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東北

開元十三年（725年），唐朝開始在內外東北地區遍設府、州，委派官吏，實行管轄（在此之前，黑龍江流域的靺鞨和室韋均已與隋唐兩朝保持貢屬關係）。即在契丹各部置松漠都督府，奚（亦稱庫莫奚）各部置饒樂都督府，粟末靺鞨（滿族前身）各部置渤海都督府，黑水靺鞨各部置黑水都督府。以上在唐代合稱“四府”。

另外，在室韋（蒙古族前身）地區還置有室韋都督，但都督所轄僅為其中一部或各部並受節制。在四府中，契丹與奚唐代又稱為“兩蕃”，“同類異種”，到遼代已合而為一。渤海、黑水，是唐代靺鞨中最強大的兩部。

渤海國（669年—926年）是唐朝時期北方的靺鞨族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權，始建於698年，初稱震國。705年歸附於唐王朝，713年被冊封為渤海國。926年被契丹國所滅，歷時229年，促進了東北邊陲的進一步開發，豐富了中華大統一的歷史涵量。渤海全盛時期，其疆域北至黑龍江中下游兩岸，韃靼海峽沿岸及庫頁島，東至日本海，西到吉林與內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鮮之咸興附近。設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餘縣。在東北史上被稱為“海東盛國”。 ^[1] 

唐政府已經在黑龍江和松花江的匯合口建立了貢賦徵集機構，唐朝官員向來自黑龍江下游及庫頁島的部落居民納貢代表團徵集貢賦。唐朝以後，外東北先後歸遼、金、元、明、清等王朝統治。

明朝時外東北屬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管轄範圍，與元朝時的遼陽行省範圍大致相當。西起斡難河（今鄂嫩河），北至外興安嶺以北，東抵大海，南接圖們江，東北越海而有庫頁島。奴兒干都司與內地的郵傳通信主要幹線是海西東水陸城站，北起都司治所奴兒干城（元朝徵東元帥府舊地）特林之西的滿涇站，中經四十五個驛站，南抵底失卜站，經遼東都司直達北京，交通全程達兩千五百公里。永樂七年（1409年）明政府設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作為管轄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等地區軍政的最高行政機構。明成祖先後十次派遣欽差太監亦失哈率領官軍前往奴兒干都司巡視，宣諭撫慰當地人民。1413年，亦失哈第三次巡視奴兒干都司時，在其治所附近原有觀音堂的基礎上修建了一座永寧寺。第一座永寧寺碑於1413年建永寧寺時所立。1432年，亦失哈得知永寧寺已毀而重建該寺，並於1433年立“重修永寧寺碑”。永寧寺這兩塊石碑，一塊刻有《敕修永寧寺記》碑文，分別由漢語、蒙古文、女真文、藏文寫成；另一塊有漢語碑文《重建永寧寺記》；二碑文均記錄了明政府管理和經營奴兒干都司的事實。立碑四百多年後，生活在黑龍江口的百姓們仍對永寧寺碑敬若神明（1904年二碑被俄國劫去，現藏於海參崴博物館並被露天存放）。 ^[2] 

到明末萬曆年間，明朝在奴兒干地區共設置了384個衞、24個所、7個地面、7個站和1個寨。明末建州女真（滿洲）興起後，東北各民族陸續歸附後金（清）政權。

16世紀，沙皇俄國跨過烏拉爾山，侵入西伯利亞。

17世紀中前期，俄國侵入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無惡不作，中國東北各民族拒絕向沙皇納貢，沙俄進行殘酷鎮壓遭到清軍和各族人民的反擊。清康熙帝平定三藩以後，屢勸沙俄退出均被拒絕，決心收復失地，組織軍民打敗了俄國侵略者。1689年，中國與俄國簽署第一份關於邊界的條約《尼布楚條約》，條約中明確表示整個外東北皆是中國領土。

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聯軍進犯天津、威脅北京之際，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尼古拉·穆拉維約夫率領兵船多艘駛至璦琿（今黑河市璦琿區），向清朝黑龍江將軍奕山提出俄方擬定的條約草案，宣稱以黑龍江為邊界，如果不從俄國將聯合英國對華作戰。清俄雙方交涉時，俄國兵船鳴槍放炮，以武力相威脅。5月28日，奕山與穆拉維約夫簽訂《璦琿條約》。該條約以黑龍江為邊界，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劃歸俄國，烏蘇里江以東4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劃為中俄兩國共管，而在1860年簽訂的《中俄北京條約》把整個外東北劃歸沙俄。中國只保留了對黑龍江左岸江東六十四屯的管轄權。 ^[3] 

江東六十四屯，是指從今黑河市對岸的精奇裏河口處開始，往南直到孫吳縣霍爾莫津屯對岸處為止的一段土地（南北長約一百四十里，東西寬五十至七十里）。這裏很早就是滿族聚居的地方，歷史上曾有過六十四個中國居民村屯，因此習慣地稱為江東六十四屯。《中俄璦琿條約》第一條，對處在黑龍江左岸、為中國人歷代居住的六十四屯作了規定：中國人在六十四屯享有永久居住權，中國政府對該處人民享有永久管轄權，對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根據這個條約，中國保留了該地的永久治權。

1900年，爆發義和團運動，清政府無暇兼顧外東北情勢，俄國遂派兵制造了江東六十四屯慘案和海蘭泡慘案。據黑龍江將軍壽山奏報，俄人“將海蘭泡傭工華民數千人驅投諸江。二十四日，復以馬隊二百焚我江左旗屯，老弱婦女半遭殺戮。”盛京副都統晉昌奏稱：“海蘭泡中國商人五千餘人，一臼盡沈諸江。餘如尼布楚、司特例津、伯力、海參威等處，槍斃、水淹、火焚不下二十餘萬。” ^[4] 

1902年，中俄議和後，雖經清朝政府多次交涉索還江東六十四屯，但沙俄政府卻採取種種無賴手段，拒絕原住地區的中國人民返回世代久居的家園。

中國從隋唐時期起，就對庫頁島開始行使行政管轄權。明朝政府在庫頁島的北部、中部、東部設置了若干羈縻衞所，負有鎮御邊疆、收繳當地貢品的功能。1616年，根據魏源所著《聖武記》記載，“清太祖遣兵四百收瀕海散各部，其島居負險者刳小舟二百往取，庫頁內附，歲貢貂皮，設姓長、鄉長子弟以統之”。清朝建立以後，庫頁島先被劃歸寧古塔副都統管理，1715年後又歸三姓副都統管轄。島上居民需每年到黑龍江下游庫頁島的普祿鄉（亦作普隆靄）向清廷進貢貂皮。清朝康熙年間開始對庫頁島居民的編户工作，至雍正十年（1732年）完成。18世紀末，日本和俄國相繼侵佔庫頁島，但仍認該地屬中國。17世紀至19世紀，庫頁島上的阿伊努族、費雅喀族和赫哲族，一直派出納貢代表團到清政府設在黑龍江邊的行署交納貢賦，一些原住民首領甚至遠行至寧古塔和吉林。清朝允許庫頁島派出的納貢代表團到北京，清政府的政策是鼓勵庫頁島人的首領赴京娶親，所以他們也願長途跋涉。清政府賞賜納貢代表團豐厚的物品，回賞之厚，款待之盛，使他們深切感覺到，貢貂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需要。從清政府管轄庫頁島的官方檔案即《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文檔案譯編目錄（庫頁島部分）》看，至少到“咸豐元年（1851年）五月二十五日”，庫頁島仍處在清政府的有效管轄下。1858年和1860年，俄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包括庫頁島在內的100餘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被割讓給俄國。俄國的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伯爵，當他1859年面對日本提出對庫頁島的要求時，援引了1858年簽訂的瑗琿條約，説該條約將黑龍江以北的領土割讓給了俄國。穆拉維約夫兼併黑龍江下游地區和庫頁島時，是以清朝皇帝直至1858年前對這些地方的管轄權為根據的。有據可查，直到1873年，仍有庫頁島居民向清朝稱臣納貢。日俄戰爭時，日本佔領庫頁島後蘇日各佔一半。二戰期間蘇聯奪回全部庫頁島，今屬俄羅斯。

20世紀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間，蘇聯政府乘中國國內混亂之機，又在烏蘇里江和黑龍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700多箇中國島嶼劃去600多個，面積達1000多平方公里。

中蘇東段邊界以烏蘇里江、黑龍江為界。由於珍寶島、黑瞎子島等島位於界河之上，俄國、蘇聯都曾聲稱擁有珍寶島等島的主權。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蘇聯佔領黑瞎子島。1947年起，蘇聯軍隊開始在珍寶島巡邏。1964年中蘇邊境談判中，蘇方準備將珍寶島歸還給中方，但由於中蘇關係日趨惡化而談判中止。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雙方在邊界上的若干地方，比如烏蘇里江上的七里沁島和珍寶島，不斷髮生巡邏隊衝突，多半是由蘇聯挑起；蘇軍先後16次侵入珍寶島，干涉中國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產活動，阻止中國邊防部隊執行正常巡邏勤務，打傷中國邊民和邊防戰士多人；當時蘇軍動用裝甲車在七里沁島上衝撞中國邊民，撞死、壓死中國邊民4人。1969年3月，蘇聯軍隊幾次對珍寶島實施武裝入侵，並向中國岸上縱深地區炮擊；中國邊防部隊被迫進行自衞反擊，中方稱為“珍寶島自衞反擊戰”；中方打退了蘇軍的進攻，並控制了全島。為了掩蓋沙俄佔領中國領土的史實，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1972年12月26日頒佈法令以俄語名稱更改了濱海邊疆區最後7個殘存的以滿語、漢語命名的城鎮和河名。

1990年，珍寶島歸屬問題得以解決，1991年俄羅斯承認珍寶島屬於中國。2004年，中俄也達成了關於黑瞎子島的協議，俄羅斯將黑瞎子島的一部分以及額爾古納河上靠近內蒙古滿洲里的阿巴該圖洲渚歸還給了中國。 ^[5] 

庫頁島與古代中國有着很深的聯繫，考古發掘中，島上最早的人類生活遺蹟已經距今三四千年之久，且這些居民的人種和文化習俗上與與黑龍江下游和烏蘇里江以東類似。在庫頁島上發掘出了隋（581－618）、唐（618－907）和宋（960－1279）時期的玻璃珠和耳環，遼（907－1125）、金（1115－1234）時期的銅鐘，這些工藝品是島上居民及其在大陸上的同宗從中國交換帶回的。而最晚成書於漢代的《山海經》中就有關於黑龍江地區乃至庫頁島上的居民的記載。書中説：“毛民之國，為人身生毛”。漢代高誘將其解釋為“其人體半生毛”。認為東海中的大島上有“毛民”居住。晉代郭璞解釋為這些部落生活在“在大海洲島上”。《淮南子》、《三國志》等書中也曾提及，説是中國東北邊境的部落居民，身著魚皮，遍身長毛。顯然是在説黑龍江出海口地區和庫頁島上的費雅喀人。雖然文獻中的內容較為玄奇，顯然是漢朝得自於東北南部地區的漁獵族羣的道聽途説。但是這也表明漢代的時候已經對於庫頁島有了比較基本的瞭解和認識。

雖然庫頁島很早就為中原王朝所知曉，但是苦於距離遙遠，古代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能夠與島上的居民建立起有效的聯繫。直到唐朝時期滅掉高句麗，將勢力深入到東北地區之後，中原王朝才真正的將足跡踏上了庫頁島。而“庫頁島”這一名字也是得名於這一時期。因為庫頁二字是同屬於黑龍江下游，直接受到唐朝控制的黑水靺鞨對於島上的費雅喀人的稱呼，因而唐朝沿用了這種説法，將該島稱作為庫頁島。這個島嶼在元朝的時候被稱為“鬼嵬”，在明朝稱為“苦兀”，在清朝初年還是恢復了“庫頁”的稱呼。但其實這些稱法都是對同一個詞語的不同音譯，在實際意思上沒有多少差別。

客觀來講，在清朝之前的歷朝歷代，都只是對庫頁島有一定的通商聯繫，遠達不到實際控制的程度。哪怕是唐代，明代這樣的重視東北地區開發的朝代，也是在這一地區進行羈縻，以朝貢的方式要求周邊部族效忠。這也為後來的清代守內虛外的邊疆政策埋下了伏筆。

清代對庫頁島的管轄，是從它的前身後金政權開始的。早在努爾哈赤起兵反明的第二年，後金朝廷就派遣軍隊迅速接佔明朝在東北原有的羈縻區域，其中就包括庫頁島和黑龍江下游地區。島上的居民費雅喀人也自此成為了清代版圖中一支效忠於清廷的部落。然而清朝對庫頁島上的費雅喀人實行的政策與執行嚴格軍事組織制度的滿人不同，在清朝早期的統治方式是“皆不編佐領，不列滿洲八旗”。而是採用設置族長、鄉長的方式來統計核定人口，要求他們向清朝的中央政府繳納貂皮作為貢賦，並按時向費雅喀人贈送賞賜，以示“皇恩”。

清朝統一全國後，面對俄國來自北方的威脅，迫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在東北地區的邊防。原有的明朝在東北的羈縻地區，設置了吉林將軍和黑龍江將軍。費雅喀人生活的區域被劃入了吉林將軍下轄的三姓副都統轄區，在康熙年間抗擊沙俄的哥薩克探險隊的戰鬥中，清廷多次就地召集能征善戰的費雅喀人拿起武器投入戰鬥，為保衞邊疆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清朝中央政府與庫頁島上費雅喀人的統治關係，在清朝中期就逐漸暴露了問題。由於黑龍江以北地區交通極為不便，清朝駐軍往往是在邊界設立哨所，然後一年甚至數年去巡視一次，這給早就覬覦這片區域的沙皇俄國以滲透的機會。早在雍正時期，費雅喀部落就受到了俄國探險隊的侵擾，甚至還因為費雅喀部落把登上庫頁島徵收貂皮的清朝官員當作哥薩克探險隊而引起了誤殺事件。到了乾隆道光時期，黑龍江以北地區受到滲透的情況更加嚴重，當年雅克薩之戰的地點，連乾隆皇帝本人都不能確定是否還在清朝版圖之內，邊政荒廢的情況之嚴重由此可見一斑。

