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瑪爾

在多拉·瑪爾的注視下，畢加索完成了他的曠世名作《格爾尼卡》。而多拉·瑪爾也用她的相機記錄下了畢加索這一時期的創作和生活，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資料。後來這對個性都很強烈的情侶間漸生齟齬。 1943年畢加索離開了多拉·瑪爾，分手時贈給她一套法國南方的住宅作為紀念。

在這張攝於1936年的照片上，多拉·瑪爾用手指撫摸着自己的臉龐，就像畢加索1937年為她畫的那幅《坐着的多拉·瑪爾》。

當她遇見《阿維尼翁小姐》的作者——畢加索時，她28歲，已經成名的畢加索54歲。當時畢加索正處於一生中晦暗的階段，在和俄羅斯芭蕾女演員奧爾格·科克洛娃結婚9年後，他於1927年遇上了一個17歲的純樸而温柔的少女，她成為畢加索不公開的情人，併為畢加索生了一個女孩，1935年畢加索和芭蕾女演員的感情已經破裂，準備與她依法分手，這時他又遇上了經濟糾紛。那個俄羅斯女人投井下石，把他的工作室也封了，最後她以把和畢加索所生的兒子保羅帶走完事。畢加索後來回憶説：“1935年真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年頭……”就在這倒黴的年頭的第二年，新年伊始，多拉出現在畢加索的面前。她令人愛慕，自由女人的傲慢、學有專長的聰穎、一對如星星般閃爍的眼睛都使畢加索愛莫能釋。到了這一年夏天，他們已經如膠似漆。9月，多拉第一次隨畢加索去藍色海岸度假，她奉獻給他那熊熊的愛情之火，既浪漫，又富有詩意，完全是藝術家的情愛，這是那純樸的小女人所遠遠不及的。她的陪伴激發了畢加索這個十足的情種的創作靈感和才華。很快，多拉的形象就出現在畢加索的畫面上。為回憶那次愉快的假期，這年11月，畢加索為多拉創作了一幅畫，多拉俯卧在海濱沙灘上，迷人的臉龐擱在叉起的雙臂上，遠處海面碧藍，海風吹起她的短髮，給人以天真爛漫之感。在戀人的要求下，多拉留起了長髮，為了討他的歡心，她有時將髮型做成西班牙式：中間分開，披在兩鬢，有時將長髮散披在肩上。在密切的生活中，畢加索還發現多拉不僅形象漂亮，而且還是在文化領域頗有見地的對話者，他可以和她談上幾個小時的藝術理論和政治。

1936年1月，一個寒冷的冬日，多拉·瑪爾闖進了畢加索的生活圈。60年後，1997年的一個夏晚，一位老太太謝世於上帝飯店，沒有子女，沒有堂表兄妹，沒有侄子外甥陪伴她度過這最後的時光，多拉·瑪爾孤獨地離開了人間，正像她那去世前30年顧影自憐的生活一樣平靜。只有7個人為這位畢加索的靈感啓示者——現名埃裏埃特·戴奧多哈·瑪科維茨——原名多拉·瑪爾的老人送葬。她不想在自己告別人世時炫耀自己不平凡的過去。

那7位為多拉送葬的朋友知道她藏有畢加索送給她的畫卷，他們知道她在漫長而孤獨的生活中，只以這些記錄着她和畢加索之間美好過去的紀念品為伴。然而她的朋友們大大低估了這些藏品數量之豐富，以及她對其情人感情之深切。她把畢加索送給她的每一件東西都珍藏着。在一隻書寫着“畢加索戴過的絲巾中”的信封裏，放着一塊已經磨損了的藍色大方巾。在牀底下、抽屜裏、櫃子裏有稀有珍本，有素描，有照片；在保險櫃裏、糖盒裏、鞋盒裏、菊苣罐裏又放滿了另一些照片、速寫，還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玩藝：撕破了的紙片、瓶蓋、小木塊、小卵石……這些“財富”都誕生於那個曾經鍾情這個漂亮女子的男人－－－一代名人畢加索的靈巧之手，這是他在那個十分甜蜜的年代（1936～1943）隨意創作出來的。這個微型畢加索博物館展示着多拉·瑪爾浪漫、神奇的戀愛史。

畢加索遇上年輕的多拉時，她正在為一部電影拍攝內景，畢加索發現那張雅緻的臉蛋上鑲嵌着少有的微笑、火熱的眼神、迷人的雙唇、筆挺的鼻樑，她自信、靈敏。在朋友的介紹下，他們相識、相愛。

也就在1936年，西班牙陷入了內戰，畢加索支持共和派一方。在難民中，他激烈頌揚為祖國殉難的愛國者。他畫兇猛的貓和戴了桂冠的蛞蝓，以此來寓意法西斯主義。多拉則表現得更激進，她所給予的政治上的支持，使畢加索產生了藝術上的飛躍和昇華。畢加索開始大型畫的研究和創作，多拉成了他的好幫手，為他拍攝創作進展情況。是她為畫家找到了稱心的工作室，畢加索在那裏忙碌地工作着，一會兒爬上木凳，一會兒蹲在地上，一會兒又操起長柄畫筆。儘管工作室高聳寬敞，但仍不得不將高3．5米、寬6米的巨幅畫面捲起來畫。多拉最忠實地把畢加索和他的作品創作用照片記錄了下來。在他們相愛初期和巔峯階段，她小心翼翼地用她的智慧為畢加索的創作起着添墨加彩的作用，從而深得畢加索的歡心。當初，畢加索每天晚上打着手電筒把多拉送出門，讓她回到父母家裏。這對戀人結合得如此融洽，多拉——精靈般的情婦，順從地為畢加索傾心。

