由商業重鎮一躍而為國內屈指可數的國際貿易商埠。

1889年調任湖廣總督後，便主持興建湖北漢陽鐵廠和大冶鐵礦等重型企業。漢陽鐵廠於1894年建成投產，開爐鍊鋼。鍊鐵廠共有鑄鐵廠、打鐵廠、機器廠、造鋼軌廠和煉熟鐵廠等6個大廠，4個小廠，兩座鋼爐，工人3千人，外國技師40人，這是中國第一個近代大型鋼鐵工廠。鍊鐵需要鐵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於是張之洞又派德國技師在大冶附近勘察，發現此處鐵礦藴藏豐富，從而又興建了中國第一個用近代技術開採露天鐵礦——大冶鐵礦。張之洞先後下令開發大冶三石煤礦、道士茯洑煤礦、江夏馬鞍山煤礦和江西萍鄉煤礦（安源煤礦，劉少奇曾在此領導工人罷工）。這樣，就以鍊鐵廠為中心，兼採鐵、和採煤和鍊鋼為一體，創建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也是遠東第一座的鋼鐵聯合企業。它的建成，標誌着中國近代鋼鐵工業的興起，為中國重工業開了先河。除此之外，張之洞還創建了中國首家系統完備的軍工廠——漢陽兵工廠，“漢陽造”從此聞名天下（漢陽步槍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中國近代軍事建設以及國防中起到重要作用。

蘆漢鐵路建成之日，也是張之洞督辦粵漢、川漢鐵路之始。

在其督鄂期間，湖北武漢在商業、工業、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確實取得了長足發展，成為武漢城市早期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界標。另外，“湖北新政”之所以成功，制度創新是關鍵。據統計，張之洞督鄂期間，設置各類新機構36個，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設，75%是按張之洞設，明確顯示出張之洞的自主性和創新性。新機構的設置，既是張之洞鋭意創新的標誌，也是張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因“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會生產力、民族資產階級、新式知識分子、傾向革命的士兵，最終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1938年6月2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抗戰一週年宣傳大綱》，提出“保衞大武漢”的口號。

徐州失守前，毛澤東在致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的電報中指出：“必須準備在徐州決戰失敗後，仍有充足力量為保衞武漢而戰。”徐州失守後，中共中央提出當前緊急任務是“保衞武漢，保衞全國”、“以持久戰最後戰勝敵人”。中共中央代表團還向當局提出了保衞武漢的具體意見。15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聯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我們對於保衞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問題的意見》一文。

6月中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訂出保衞武漢計劃。作戰方針為：守備華南海岸及華東、華北現陣地，積極發展游擊戰，鉗制和消滅敵人；支援馬當要塞，在鄱陽湖以東迎戰敵人，阻其溯江向九江集中；將主力置於武漢外圍，利用鄱陽湖及大別山之地障與長江兩岸之嶽陵湖沼作持久戰，作戰重點放在外翼，預備與敵主力作戰4至6個月，消耗其繼續攻勢的能力。

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是主動謀劃和主動作為的結果，“大武漢”需要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艱苦奮鬥。

1999年，美國《未來學家》雜誌6-7月刊發表了麥金利·康韋所著題為《未來的超級城市》的文章，預言中國的“大武漢”、“大上海”將進入21世紀全球十大超級城市之列。十三年過去後，世人皆知上海在哪裏，而武漢在超級城市的排名中仍不見影蹤。

在城市經濟連續15年的高速增長之後，從2011年開始，武漢提出了“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復興大武漢”的奮鬥目標。温家寶總理在武漢考察後明確表示，要大力支持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武漢再次迎來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漢視察期間，對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復興大武漢給予充分肯定，至少三次提到“復興大武漢”。 ^[7] 

2017年，國家發改委網站公佈《關於支持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覆函》，明確要求武漢以全國經濟中心、高水平科技創新中心、商貿物流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等四大功能為支撐，加快建成國家中心城市。 ^[8] 