在18世紀後期，清政府開始逐步失去了對庫頁島的控制。到了19世紀50年代，更是由於中俄《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兩紙文書，將庫頁島和烏蘇里江以東這一大片區域全部割讓給了俄國。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清朝歷史上自始至終都沒有在庫頁島上直接統治過費雅喀部落，但是清政府實施的貢貂與賞賜制度卻深得包括費雅喀人在內的東北邊疆各少數民族的民心。他們生活着的土地雖然被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劃歸俄國，但在一段時間之內仍然在自覺的遵守朝貢制度。曹廷傑所記濟勒彌人的一番話，即反映了原屬清朝的各族人民在被俄國侵佔後的共同心願：“又此輩自述，二十年以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國穿官，即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飾貢於該國，該國命官至所止海濱，賞黃狐、水獺、白貂諸皮，彼此授賞俱跪，攜皮回家，俟明年木城穿官賣之，亦至三姓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因滿語“三”讀作“依蘭”而譯此名）。自羅剎（俄羅斯）來，不許我等穿官，見木像則焚，見弄熊則阻。又欲我等截髮易服，心實不願，女人畏忌更甚，惟望大國如數百年前將羅剎盡驅回國方幸。”

雅克薩之戰(10張)

現在公開出來的俄國資料也表明，烏蘇里江以東的赫哲人與費雅喀人，仍“全部不服從俄國政權，而服從中國政權”，“仍然每家每户逐年”向清政府貢貂。由此可見，貢貂與賞烏林制度影響之深，也説明清廷對庫頁費雅喀等邊疆民族的管轄是卓有成效的。在中國的檔案材料之中，有案可查的庫頁島最後一次貢貂皮的時間為同治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873年，這已經是庫頁島被正式侵佔的第15個年頭，在俄國人的領土內依舊向清朝稱臣納貢的情況。

到了清末，庫頁島上的主權歸屬發生了好幾次變動，然而早已不是中俄之間的爭奪，而是日俄兩國的爭奪。日俄戰爭之後，俄國戰敗，被迫簽訂了《朴茨茅斯條約》，庫頁島被一分為二，南部成為了日本領土。二戰之後，蘇聯將南部庫頁島重新佔據，並由俄羅斯一直控制至今。近代以來，庫頁島上的費雅喀人的社會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進步，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更是直接從原始的漁獵生活直接跨越進了社會主義社會，俄國的語言學家也為這一部落創制了用西裏爾字母拼寫的文字。費雅喀人的生活習慣也漸漸俄化，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民族比例也由於俄國在近代大規模向東移民而有了很大變化。

但是另一方面，庫頁島在近現代歷史上成為了日俄兩國的爭奪焦點，圍繞着庫頁島的主權歸屬問題雙方也有着幾十年的恩恩怨怨，真正受苦的還是庫頁島上的本土居民。日俄戰爭和二戰後，都有大批的費雅喀人因領土變動而被迫離開家園，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一路艱險的遷移到其他地區。庫頁島與島上的費雅喀人的歸屬歷史變動反映了國家衰弱下的無奈與嘆惋，也給現代人帶來了無限的歷史反思。 ^[6] 

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各族與中原關係史簡述

貝加爾湖，中國古籍有“北海”、“柏海”、“柏海兒湖’、“白哈爾湖”等稱，是亞洲最大的淡水湖。包括勒拿河以南，葉尼塞河上游以東、色楞格河西北，鄂嫩河以北、尼布楚河以西的廣大地區，統稱為貝加爾湖地區。

黑龍江，中國東漢、三國時叫“弱水”，隋、唐時叫“黑水”，遼朝時始稱“黑龍江”，明、清時又叫“烏龍江”。此外，當地少數民族也有自己的稱呼，如蒙古族叫“喀拉穆倫”（又寫作“喀刺穆連”）、滿族稱“薩哈連烏拉”、達斡爾族稱“卡拉穆爾”、鄂温克族稱“阿瑪勒”。今俄羅斯對黑龍江的稱呼是從沙皇俄國時根據鄂温克族的稱呼音譯而沿用下來的。

17世紀中葉，沙皇匪幫侵入黑龍江流域，首先碰到的是鄂温克人，從而第一次知道了這條江，譯成俄語即畸變為“阿穆爾’（АМУР）。此河全長4410公里，相當於歐洲的多瑙河，是世界上著名的大河之一，其主流和支流流區，包括庫頁島，便是通常所稱的黑龍江流域。

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是片美麗富饒的土地。這裏既有沃野平川，又有苔原草地，更多的是丘陵峻嶺。到處有茂密森林，參天拔地，鬱郁蒼蒼。在佈滿落葉松和白樺的原始森林中，出產各種名貴的毛皮獸——黑貂，黑狐、猞猁、灰鼠等，尤以紫貂聞名於世。河裏湖中有各種鮮美的魚類，地下藴藏着豐富的金、銀等礦產，人們形容這裏的許多地方是：“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裏。”

在這片遼闊富庶的土地上，居住着蒙古、滿、達斡爾、鄂温克、鄂倫春、赫哲、費雅喀、庫頁等許多民族。今分佈於中國新疆等地的維吾爾、柯爾克孜、錫伯等族的祖先，歷史上也曾確很長的時間主要活躍在這一地區。這些民族及其祖先，從很早的古代起，就生息，繁衍在這裏，從事狩獵，湘魚，遊牧等經濟活動，辛勤地改變着這裏的面貌，是這一地區的真正開發者和主人。同時，作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締造祖國的歷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上述民族大都是在本地區發展形成的。但在發展形成過程中，又都和中原民族的遷徙、分衍、融合有着密切關係。在中國古史中，他們被分別包括在玁狁、狁鬻、鬼方、北狄、匈奴、烏桓、鮮卑、丁零、高車、回鶻、堅昆、黠戛斯、鞠、拔野古、室韋、契丹、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等古部落或古民族中，包含着這些古部落或古民族的後裔或分支成分。他們的語言多屬阿爾泰語系，雖然有各自的特點和發展經歷，但也有眾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別是由於如下幾個因素所決定，在他們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有一個基本態勢，一般情況下，都是心向中原，對中原表現為一種規律性的向心運動。

一是地域毗連，在文化上與中原有着源遠流長的聯繫。從舊石器晚期起，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的居民與黃河流域的居民就有着共同的細石器文化。這種文化的發源地是華北，從那時開始，華北古獵人就因追逐野獸逐步移向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同時也將細石器文化帶到這些地區。從人種上考察，他們與中原民族也同屬蒙古利亞人種的分支。

到了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中下游產生了農業，細石器退居次要地位，以彩陶為特徵的仰韶文化和以黑陶為特徵的龍山文化，與北方和東北的漁獵、遊牧民族的細石器文化產生了差別，但這種陶器文化也如舊石器晚期的細石器文化一樣，通過蒙古高原進入貝加爾湖地區和通過東北進入了黑龍江流域。這些地區陶器的形制及花紋特點的內涵，充分表明了新石器時代上述地區與中原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息息相通。

特別是在四千年前的商殷時代．隨着中原奴隸制的發展並達到鼎盛，中原人們與北方民族貿易交換的擴大及戰爭的頻繁發生，更有不少中原民族向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遷徙，成了商殷青銅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傳播媒介。如歷史上居住於貝加爾湖地區的丁零人，史家便公認在貝加爾湖地區廣泛分佈着商殷的青銅文化與其從中原遷徙到這裏有關。當然不能抹煞這一地區民族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點與成就，但就總的歷史過程來考察，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的文化史，都是和中原文化的發展密切相關的。

二是經濟交換的需要。由於地理環境所決定，中國古代史上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是從黃河流域開始的，農業和手工業首先在這裏發展起來。而包括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的北方和東北地區民族，卻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處於漁獵，遊牧和半農半牧階段。這些民族經濟的單一性和脆弱性，迫切要求與外界擴大交換，而南面的中原地區則是他們唯一有利的交換市場。事實表明，歷史上他們需要的生產和生活用品，諸如青銅、鐵器，布帛、茶糧以及其他手工業品，主要是通過交換從中原地區得到補給。而中原地區也需要他們支援大量的馬、牛和皮毛及其他土特產，以滿足生產、生活和軍事的需要。這種經濟上的需求，就象一塊磁石一樣，有力地吸引着包括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的北方、東北民族南向發展。

第三個因素是，中原地區經濟、文化比較發達，是建立政治中心的理想地區。歷史上不僅由漢族建立的統一王朝在這一地區建都，就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也在這裏建都。雖然他們中有的開始時在邊疆地區建立了首都，但隨着力量的強大，為了統治全國，也不惜放棄其“始興”之地，長途拔涉遷都到中原。不僅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滿族建立的清朝分別把都城從和林和盛京（今瀋陽）南遷到北京，就是局部統一的王朝，諸如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也都把都城南遷到中原。契丹族建立的遼朝後來也把中京作為陪都。其他存在於不同時期的割據政權，也幾乎都是以中原的某一地點作為他們的統治中心。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首領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取得統治部民的合法權力，也總是把獲得中原王朝的“冊封”作為一種“榮耀”，以致不遠千里來朝；而中原王朝為了通過他們來統治邊疆民族，也總是通過“賞賜”等方式來回答他們的來朝。這就更吸引着他們心向中原，成為一種規律性的向心運動。歷史事實表明，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民族也不例外。史書記載黑龍江流域民族的先民肅慎，從虞舜時期起就未經過征伐而自動前來中原進貢“楛矢、石砮”，就是絕好的例證。

上述三種因素是相輔相成的。經濟文化上的頻繁交往導致政治上的聯繫，政治聯繫的發展又加強或鞏固了經濟文化上的交往，從而成為一種強有力的紐帶，把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民族同中原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雖然有的時期某一民族與中原發生戰爭，甚至還很激烈，延續時間也較長，但實際上戰爭本身也是一種政治聯繫。通過戰爭在客觀上也往往造成了民族間的互相遷移，同化和融合。尤其從戰爭的目的來看，也往往是為了打通經濟交往的途徑。而伴隨戰爭的結束，經濟和文化的交往便進一步得到加強，特別是實現了全國大統一的時候，這種情況更為明顯。歷代王朝在北方和東北地區所設的“關市”，驛站，唐朝時在大漠南北所開闢的“參天可汗道”及渤海朝唐的鴨綠——朝貢道等，自然有着便於對於這些地區統治的目的，但同時也無疑方便了這些地區與中原的經濟和文化的聯繫，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正由於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民族存在這麼一種對中原規律性的向心運動，因而在中國歷史上不管哪一個王朝，也不管那一個民族成為統治民族，都以各種形式在這一地區設立行政機構，把它作為自己實現全國統一的一項事業。特別是當他們在原來的地方實現了局部統一，隨後又入主中原或作為地區首腦臣服於中原王朝的時候，更為全國的大統一奠定了廣泛而堅實的基礎。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等族的歷史都無不説明了這一點。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國家疆域是與這些民族的歷史功績分不開的。今天中國遼闊的版圖，正是中國各族人民長期共同開拓的結果，也是包括上述民族在內的邊疆民族與中原長期保持密切聯繫的產物。

也正是由於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民族與中原有着源遠流長的歷史聯繫，特別是在統一於中原王朝或入主中原時期。有一種共同的祖國概念，因而當外國侵略者侵犯這一地區時，他們也就不僅曾為保衞鄉土，也為保衞祖國而英勇奮戰，並且在鬥爭中與中原的聯繫更為密切，表現了一種更為強烈的向心運動。17世紀中葉，當沙皇武裝匪徒侵入貝加爾湖地區時，當地的蒙古族和鄂温克族都無不胸懷沖天大恨，紛紛起來反抗，給了侵略者以沉重打擊。蒙古土謝圖汗更是義正詞嚴，向沙俄政府提出通諜，責令沙俄侵略者退出，指出這些地方是向中國官吏繳納賦税的地方。鄂温克族人民由於不願臣服於沙俄，也拒絕繳納毛皮税。最後大部分離開古老的家園，遷到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根河和海拉爾一帶。當沙皇匪幫侵入到黑龍江流域時，當地的達斡爾、赫哲等族人民也英勇無畏地用落後的弓箭、長矛與之進行浴血戰鬥。俄國史學家格魯勃佐夫在《阿爾巴津古城的歷史》中就説：“當哈巴羅夫一六五一年對於達斡爾人肆意打家劫舍，踐踏莊稼，沿途剽掠，殘酷傷害人民的時候，達斡爾人進行了熾烈的戰鬥，頑強地捍衞了自己的城池。”隨後為了斷絕侵略者的糧源。達斡爾族也遵照當時中國清朝政府的命令，“遂由黑水之北，攜老扶幼，渡江越嶺，遷到嫩江、訥河、諾敏、格尼、阿榮、雅魯等處，分村落居住”。17世紀末葉，在清軍兩次收復雅克薩的戰鬥中，他們更是一馬當先，直接擔負起偵察和作戰的任務，為保衞祖國的領土完整，配合清軍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1689年，當中俄雙方在尼布楚舉行劃界談判時，當地的蒙古部眾也派代表來告訴欽差大臣，表示願意退入中國境內歸服中國皇帝，並懇求收容他們，幫助他們渡河。而在此之前，喀爾喀蒙古在遭到沙俄支持下的衞拉特蒙古的大舉進犯，面臨北遷還是投南的生死攸關兩種命運決擇時，其宗教首領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一席話，更是集中表現了前述三種因素所決定的該地民族對中原的向心傾向。他指出：“俄羅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輩，異容異服，殊非永安之計。莫若全部內徙，投誠大皇帝，可邀萬年之福。”“眾欣然羅拜，議遂決。”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列強強迫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沙皇俄國也不甘落後，用武力和外交訛詐手段，先後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中俄瑗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等，強行把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烏蘇里江以東和庫頁島的大片中國領土霸佔過去。正如革命導師馬克思指出；這時“俄國由於最近的條約得到了一塊大小和法國相等的新領土”，“又由於進行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幫助俄國獲得了韃靼海峽和貝加爾湖之間最富庶的地域”。革命導師恩格斯也指出；“俄國……這個時候從中國奪取了一塊大小等於法德兩國面積的領土和一條同多瑙河一樣長的河流。”