多拉終於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將自己的聰慧奉獻給了身邊的大畫家，專心於捕捉畢加索的一舉一動，並在戀人的鼓勵下，拿起了畫筆，她把家搬到了緊挨畢加索住處的地方。多拉的形象縈繞在畢加索的心頭，他不斷地為她作畫、素描。在飯店吃飯，他為她畫側面像，她的側影出現在菜單上。他用手扯下一塊枱布，用煙頭燙幾個洞，將多拉喜愛的白獅子狗展現在她眼前。只需簡單的幾筆，在火柴盒上就能把海濱浴女、舞台小丑、農牧神頭像栩栩如生地勾描出來。他能用礦泉水瓶的錫質瓶蓋七扭八彎地做出一隻小鳥、一個吉卜賽女人……大量的瞬間完成的小工藝品是他們傳遞愛情的結晶，她十分珍惜地把它們裝進了自己的手提包。

一天晚上，在塞納河新橋上，出現了一場爭吵，畢加索對多拉戴的戒指表示不滿，為了讓多拉取下手上的戒指，畢加索同意用一幅水彩畫來調換，自然一枚再貴重的戒指也不可能比一幅畢加索畫珍貴，多拉毫不猶豫地將戒指扔進河裏。從此，畢加索為多拉制作了大量首飾。在她的保險櫃裏有畫有她微型肖像的頸飾，有素描項鍊墜子，有側面像戒指表……她以崇敬的心情積聚着畫家點點滴滴的創作。1937年6月，畢加索以多拉憂傷的形象創作了名畫《哭泣的女人》，此畫在多拉去世後一週年拍賣時，價值3700萬法郎。

1939年，多拉發現畢加索仍在和那個年輕的小女人來往。在這兩個漂亮的女性中，畢加索津津有味地品嚐着、對比着，他用同一背景、同一姿態表現這兩個女人——既畫這個，又畫那個。一個神態冷漠，線條柔和；一個稜角鮮明，色彩濃烈。多拉接受了這種現實，然而妒忌心理卻無法擺脱。緊接着西班牙戰事，整個歐洲也陷入了戰爭，法國被佔領，多拉生活在戰爭陰雲之下。就在這時，畢加索又燃戀火，一個20歲的大家閨秀使他夢幻連連。多拉和他激烈爭吵，但無力勸阻他。她精神崩潰，舉止失態，甚至被送進精神病醫院，是她的朋友將她領出醫院。終於於1943年，一對苦戀了7年的情人分道揚鑣。

經歷了分離的打擊，多拉慢慢地振作起來，對於自己的苦痛，她幾乎不説什麼。她不像畢加索原來的妻子那樣蠻橫地干擾他，也不像那小女人每天給他寫信。儘管她滿腹苦楚，但不向別人傾訴，她並不抱怨。人們發現在她周圍沒有新的情人，相反，她仍牽掛着畢加索。有時她悄悄地來到畢加索工作室外張望。一個節日的晚上，她感到很孤單，她知道畢加索到南方去了，卻穿着晚禮服，乘出租車又來到那裏，她坐在車上，一直待到東方發白，淚流滿面。多拉不再攝影，專事繪畫，並且開始擺脱畢加索風格的影響，另闢自己的畫風。50年代初，她以描繪鄉村田園風光為主，這或許和她生活的環境有關。因為早在1945年，畢加索用一幅畫的代價買下了沃克呂茲省一個古老小鎮的一幢4層房子，並將它送給了已經分手的多拉。房子處於村鎮中心，磚石結構，這兒環境幽雅，陽光充足，山花爛漫，俯視阿維尼翁一覽無餘。直到1995年，每年夏天，多拉都要在這兒度二三個月的假，如果秋天氣候温和，她會住得更長些。每當村民見到那房子的百葉窗開啓了，就知道她又來了。和在巴黎一樣，早年在這兒她也接待老朋友。然而慢慢地她開始離羣，避開熟人，請求別人給她安靜。神秘主義始終吸引着她，還在她年輕的時候，她就閲讀神學書籍，她曾多次為她的傑出的戀人的靈魂純潔擔憂，勸他懺悔自己的過失。60年代以後，她除了去教堂，再也不外出了。她説：對她來説，除了畢加索，就只有上帝了。她深居簡出，生活在嚴肅的天主教教義和由一代最偉大的畫家鑄成的令她起敬的“上帝”之中。她寓所裏的一切陳設，都是為了讓她重温這個“上帝”。她——頭髮盤成髮髻，畫家送的貓靜卧在膝蓋上，端坐在壁爐旁——面對着畢加索描繪的漂亮而年輕的多拉肖像消磨時光。她也時常打開抽屜、盒子，欣賞畢加索用煙盒為她做成的頭像，撫摩他為她雕刻的小卵石。她視這一切為生命，即使有人用高價向她索取，儘管她的生活十分清苦，也會遭到她的斷然拒絕。她的女傭説：“多拉嘴上從不提及畢加索，顯得十分堅強，她把他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收音機成了她的不可缺少的陪伴，她只在星期天去教堂做彌撒或購買一些東西，諸如半導體收音機用的乾電池和畫畫的紙張時才出門。在教堂裏，人們發現每當輪到女人們念唱經文時，她就站起來默默地離開了，她酷似一個怪人，她把自己封閉得嚴嚴實實，然而人們都視她為一個偉大的女性，大家都十分敬重她。

現在那些屬於這個非凡女人的大大小小被她所珍藏的財富，通過拍賣流散出去了。倒是需要按家譜尋找她的財富的繼承者了。在克羅地亞有一個養雞的老嫗，聲稱有權為其子女分享這筆財富。在法國，還有一個她的年邁的遠房表妹，然而不管是遠在克羅地亞的老嫗，還是近在法國的老媪，她們都從不認識多拉·瑪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