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報

大字報的盛行，始於1957年那場後來被稱為“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運動。

早出現大字報的高校是北京大學。1957年5月19日清晨，第一張大字報出現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灰色的牆壁上，作者為許南亭，內容是質問北京大學團委出席共青團三大的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可惜，這張大字報在當時的報刊書籍中都沒有登錄下來，使我們今天無法知曉它的全文。接着，哲學系的龍英華也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建議在牆上開闢一個民主園地來展開爭鳴，協助整風。隨之，一張一張的大字報相繼貼了出來。

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農村推廣大字報的好處後説：“中國自子產時就產生了大字報。”子產是春秋時期鄭國人，如果這樣的話，大字報的歷史可謂久矣。從其形式上講，古代的揭帖與大字報頗為相似。揭帖者，就是張貼的啓事。要追根溯源，大字報真是源遠流長、歷史悠久。

大字報不僅顏色是五顏六色，有紅的、綠的，也有用舊報紙寫的；形式也五花八門，短文、雜文、口號、對聯、漫畫，不一而足。

在1957年那個熾熱的夏天裏，有人因寫大字報而成了“左派”，也有人因別人大字報的揭發、批判而成“右派”。大字報作為一種武器，實際上既不利於資產階級，也不利於無產階級。表面上看來，利用大字報加上別的武器，取得了反右派鬥爭的勝利。但是，這個“勝利”付出的代價卻是十分慘重的。不要説那50餘萬被錯劃為“右派”的人的悲慘遭遇，就對我們年輕的共和國而言，這些人中，不少是有才華的知識分子，他們被劃為“右派”後遭到了各種各樣的處分，使他們難以獻出自己的寶貴才智。更重要的，這場嚴重擴大化了的鬥爭，使黨對我國階級鬥爭的形勢做了嚴重脱離實際的估計，給知識分子重新戴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造成了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

在反右派鬥爭中，伴隨大字報的廣泛使用而產生的是大辯論；在大辯論中，大字報又常常被用來作為辯論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現的大鳴、大放，於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四大”，在高等學校和黨政機關中被廣泛使用。這樣，人為地造成了全國性的政治緊張和不穩定狀態。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運動中的廣泛使用，是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右派分子“向党進攻工具”的大字報，在反右派運動中卻成了反擊右派“進攻”的武器，並且得到了最高領導人的一再肯定，甚至被讚揚為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後，在整改、“雙反”(反浪費、反保守)、“大躍進”運動中，大字報得到了廣泛使用。當時的宣傳輿論工具也對大字報的功效一再推崇，大字報的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那個創造神話的年代製造出一件又一件滑稽的事情來。

“大躍進”運動之後，大字報曾一度沉寂了好幾年的時間。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後，自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貼出所謂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開始，大字報的狂飆再次席捲中國。在“文化大革命”這個大動亂的年代裏，大字報製造出了一個又一個悲劇，一樁又一樁冤案。個別人因為寫了一張“革命”大字報而飛黃騰達、青雲直上，而包括國家主席在內的許多人則被大字報誣陷為“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被打倒在地，並踏上一隻腳，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所謂“文化大革命”，同“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為“四大”的使用提供了廣闊的舞台，而“四大”又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動亂局面不斷加劇。事實證明，大字報看上去有利於揭露矛盾，實際上容易被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所利用，當做篡黨奪權的工具。以大字報為中心的“四大”，不但沒有發揚民主，反而使民主與法制都受到嚴重破壞，造成了全國範圍的大動亂。當年流行一句頗為自我安慰的話，叫做“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前半句很快實現，後半句卻成了空中樓閣。當年還有一句流行語，叫做“‘文化大革命’看起來是亂了自己，其實是亂了敵人”。實際上，不論是“看起來”，還是“其實”都是地地道道地亂了自己，真正的敵人躲在旁邊，他們才高興中國大亂呢！

大字報表面上看來誰都可以使用，但事實絕非如此，且不説那些已被劃出人民隊伍之外的所謂“牛鬼蛇神”沒有張貼大字報的權利，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看法，對權傾一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稍有不滿，或對有些掌了權的“造反”新貴有些看不慣，但還是位列於人民內部的人，一旦把自己的看法、不滿用大字報表達出來，頃刻之間就變成了“反革命分子”，發配到了“地、富、反、壞、右”的行列中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代表選出的堂堂國家主席，在受到誣陷的時候，貼出一份答辯的大字報，不是眨眼之間被撕成了碎片麼？

大字報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無中生有，斷章取義，後者可以隨意上綱上線，亂扣帽子。不論哪一種功能，基本表現方式都是片面和不實之詞，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辯與反駁。所謂用大字報的方式開展大辯論，實則是大批判，大量的冤假錯案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大字報幾乎有一個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語錄開篇(當然是擇其所需)，接着寫一通形勢大好，然後筆鋒一轉，抓住被征討者的隻言片語，或斷章取義，或張冠李戴，或無中生有，或牽強附會，再佐以“砸爛”、“橫掃”等“革命”語言，隨意上綱上線，任意口誅筆伐，欲置被征討者於死地而後快，用當時的時髦語言説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説“文化大革命”導致了大字報的惡性發展，而大字報的惡性發展，又加劇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局面。