而這時，當地各族人民蒙受的痛苦和災難，更是慘不忍睹，令人不寒而慄。偉大列寧如實地揭露了這一事實。“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不過它們在開始時不是公開瓜分的，而是象賊那樣偷偷摸摸進行的。它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財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它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總之，國家的衰敗，這裏的各族人民必然首先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可以説，近代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各族與中原的關係史，是一部患難與共史，和不屈不撓的共同鬥爭史。

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共有數十種少數民族，雖然文化發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歷史。”“各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歷史都作過貢獻。”這是對中國多民族國家歷史的科學概括，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客觀規律。可是，從20世紀初以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為了宰割中國，其御用學者們卻以研究中國北方民族為名，泡製出許多旨在分裂中國的謬論，諸如“滿蒙自古非中國論”，“長城南北對抗論”、“長城以北非中國論”等等便是。他們企圖抓住中國歷史上各民族統治階級確有過對抗的一面，故意加以誇大和歪曲，從而抹煞各族人民友好交往的事實。因此．正確闡明中國歷史上貝加爾湖地區和黑龍江流域民族與中原的關係確着重要意義。 ^[7] 

1689年，中國清朝跟沙俄簽署第一份關於邊界的條約——《尼布楚條約》，條約中明確表示整個外東北（外滿洲）皆是中國領土。該條約是中國及清政府與外國簽訂的第一份條約，主要內容如下：

清初沙俄侵略黑龍江流域(7張)

1、從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到外興安嶺直到海，嶺南屬於中國，嶺北屬於俄羅斯。西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南屬中國，北屬俄國，額爾古納河南岸之黑裏勒克河口諸房舍，應悉遷移於北岸；貝加爾湖與額爾古納河之間的部分割讓給俄羅斯。

2、雅克薩地方屬於中國，拆毀雅克薩城，俄人遷回俄境。兩國獵户人等不得擅自越境，否則捕拿問罪。十數人以上集體越境須報聞兩國皇帝，依罪處以死刑。

3、此約訂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罷。論。自兩國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後有逃亡者，各不收納，並應械繫遣還。

4、雙方在對方國家的僑民“悉聽如舊”。

5、兩國人帶有往來文票（護照）的，允許其邊境貿易。

6、和好已定，兩國永敦睦誼，自來邊境一切爭執永予廢除，倘各嚴守約章，爭端無自而起。

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後，歷代沙皇依然把“收復黑龍江”作為俄國的遠東政策，等待時機，蓄勢侵華。

在尼布楚會議上，清政府代表曾提出以勒拿河為界。繼而讓步，提出以勒拿河以南、雅庫茨克的漁獵人稱作諾斯山的一條山脈為界，東北直至沒入大海深處的諾斯海岬。諾斯海岬即是楚科奇半島，中方代表提出的界山諾斯山，係指烏第河北側的外興安嶺直至楚科奇半島。俄方代表出於奪取烏第河流域及其以北廣袤地區的需要，提出“自格爾必齊河循第一道石頭山的嶺脊，從阿穆爾河下游一直延伸到海，凡發源於該山嶺、流入阿穆爾河之河流盡屬博格德汗殿下，而發源於該山嶺另一側，流向北方之河流盡屬沙皇陛下”。所謂“第一道石頭山”，即指烏第河南側的外興安嶺。烏第河流域南北各有一個外興安嶺分支，中俄雙方各執一詞。所以，中俄雙方談判妥協的結果便形成了拉丁文本中的“界於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的措詞，即未定界在烏第河南北兩側的外興安嶺之間。這一判斷還可通過《張誠日記》得以佐證：“關於這道山脈必須看到，它在格爾必奇河發源處形成兩支高峻的山嶺。其中一支差不多向正東延展，山脈的走向幾乎與鄂嫩河或名薩哈連河相平行的，這支山脈是俄人打算作為兩帝國的邊界之處。另一支山脈，即我們的人打算作為邊界的，則走向東北。這兩支山脈之間，還有一大片廣大的土地，由許多河流所灌溉，其中的主河名烏第河。雙方商定，有關兩條山脈之間土地的一款應不作決定，以俟他們能各向本國皇帝稟報並恭請諭旨。”

史家所爭之烏第河“南”與“北”的問題，僅是清政府的內部文件中的表述，從中方交給俄方的俄譯滿文本譯回的漢語來看，當時俄國人並無此概念和歧義。據俄《中方交與俄方文本》的譯文，關於烏第河未定界的表述為：“但位於烏第河與上述作為國界的嶺之間所有流入大海的河流和土地，日前仍作為未定界之地。”並無“南”與“北”之字樣。

東北地區本無內外之分(10張)

1690年，清朝寧古塔將軍巴海曾帶兵巡視外興安嶺和勒拿河以南地區，併到雅庫茨克即俄國東西伯利亞統治中心見戈洛文（《尼布楚條約》俄方代表、俄西伯利亞省省長），面告其勒拿河與烏第河地區為大清國土，勿騷擾滋事。《尼布楚條約》簽訂後二三十年裏，俄國人在此地區小心翼翼。參加過尼布楚條約談判的法國傳教士張誠繪製的清朝東部邊界劃界地圖表明外興安嶺北支（諾斯山）直至亞洲大陸最東北的沒入大海深處的諾斯海岬（楚科奇半島）都是中國疆土。17世紀末18世紀初比利時人托馬斯繪製的韃靼地圖表明勒拿河與外興安嶺南支間東至大海的地區列為未定地區。有部分學者研究後認為，《尼布楚條約》中“烏第河待議區”的實際範圍要比現在中國歷史地圖上所標明的範圍大得多。 ^[8] 

1860年11月14日，清朝政府與俄國簽訂《中俄北京條約》，承認了一直拒絕批准的《璦琿條約》，當時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沒有經過任何戰爭便劃歸了沙皇俄國。

清朝安定天下之後，關內的人口大量增加，剩餘勞動力有很多想向關東謀生，為了阻止漢族居民北上，清朝在遼東還修築了一道種着柳樹的邊牆稱為柳條邊由旗民看守，阻止闖關東的人過去。當時的人形容黑龍江流域百年之間都是一派沃野千里有土無人的景象。在黑龍江下游千里之地，只有一兩個臨時行署（每年夏季三個月辦公）和一些人口較少的村屯，一個駐軍點也沒有，僅在國境線上專門立有守邊部隊每年或每三年前去巡邏的“巡邏鄂博”等界標。外興安嶺一帶邊境由布特哈打牲總管於每年六月間派章京等率領兵丁，按規定路線至外興安嶺河源處巡察，察畢回報總管，轉報將軍，每三年則派出副總管等率領兵丁於解凍後由水路至外興安嶺巡察一次。黑龍江官兵的守邊任務就是每年到黑龍江上游巡查一次，每三年到外興安嶺巡查一次，每年在解凍季節乘船到黑龍江下游收一點皮毛税，後來是數年難得去一次下游地區。黑龍江南岸清軍的主要駐地璦琿城，也只有士兵1000人左右。

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狂熱的戰爭分子穆拉維約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承擔對黑龍江流域的侵略活動。尼古拉一世為了策劃和部署侵略中國黑龍江流域的活動，組成了“阿穆爾問題特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俄外交、陸軍和海軍等主要軍政頭目組成，並於1849年2月研究了入侵中國黑龍江流域的行動計劃。“阿穆爾問題特別委員會”的成立，標誌着俄國對中國黑龍江地區的侵略由長期預謀進入直接行動的階段。

1849年9月，俄國軍艦闖入黑龍江口，探明黑龍江口可行航海船舶，庫頁島確實是島嶼而非半島。以後俄國武裝船隻在中國內河黑龍江航行不下四五十次，少則幾十人，多則8000多人。

1850年，入境偵查的俄軍被鄂倫春族邊民發現並遭擊退，有3名俄兵斃命，後在俄國的威逼下，這些邊民被清廷“繩之以法”，慘遭鞭笞、充軍甚至處決。6月，一小股俄軍侵入黑龍江下游廟街特林村（附近有明代所建永寧寺），遭到當地200多村民及地方官員的包圍和抗議，遂被驅趕了出去。8月，穆拉維約夫公然違背尼布楚條約侵佔了黑龍江口的廟街，並積極擴充軍隊，他宣稱：“為實現佔領阿穆爾（即黑龍江）的意圖，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我們懦弱的鄰國炫耀武力。”

1851年，清廷為確保東北邊疆的安全，要求黑龍江將軍英隆組織巡邊隊伍前往黑龍江口、烏第河等處巡邊，結果黑龍江將軍當年上奏朝廷的時候還説巡視黑龍江口疆界安定。

1852年，咸豐皇帝對派兵增強防守的黑龍江將軍英隆加以訓斥，諭令為免俄國疑懼，不得加強戰備。由於清政府在東北貫徹虛邊政策，加上巡邊制度缺陷和政治腐敗，所以對俄國一系列侵佔活動有的暫時或者根本不知情，有的知道了也不敢輕舉妄動。

1853年3月，俄軍侵入中國奇集湖一帶，5月侵佔哈吉灣，8月強佔闊吞屯。

1853年4月，俄國沙皇下令侵佔中國的庫頁島，7月俄軍即侵入庫頁島，在島西岸建立哨所。

1854年1月，穆拉維約夫就重新劃定遠東地區的邊界問題，直接與中國進行談判，中國以為是討論久懸未決的烏第河邊界問題，也為談判派出了庫倫、黑龍江、吉林三方面的委員。談判中，穆拉維約夫取出地圖，指稱“原定界址，自格爾畢齊河長起，至興安嶺陽面各河長止，俱系俄羅斯屬界。今應取和，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給俄國守護”等語，清朝代表根據尼布楚條約當即予以嚴正駁斥，表明對俄方無理要求斷然不能接受。

1854年，俄國以防英法海軍進攻為藉口，出動七十餘艘艦船武裝航行黑龍江，橫穿中國領土兩千多公里，佔領黑龍江下游地區。

1855年，穆拉維約夫以同樣的藉口再次侵入黑龍江，進行武裝示威，並要求在松花江口與中國官員進行“劃界”問題的談判。談判期間，俄國無理要求黑龍江左岸全部地區以及整個沿海地區都歸俄國所有，中國代表堅決拒絕。7月，沙皇訓令穆拉維約夫同中國交涉，簽訂正式條約。9月，清朝派譴的庫倫、黑龍江、吉林三委員到達闊吞屯與穆拉維約夫談判。

1856年1月，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庫倫辦事大臣向俄國發出照會，逐條駁斥了俄國的無理要求，重申了黑龍江流域為中國領土，表明俄國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地方佔去，“則我三省將軍、大臣斷不能屈從。”

中俄璦琿條約簽訂場景(6張)

1857年3月，俄國已經在外貝加爾省集結了步兵1.6萬人、騎兵5000人和炮兵1000人，準備大舉進攻中國。從1854年到1860年，這6年間，俄國軍隊、哥薩克兩萬多人分頭進佔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的廣大地區，屯兵築壘，遍設哨所，武裝“移民”，沿江列置火炮、建立村屯，形成事實上的軍事佔領。

到了1858年，裝備新式武器的俄國大軍兵臨璦琿城下，黑龍江將軍奕山大吃一驚，他手下駐防璦琿的清軍不到千人（當時清廷從黑、吉二省抽調了3萬多兵力到南方鎮壓太平天國及進入京畿保衞北京和扈駕熱河，駐防黑龍江的清軍總共只有5500人），主要武器還是刀、矛和弓箭，沒有力量抵抗。為了避免開戰，在俄軍槍炮聲恫嚇下完全屈服的奕山擅自簽訂了璦琿條約，對這個條約清朝認為過於苛刻沒有承認，還處罰了奕山等人。

1859年，俄國軍隊侵佔中國烏蘇里江以東廣大地區，當年12月把中國位於烏蘇里江口右岸的卡倫（哨所）趕走、拆毀，翌年6月非法佔領天然良港海參崴。到了1860年英法聯軍打進北京還火燒了圓明園，咸豐皇帝逃到承德，俄國就乘火打劫，表示願意出面調停中國同英法的戰爭，卻要求報酬，又進行武力威脅，迫使清朝同俄簽訂了北京條約。 ^[9-13] 

《中俄北京條約》共15條，主要內容有：

1．中俄東段邊界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劃歸俄國；原住這一地區的中國人，仍準留住。

2．中俄兩國未經劃定之西部疆界，今後應順山嶺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中國現有常駐卡倫路線而行，即從沙賓達巴哈界牌起，經齋桑湖、特穆爾圖淖爾至浩罕一線為界。

3．俄國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設領事官；“遇有大小案件，領事官與地方官各辦各國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

4．滿洲新定邊界地區准許兩國之人隨便貿易，並不納税；新疆貿易除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外，增闢喀什噶爾一口；恰克圖貿易，俄國商人可由恰克圖照舊到京。

在條約文本上留下了這麼一句：“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佔，仍準由中國人照常漁獵。從立界碑之後，永無更改，並不侵佔附近及他處之地。”這成了清廷對外東北的中國遺民最後的關照。可惜此後俄國、蘇聯屢次違反這一約定。 ^[14-15] 

《中俄北京條約》確認了《璦琿條約》（清廷當時拒絕批准）的效力，再次承認了沙俄對中國黑龍江以北領土的侵佔，並把《璦琿條約》規定為中俄“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4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強行割佔。同時《中俄北京條約》的簽訂，又為沙俄進一步割佔中國西部領土製造了“條約依據“。這個條約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的領土完整。

沙俄侵略者對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的入侵和強行割佔，激起了當地各族人民的強烈義憤。黑龍江和松花江中下游地區的居民也相繼組織民團，據統計，黑龍江江左江右參加團練的共有3900餘人。駐守璦琿附近的清軍愛國官兵也加入了人民抗俄鬥爭的行列，他們在通告中警告俄軍必須“撤離該地”，否則將亡於中國軍民的“利劍之下”，表明了中國軍民收復國土的強烈願望。

