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汝弼

有《白石峯記》、《車架山同夕堂作》等詩文傳世。

夏汝弼與船山為衡陽同鄉，比王船山約大幾歲，生年在王介之、王船山之間(約生於1605—1619年之間)。衡陽縣台源人。丁丑(1637)船山十九歲，與夏汝弼結交。二十五歲船山從南嶽下山，寒甚，經台源，得汝弼之弟夏仲力“雪中送炭”之助。崇禎十七年(1644)夏汝弼讀書南嶽後山蓮花峯，與船山遊戀響台，與王介之、王船山助修方廣寺、二賢祠。兩年後，為船山訂《蓮峯志》。次年，與船山遊車架山。夏汝弼攜童子囊琴車駕山中，四處遊方。己丑年(1649)汝弼避剃寧遠九疑山，飢寒而死。終年約在四十四至三十一歲之間。夏汝弼中年不幸飢寒而死，既無與道士一起煉功的記載，也無這種可能。因此，他與南嶽道教當無大的關係。然而，他卻自號蓮冠道人，就南嶽及九疑山泉石間，彈琴吟嘯以終日，如同遊方道人一般，可見也不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船山三十七歲作《老子衍》成，出入道家、道教；中年，於四十五至五十二歲自稱一瓠道人、瓠道人、壺子，更與從南嶽道士李長庚遊的篤生翁相友善，對道教內丹丹法有所參究，撰寫了《愚鼓辭》、《十二時歌》、《楚辭通釋·離騷經·遠遊》注等道教著作，可見，王船山與南嶽道教關係十分密切。

避購索，以“遁世”人道為生存之需，也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追求。

關於夏汝弼，《湘鄉流寓志》載：“丁亥歲(1647)，湘衡亂潰，忽有稱蓮冠道人者，攜一童子囊琴至梓田之車駕山，僦僧樓而止也。日就古木鳴泉間，藉危石彈琴吟嘯以終日。已登白石峯、銅梁山觀瀑布，輒數日不返。問其姓字，不對，人亦不能測。邑士蕭常賡見而識之，邀至家，或歌或哭。與語世事，則閉目不答。居月餘，不知所之。”①夏汝弼躲避戰亂，似乎消極，不願為“流寇”所收買，其志亦可嘉。他們不僅避購索，更舉義旗反抗民族壓迫。船山後來追隨南明政權，投入反抗清政府的鬥爭中。他還主張“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以煉“內丹”來強身，“養生以報國”，高揚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

神道設教，以濟世、救世。

船山受武夷先生之訓，雖平生不曾佞佛，卻也重視神道設教。《家世節錄》：“先君終身未嘗向浮屠、老子像前施一揖。甲申歲，以寇退遺齜滿野，募僧拾而瘞之，使修懺摩法，仍曰：‘此自王政掩齜骼之事，顧今不以命之僧，吾懼僕傭之狼籍也。已屬之矣，固不容執吾素尚而廢其事。此亦神道設教之意。汝曹勿謂我佞佛而或效之。’”②掩埋屍骨固然是儒家王道政治所崇尚的事，但募僧來做，修懺摩法，顯然有安慰亡靈、“神道設教”之意。夏汝弼雖然無神道設教之意，但他與船山同為武夷先生之弟子③，同在南嶽舉兵反清，同樣是憂國憂民，以濟世、救世。只是在兵敗後，事無可為，才避世。“流寇陷衡州，汝弼居蓮花峯，夫之依以避亂。明亡，遂棄巾服，自號蓮冠道人，歌哭無恆。有問及時事者，輒閉目不答。”④

神道設教，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肯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利用“鬼神”作為特殊的教育、教化手段，為維護封建政權服務。在動亂的情況下，延請佛道教徒掩埋遺骸，安慰生靈，教化世人，珍惜生命，從一個側面適應了當時人們的心理需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宗教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與當時社會相適應。

探究養生之道，健身以報國。

丁亥年(1647)夏，船山與夏汝弼登白石峯，夏汝弼作《白石峯記》。登山而抒發憂天憫人之情，是夏汝弼《白石峯記》的主旨。白石峯在湘鄉南百里。他説：“夫以是峯之特立，出於羣山之表，而其上蒼蒼無窮者且如彼，是果有所謂天耶?抑無所複名之而姑謂之天耶?天者果有所幬與，則亦宜有所不幬者存，何居乎其必幬之荒遠而始以為大乎?則吾固未知其定有天焉者否也。斯餘兩人者，宜可以怡然而不能自信也。以是峯之獨立，旁無有亢者，故其送目也遙，豈獨如前者之所見哉?……於是兩人者釋然而止，選石而坐，不能去，不能留，歌無聲，言無謂，相視久之，不能名其故。日已晚矣，乃遵所登之路而返。”登山而思天、問天，探究天人之藴：天有所覆蓋，還是無所覆蓋?是一定要覆蓋天下一切荒遠之地，才能成其天，還是不必如此?遠望洞庭之浦，漭漭蒼蒼，不測其涯際，對舜帝二妃為什麼“損於秦”?為什麼都梁(武岡)會成為“三天子”之都?為什麼九疑山“碧一而九疑”?為什麼“盈九州，食好生之仁”，

斑竹獨獨“懷之不諼(詐)”?對於茫茫的蒼天，以及歷史上令人神往而又迷惑不解的神話典故，他無不產生懷疑，卻又無法找到正確的答案，不能説出所以然，所以無法“怡然”而樂，只好沿上山之路悻悻而歸。鄧顯鶴之所以稱此文和《車架山同夕堂(王夫之)作》二文是“宇宙間至文”，其原因在於：立意高遠，獨立不羈，胸懷博大，有悲憫天下、先憂後樂的情懷。在他和船山在淫雨中被困四十日，“空山禪剎孤，萬竹鬱葱蒨。春雨鳴中霄，崖水飄飛練。未敢言欣賞，聊焉保孤狷”，他也“夙知投生術，審己非所羨。義命在溝壑，頂踵託烹煉。……抱影終微生，道枯隨丘”⑤。在明王朝滅亡，異族統治的鐵蹄踐踏江南大地，大雨滂沱，報國無門的情況下，詩人哪有心思去欣賞周圍的景色，只能仰首問天，掙扎在溝壑裏。船山雖然遭遇相同，也有託跡無門之哀嘆，但“聞道九峯通赤帝，松杉鶴羽待招尋”，似乎沒有那麼消極，而是有養生報國之忱。這是船山入於道，又出於道；高於夏汝弼之處。

對於王船山、夏汝弼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言，儒家提供給他們的主要精神支柱是自強不息，進則獻身家國，利益天下，退則著書立説，傳之後世的奮鬥精神；道家、道教則提供明哲保身，清淨無為，與世無爭，以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無為無不為的智慧。就後者而言，雖然許多情況下，難免有消極因素，但在國難當頭、災難深重、報國無門的特定情勢下，不失為一種比較好的選擇。一首描寫插秧的禪詩説：“退步原來是向前”；俗話説“退一步海闊天空”，説的都是一個道理。“文革”中一些科學家、知識分子面對“紅衞兵”的鐵拳和淫威，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承認”自己是“牛鬼蛇神”，後來終於迎來“第二次解放”，在粉碎“四人幫”後得到重新為人民工作、再顯身手的機會，這不能不説是“退步向前”的智慧。王船山、夏汝弼退而從道家、道教思想中求得撫慰和精神寄託，乃至養生以報國，其意義當亦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