老張對記者回憶，當時全國系統開會，各個分公司代表發言的順序，武漢公司僅次於上海和天津。然而，隨着改革開放大幕的拉開，這種強勢地位開始逐漸散去，沿海一大批民營外貿公司崛起。2003年，老張所在的外貿公司只得改制。

老張的個人經歷，實際上反映出武漢在全國經濟版圖上地位的變化。20世紀50年代，國家156項“一五”重點工程，佔總投資1/4的7項大工程選在武漢，成就了武漢全國重要的重工業基地的地位。

上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武漢經濟總量、工業淨產值居全國大城市第四，緊隨京津滬三大直轄市。昔日榮光，讓武漢人習慣了在“大武漢”的旗幟下生活。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武漢中部老大的地位逐漸下陷，與東部地區的差距逐漸擴大。

尋求新起點，凝聚新力量，武漢人始終不甘落後。3000億元、4000億元、5000億元武漢經濟總量一年上一個台階，先後超越寧波、成都、南京等副省級市，2012年末已位列全國副省級城市第4位。武漢已站在了新的歷史起跑線上，重振武漢雄風正當其時。武漢城市圈獲批“兩型社會”建設綜合改革發展試驗區之後，2009年，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獲得國務院批准，成為繼北京中關村之後的第二個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隨着多項國家戰略的疊加效應，武漢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地位凸顯。2011年底召開的第十二次黨代會上，遭遇經濟塌陷之痛的武漢人，痛定思痛，謀求重新崛起之路，制定了新一輪的發展目標，提出要構建“國家中心城市”，構築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

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説，武漢區位優勢明顯、政策機遇很好、發展勁頭很足，可以説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天時”、“地利”、“人和”均已具備。

國家中心城市由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李曉江率先提出，是指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具有全國性重要影響，在國家經濟結構和戰略佈局中具有重大功能作用，並能代表本國參加國際競爭的主要城市，其在全國應具備引領、輻射、集散功能。這一理論後被寫入住建部發布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中。

武漢提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復興大武漢，底氣何在？武漢市政府參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葉青對本刊記者表示，武漢謀求歷史地位的迴歸，至少有區位、科教和產業三大優勢。

區位方面，武漢繼成為全國航空鐵路高速公路網樞紐後，又被確定為長江中游航運中心、國家綜合交通樞紐建設試點城市。科教上，武漢高校眾多，在校大學生數量超過北京、上海等城市。而汽車、鋼鐵等大產業的優勢，為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礎。

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市長唐良智都表示，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是主動謀劃和主動作為的結果，需要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艱苦奮鬥。“邁向國家中心城市，有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必須以對武漢負責的歷史責任感、勇於擔當的強烈使命感，從現在開始，一心一意‘做工、挖渠’。”

按照規劃，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目標是：未來5至10年，圍繞建設國家創新中心、國家先進製造業中心和國家商貿物流中心“三大中心”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同時，為千萬市民打造幸福武漢、生態宜居武漢、文明武漢三大軟指標，成為“立足中部、面向全國、走向世界”的國家中心城市，邁向國際大都市。

在創新引領方面，武漢將以“國內一流、世界知名”的標準打造東湖示範區，緊盯美國硅谷等世界級創新中心，將光谷建成國家高新技術創造中心、新興產業生成中心，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真正成為世界的“光谷”。在光電子信息、現代裝備製造、新材料、生物醫藥、雲計算等高技術領域超前部署，在全國率先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羣。

在全國性鐵路路網中心建設方面，織就一張以武漢為中心，輻射省內外城市的高速客運通道和大運量貨運網絡，1小時通省內主要城市、2小時達中部省會城市、4至5小時至京滬穗渝蓉等大城市。航運方面，將創造航運“武漢標準”，建設長江中游航運中心，建成連接沿江、沿海的長江航運中心和中國中西部聯通海外的水路運輸網絡。依託在漢眾多航運企業和設計研究院所，在船舶設計、航運價格、服務流程等方面創造“武漢標準”，增強武漢航運業話語權。