1868年爆發的青島淘金工人起義，是這一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抗俄鬥爭。青島是位於海參崴東南海面的一個小島，以盛產砂金著稱。俄國殖民者佔領這一地區後，便下令驅逐在這裏定居的中國淘金工人，掠奪這裏的寶貴資源。1867年，沙俄侵略者強行登島，將金礦大肆劫掠一番；1868年5月，滿載俄國士兵的軍艦又在青島登陸，企圖趕走這裏的中國工人。然而，中國淘金工人早已設好埋伏，俄軍一登島，數百名淘金工人一齊衝殺過來，打死打傷俄軍過半。沙俄侵略軍從海參崴調來軍艦才解除了圍困。這次戰鬥之後，淘金工人的抗俄鬥爭開始向整個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發展。

起義軍轉戰到蘇城後，蘇城的刨夫立即響應，起義軍在青島、蘇城、黃島、石廟子等地到處打擊俄軍，起義隊伍發展到三千人，抗俄烽火燃遍了南烏蘇裏大地。他們堅持鬥爭一個多月，極大地震動了俄國在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的殖民統治。不少俄國人後來談起這次抗俄起義還如驚弓之鳥不寒而慄。而移居這裏的俄國人更加惶恐不安，深感“在異國土地上安家創業的艱辛”。 ^[16] 

興凱湖曾經是中國第一大湖，面積約為4380平方公里。1861年中俄兩國代表團在興凱湖勘界前，俄國繞過《北京條約》，派軍隊在非中俄兩國交界地區的興凱湖西北岸一帶建立據點、強佔土地。中俄雙方代表在談判時，俄國代表公然提出“‘和約’、‘地圖’（指《中俄北京條約·附圖》），均可不必照依行事”，又採用曲解《北京條約》和武力威脅的手法，北移界碑80多公里，賴去中國興凱湖西部7200多平方公里領土和四分之三（72%）的興凱湖湖面。

早在簽訂中俄《北京條約》時，俄國就恣意要把1859年由俄方單方面繪製的東部邊界地圖當作條約附圖強加給中國，遭到清政府的拒絕；但同時清政府答應俄國派出堪界大臣，在共同堪踏以後劃定東部邊界線。1861年6月，中俄雙方堪界代表簽訂了《勘分東界約記》。所謂“東界”，在中俄邊境上並未明確的分界點。這次堪界，實際上也僅僅勘分了興凱湖以南的陸界，而沒有勘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水界；只是在比例尺小於1/1000000的地圖上畫了一條紅線，表示兩國以這兩條江為界，但這條紅線不可能也不能表明邊界線在江中的確切位置（這段邊界至今是以江水所流經的中心線來劃分的）。在這一過程中，俄國不能從條約上明確割佔領土，於是在勘界和立界牌時，力圖多佔中國領土；立牌後，又偷偷地搬移界牌，對中國領土不斷蠶食，進行非法搶佔。

《滿洲里界約》又稱《齊齊哈爾協議書》，是清朝與沙皇俄國於1911年底在黑龍江齊齊哈爾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是清政府簽訂的最後一個喪權的邊界條約。《滿州里界約》共兩條，其主要內容是：中俄兩國重定由塔爾巴幹達呼第58界點起，至阿巴該圖第63界點，並沿額爾古納河，至該河與黑龍江會流處止的國界。《滿洲里界約》共計使中國喪失領土1400多平方公里。

中國內蒙古地區東北部與俄國毗連的水界和陸界，是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和1727年中俄《阿巴哈依圖界約》劃定的。但隨着俄國侵略勢力的擴張，這一帶界務糾紛日見增多，俄國人非法越界侵佔中國土地的事件屢有發生。清政府為防止俄國擴大侵略，於1909年由外務部照會俄國政府，提議雙方派員會勘邊界。1910年4月，俄國同意清政府的建議。

1910年5月至1911年12月，中俄雙方進行了勘界和幾十次談判。會議中，俄方要求將滿洲里劃歸俄國，中方代表、黑龍江巡撫周樹模據理力爭，堅決不讓。俄方又提出中國應在水陸兩界其他地方作出讓步，作為俄國不侵佔滿洲里的交換條件，並在滿洲里邊界附近多次增兵，進行武力威脅，於1911年12月20日逼迫周樹模簽訂了《中俄滿洲里界約》。界約中規定：在水界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將河中280個洲渚，160個劃歸俄方，120個劃歸中方。俄方藉口額爾古納河向俄境移動，將河中主流中國一側的18個大洲渚劃歸俄國。這18個洲渚佔全部洲渚面積的84%，成為俄國的界外領土。此時，辛亥革命已爆發，清王朝覆滅在即，俄國有鑑於此，遂照會清外務部，以該界約“無須由兩國政府批准，政府視為完全了結。”《滿洲里界約》就如此匆匆地成為了“定案”。 ^[17] 

遠東共和國（1920-1922）(4張)

1919年、1920年，列寧領導下的蘇俄政府先後發表致中國國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和對中國政府的宣言，廢除沙俄對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明確宣佈““蘇維埃已放棄了接受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這令中國對外東北（外滿洲）的主權恢復了一絲的希望。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宣言據蘇俄後來解釋，廢除的僅是1896年以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涉及的內容包括江東六十四屯（1900年被沙俄武力侵佔）和滿洲里的少量土地，廢除沙俄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和租界，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放棄沙俄在中東鐵路的特權。對簽訂於1858年《瑗琿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1864年《勘分西北界約》並未提出廢除。

蘇俄國內戰爭期間，蘇俄勢力在外滿洲地區成立了一個與蘇俄政權並存的獨立國家——遠東共和國（1920-1922）。作為日蘇之間的“緩衝國”，遠東共和國曾與日本、中國展開過積極和實際的外交活動。

1924年5月31日，中華民國和蘇聯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也叫《中蘇協定》。

主要內容：

一、廢除中俄間一切不平等條約；

二、蘇聯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租界、租地；

三、蘇聯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

四、蘇聯取消帝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

五、中東鐵路同意由中國贖回；

六、承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中國在外蒙古有完全的永久的主權。

但是這個條約並未得到有效的落實，外東北依舊掌握在俄國手裏，外蒙古也最終獨立。

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蘇聯以鞏固邊防安全為由，清肅遠東地區“不可靠”民族，半年內羅織罪名抓捕中國人11000餘名，遠東華人羣體為之震怖。中國駐蘇使領機構要求停止濫捕，但蘇聯態度強硬。中方雖與蘇方進行了艱苦交涉，但時值全面抗戰爆發不久，國民政府渴望獲得蘇聯援助，故在交涉過程中投鼠忌器，亦未向國內媒體透露蘇聯在遠東排華之事。為儘量減少華僑所遭痛苦，最後只得尋求妥協辦法。不過，經兩國交涉，且因國際形勢變化，蘇方態度有所軟化，並最終下令停止從遠東地區強迫遷移中國人，准許他們“自願”遷往新疆，但這種所謂“自願”遷移本質上依然帶有強制性。已被定罪的華人多數並未因中蘇交涉而被釋放，其中更有3000多人被處決。 ^[18]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華民國政府曾進行過一次國界公佈，除江東六十四屯外，蘇聯對外東北有控制權，但並無簽訂任何書面國際協議。

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簽署《中蘇國界東段協定》，這協約確認了蘇聯對外東北（外滿洲）的統治，並確認黑龍江是中俄的國界。

中國與蘇聯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關於航行權的規定有：

第八條：“締約雙方同意，各類船隻，包括軍用船隻，可從烏蘇里江經哈巴羅夫斯克城下至黑龍江（阿穆爾河）無阻礙地往返航行。航行規則由雙方主管部門制定。”

第九條：“蘇方在與其有關方面同意中國船隻（懸掛中國國旗者）可沿本協定第二條所述第三十三界點以下的圖們江通海往返航行。與此航行有關的具體問題將由有關各方協商解決。”

2004年，根據中俄雙方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俄羅斯將把佔領的銀龍島的全部、黑瞎子島的一部分領土，以及額爾古納河上靠近內蒙古滿洲里的阿巴該圖洲渚，歸還給中國。

2005年4月，俄羅斯政府批准了這個補充協定。而此前一個月，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也通過了關於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的決定。至此，不僅黑瞎子島的領土爭議塵埃落定，中俄長達4300公里的邊界也全部得到了確認。

2008年10月，中俄兩國政府在黑瞎子島上舉行了中俄國界東段界樁揭幕儀式。黑瞎子島西側約171平方公里陸地及其所屬水域正式劃歸中國。 ^[5] 

俄國哥薩克士兵與移民和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的矛盾甚為尖鋭，沙皇的侵華政策頗不得民心。—— 扎拉西 ^[19] 

19世紀50年代，腐朽的清政府已經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此時沙俄的侵華野心正日趨膨脹，並向清政府提出了領土要求，先後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瑗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條約。將中國東北的大片領土納入其版圖，並在這些地區推行殖民統治，中國東北邊疆的人民對此誓不相容，堅決反抗…… ^[19] 

北方有句老民謠：關東有三寶，人蔘、貂皮、烏拉草。

還有的説：“關東有四寶，高粱、大豆、水稻、小麥長得好”。

東北自古物產豐富，種類繁多，歷朝歷代均被稱之為寶地。所謂“游魚在水，奇寶在林，珍禽在天，神獸在山”，正是對這一方繁衍萬千野生動植物的龍興寶地真實寫照。

自清兵入關後，清政府有別於中原地區的行政制度、管理方式和土地佔有形式，在東北分別設置了盛京將軍、寧古塔 將軍和黑龍江將軍。這實際是將東北地區設置成“陪都特區”，將這片珍稀的土地資源專供清朝貴族享用。

沙皇俄國原本是歐洲國家，與中國相距萬里之遙。自16世紀後期，它就跨過歐亞交界線，逐步向西伯利亞一帶擴張，進而將邊境線延伸到中國的北方邊緣，並伺機侵佔中國領土。

大清早期，政府尚有能力遏制沙俄的入侵。康熙年間，兩國簽訂的《尼布楚條約》維持了中俄邊境百年之久的平靜。

經過了百年的閉關鎖國，曾經的帝國逐漸走向沒落，與世界強國的距離已漸行漸遠。

到了19世紀50年代，腐朽的清政府在列強的侵略打擊下，毫無還手之力，中國逐漸淪為列強瓜分的市場，成為帝國主義饕餮覬覦和不斷爭奪的殖民地。

此中，最為窮兇極惡的是沙皇俄國，鴉片戰爭以來，接連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瑗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條約，侵佔了中國東北的大片領土，推行“黃俄羅斯”殖民統治計劃，成為當時中華民族的頭號敵人。全中國民眾的極度憤慨，東北邊疆的人民對其更是誓不相容，堅決反抗。 ^[19] 

沙俄在中國領土上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的強盜行徑激起了東北各族人民的反抗鬥志。他們自發組織抗俄團體，同仇敵愾，積極對抗這羣茹毛飲血的“羅剎鬼兵”。

我國的東北邊疆一帶，居住着鄂倫春、費雅喀、赫哲等少數民族，他們世居於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直過着平靜而又安寧的生活。

他們都是天生善騎射、好勇猛的獵手。尤其是生活在黑龍江上游及蒙古地區的鄂倫春族人，他們世居森林，以狩獵為生，精於騎射之術，被稱為“馬背上的民族”。

沙俄的槍炮打破了他們原有的平靜。

道光三十年（1850）的一天，穆拉維約夫帶領他精心組建的“考察隊”，從庫克多博卡倫偷偷潛入到中國境內，進行秘密測繪偵查活動。沒想到，他們剛一踏上中國領土，就被當地的鄂倫春人發現，並遭到攻擊。考察隊中的成員，瓦加諾夫中尉和兩名哥薩克被擊斃，其餘成員則狼狽逃竄。

沙俄“考察隊”隊員被擊斃一事傳開，沙俄政府頓感顏面無存，備受打擊，決定不會就此善罷甘休，於是設計對清政府展開了打擊報復。

他們詐稱該國3名逃兵，越界躲入中國境內，要求清政府將其交回。在俄國的威逼下，昏庸無能的清政府，明知是計，仍然將鄂倫春的勇士們“繩之以法”，給俄國以“交待”。有的被處決，有的被髮放充軍、也有的慘遭鞭笞。鄂倫春人用鮮血和生命書寫了一段抗俄護疆的愛國傳奇。 ^[20] 

在鄂倫春人民奮起殲滅了以瓦爾諾夫為首的“考察隊”的同時，費雅喀人對沙俄侵略軍的入侵也展開了英勇的抗爭。

費雅喀人崇拜大自然、動物以及他們的祖神，沙俄侵略的入侵打破了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靜生活。這羣純樸善良的人們開始了保衞自己家園的反抗活動。

咸豐元年（1851年末），居住在黑龍江下游左岸沃依德屯的費雅喀人和滿族人，不堪壓迫，商定於第二年夏季舉行起義，將沙俄侵略者趕出國土。

不料計劃暴露，被俄軍總頭目涅維爾斯科依派兵鎮壓。

俄軍來到村子裏，大叫大嚷，命令村民們交出組織暴動的帶頭人。村民們拒不交人，還將俄軍團團圍住，俄軍見村民企圖反抗，便以武力強行帶走了企圖圍攻俄軍的幾個帶頭人，押解到彼得冬營。接着，又派大隊人馬，將附近3個村屯的居民驅趕到那裏，當着村民的面兒抽打帶頭人，並將其罰做苦力，為他們抬木頭，以示殺一儆百。雖然這次暴動被扼殺於萌芽狀態，但也給侵略者以極大的威脅。 ^[20] 

赫哲族是我國北方唯一以捕魚為生的民族，主要居住在松花江下游與黑龍江、烏蘇里江構成的“三江平原”和完達山一帶。著名的《烏蘇裏船歌》便是赫哲族民歌。

三江沃野，山水縱橫，這裏有馳名中外的特產——蝗魚、蛙魚、三花五羅、貂皮、麝鼠……自古以來，就是富饒的天然漁場和逐獵之地。人們常用“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進飯鍋裏”來描述這裏的富庶。這富庶之地，自然也是沙俄眼中的一塊肥肉，十餘年間曾多次入侵。

在沙俄侵略者入侵時，赫哲人拒絕為其引路、拒絕供應食物；監視沙俄侵略者的行動，隨時向當地清朝地方政府和清軍彙報；協同清軍守衞江卡。赫哲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打擊沙俄侵略者貢獻力量。

