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經濟

我國吸引外資的規模僅次於美國，位居全球第二。外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可缺少的推動作用。但我國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也出現一些問題，如外資流向的地區不均衡性比較明顯。這種不均衡既是地理位置、資源條件、人員素質等方面因素差異的結果，又和這些基本條件差異一起，構成進一步加大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的原因。其直接表現之一是對外資吸引力的差異及外資經濟區域分佈的不平衡。以下分析的第三產業不包括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和金融業。藉助於經濟普查數據，按照習慣上對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劃分，通過對外資經濟的地域分佈特徵進行分析,發現其基本特點如下：

根據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2004年全國外資企業單位數總計為152,370個，東部地區外資企業單位數名列前茅，(注：由於數據限制，此處關於東中西部外資企業單位數的比較，只限於規模以上工業和第三產業。)其中，廣東、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北京、遼寧、天津等9個東部省市，分別居全國外資企業單位數排名的前9名；其外資企業單位數已佔全國外資企業個數的88%，遙遙領先於中、西部地區。湖北、四川、江西、河南等中部省擁有少數的外資企業，而甘肅、新疆、青海、寧夏等西部省的外資企業數微乎其微。

從資產分佈情況看，第二、三產業外資經濟的資產總計為96,610.42億元，但外資經濟的資產總計呈現出資產規模差距懸殊的4個類別。第一層次為廣東、上海、江蘇、北京4個城市，其資產總計分別為19,601.91億元、14,125.14億元、10,234.8億元、8561.15億元，分別佔外資經濟資產總計的20.29%、14.62%、10.59%和8.86%，外資資產規模合計佔全國外資資產總規模的54.37%。第二個層次為浙江、福建、山東、遼寧、天津等5個省市，平均佔外資資產總規模的4%；可見東部沿海地區是外資經濟進入的首選地區。第三個層次為湖北、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其所佔比重大致在1%左右。第四個層次為西部省市，除四川、重慶外資資產總計佔外資資產總計1%以外，其他省市的外資資產規模甚微。

從主營業務收入來看，外資經濟更為集中，主要集中在東部的少數幾個省市。2004年，第二、三產業外資經濟的主營業務收入為4119.86億元。其中，廣東、上海、江蘇、北京分別為1102.47億元、860.95億元、484.91億元、430.24億元，分別佔外資經濟總營業收入的 26.76%、20.9%、11.77%和10.44%；而且這4個省市的外資企業利潤額合計高達外資企業利潤總額的69.87%。其餘東部地區，比如浙江、福建、山東、天津等省市，其利潤總額佔外資企業利潤總額的比重平均為5%。相比於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的利潤規模較小，甚至出現虧損情況。

在外資經濟總體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和第三產業外資經濟佔82.4%，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外資經濟的整體情況。以此為基礎進行考察，數據顯示外資經濟的產業投向均呈現第二產業為主，第三產業為輔。其中，東部地區外資經濟投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重分別為68.25%和31.75%；中部地區外資經濟投向第二產業比重最高，為71.71%；西部地區外資經濟在第二產業所佔比重最低，為60.08%，仍高於投向第三產業所佔比重。

外貿經濟在細分行業上的區域特徵，以下三個特點值的關注：

第一，加入WTO之後，伴隨新一輪的世界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格局的形成，世界製造業大規模地向中國轉移。外資對我國製造業的投資速度和規模大大加快，製造業成為第二產業中最為突出的引資亮點。其中，東部地區製造業吸引外資佔整個東部地區的63.76%，中部和西部地區製造業吸引外資的比重均超過半數,分別為60.24%和50.46%。

第二，隨着現代服務業的興起，房地產業成為繼製造業後引資規模最大的行業。值得一提的是，西部地區外資經濟投向房地產業資產佔整個西部地區外資資產的26.53%，高於東部和中部地區16.09%和17.91%的比重。

第三，作為現代科技技術產業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吸引外資額的比重較小，但區域差異懸殊。從總體規模來看，東部地區外資經濟投向這兩個行業的資產規模,明顯高於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

可見，東部地區引資結構中注重現代科技技術產業的對外開放，中西部地區外資經濟在科學技術含量較高的行業投向上與東部地區有顯著差距，並且中部地區沒有以絕對優勢優於西部地區。

長期以來，外資企業一直以豐厚的報酬、優越的工作環境和良好的發展機會吸引着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從總量上看，2004年，外資企業年平均從業人數達2416.4萬人，其中東部地區1877.32萬人，佔外資企業總就業人數的77.69%。並且東部地區內部各省市差異較大，其中708.8萬人集中在廣東，佔全部外資企業就業人數的29%，江蘇佔11%，福建、浙江、上海、山東等省市均佔外資企業總就業人數的7%左右；中部地區外資企業就業人員189.3萬人，佔外資企業總就業人數的7.83%;而西部地區為349.8萬人，佔外資企業總就業人數的14.48%。