大字報所產生的各種消極作用，除了其本身這種形式不足取外，更主要的是由於它被用來發動政治運動，進行政治鬥爭，成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手段。而這種政治運動，又是在“左”的指導思想下發動起來的。正因為如此，大字報除了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破壞人民內部的團結外，很難起到什麼好的作用。至於“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直接受命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大字報，更是他們打倒老一輩革命家，實現其篡黨奪權陰謀的工具。

大字報表面上是發動羣眾，發揚民主，實際上是利用羣眾，壓制民主。大字報的盛行，與中國政治舞台上大刮“左”風是密不可分的。什麼時候“左”病厲害，什麼時候大字報便行情猛漲；什麼時候“左”的東西有所收斂，什麼時候大字報便蕭條不景氣。一部大字報興衰史，就是一部“左”病對中國的危害史。

誠然，在個別問題上，大字報發揮過積極作用，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字報也曾被人們利用來作為反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武器。但是，大字報作為所謂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四大”的最主要方式，從總體上講，其消極和破壞作用，要遠遠大過它的積極作用。

美術家朱宣鹹當時創作的作品《大字報》，生動傳遞了那個特定時代的訊息。

到了1975年，大字報已成了強弩之末的時候，卻被寫進了堂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人們對“文化大革命”反思的深化，大字報的弊端也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在1980年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譚震林在書面發言中深刻指出了大字報這種“大民主”的本質。他説：“‘四大’根本沒有民主的意義，而是文革小組強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組需要打擊誰，一夜之間滿城大字報。受到大字報揭發、批判、打擊的同志，個人任何辯論的大字報，不管寫了幾張，是貼不出去的。即使貼上了，也立即被別的大字報所覆蓋。因此，不能説它是‘大民主’，不能説取消‘四大’，就取消了‘大民主’。”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鄧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在講到“四大”問題時，他指出：“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應該讓羣眾有充分的權利和機會，表達他們對領導的負責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但是“大鳴大放”這些做法顯然不適宜於達到這個目的。因此，憲法有關“四大”的條文，根據長期實踐，根據大多數幹部和羣眾的意見，黨中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決定：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取消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

這年4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一個星期的會議中，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取消“四大”的建議，成為一個重要議題。在這些人大常委中，對“四大”的危害可謂有切身的體會，談起當年那些“炮轟”、“勒令”的大字報，委員們會依舊心有餘悸，不寒而慄。在發言中，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楊秀峯，從法律的角度闡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條理由：

一、憲法中已經明確寫明“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這些規定保障了公民應該享有的民主權利；而“四大”卻相反，妨礙了公民應當得到的正當的民主權利。

二、把“四大”寫進憲法中，使少數壞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機，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號，製造事端，向無產階級進攻，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三、把“四大”寫上憲法，會使一些人利用來大搞派性，製造混亂，破壞正常的工作、生產、教學和生活秩序，不利於四化建設。

四、搞“四大”容易泄露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從“文化大革命”到“西單牆”，一些壞人正是利用大字報泄露了不少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

參加會議的人大常委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贊同取消“四大”，提請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決定。

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出決定，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所謂“四大”的規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這部憲法中，有關“四大”的條文徹底消失了。

大字報終於成了歷史的陳跡。

美國中央情報局觀察中國“文革”的聚光燈，首先照射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身上，毛澤東、周恩來是他們觀察的主要對象。而毛澤東是核心人物，他的健康狀況、行為動機，特別是他發動“文革”的目的，都是美國情報機構關注的焦點。

有關“文革”期間毛澤東的健康狀況的情報，主要是簡短的情報信息電報，消息的來源則主要是在華外交官，特別是東歐國家的外交人員。其中兩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一份是傳聞毛澤東1966年4月初在上海做了喉癌手術，這樣的小道消息很不確切，況且，波蘭醫生參與會診似乎也不太可能；另一份是1967年3月2日關於毛澤東“老態龍鍾”的情報信息電報，説毛澤東“漸老並很虛弱”，“已不能連貫地説話，並經常在説完一句話之前已找不到思路”。消息來源是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暫且不論情況是否屬實，可以想見，美國的情報部門只能通過間接的途徑來獲取有關中國領導人狀況的情報。

從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看，他們對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大多是捕風捉影和揣測，沒有確實的證據，而他們關心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自然是關心中國政治舞台上權力鬥爭的展開。1967年9月8日，中央情報局情報處對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表現進行了詳細分析，報告認為周恩來需要格外重視。除了他的正式職能外，周恩來也在大字報中被描繪成“‘文革’首席執行官”，他下令採取軍事行動、勸説造反派接受引導、制定政策，調解各派系之間的爭鬥等等。但他同時也扮演着“‘文革’解困能手”的角色，如他曾多次親自會見眾多的來自各省的代表，調解各派系的紛爭，並且簽署了一些中央委員會支持或批評各省領導人的決定或指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