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一小股沙俄軍隊侵入到黑龍江口的特林村，被滿族和赫哲族的居民200餘人包圍。村民們警告沙俄侵略者：不經清政府許可，任何外國人都無權踏上這片土地，遂將他們驅趕出去。

咸豐四年五月四日（1854年5月30日），穆拉維約夫率領1000餘名“遠征軍”，攜帶大量槍支彈藥，分乘70多隻艦船闖進黑龍江流域。

當他們進抵松花江口時，春雨淅瀝，由於不熟悉路途，而不辨方向，強盜們前進不得。此時，赫哲漁民烏爾桑阿等人正在河岸叉魚，穆拉維約夫隨即派人將他們強行拉到船上，要求帶路。烏爾桑阿等人嚴詞拒絕了俄國人的要求。結果被俄軍關押數日之後才放回。

烏蘇裏卡倫和黑河口卡倫是從黑龍江進入烏蘇里江和松花江的門户，也是往返黑龍江的必經之處。

咸豐四年（1854）夏，三姓協領富尼揚阿向赫哲人借來了樺皮小船，並在赫哲人的指引下，帶兵前往黑龍江下游偵察俄軍動向。經過偵查，他們發現俄軍正向兩個卡倫駛來。情況緊急，他們立即上報地方政府，請求定奪。怎奈清政府提出“勿啓釁端”的指令，因此，守卡清軍不敢輕舉妄動，對俄船的入侵也無能為力。作為邊防哨所的卡倫形同虛設。

咸豐七年八、九月間（1857年10月），一股俄軍闖入松花江。當他們接近黑河口卡倫時，守卡清軍一面竭力攔阻，一面派人飛速上報吉林將軍景淳。俄船對清軍攔阻置之不理，繼續在中國的內河航道上橫衝直撞。 ^[21] 

景淳接到飛報，立即命令三姓副都統派兵“駕船迎阻”。

當地的赫哲人得到消息後，也紛紛駕船趕來，協同官軍阻攔俄國船隻。

赫哲人的樺皮小船輕便靈活，航速較快。赫哲人同官軍一起狂追60餘里，很快便趕到了俄船前頭。隨即赫哲人將樺皮船在江面一字排開，形成一道水上封鎖線，以阻俄船的前進。

清軍將士趁勢將俄軍船帆扯下，提出嚴重警告，要求他們立即離開中國。俄軍見勢不妙，匆忙駛出松花江。 ^[21] 

當時有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沙俄侵略軍不怕清軍，卻怕赫哲人。一方面是赫哲人民風彪悍，另一方面也是東北清軍戰力委實低下，穆拉維約夫曾這樣記述：“多數人扛着一支尖上塗着黑色的竿子當作長矛，只有很少的人有火繩槍，大多數人帶的是弓和掛在背上的箭袋…”。於是吉林將軍便利用這一特點，將清軍打扮成赫哲族的獵人，執行巡邏任務，以震懾俄國人。 ^[22] 

咸豐十年（1860）初，對居住在黑龍江左岸彪爾郭屯的赫哲族“噶珊達”扎拉西來講，是一段屈辱而又黑暗的時期。 ^[22] 

彼時，俄人來襲。他率眾抵抗，但無濟於事。其妻妾遭到俄軍的戲謔，房屋也被付之一炬，就連他本人也被俄軍綁架。 ^[22] 

俄軍知道扎拉西是當地的頭領，便對他軟硬兼施，企圖讓他為俄軍做事。扎拉西決定從長計議，決定有條件地服從。他開出了條件：他可以擔任俄官，但必須管理俄人事務。俄軍答應了他的要求。 ^[22] 

扎拉西自上任伊始，就開始利用職權之便，廣泛蒐集俄軍情報。他還從俄國士兵那裏得知：俄國哥薩克士兵與移民和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的矛盾甚為尖鋭，沙皇的侵華政策頗不得民心。 ^[22] 

這份情報是從沙俄大規模入侵以來，直接從俄國民眾那裏得到的，關於他們對沙俄政府侵華政策真實反映的重要信息。到現在仍作為珍貴史料，保存在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中。 ^[22] 

後來，扎拉西曆盡千辛萬苦，帶領部下260餘人內遷，迴歸祖國。這不僅表明了赫哲人對祖國的熱愛，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迴歸也為當地的抗俄力量注入了新的血液。 ^[22] 

就在黑龍江沿岸的民眾戮力抗俄的同時，烏蘇里江和松花江流域的愛國大眾也開始組織起來，打擊沙俄的侵略行徑。其中最典型的是由吉林的“刨夫”、“攬頭” 組成的抗俄力量。

烏蘇裏地區盛產黃金、參、珠等名貴物品，那裏的居民世代以挖參、捕貂、打魚、採珠、淘金為業，以為生計。

沙俄對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的佔領，破壞了“刨夫”、“攬頭”的生計，使他們無以為生。因此，他們對沙俄更是恨之入骨，鬥志也最為堅定。

吉林當局正是看重了這一點，決定將這支力量充分利用起來，以阻擋沙俄勢力的入侵。

實際上，在此之前，“刨夫”、“攬頭”們就已經自發組織起了一些小規模的隊伍，只是由於怕官府知道，不得不在地下進行秘密的抗俄活動。

早在沙俄大舉入侵烏蘇裏地區時，“刨夫”徐得林就曾向吉林將軍表示，俄國人測繪勘探地形、插立標杆，是在肆意侵佔中國領土，更是要剝奪他們的生路。因此，他們同仇敵愾，心甘情願地為政府出力，要求參加抗俄鬥爭。

當得知吉林當局決定發給“腰牌”，給他們以合法身份，允許他們公開設營抗俄時，“刨夫”、“攬頭”們都顯得興奮異常。

徐得林與“攬頭”張登瀛、張廷選，宋祥春、牟甲泰等人，紛紛響應當局號召，廣招營夫，集結隊伍。很快他們就組織起84營的強大作戰羣體。

他們所謂的“營”，並不同於清軍的軍隊編制，而是按照各自職業的不同劃分，比如：

“採參營”、“定碓營”、“菜營”、“木營”、“棒槌營”等五種。營也有大有小，大的數百人，小的數人。各營設“執事”一至數人，傭工（營夫）若干人，營名有的稱自號，有的按“營頭”姓氏為名。

沒有戰事時，各營可以從事採捕等生產活動；一旦起戰事，各營應該“或以銃聲為號，或以信牌是從”，並“定期聚集”，隨時準備打擊侵略者。

為了保護山場的人蔘，抵抗沙俄侵略者。在“刨夫”徐得林和“攬頭”張登瀛的領導下，先後設營達150餘座。每營兵力多寡不等，少則數十人，多則可達數百人，兵力總數不下一萬。

然而，這支隊伍的壯大卻招致吉林當局的恐慌，遂對其進行打壓控制，使其不能發揮應有的抗俄作用。 ^[23] 

東北邊民的抗俄鬥爭，是近代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沙俄東侵，破壞了東北各民族的共同家園，為了生存，各族人民進行了的不屈不撓的抗俄鬥爭。表現了東北各族人民的愛國精神。

抗擊沙俄入侵，需軍民協同作戰，通力配合方能得勝，單憑某一方，都難有大的作為。各少數民族人民以及民間抗俄羣體本可以發揮更大作用，但腐朽的清政府既軟弱無能，又居心叵測，對清軍和民眾的抗俄運動進行限制與阻攔，導致愛國軍民的抗戰努力功敗垂成。 ^[24] 

根據中俄《北京條約》，中國喪失了4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面積與今伊拉克相仿。 ^[25] 

清末海參崴的一處佛教建築，從其工藝講究、規模宏大來看則是一座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古建築。 ^[25] 

1858年，沙俄侵略先鋒穆拉維約夫帶兵進入烏蘇里江，清廷還曾下諭旨稱：“若肆意侵佔，執我參珠貂鼠地方（烏蘇里江以東地區），是有意違背和議，中國斷難再讓。”可最後，面臨英法與沙俄南北夾擊，清廷最終放棄了這片“參珠貂鼠地方”，完全不顧那些“斷不相讓”的遺民。 ^[25] 

1860年，那一紙中俄《北京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近40萬平方公里土地劃給了沙俄，其上的中國人瞬間成了居於別國土地的“外國人”，聽起來既滑稽又心酸。在條約文本上留下了這麼一句：“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佔，仍準由中國人照常漁獵。”這成了大清帝國對自己這羣子民最後的關照。 ^[25] 

自此之後，遺民們的種種，大清均已無力照拂。 ^[25] 

中國“蠻子” ^[25] 

“參珠貂鼠地方”，這個名稱解釋了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人靠什麼生存。沙俄著名探險家普熱瓦爾斯基探訪這裏後寫道：“這羣中國人主要是流放的犯人或亡命至此。他們以撈海蔘、海帶，採集人蔘，打獵和淘金為生。”普氏所言不虛，被清廷視為“龍興之地”的東北自康熙年間始被封禁了200多年。直至沙俄入侵，封禁才解除。每當述及此地，俄學者都會強調烏蘇里江以東中國人當時並不處於中國行政的有效管轄之下。這裏固然有鮮明的俄國殖民立場，但也確實並非虛言。當穆拉維約夫率軍入侵，清廷才想起派人繪製此處地形圖。可見其所謂的管轄力度極為不足。 ^[25] 

那時，俄羅斯人將這批中國遺民稱為“蠻子”。按照清朝的規定，流放的犯人不可由家眷陪同，不可在當地成婚。所以，“蠻子”裏幾乎見不到女性。1897年，《俄羅斯消息報》的一名記者寫道：“我在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呆了3年，只見過3箇中國女人，她們是逃亡到這裏的蠻子偷偷帶過來的。”如此一來，這裏的中國人得不到繁衍，數量並不多，更何況還有清廷封禁東北的政策。當時那裏到底生活着多少中國遺民？不同的人給出的答案大相徑庭。1868年，時任濱海州州長的伏魯戈爾姆稱，他的轄區內有7000~10000名中國人。考慮到當時的濱海州包括楚克奇和堪察加地區，這個數字只能作為參考。同一年，普熱瓦爾斯基也給出數字稱，當時烏蘇里江以東地區有4000~5000名中國人。1869年的一次官方統計顯示，烏蘇里江以東地區有1797名中國男性和210名中國女性。當時，對東北的封禁已經在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請後解除。各種版本的數字差異極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東北解除封禁後人口增長很快，而且這裏的中國遺民大多是季節性勞工，不勞作時往往回國內居住，這便使得人口統計更加困難。其實，俄羅斯遠東中國移民的數量都是一筆糊塗賬。 ^[25] 

無論如何算，烏蘇里江以東這片土地對於這羣中國人來説都太廣大了。他們散居於此，結成村落。幾個較近的村落會結成一體，選出一個負責人。他們用“太爺”這個稱號稱呼負責人。“太爺”有着極大的權威，掌管着賦税、刑罰諸種事務。此外，每個共同體都有自己的軍事組織，用來自保。 ^[25] 

最初的衝突 ^[25] 

若無北京清廷對東北長期封禁的政策，這片土地如果得到有效開發而人口充裕，它的歷史不會讓後世國人如此神傷。條約簽署之後，俄羅斯人將這裏視為自己的領土，而“蠻子”們卻將他們視為外來者。要知道《北京條約》簽署時他們就持“斷不相讓”的態度。 ^[25] 

從沙俄駐東西伯利亞部隊派兵逆烏蘇里江而上開始控制這片土地起，中國遺民與俄羅斯人的關係就一直十分緊張，最終發展到流血衝突的地步。 ^[25] 

1860年6月20日，在這片土地最南端的海參崴，東西伯利亞軍四營三連40多名士兵設立了一個兵站，由准尉科馬羅夫領導，從而控制了這個最主要的城市。而早在4月11日，在整個烏蘇里江以東地區最南端的波謝特灣諾夫哥羅德港，俄軍也設立了兵站，由中尉納季莫夫領導。這些兵站開啓了俄羅斯人實際控制這一地區的歷程。此時，中俄《北京條約》尚未簽署，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只是根據《璦琿條約》處於兩國共管狀態下。俄軍進駐後，中國遺民們的不滿時有展露。 ^[25] 

史書中記載的雙方在此地較早的一次戰鬥發生於兩國軍隊之間。1860~1861年的冬天，大清國琿春協領向駐守波謝特灣諾夫哥羅德港的俄軍將領伊萬·切爾卡夫斯基發出巡視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的要求。當時，兩國已然簽署《北京條約》，那裏已經是沙俄地界。切爾卡夫斯基拒絕了。於是，琿春協領乾脆霸王硬上弓，率600名兵勇與切爾卡夫斯基麾下幾十名俄軍士兵打了一仗。這一仗是在結冰的江面上打的，如此懸殊的兵力似乎早已預示了戰局。但切爾卡夫斯基攜帶的兩門山炮改變了局勢。大炮一響，清軍立刻敗下陣來。 ^[25] 

自此之後，只剩下中國遺民們與俄軍抗爭周旋。勞作於此的中國遺民們起初尚可以與俄羅斯人們保持基本的和平，因為剛剛再次落腳的俄羅斯人也還沒有確立起有效的統治，尚無力對中國人進行管理。既然仍可以進行採參、淘金等活動，遺民們便基本未作反抗。但到了1865年，俄羅斯當局決定加強控制，這是他們在兩年前就作出的決定：加強在日本海沿岸的存在。於是，這裏陸續出現了電報和驛路。更重要的是，中國人被禁止從事對昂貴的橡樹林的採伐以及淘金生意。已在這裏活動多年的中國人當然無法接受。 ^[25] 

隨着中國人在這一地區的增多，商貿活動熱絡，那裏聚集了一些富商，便將嘯聚東北的土匪引了來。俄羅斯人將這批土匪稱為“紅鬍子”，顯然這也是一個從漢語中引進的音譯詞彙。“紅鬍子”多了，搶劫和謀殺事件時有發生。雖然受害者仍只是中國人，但俄方清楚，中國“蠻子”普遍對被他們視為入侵者的俄羅斯人感到不滿。這種不滿很可能轉化為流血事件。 ^[25] 