就勞動報酬而言，2004年，外資企業從業人員勞動報酬總額為4075.37億元，其中，東部省份為3386.15億元，所佔比重為 83.09%；中部省份為249.15億元，所佔比重為6.11%；西部省市為440.06億元,所佔比重10.8%。而且，東部地區內部各省份之間差異較大，勞動報酬額最大的是廣東，上海、江蘇勞動報酬次之，這3個省市合計佔整個外資企業勞動報酬的52.28%，其餘東部省市比重平均為5%。如進一步計算從業人員人均勞動報酬，東部地區勞動報酬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西部地區又高於中部地區。

由此可見，外資經濟為東部地區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而西部地區順應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積極引進外資，使得外資經濟發展迅速，不論在外資企業的從業人員規模上，還是外資人員的勞動報酬均高於中部地區。

科技活動投入，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維持科技創新的源泉所在，而各地區的科技投入力度明顯偏低。據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2004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外資經濟的科技活動人員數為31.39萬人，僅佔工業企業科技活動人員總數的17.07%，比重明顯低於內資經濟的科技活動投入力度。其中，東部地區外資企業科技活動人員數26.57萬人，佔全部科技活動人員數的84.67%；中部地區科技人員數為3.28萬人，佔10.45%；西部地區為1.53萬人，僅為4.88%。

在工業企業中，外資科技活動經費籌集和支出金額分別為654.68億元和682.92億元，分別佔工業企業整體的26.13%和28.43%。從體現科技活動的各項指標中看，東部地區佔有比重90%左右，具有無可比擬的區域優勢，中部地區所佔比重基本保持在7%左右，而西部地區所佔比重基本在 3%，明顯落後於東、中部。

通過資產收益率和資產週轉率，考察外資經營績效的區域特徵，東部地區外資企業盈利能力明顯優於中部地區，而中部地區比西部地區的經營績效略好一些。外資企業總體資產收益率為4.26%，東部地區的資產收益率為5.46%，而中部地區僅為1.72%，西部地區的經營績效更遜一籌，很多省份甚至出現虧損。

從資產週轉率來看,企業融資和資金使用成本的情況，東部地區以絕對優勢高於中西部地區。2004年，外資企業的整體資產週轉率為83.32%，其中，東部地區為93.74%，中部地區為65.06%，而西部地區僅為33.11%。中、西部地區應借鑑東部地區的引資戰略，加快改善外資企業的經營績效，使外資進入能夠有效地帶動本地區內資企業的發展。

概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收和利用外資的規模巨大。特別是1993年後，連續9年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資的國家，2002年以來我國吸收外資更是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外資的大量流入，為我國帶來了國際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我國長期存在的“技術缺口”和“管理缺口”，促進了我國技術水平和經濟水平的提高。

從總體看，外資對我國經濟既有積極作用，也有不容忽視的消極影響。

我國的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相對短缺，外商直接投資滿足了我國經濟建設對資金的大量需求。據統計，1978年至2005年，我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已達6224.01億美元，外資資本存量相當於同期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70129.43億美元)的8.85%，它對於我國20多年連續保持年均9.6%的經濟增長率具有重要促進作用。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增加了我國的資本存量，而且間接推動了我國企業擴大投資規模，從而明顯增大整個社會的資本規模。同時，也促進我國財政收入的增加。我國涉外税收總額由1992年的122.26億元猛增到2004年的5355億元。特別是來自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税收總額佔我國涉外税收總額的98%以上。

在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過程中，外商直接投資起到了一定作用。據資料顯示，外資中的近70%投向第二產業，近30%投向第三產業，投向第一產業的比重尚不足2%。這大體符合我國現階段調整產業結構的客觀要求，從而促進了我國第二、三產業(特別是第二產業中的製造業和第三產業中的房地產業)的發展。

在外資迅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的對外貿易也飛速增長。我國的對外貿易從1978年的20***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1545.6億美元，增長56倍，年均增長率為16.74%。我國對外貿易在世界的排名也由1978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04年的第三位，貿易大國的地位已確立。

外商直接投資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我國技術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外商直接投資給我國帶來不少較為先進和適用的技術，促進了我國產品技術的升級換代。通過與外商的合資與合作，我國許多產品的技術水平也有明顯提升。從間接效應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示範作用，促使我國企業或通過技術貿易的形式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或通過自主創新來採用較為先進的技術。

