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諾爾城

清王朝統一蒙古各部，對全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特別是對蒙古地區社會的發展，都有其積極的意義。

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長噶爾丹，妄圖扭轉歷史前進的車輪，大搞其分裂活動，率軍攻入喀爾喀蒙古，並以追擊喀爾喀為名，大攻入內蒙古境內。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清康熙帝命親王福全率兵征討，在烏蘭布通大戰中戰勝了噶爾丹軍隊，噶爾丹逃回漠北草原。當噶爾丹攻入喀爾喀時，喀爾喀各部部長率領其部眾和牲畜南逃，越過沙漠來到內蒙古避難。於是，康熙帝在古北口、張家口、獨石口等地發給賑糧，在內蒙古境內撥給牧地駐牧。康熙帝親臨多倫諾爾，召集喀爾喀王公，分別授予汗、王、貝勒、貝於、公等稱號，賜給牧地，任命扎薩克，組建為旗。在這次盛會上，康熙帝決定在多倫諾爾建立一座大型藏傳佛教寺廟，由內外蒙古各旗各派一名喇嘛住持，每年或間隔一年在廟內舉一次大會，各旗扎薩克及王公貴族集會向朝廷述職，朝廷也可在此對各部進行安撫。從此以後，內外蒙古各旗王公貴族年年集會子多倫諾爾，後來清王朝賜寺名為匯宗寺，意為各旗一憎合住在一廟內，象徵蒙古諸部統一在清王朝管領之下。清王朝並迎請西藏活佛章嘉呼圖克圖駐在匯宗寺，主持內蒙古境內藏傳佛教宗喀巴派的傳播。住持匯宗寺的章嘉呼圖克圖為十七世阿噶旺羅布桑卻拉。雍正簾時，章嘉呼圖克圖十八世羅賴畢多爾吉繼位，於是又在匯宗寺西南方新建了一座大寺廟，賜名為善因寺，以供章嘉呼圖克團駐在。康熙帝三次親征噶爾丹，噶爾丹兵敗身亡後，喀爾喀蒙古南部又陸續返回了漠北草原。在承德外八廟未建成以前，蒙古各部汗、王、貝勒、貝子、台吉等，每年依例到多倫諾爾集會。

多倫諾爾為蒙古語七個湖泊的意思，位於察哈爾草原的東南部、燕山山脈的北部邊沿地帶，附近有肥沃的草原，草原上有許多小湖泊，烏蘭布通在其東北不足100公里。康熙帝在烏蘭布通之戰後，來到多倫諾爾會見喀爾喀部各首領，是為了安撫他們，在此興建寺廟，更是為了增強凝聚力，統一蒙古各部。這兩座大廟建成後，內外蒙古的王公貴族年年來此聚會，隨行的人員和牲畜很多，因此漢、滿、回族的商販也聚集到這裏，供應蒙古人各種生產和生活資料，交換回牲畜和畜產品。於是，在寺廟附近陸續建立了許多房舍，逐漸發展成為街市，人口每年都有增加，街區不斷擴大，形成了一座宗教城市，通常簡稱為多倫。

多倫諾爾的商業非常發達，是察哈爾地方最為繁榮的城鎮，北面可通錫林郭勒以至漠北，廣大牧區的畜產品通過這裏運至張家口內，內地的各種商品經由這裏供應廣大牧區。由於城鎮人口的日益增多，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為喇嘛廟的商人設置了居住區興化鎮，乾隆年間又在興化鎮東側興建了新盛營，這時遷來的回族商人最多。這個城鎮是作為地方物產集散地而發展起來的，當時這一帶地方未被放墾，還沒有農業村落出現，所需食糧全由壩南供給，即指在燕山以南張家口一帶的農業地區提供食糧。1732年(雍正十年)設置了多倫諾爾廳，管轄察哈爾左翼的正藍、鑲白、正白、鑲黃四旗的旗民事務。1734年(雍正十二年)又設置了獨石口廳、連同張家口廳，合稱為口北三廳。多倫諾爾地方由於未放墾，尚未有漢族農民在此進行農業生產，因此多倫諾爾廳的職責不是處置墾殖和漢人事務，不同於其他設置廳縣情況。後來人口繼續增多，又出現了農業墾殖，多倫諾爾撫民同知廳也就管領着漢民事務了。

多倫諾爾是由廟宇和街區兩部分組成，匯宗寺和善因寺在額爾騰河右岸，街區在河左岸。街區是陸續擴展起來的，既沒有興築城牆，也沒有統一的規劃；官署設置在城區的北部，叫做頭城街，向南延伸有馬牛街、牛市街和東盛街。東盛街是城內中心街道，再向南延伸有二城街、興隆街和福盛街等三條街，後兩條街上的店鋪、銀號、錢莊較多。還有幾十條小街巷，佈局亂雜無章。由於是一座商業城市，內地的各種商品除了由山西幫、直隸幫把持經營外，回族人常在這裏收購畜產品運到北京等地銷售，販運回來牧區需用的各種商品也不少。因此，在清代中期是多倫諾爾最為興旺發達的年月，百貨雲集，物資暢通，無論批發零售，都可很快成交，從而聚集了不少財富，富商巨賈與官員勾結，欺行壓市的壟斷行為也層出不穹。市場興旺也帶來了不少繁榮景象，城內建有三官廟等大大小小廟宇20多座，並有回族人興建的伊斯蘭教清真寺，外來商賈興建的山西會館等公用建築物。乾隆帝時期，在熱河營造的承德外八廟陸續建成，蒙古王公每年覲見皇帝的儀式改在承德舉行，多倫諾爾失去了政治上的優勢。章嘉呼圖克圖在包頭五當召建造了行宮，經常住到了五當召，從此多倫諾爾又逐漸失去宗教上的優勢。

由於張家口市場的繁榮，旅蒙商賈不再繞道多倫諾爾經商，而且在直線交通道路上開闢新市場，寶昌等村鎮相繼興起，因此這座商業城市的繁榮便逐漸走向蕭條。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