很快，衝突就爆發了。在海參崴東北方向的蘇河谷地，以“太爺”身份領導所有中國人的於海擁有着一支300多人的武裝隊伍，而在那裏與他們抗衡的俄羅斯軍隊才區區50人。在俄方禁令的刺激下，1866年，於海率人開始驅逐蘇河谷地內的俄羅斯人，引發衝突。在一場戰鬥中，俄軍儘管裝備先進，但人數太少，最終大敗而歸，部分士兵還被中國人俘獲。 ^[25] 

此戰之後，於海直接向谷地內俄軍指揮官彼德洛維奇發出承認蘇河谷地中國人獨立的要求。彼德洛維奇當然不會答應，他暗中向駐守諾夫哥羅德防區的長官雅科夫·季亞琴科發出了求援信，後者得信後取得了總督同意，組織了一支120名士兵的隊伍向蘇河谷地進發。為了這次行動，他們還專門帶上了兩門山炮。 ^[25] 

1868年1月1日，季亞琴科率軍抵達蘇河谷地，僅用10天就絞殺了中國人的反抗。於海及其10名主要隨從被捕，被押往其他城市，下落不明。但儘管取得了勝利，季亞琴科清楚，當地中國人數量仍多於俄羅斯人，久必成患。於是，他開始尋求其他控制中國遺民的方法：他介入了蘇河谷地地區“太爺”的選舉過程，一個名叫李貴的中國人在他的扶植下成為新任“太爺”。但後來他才知道，就在他絞殺蘇河谷地中國人反抗之時，南面的海面上正醖釀着一場最終導致了海參崴中國遺民起義的戰鬥。 ^[25] 

“青島”之戰 ^[25] 

在海參崴以南150公里的海面上有一座面積15平方公里的島嶼，俄羅斯人稱其為“阿斯科爾德島”，中國人稱其為“青島”。從島上三座高峯可遠眺海面，來往船隻亦以此島為行船重要座標。1855年，造訪此地的英國海軍將領塞姆爾將此島稱為“終點島”。俄羅斯人起初將它命名為“燈塔島”，後來才改名為“阿斯科爾德島”。從名稱變化上顯然能看出此島的重要意義。值得一提的是，“阿斯科爾德”是1857年從聖彼得堡出廠的一艘新型軍艦的名字。這艘軍艦曾載着海軍上將普提雅廷遠赴中國同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之後又曾載着穆拉維約夫入侵遠東。可以説，“阿斯科爾德”這個名字飽含着中國人的屈辱回憶，而偏偏從這個島上打響了中國遺民反抗沙俄統治者這場戰鬥的第一槍。 ^[25] 

起初，這裏只是中國人採集海帶的地方，但當1867年有人在這裏發現了黃金，這裏便成了淘金寶地。中國淘金人蜂擁而至，島和大陸之間的海運活動空前熱絡起來。但淘金熱開始的那一個夏天裏，俄羅斯人竟絲毫不知情。直到那年9月3日一艘俄國軍艦意外造訪了這座島嶼。 ^[25] 

那一天，“阿列烏特”艦指揮官艾託林正要駕艦回港。路過這座每次出航都要經過的阿斯科爾德島，他突然想到島上查看一番。當他和15名水兵荷槍實彈地登上島嶼，發現了中國人的秘密。經過清點，當時島上有500多名中國淘金工人，他們正在進行緊張的金沙淘洗工作。艾託林當即收繳了5俄磅（1俄磅等於409.5克）金沙，並命令中國人永久停止這種被他認為非法的採金活動。但是，他駕艦剛一離島，採金便又開始了。 ^[25] 

艾託林回港後立即向上級作了報告。兩天後，他帶着18名士兵、6名炮手和一門山炮再次登島，驅趕了所有中國採金人。自此，這座島嶼上出現了俄軍巡邏隊，大陸沿岸也多了巡視的俄軍，用來切斷大陸和島嶼的聯繫。 ^[25] 

在這之後，中國人無法靠近淘金寶地，而俄軍卻時常爆出其士兵被中國遺民暗中偷襲暴打的事件。顯然，中國人在報復。過了大半年，由於未有大的事端發生，阿斯科爾德島上的巡邏被取消了。可當1868年4月19日艾託林再次駕駛“阿列烏特”艦駛抵該島，看到的是與上一次毫無二致的繁忙的淘金場面，幾百名中國淘金人忙碌着。艾託林帶着20名士兵立即登島，中國人見着他們後則掉頭朝山上猛跑，俄軍在後面窮追不捨。但當他們剛抓住一個淘金人，就從山上傳來一聲槍響，一名俄軍士兵應聲倒地身亡。這聲槍響彷彿進攻的號角，幾百號中國人從山上猛衝下來，將猝不及防的俄軍圍了起來。但是，只有少數人有獵槍，大多數中國人手裏拿着的不是大刀就是石頭，終究敵不過俄軍的步槍和手槍。在被圍死之前，艾託林率眾突圍，逃到了軍艦上。駕艦駛離後，艾託林命令炮擊島上中國人。盤點後發現，這一仗死了3名士兵，傷10人，還被中國人繳獲了5把步槍和8把手槍。中國人的傷亡則無從知曉，但考慮到艾託林使用了大炮，想必結果也是很慘烈的。 ^[25] 

這次戰敗更加讓艾託林意識到加強對阿斯科爾德島控制的決心，第二天他就帶領着更多的士兵和更精良的裝備駕駛“阿列烏特”艦殺了回來。這一次，他還從季亞琴科那裏將其剛剛扶植起來的蘇河谷地“太爺”李貴帶在了身邊。他命令李貴幫助俄軍搞清楚島上是否有“紅鬍子”，中國人的人數，都使用哪些武器。但是，一場大霧延緩了他登島的步伐。於是，艾託林下令圍困阿斯科爾德島，待到合適的時候再進攻。隨後，他回到大陸，開始巡視海岸線，以防陸上和島上的中國人暗中聯絡。李貴則被送回。 ^[25] 

但是李貴卻沒閒着，他藉機散佈消息，謊稱清政府駐寧古塔軍隊將發來2000人的部隊和數門大炮來支援烏蘇里江以東中國人。顯然，李貴雖被俄國人扶植，卻不願歸順敵方。此時，阿斯科爾德島上的同胞被圍的消息已經傳遍了沿海中國人聚居地。加上李貴散佈的假消息，中國人按捺不住，終於準備起事。 ^[25] 

4月26日凌晨4點，1000多名中國人突然包圍了俄軍斯特列列茨據點。當時，這個據點內只有26名軍人和10把步槍，主要兵力和其他武器都被艾託林調去圍困阿斯科爾德島了。但由於俄軍哨兵提前發現了來襲的中國民眾，及時發出警報，大部分俄軍士兵四散逃走，民眾只抓住了一名負責軍官。隨後，據點被搗毀。實際上，這次行動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救援阿斯科爾德島上的同胞而使用的“圍魏救趙”之計。據俄方資料顯示，在24日俄軍就曾抓獲試圖從大陸登島傳遞消息的中國人。但從後來俄軍未有防備的事實來看，他們應該沒能從這名中國人口中套出消息。當然，也有可能是中國人因為此人的被抓而提前起事。 ^[25] 

艾託林得報後立即回軍救援，而從哈巴羅夫斯克到海參崴的俄軍得報後也都緊急向事發地派軍救援。艾託林撤走了圍困阿斯科爾德島的俄軍，因為他已收繳了所有岸邊船隻，認為島上中國人沒了船無法逃脱。季亞琴科也從蘇河谷地親自帶兵前來救援。接下來的幾天內，中國民眾襲擊了數個俄羅斯人聚居村，要求俄羅斯人離開他們的家園，並與俄軍展開了戰鬥。這場起義持續了一個多月，最終在5月29日被俄軍鎮壓下去。當時，幾乎整個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的俄軍都出動了。當時，一大批中國起義民眾被捕，其結局無從知曉。另有許多人逃回了國內。而艾託林和季亞琴科則因為救援有功而獲得獎賞。 ^[25] 

此外，5月1日時艾託林就曾派出小股部隊登上阿斯科爾德島，卻發現上面幾百名中國民眾都已轉移。想必有其他中國人派來了船隻。 ^[25] 

這場起義在中國史籍上被命名為“海參崴起義”，而在俄羅斯史料上則被稱為“蠻子戰爭”。這次起義之後，俄軍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的控制，但其人數畢竟仍不佔優勢，無法確立有力的行政和軍事控制。此後五年內，阿斯科爾德島上仍一直有中國人在淘金，直到五年後沙俄政府派出部隊佔領了此島並開始進行開發。 ^[25] 

這批中國遺民最終的結局仍需進一步研究，但如今在那裏可以見到許多面孔與中國人毫無二致卻操着一口俄語的華裔俄羅斯人。他們已經是地地道道的俄羅斯人，雖未經考證，但推測這些人就是當時那批遺民以及後來者融入俄羅斯社會後的結果。在俄方史料中可以找到三位遺民的名字。 ^[25] 

李貴，就是那位在海參崴起義中散佈假消息的“太爺”。此人後來輾轉俄羅斯遠東各地，最終回到了國內。另一位名叫鄒培貞，他娶了俄羅斯女人，徹底融入了俄羅斯社會。由於樂善好施，做生意十分精明，且與俄當局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關係，他在當地俄羅斯社會中有着較高的地位。後來，他的俄文名蘇步金還被用來命名一處地理位置。這種經歷在旅俄中國人中極為罕見。第三個名叫季鳳台，同鄒培貞一樣，做生意精明，維持着與當局的關係。後來，在日俄戰爭期間，季鳳台甚至做起了俄軍的生意，為俄軍提供物資。 ^[25] 

由這場海參崴起義串聯起的中國遺民在中國遠東失地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中國逐漸喪失這片廣大富饒國土的歷史悲劇。在如今的中俄關系中自然已無法再對這段歷史錙銖必較，但其中藴含的悲涼與教訓總歸是不該忘記的。 ^[25]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蘇俄一片混亂，十月革命後，紅軍節節勝利，俄羅斯遠東領土落入無政府狀態，原來由俄國支持的外蒙古獨立勢力也頓失重心。中國北洋政府利用這個有利時機，一方面派遣徐樹錚將軍出兵西北，伺機收復外蒙古，一方面於1918年決定出兵俄國西伯利亞，參加聯合干涉軍，屏護三江，並進一步設法收復東北失地。 ^[26] 

11月24日，北洋政府發表出兵西伯利亞的宣言。中國決定派遣海陸軍兩路挺進西伯利亞，陸軍第九師先遣部隊官兵661人，在團長宋煥章帶領下，10月18日從北京出發，24日營長蘇炳文帶官兵667人搭乘海軍軍艦開往海參崴。至10月26日，先後共有六批二千多名官兵，乘火車經哈爾濱赴海參崴，參加對蘇俄干涉。海軍則由林建章海軍代將率領“海容”號巡洋艦及其附屬部隊組成，也開往海蔘葳。林建章海軍代將（相當准將）節制全局。陸軍宋煥章支隊大約分駐於海參崴、伯力等地。海蔘葳，原來是中國的領土，當地中國人稱為“銀窩子，金葳子”，以言其富庶，1860年被沙俄吞併。北洋陸軍進駐西伯利亞的同時，海軍“海容”號巡洋艦也到達海蔘葳。

當時對各國軍隊的評價是：軍紀最差的是日軍，供應最好的是美軍；軍容最整、戰績最好的是華軍。宋支隊由第九師三十三團配屬炮兵兩連、騎兵機槍各一連組成，由三十三團長宋煥章任支隊長。第九師的前身是袁世凱的第二期模範團，裝備最好，新式德械，在當時世界上也可算是一流的精兵。

中國難得有派兵出國露臉的機會，故段政府派了這支儀仗隊式的部隊出國，軍容整齊哪有奇怪。至於戰績，蘇俄忙於內戰，不想和干涉軍發生衝突，在遠東只有游擊隊進行牽制。俄人素恨日人，常有零散日軍小分隊遭蘇俄紅軍游擊隊消滅之事。而蘇俄紅軍和華軍關係卻不錯，從無衝突，最多也是朝天放槍應付一下。所以華軍基本上沒什麼戰鬥損失，是以“戰績最好”。實際上，華軍和蘇俄紅軍相處可以説得上融洽，雙方人員還常互相來往坐坐。

可是，後續的接應卻久久不到，徐樹錚將軍奉命率軍離開外蒙返回。一年後，宋支隊也只好後撤回國，雖然保障三江主權的基本目標達到，規復北方失地卻無從談起，留下的只有海軍部隊。外蒙一路在勝利之後走向黯淡，西伯利亞方面卻還遠遠沒有到收尾。海軍奉命增援的陳世英，他的艦隊應該很快趕去和林的艦隊會合，卻遲遲不能開動。

1919年夏，雖然西伯利亞的蘇俄紅軍依然只有游擊隊，白俄參軍已經自料不敵，大部從海上向南方撤逃。蘇維埃政權即將建立確鑿無疑。“海容”艦攜載大部分官兵離開海蔘葳，和其他主要干涉國一起撤軍。只有日軍乘機在這裏駐留了下來。這個時候，陳世英的接應艦隊還在研究怎樣組成和北上，他的旗艦是原來屬於長江艦隊的“江享”號海防炮艦，其任務是建立一支中國政府的北方水上力量——江防艦隊，永久性駐紮在黑龍江上。江防艦隊的北上實際關係到了中國北部領土的完整，因為日本正對那裏虎視眈眈，他們不但不肯撤兵，反而增兵。略謂：“日本處境，與美國不同。就俄國過激派現勢觀察，實足危及日本安全，故日政府決定增派五千補充隊，駐防西伯利亞東端”。甚至日本二次宣言，謂：“西伯利亞的政局，影響波及滿洲、朝鮮，危及日本僑民，所以不便撤兵。”已視滿洲為朝鮮第二了！“必待滿洲、朝鮮，脱除危險，日僑生命財產，可得安全，並由俄政府擔保交通自由，方好撤回西伯利亞屯兵”。