在外資對我國就業數量增加方面，1992年至2004年，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職工人數由221萬人猛增到1033萬人，佔我國職工人數的比重由1.49%升至9.77%。外商投資企業通過前後向的產業聯繫也間接地創造了就業機會。

我國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特別是通過吸收歐盟、美、日等發達國家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借鑑先進的管理方式和制度，推動了我國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動了我國國有企業改制和健全公司治理結構。

造成大量民族品牌流失。一是外商在我國幼稚產業搶先建立大企業。二是外商在我國某些盈利率高、市場前景廣闊的支柱產業和戰略產業實行壟斷。外商憑藉其品牌產品的質量和服務優勢，加之我國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與我國內資企業進行激烈競爭，將我國一些民族品牌產品淘汰出局，或是通過合資收購中方的名牌商標，導致中方的名牌產品在市場上銷聲匿跡。

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我國企業明顯處於劣勢。我國企業研發投入不足，企業R&D費用只佔銷售收入的0.39%，即使是高科技術企業的研發經費也只佔銷售收入的0.6%。我國許多企業還陷入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怪圈。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通過實施本地化戰略，低價競銷，打垮內資企業；遏制合資企業開發新產品或新技術，與內資企業爭奪人才，導致內資企業和國內相關單位自主研發力量受到削弱。

通過不正當經營或轉移定價，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外商在與國有企業進行合資或對國有企業進行併購的過程中，往往低估國有資產，特別是漏估國有企業的品牌、商譽等無形資產，從而使國有資產蒙受損失。而且許多外資企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偷、漏、逃、騙税問題。特別是不少外商投資企業通過在跨國公司內部轉移價格方式偷逃税款，給我國每年造成大量税收損失。

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中，有一部分是屬於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企業，這給我國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帶來的負面影響較大。外商在華設立這些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企業，實際上是將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某些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我國，不僅加劇我國資源短缺狀況，惡化我國的生態和社會環境，而且也嚴重危害企業職工和附近居民的身體健康，不利於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分佈具有明顯的非均衡特徵。截止2004年，我國東部地區累計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總和、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和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分別為全國的82.43%、86.78%和86.25%；中部地區分別為11.04%、 7.69%和9.16%；西部地區分別為6.53%、5.53%和4.59%。這種非均衡格局的出現，加劇了我國東西部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而且也促使西部、中部地區的一些人才和資金向東部地區“倒流”。

許多地方政府在引資中出現重複引資問題。以長三角為例，據統計資料顯示，在長三角區域內15個城市的“十五”計劃中，12個城市把電子通信業列為支柱產業，11個城市把汽車零配件製造業列為支柱產業，8個城市把石化工業列為支柱產業。區域內各城市之間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的生產體系，重複建設、“產業趨同”現象比較嚴重。這樣的產業結構嚴重製約了長三角區域經濟的發展，使其難以發揮整體競爭優勢。

我國應堅持科學發展觀，正視和利用較長時期內國際直接投資自由化的發展趨勢，制定合理的外資戰略、方針和政策。

充分發揮外資在緩解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緊張和彌補外匯缺口方面的作用，發揮外資併購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的積極作用。應加大外資參與國有企業資產重組的力度，推動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的對接，以提高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在充分利用國外技術資源的同時，更應通過自主開發和科技創新加快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技術企業，增強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只有這樣，才能打破國際技術壟斷，提高國際分工地位，掌握髮展的主動權，把技術進步的主要立足點由依賴國外技術逐步轉移到自主創新上來。

隨着我國電信、金融保險、商業貿易、零售業等服務行業進一步向外資開放，大量外資進入這些行業已成為必然的趨勢。所以，應加快調整產業發展戰略，打破政府對金融、電信、供電、交通運輸業等行業高度壟斷的格局，積極把服務業向民營化和地方化方向拓展，形成充分競爭的格局；對其它競爭性行業要積極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推動第三產業的繁榮發展；通過大力發展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保險金融服務業和旅遊業，促進傳統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

對於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地區而言，以資源換資金、換技術是重要的選擇。我國西部地區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巨大，對國外資本有很強的吸引力。美國寶潔、微軟等近40家跨國公司已在四川投資設廠，世界500強中已有32家在西安設立分公司、合資公司或代表機構等。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的速度將不斷加快，成為新一輪外商投資的熱點地區。因此，要充分利用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的機遇，放寬西部地區在一些領域對外商投資的限制，積極吸引外商參與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特色農業和生態工程建設，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通過引資，開發優勢資源，增強區域經濟競爭力。

