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

語出《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唐徐彥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儒家歷來推重“大一統”。孔子關於克己復禮的理論，孟子“定於一”的主張，荀子“四海之內若一家”的理想，都是“大一統”的表現。公羊家解釋《春秋》偏重義理的闡發，着重發掘其“微言大義”。他們為了順應當時中國社會和文化一統的歷史趨勢，利用《春秋》開篇“元年，春，王正月”的記載，闡發大一統的政治觀。説：“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這就是説，“春王正月”四字的排列，有很深的用意，要求一切事情統一於王，統一於王就是“一統”。西漢儒宗董仲舒繼承發展了《春秋公羊傳》的理論。他在其《春秋繁露·奉本》中説：“《春秋》緣魯以言王義。”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中説：“《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在《舉賢良對策》中説：“《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由此認為，統治者要長治久安，要保持政治統一，必須實現思想統一，因而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實現全面意義的大一統。董仲舒尊孔子為素王，認定《春秋》是孔子為了“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史記·太史公自序》）而作，是為后王制定的一套治世王法，按照這套王法辦事，便可實現大一統的理想。大一統的提法和思想，在漢代相當普遍。《史記·秦始皇紀》：“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大一統思想不僅在秦漢時期對於國家的統一、文化價值的整合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以後中華民族長期的發展歷程中，增強了民族凝聚力，鞏固了共同理想，促進了中華一體的民族精神的形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