中國政府在內亂之中，自知無力收復江北喪失領土，但依然針鋒相對，決議克服困難，堅決派遣艦隊北上。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嚴正抗議日本：“貴國關於西伯利亞撤退之時機，有滿洲、朝鮮並稱之名詞，查朝鮮系與日合邦者，本國不應過問，而滿洲系東三省，系吾國行省之一部，豈容有此連續之記載？實屬蔑視吾國主權，特此抗議！”北京方面決定，由海軍部派出王崇文為吉黑江防籌辦處處長，並任海軍總司令，命令陳世英指揮調駛“利綏”、“利捷”、“江亨”、“靖安”等艦，由滬北往松黑二江駐防。至此，中國海軍各艦統稱遼吉黑江防艦隊，生火待發，再次北上西伯利亞。

1920年3月，排除了日俄的阻礙，陳世英的艦隊進駐廟街（俄國名稱尼古拉耶夫斯克），就在這時，蘇俄紅軍也來到了這裏。紅軍的到來，使試圖長期佔領西伯利亞的日軍極為惱怒，和紅軍的武裝衝突不斷爆發。 ^[27] 

8月，某一日，廟街當地居民與日僑發生毆鬥，日俄“廟街事件”爆發，紅軍和日干涉軍發生激戰。蘇俄紅軍作戰勇敢，很快將日軍封鎖在據點之中，但紅軍的確武器低劣，圍困了日軍據守的領事館和郵電局，卻無法攻進去，於是，紅軍一名政委親自找陳世英，登艦訪問，要求借炮轟擊日軍。陳世英為著名愛國將領，他當即同意借炮給紅軍，把“江享”艦側部的47釐米大炮和格林炮借出，同時將另一側的火炮藏過，以免泄密。紅軍得到重型武器，當即猛攻，日軍全軍崩潰，擊斃被俘者數百人。日軍領事館中彈起火，郵電局炮毀，紅軍一舉控制尼港。當時的中國海軍都是閩系，北洋艦隊的直接後人，因此甲午之仇刻骨銘心。陳世英對日人恨之入骨，在日本領事館被攻破後，有逃來的日本兵，陳下令將他們繳械，丟進冰窖裏活活凍死。但日軍畢竟兵力雄厚，增援部隊趕來後將紅軍擊敗。

糟糕的是，被中國軍隊凍死的日軍有人在凍斃前留下文字，被日軍後續部隊發現，中日頓起衝突，陳一方面抵死不承認，一方面在黑龍江生火亮械，和日軍艦隊炮口對峙，毫不示弱。日軍見中國艦隊準備充分，不敢貿然動手，轉而採用圍困手段，封鎖江口，隔斷陳的艦隊達半年之久。陳部糧彈斷絕，所屬都是南方人，在北方海區生活極為不便，但是為國家計，皆冒死堅持，嚴陣以待，每日在甲板擦洗炮彈，以不示弱，當地華僑也想方設法接濟祖國軍隊。日軍終不敢動手，無可奈何。

這時，北洋政府正疲於國內軍閥混戰，而歐美各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也無餘力他顧。中國方面只能設法通過法律手段解決這一爭端。中國海軍後來的名將沈鴻烈和外交家王鴻年奉命北上，和日軍談判，沈是留學日本的東洋通，王則以巧於外交應對聞名，王鴻年到達廟街後，先做好當地居民的工作，於是在會審中，各方提供的證詞，都有利於我，日方代表理屈詞窮。經過激烈的辯論和談判，最後，日本方面同意因查無實據，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但提出罷免陳世英永不錄用的條件，以此解決了這起爭端，實際上，陳改用字“季良”繼續在海軍中服務，抗戰期間以海軍中將銜病殞于軍中。

自此，中國軍艦進入黑龍江內河，開始執行對北方界河的巡邏和保衞任務。從此，在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開始出現了蒸汽鐵甲的中國海軍艦艇。

北洋政府出兵外蒙古和西伯利亞，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軍事行動，但是在20世紀初期，積貧積弱的中國確是為保衞國家主權，維護國際地位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他們的功績和歷史地位，是應該被後人所紀念的。 ^[28] 

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量中國人進入俄國遠東地區，人數一度多至20萬—25萬。遠東地區與中國東北邊界線長達4300公里，距歐洲部分的政治、經濟中心直線距離卻有6000公里之遙。這裏的民族、文化等方面不同於俄歐地區，尤其是中國人聚居的濱海地區，其首府海參崴（符拉迪沃斯託克）在當時是一座具有典型“東方民族”特色的城市，1930年版蘇聯大百科全書第11卷，對此做了如下描述：“中國的搬運工、中國的店鋪、中國的小飯館和小戲院、奇特的中國帆船，所有這些賦予了符拉迪沃斯託克太平洋的情調。”1937年至1938年，蘇聯抓捕、遷移遠東華人。1939年後，遠東華人幾乎銷聲匿跡。

19世紀60年代，當俄國從中國手中攫取烏蘇里江以東、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之地時，由於清政府的長期封禁政策，那裏地廣人稀。在烏蘇里江東岸地區大約有2000—3000名中國人，包括獵人、淘金者、採參者、逃人以及流放到這裏的罪犯，其中定居人口為341户，872人。在黑龍江北岸的中國居民構成與烏蘇里江東岸地區差不多，但人數更少，只有在黑龍江和精奇里江之間聚居着一些中國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修建西伯利亞鐵路、海參崴港口工事的需要，俄國開始招募中國勞工，同時由於清政府實施“移民實邊”政策，這段時間俄遠東境內的中國人開始大量增加。1897年俄國進行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境內的中國人總數為57459名，亞洲部分為55138名，如果除去生活在中亞七河州的東干人，亞洲部分中國人數量為41008名，其中濱海州為30704名，阿穆爾州為7816名，薩哈林島為146名，東西伯利亞地區的外貝加爾州為2342名。很明顯，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遠東濱海地區已是旅俄中國人主要聚居區。至1910年，人數達111466名。當時，中國移民進入遠東有兩個主要途徑，一個途徑是越過中俄東段邊界進入俄羅斯遠東地區和東西伯利亞，另一個途徑是乘船從山東半島直接抵達俄羅斯遠東港口城市海參崴，這些中國人多數是貧苦農民，他們的籍貫地大多是山東、河北等省。由於入境中國人多為季節性打工者，不斷有人入境，又不斷有人返鄉，因而實際數量要遠比統計的人數多。一般推測在一戰前夕，俄羅斯遠東地區中國人的實際人數應在20萬—25萬人之間。

一戰爆發後俄國政府在中國招募大批華工，關於赴俄華工人數説法不一，根據李志學的研究，一戰期間赴俄華工總數約在40萬至50萬之間。1917年十月革命後不久，俄國爆發大規模內戰，華工中有6萬至7萬人參加紅軍，為蘇維埃政權作戰。不過，內戰期間遠東中國人數量鋭減，這是因為蘇俄建立之初遠東政局動盪，瘟疫大規模流行，旱災接踵而來，導致華僑紛紛回國。

內戰結束後，蘇維埃政權採取措施恢復經濟、安撫民心，遠東地區中國人數量亦隨之增加。新經濟政策的施行，為中國人在遠東活動提供了較大空間。蘇聯遠東地區缺乏勞動力，發展經濟需要移民流入。然而，在當時沒有多少歐洲國土上的居民願意前往條件艱苦的遠東。因此，這一時期蘇聯對中國人前往遠東打工並不排斥，他們是當地勞動力的重要補充來源。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有數量眾多的中國人前往遠東謀生，並對當地社會經濟生活產生很大影響。

到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遠東中國人擁有超過50%的商業場所和大致相同比例的貿易額，他們的活動領域非常廣泛，涵蓋了初級工業品、衣服和食品。他們經營了小額雜貨貿易的48.5%，食品、飲料、煙草行業的22.1%，餐飲業的10.2%，在遠東商業領域充當重要角色。1926年蘇聯中央統計局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顯示遠東地區20世紀上半葉蘇聯遠東行政區劃名稱變更較頻繁，本文以援引資料的原文名稱為準。依然是蘇聯境內中國人的主要聚居地。其中“符拉迪沃斯託克區為43513名，阿穆爾區為8254名，哈巴羅夫斯克區為7235名，結雅區為3057名，尼古拉斯區為1989名，薩哈林區為679名，堪察加區為212名，赤塔區為4473名，斯列騰斯克區為2593名”。如果不包括赤塔和斯列騰斯克區，整個遠東地區中國人數量為64939名。同一戰前情況相似，這一時期入境中國人多為季節性打工者，不斷有人入境，又不斷有人返鄉，加之蘇聯統計部門能力所限，很多非法入境者在統計中被遺漏，中國人的實際數量應遠遠高於當時的統計數字。

從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由於蘇聯國內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遠東中國人的境遇也發生了較大改變，中國人數量明顯持續減少。其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隨着全面“集體化”、“工業化”展開，新經濟政策結束，政府取締小商小販和私人企業，消滅富農經濟，將幾乎整個遠東經濟系統納入國有經濟制度下，這對從事工商、手工業的中國人營生造成很大影響，於是不少人在這一時期回國。二是與蘇聯憑證配給食品的制度，即與食品短缺有關。在1929—1934年這段時間，食品供應採用憑證配給制度，而不少中國人沒有固定工作和單位，他們是不被納入憑證供應食品的供給制度之內的。不過，導致遠東中國人數量減少的最重要原因是蘇聯關閉了與中國的邊境。“中東路事件發生以後，越過邊境不那麼自由了，但只要有通行證、護照即可，手續也不麻煩。‘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全東北，這樣蘇聯同東北之間已不是中蘇關係，而是日蘇關係了。因而，邊界更緊張了……凡未經官方正式允准，並有官方證件而進入對方境內者，一律予以治罪。”“凡有組織的集體越境者，蘇方予以接待和安置，一般是安排到礦區勞動。對於零散越境者，因為他們的身份一時難以通過其他人相互證實，因而一概以‘非法越境犯’處理，流放到偏遠的地區。”到1934年，海參崴總領館轄區登記華僑人數為20894名，布拉哥總領館轄區為6639名，伯力總領館轄區為3650名，遠東三個總領館轄區相加總數為31183名。1937年初全蘇第二次人口普查時，蘇聯全境中國人數量為38527名，遠東地區為26607名（其中遠東邊疆區人數為24589名，雅庫特蘇維埃自治共和國為2018名），遠東仍是蘇聯境內中國人最大聚居地。與此前不同的是，遠東與中國東北邊境已被封閉，此時已不存在大量從中國越境到蘇聯遠東的短期季節性打工者。1937年的人口普查相比於1926年的普查，其結果雖然仍要比遠東中國人實際人數低，但此時由於已不必統計大量的流動人口，因而統計結果已經較為接近當時中國人的實際數量。

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隨着蘇聯推行全面“集體化”、“工業化”，擠壓私營經濟，遠東地區的中國商販成了被打擊的對象。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這種打擊越來越公開化，如“任意關閉華商，任意沒收華僑財物，強納苛捐雜税等”。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因蘇聯內外部環境的變化，蘇聯政府越來越傾向於認為在與偽滿交界地區存在的大量中國人是不可控因素，將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對中國人的鎮壓政策此時已經萌生。

1935年7月17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前往邊界區域及其居留之決議》，該決議規定：“凡邊界地域及邊界禁區，除該地區居民外，凡未得有內政部機關之許可者，不準前往；凡違反前往邊界地域及其居留章程者，應依蘇聯內政部特別會議之決議，處以1年至3年之徒刑。”

1936年4月1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主要內容是建議時任內務人民委員部遠東邊疆區內務管理局局長的傑裏巴斯清理中國人聚居的“百萬街”。另據中國大使館電文可知，從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蘇聯已開始分批驅逐中國僑民。

1936年5月，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開始在海參崴“百萬街”抓捕無證件外國人，搗毀犯罪窩點，但隨着打擊面不斷擴大，引起當地中國人恐慌，最終導致中國大使館出面交涉。不久前蘇聯與外蒙古簽訂《蘇蒙互助議定書》已引發中國不滿，蘇聯領導人不願因海參崴中國人問題而使兩國關係惡化，故採取措施緩和了這種情況。6月1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向遠東邊疆區下發指示：“要求（今後行動）更加謹慎，不要授人以口實，即讓人認為行動是針對中國人的。驅逐過程與外交人民委員部相配合，不晚於今年，完成清理‘百萬街’。”遠東地方當局在接到指示後，行動幅度略有收斂，轉而以打擊犯罪、檢查證件是否齊全等為藉口，接二連三地發起各種規模較小的“清理”行動。面對這種頻繁的“清理”行動，不少中國人只得乘船回國，1936年全年約有4000餘人回國。不過，此時蘇聯尚不認為有必要對全體遠東中國人採取強制措施，並且准許中國人加入蘇聯國籍，條件是他們的工作態度要兢兢業業。

然而，隨着蘇聯國內大清洗不斷加劇，事情很快有了變化。1937年6月23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內務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葉若夫聲稱，蘇聯充斥着“間諜、破壞分子”。很快00447號命令（《關於鎮壓前富農、刑事犯等反蘇維埃分子的行動命令》）在7月30日獲得政治局的批准，其中指示內務人民委員部“一勞永逸地結束反對蘇維埃國家基礎的卑鄙的破壞活動”。根據00447號命令，鎮壓目標按照威脅程度被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所謂最惡劣罪犯與富農分子，這類應立即逮捕並槍斃；第二類是不太活躍，但對蘇聯有敵意者，應在集中營或監獄實施監禁。7月17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頒佈了關於建立沿邊境一帶特別禁區的決定。從1937年下半年起，開始對邊疆地區的“不可靠分子”進行大規模遷移和驅逐。其後，這種鎮壓涉及居住在蘇聯境內的一系列族羣。

1937年底，蘇聯鎮壓矛頭指向遠東華人。12月22日，葉若夫向內務人民委員部遠東邊疆區內務管理局局長柳什科夫下達絕密命令：“所有中國人，不論其所屬國籍，凡有挑釁行為或恐怖意圖者，立即予以逮捕。”次日葉若夫又下達了補充命令：“同時行動清除邊疆區所有中國人和其他人的窩點，請仔細搜查，拘捕所有窩主與到訪者。對他們進行偵訊。發現反對蘇維埃、間諜、走私活動以及刑事罪的已獲蘇聯國籍的中國人案件交由三人小組審理，並鎮壓第一類和第二類。外籍人員案件，經審判後驅逐出蘇聯。所有被司法逮捕的涉案人員，禁止在遠東地區、赤塔、伊爾庫茨克地區居住。”此後，從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遠東各地先後開始拘捕中國人，由於海參崴及其所在濱海州聚居的中國人人數最多，所以那裏的逮捕規模最大。大規模逮捕先後進行了三次，此外還有數次小規模的抓捕。