同時，規劃第二機場，力爭成為繼北京、上海、廣州之後全國第四“國門”，武漢天河國際機場成為全國大型航空樞紐，進入全國機場十強，爭開美國、非洲、澳大利亞航線，空中航線通達全球。規劃建設天河機場貨運航站樓和江南第二機場。

在產業帶動方面，2011年，武漢經濟總量6756億元，2012年超過8000億元，2013年可望過萬億元，接近整個重慶現有水平。武漢市提出，儘快邁入GDP萬億俱樂部，進入全國副省級城市前三甲，經濟總量佔全國的2%以上，並再用5年左右時間使經濟總量突破2萬億元。

一批重點產業進入全國第一方陣。建成全國第一、世界先進的光電子信息產業中心，打造位居全國前列的汽車生產基地，成為全國重要的石油化工產業基地，鋼鐵及高端裝備製造等產業形成強大產業集羣。建設區域性金融中心、國家“資本特區”、國家商貿中心、全國物流中心以及國家級會展中心。

另外，在綜合服務方面，將建設打造全國教育服務中心、國家醫療衞生服務中心、全國工程設計之都、華中“總部之城”。建設輻射全國的市場體系，籌建大宗商品交易所、碳交易所，在礦產、農村綜合產權、金融資產等方面擴大交易規模和輻射範圍，建立“武漢價格”指數平台，形成輻射全國的能力。

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武漢預計完成GDP超3700億元，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居第四。預計GDP增幅12%左右，回落0.4個百分點，回落幅度大大低於全國、全省及全國同類城市。經濟增幅居副省級城市第二。

作為武漢中心城區和江南的核心區，2012年武昌區投資規模創歷史新高，全區127項重大項目預計實現投資200億元以上，有14項重大項目即將開工。武昌區委書記李忠介紹説，自2003年起，武昌區發展總部經濟，總部經濟引擎效應凸顯，已入駐總部企業達到156家，其中國際國內500強企業總部或區域總部86家，税收過億元企業12家。

他説，助力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武昌區根據自身的資源優勢和基礎條件，明確了推進高端服務業示範區、文化旅遊示範區、生態宜居示範區、公共服務管理示範區的建設目標。

作為最早開始研究國家中心城市這一課題的專家，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長、長江中游城市羣研究中心主任秦尊文認為，武漢打造國家中心城市還需付出很大努力。首先，武漢2011年GDP在6700億元左右，距離國家中心城市萬億GDP還有不小差距。其次，武漢還需發揮城市圈輻射作用，將8+1城市圈的“發動機”調至最大，形成發展合力。最後，武漢還需加強低碳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示範作用。

他建議，武漢必須要發揮自身的優勢，特別要發揮武漢“兩型社會”建設的引領作用。一是研發和輸出兩型的“武漢技術”。加快國家重點實驗室、工程中心等創新平台建設，使武漢成為“兩型”技術的研發基地。

二是建設和運用好兩型的“武漢平台”。利用湖北（武漢）是中部唯一國家碳排放交易試點機遇，依託光谷聯合產權交易所建設碳交易平台，適時開展碳中和交易。

三是打造和輸出兩型的“武漢模式”。鑫飛達公司的便民自行車武漢模式、格林美的廢舊電池回收模式等，已成功向外輸出。為提升武漢國家中心城市的影響力，應加大將武漢“兩型社會”成功模式向外輸出的力度。

為他看重的另一方向是，武漢應發揮文化教育的輻射作用。通過挖掘軟資源，迅速培育起源源不斷、不易為對手模仿和超越的創作、創新、創造能力，形成武漢的核心競爭力。“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種技術、工藝、商業模式都會被競爭對手在短時間內模仿和超越，而文化實力則要上百年的積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