切實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應合理調控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着力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將外資規模控制在經濟建設需要與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合理區間。實施由“招商引資”向“招商選資”的轉變；重視考核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含量、就業貢獻、資源消耗、環境保護等項指標，克服片面追求引資數量的傾向；根據我國國情和國際法制以及國際慣例，進一步修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可制定《反壟斷法》和《併購法》，對外商直接投資在投資流向、企業股權比重等方面進行必要的控制，通過法律措施來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應實現“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不斷提升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我國要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正確選擇國際投資進入方式，在國際競爭中培養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跨國公司和民族工業的“航母”。加快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名牌，建立跨國戰略聯盟，培養國際化高級經營管理人才，制定支持企業跨國經營的優惠政策，為企業跨國經營爭取比較好的待遇和條件。應積極推進國家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搭建良好的國際關係平台，為企業跨國經營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從而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在中國經濟中，國有經濟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實現國有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是中國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綜觀全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歐美國家面臨的困境，可以看出國有經濟作為社會公平均衡的物質保障，實質上是為社會弱勢階層保留的最後“一塊蛋糕”，對國家的穩定和持續健康發展意義重大。中國作為一個後起的經濟體，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必須對未來的發展保持清醒的認識，既不走全部國有化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全面私有化改旗易幟的邪路，毫不動搖地發展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同時為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推動國有、民營和外資三元經濟共同發展，充分體現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優勢。

一個國家經濟全部國有化肯定沒有效率，經濟命脈完全被跨國公司掌控肯定十分悲哀，經濟全部私有化肯定十分無奈。提出實現國有、民營和外資三元經濟共同發展的觀點，是基於對中國經濟發展多元結構的認識，也是通過對世界範圍內國家經濟發展、對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採用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和恆天集團自身發展實踐的思考而得出的結論。

其一，從世界範圍內國家經濟發展情況來看，採取以私有經濟為主導的發展模式並不一定成功。

世界上有超過150個國家和地區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是採取以私有經濟為主導的發展模式，經濟發展成功的主要是西歐、北美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和日本、韓國等在二戰後實施趕超戰略成功的國家，加在一起也就是二三十個國家，其中美、日、德、英、法、意和加拿大7國最為發達，這些國家GDP佔全球的將近一半，人數只佔15%。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這些國家率先採用最新科學技術，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而同樣是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發展的南美、南亞和非洲等國家，經濟並沒有迅速發展起來，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放棄以公有制為主體發展道路的東歐各國，並沒有像當初設想的那樣迅速步入到富有國家的方陣裏來，這至少説明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的發展模式絕不是萬能良藥。一個國家的發展應分析研究自身的國情，走自主發展的道路。

即使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完全、純粹的私有經濟，一部分國家也有國有企業，而且法國、英國還一度很流行國有企業。在歐洲，多國政府擁有控制權的空客公司也還被認為是打破美國壟斷的“最成功國企”，日本、韓國在二戰後實施趕超戰略時，國有企業在經濟崛起中也發揮了很大作用，“官民合作”的形式被沿用，成為維繫日本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歐美髮達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出現問題，原因很多，但根源在於單一的私有制無法解決政府權力與私有資本之間的制衡，看似擁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實際上是政府權力與大規模的私人資本在配置有限的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過程中，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源佔有不平等導致的社會矛盾，尤其是在經濟增長放緩甚至下滑的狀況下，政府的收入支撐不了為滿足社會保障而需要的支出時，矛盾突顯，為此英美等國家政府先後以各種形式向大型金融企業和製造企業注資，“國有企業”數量明顯增長。學術界和企業界的許多人士都認為，“混合經濟”應當是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的“常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只要做大做強，都是國家提高綜合國力的貢獻者，都是全球競爭的參與者。

其二，從中國30餘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已經形成了國有、民營和外資三元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得以長足發展，主要是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三股力量支撐的。據統計，2001年到2011年這10年間，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幅分別為16.7%、31.2%和20.1%。在我國的經濟結構中，這三種經濟成分基本上各佔1/3，這是一個相對穩定的三元結構，形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共同締造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

應當説，對國有、民營和外資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分別作出的獨特貢獻，人們一般並不持有異議。之所以近年來人們對“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爭議很大，關鍵是對鞏固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也就是採用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是否可持續有不同看法。在有些人眼裏，國有企業應當完全從競爭性行業中退出，讓位於民營企業發展，這些人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現階段中國經濟結構成分中，並不是非國有即民營的“楚漢相爭”，而是國有、民營和外資的“三國演義”。國有企業一旦退出，民營企業就必然代替嗎？恐怕未必。這需要搞清楚兩個方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