1937年12月29日夜至30日，濱海州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抓捕中國人的所謂“中國行動”。根據濱海州的資料，該州這次“中國行動”逮捕了853名中國人。濱海州之外其他地區也有抓捕行動：“伯力、布拉哥（即布拉戈維申斯克）各領事館報告俄遠東一帶有大批華僑被捕……伯力200餘人，布拉哥百餘人。”1938年1月12日至13日，布拉哥又有20餘名華僑被捕。

1938年1月3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延長針對少數族裔中‘間諜、破壞分子’的行動到1938年4月15日”（其中就包括中國人）。同時還准許保持庭外審理案件的程序，且不受被逮捕者的國籍約束。就在同一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又通過了“關於投敵分子”的決議，決議稱：“外國情報機構的大量間諜和諜報機關的破壞網絡遍佈蘇聯”，要求拘捕所有投敵分子，對於“那些確定直接或間接，越過邊界進入蘇聯的間諜、破壞分子和其他具有反蘇意圖者，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必須處決”，其餘“轉交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判處10年監禁”。

2月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內務人民委員部在遠東相關問題》的決議，該決議要求在蘇聯與日本、朝鮮、（偽）滿、（外）蒙古等接壤地區，建立不同於蘇聯內地的特別制度。決議責成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將既沒有蘇聯身份證件也沒有外國護照的外國人從遠東邊疆區、赤塔州和布里亞特——蒙古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強制遷移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間諜、破壞或其他反蘇活動者且交由三人小組審理這類案件，不論其國籍如何，皆進行鎮壓。

2月12日，在海參崴、烏蘇里斯克（雙城子）、斯巴斯克逮捕華僑200餘人，並且對被逮捕之華僑刑訊逼供，逼問所謂間諜之罪。2月15日深夜，又在伯力城鄉分頭按名逮捕華僑約百餘人。中國駐伯力總領館聞訊後，“即行派員調查，此次被捕人之大半有照有票並有正式工作，地方官似任意濫捕”。

2月下旬，進行了針對中國人的第二次大規模抓捕。抓捕首先發生在伯力，“內政管理局連夜派人分乘大汽車搜捕善良華僑又有百餘人之多，其勢洶洶如擒大盜，變本加厲，勢必至拿罄而後止，聞前次被捕之華僑即將發往邊遠苦寒各地，罰充苦工……”“此次對待華人真狗彘不如，生殺予奪一任其便，我如不設法交涉制止，則遠東華僑恐將無噍類矣”，“搜捕僑民夜以繼日，並有工作時間將其逮捕者，蘇方咄咄逼人不留餘地，其蠻橫行為等於庚子年驅逐華人故事，淹斃黑龍江內，回憶慘史不寒而慄”。2月22日，相關的行動在海參崴展開，“本埠昨晚起又復大捕華僑，今晨尚在繼續進行中，僅當時不在家中者暫獲倖免，（華僑）羣來領館哭訴，懇請寄宿館中，藉資庇託，……蘇方對我僑胞一再濫捕，以致羣情惶駭，不可言狀”。

3月28日至31日，在濱海州又發生了針對中國人的第三次大規模抓捕，他們“在大街上、在公交上直接抓人，連問都不問甚至都沒有（逮捕）公文……其中還包括了婦女和年幼的兒童”，“街口滿布崗位，挨户搜索，鮮有能倖免，……僑民欲逃領館暫避，概被中途腰截，今日無一僑民來館，街市亦告絕跡，殆已一網打盡，僑民何辜遭此荼毒”。 ^[29] 

據統計，僅濱海州的第二、三次大抓捕，所抓中國人即已達到2005人和3082人。另據海參崴總領館5月7日上報數據：“查本館轄區內僑民被捕者居十之七八，數在七八千人。”大規模的抓捕，讓當地監獄人滿為患，在審訊時往往還加以刑訊逼供，甚至折磨致死的情形也時有發生。辦案人員滿負荷工作，並在極短時間內對數千例案件結案，這段時間辦理的案件幾乎所有卷宗都是倉促編成的，指控也都是偽造的。從1938年4月27日到5月27日調查基本上結束，遠東地區被認定有罪的5816名中國人中，按第一類（處決）處理3123人，按第二類（處以集中營勞役或監獄徒刑）處理2693人。 ^[29] 

自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底短短3個月之內，僅濱海州被抓捕的中國人就已達6000餘名。在阿穆爾州，截至1938年6月22日遭到逮捕的中國人有1350人，在東西伯利亞的赤塔有1500名中國人遭到逮捕，在涅爾琴斯克（尼布楚）、巴列伊、石勒喀有超過300名中國人遭到逮捕。在哈巴羅夫斯克亦有數量不詳的中國人被捕。海參崴總領館轄區（大致相當於濱海州範圍）在1936年登記華僑總數為11403名，三次大規模抓捕中國人數量已超過海參崴總領館轄區上年度登記人數的一半。海參崴所在的濱海州聚居的中國人數量最多，約佔整個遠東中國人總數的一半，由此可以推估當時整個遠東邊疆區被捕中國人總數當不少於1萬人。遠東邊疆區內務管理局局長柳什科夫逃亡偽滿後公佈：“在遠東地區有11000餘名中國人被逮捕，8000餘名中國人被驅逐。”1938年6月14日柳什科夫逃亡時，對中國人的遷移尚未完成，因而他提供的驅逐數目不準確，他所説的11000餘名中國人被逮捕則是可靠屬實的。

需要指出的是，1938年6月之後蘇聯的一些決議中表面上雖有“停止從遠東地區強迫遷移中國人”的條文，但實際上並未改變強制遷移的性質。一、很多中國人的房屋已被查封並被轉租出去，使這些中國人無處可居，被迫遷移。二、對中國人居住範圍嚴加限制，迫使中國人遷移。蘇聯規定“若干願仍留遠東者須移往伯力以北離鐵路300公里以上之林廠、金廠工作，崴部（海參崴）不得居留”。由於規定中國人只能到遠離鐵路線、城市的遠東偏僻腹地居住，事實上逼迫大部分中國人只能遷往新疆或中亞。三、先前被捕的大量中國人有些被殺害，被關押中的大部分人也並未被釋放。這一切證明1938年6月之後的決議並未改變遷移中國人的強制性質，而僅是在某種程度上放寬遷移待遇。當時遠東地區的中國人不是被抓，就是惶惶不可終日，遷移已成不可逆轉之勢。至此，除領事館代管僑民不動產問題，中蘇尚有爭議，仍在繼續交涉外，其餘主要問題大體上得以解決。中蘇在交涉遠東華僑問題時，中方雖迫於時局多有讓步，但還是為華僑爭取到一些權益。此後，從1938年6月中旬至1938年底，遠東中國人進行了大規模遷移，至1939年蘇聯進行新一輪人口普查時那裏的中國人已經所剩不多。 ^[29-30] 

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來華訪問的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與左翼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時談話的時候，佐佐木更三他們就提出蘇聯佔領日本北方四島、千島羣島這些問題，毛澤東説：“蘇聯佔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説不可以……有人説，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划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兩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划過去了。那個賬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賬。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羣島，對我來説，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的。” ^[31-32] 

江東六十四屯面積3600平方公里，清朝與沙俄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黑龍江以北劃歸俄國。但由於江東六十四屯居住着大量中國居民（包括漢族、滿族、達斡爾族），因此在劃界時特別將該地劃歸清朝管理，中國擁有永久居住權和管轄權。這裏很早就是中國人聚居的地方，歷史上曾有過黃河屯、遠地屯、布丁屯、博爾多屯等64個村莊，又地處黑龍江東岸，故稱江東六十四屯，其具體村莊數字已大大超過64個。

江東六十四屯(8張)

沙俄當局侵佔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後推行野蠻的“俄羅斯化”政策，在大批移入俄羅斯人的同時，殘酷地滅絕原住民族並迫害、驅趕中國居民，不斷蠶食江東六十四屯地區。1900年7月16日至7月21日，沙俄悍然出動大批軍隊，驅趕並屠殺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的中國居民，許多中國人包括婦女老幼被驅趕進黑龍江後遭射殺、砍殺、刺殺或淹死，有俄兵“驅各屯居民聚於一大屋中舉火焚燒”，又有俄兵“沿村發火，毀盡房屋，槍殺居民”，遇難者近萬人（7月16日至21日，俄軍在海蘭泡共進行了4次大屠殺，奪去六、七千中國人的生命；7月17日至21日，俄軍血洗江東六十四屯80多個村莊，屠殺中國居民兩千多人），寬闊的黑龍江江面上漂滿了中國人的屍體，江水被鮮血染紅，岸上中國人的屍體堆積如山，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慘案。部分黑龍江東岸的中國居民在璦琿水師營接應下僥倖逃回南岸，淪為難民。7月22日，俄阿穆爾省當局宣佈海蘭泡市的中國人已被全部“肅清”了。之後俄國10多萬軍隊又渡過黑龍江，侵佔璦琿及整個中國東北。

目睹這場大屠殺的人，無不感到“毛骨悚然和為之心碎”。就連屠殺者也受到了良心的譴責，一個俄國義勇兵説，“殺人的一方，完全滅絕人性，他們不是魔鬼，便是畜性。在人世間竟能看到如此慘景，…簡直就是一場惡夢。如果被殺的人都是些還有掙扎能力的男子的話，也許不會如此悽慘”，但是當看到“一些緊摟嬰兒企圖逃脱的母親被紛紛刺倒，從懷中滾落的嬰兒被碾得粉碎時”，“只有那些完全沒有人性的野獸才能禁得住！”當時對岸中國人中的目擊者説：俄兵“各執刀斧，東砍西劈，斷屍粉骨，音震鼻酸，重傷者斃岸，輕傷者死江，未受傷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滿江岸，有隨波力擁者過者80餘名，赤身露體，昏迷不能作語。……詢知慘殺溺斃華僑有5000餘名。”一份俄國的官方筆錄説：“目擊者的全部證詞令人相信，這實際上不是渡江，而是把中國人斬盡殺絕和淹死。”

20世紀初，邊塞詩人邊瑾面對黑龍江對岸江東六十四屯的故土和殘垣斷壁，寫下一組膾炙人口、耳熟能詳、流傳甚廣，充滿強烈愛國主義思想的詩篇《龍沙吟》（別名《龍江吟》）：

龍江萬里戍樓空，斑點離離塞草紅。

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9張)

六十四屯遺蹟在，何人復我大江東？

曾渡雄俄十萬兵，沿江佈陣勢縱橫。

無端一夜蕭蕭雨，疑是當年飲馬聲。

黑龍江上又秋風，漫説當年汗馬功。

多少興亡多少恨，浪花淘盡幾英雄。

颯颯西風捲暮濤，大江西畔好亭橈。

至今憑弔浮屍處，猶説紅羊劫未消。

多年來，中國的歷史教科書記載着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這段屈辱的歷史早已經深入人心，成為民族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黑龍江對面近在矩尺的海蘭泡與江東六十四屯，一直是中國人內心一道沒有痊癒、不忍直視的傷口。 ^[33-37] 

注：部分外東北老地名來源於滿語，存在翻譯問題，此表譯名僅供參考

《公開地圖內容表示若干規定》第十七條原文：

第十七條 有關地名註記表示規定：

俄羅斯境內以下地名必須括注中國名稱，漢語拼音版地圖和外文版地圖除外：

1．“符拉迪沃斯託克”括注“海參崴”；

2．“烏蘇里斯克”括注“雙城子”；

3．“哈巴羅夫斯克”括注“伯力”；

4．“布拉戈維申斯克”括注“海蘭泡”；

5．“薩哈林島”括注“庫頁島”；

6．“涅爾琴斯克”括注“尼布楚”；

7．“尼古拉耶夫斯克”括注“廟街”；

8．“斯塔諾夫山脈”括注“外興安嶺”。

其他地名錶示：

1．長白山天池為中、朝界湖，湖名“長白山天池（白頭山天池）”注國界內，不能簡稱“天池”；

2．西藏自治區門隅、珞瑜、下察隅地區附近的地名選取按1：400萬公開地圖表示。

3．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省地名的外文拼寫，採用當地拼寫法。 ^[38] 

^[39] 

“外東北（外滿洲）”的概念和主張，將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瑗琿條約》、《北京條約》所割讓的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及庫頁島地區的廣大領土，統稱為外東北（外滿洲）。這樣更便於宣傳，為讓更多的人瞭解外東北（外滿洲）的歷史，不忘沙俄侵略擴張的野心，捍衞領土完整，保衞祖國，收復故土的決心。中國失去外東北（外滿洲）地區，也會失去了通往鯨海的海岸，例如：重要的外東北（外滿洲）不凍港口“海參崴”（俄稱：符拉迪沃斯託克，意為”統治東方“）。失去了通向鯨海（日本海）的出海口，只保留了從圖們江出海的權利，但是圖們江的中國段河面不寬，還受限於河道淤塞。在下游俄羅斯朝鮮共同擁有的水域架設有鐵路大橋，此外俄羅斯還對中國通行的船隻提出了其他苛刻的條件。與此同時，共有圖們江下游的朝鮮並沒有認可中國在圖們江的出海權，所以實質上中國通過圖們江下游的船隻有科考船和漁船，無論是商船還是軍艦都無法使用這個出海口。

外東北（外滿洲）的丟失，使得黑龍江省，吉林省成為了內陸省，嚴重影響了東北經濟的發展，失去了廣袤的土地和更多的發展空間。與此同時中俄《璦琿條約》以及《北京條約》開啓了沙俄蠶食鯨吞中國東北及新疆領土的序幕，此後的近一百年期間，沙俄以及後繼的蘇聯通過侵佔和扶持外蒙古獨立共使中國喪失了33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也成為了中國近代帶來最深遠危害的帝國主義勢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