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

夏志清（1921－2013），中國文學評論家，教授。江蘇吳縣（今蘇州）人，生於上海浦東的一個銀行職員家庭。1942年畢業於滬江大學英文系。1946年9月隨長兄夏濟安至北京大學任助教，醉心於西歐古典文學，因研究威廉·布萊克檔案（William Blake Archive）論文脱穎而出，取得留美獎學金至耶魯大學攻讀英文碩士、博士。在紐約州立學院任教時，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又稱洛氏基金會）贊助，完成《中國現代小説史》一書，奠定他學者評論家的地位。1961年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席。2006年7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該院成立以來當選時最高齡的院士，夏志清表示“好像在作新娘子”。

夏志清1921年生於上海浦東，父親讀的是吳淞商船學校，卻一生從商。1942年自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時，夏志清對當代中國小説基本不看。1946年隨長兄夏濟安至北大擔任助教，寫了篇研究英國詩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論文，脱穎而出。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先後執教美國密歇根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匹茲堡大學等校。1961年，夏志清在美國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舉成名的《中國現代小説史》。1961年任教哥倫比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1969年為該校中文教授，1991年榮休後為該校中文名譽教授。

夏志清的著作近年相繼在國內出版，最有影響的《中國現代小説史》在英文版問世40年後於2005年終於在中國內地出了中譯簡體字增刪版，此外，尚有《中國古典小説導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歲除的哀傷》《談文藝、憶師友:夏志清自選集》《夏志清論評中國文學》《愛情·社會·小説》《夏志清文學評論集》《夏志清序跋》（古吳軒出版社，2004）和散文集《雞窗集》《談文藝 憶師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等多種。

夏志清著述甚豐，英文著作還有《中國古典小説》（1968年），《夏志清論中國文學》（2004年），此外港台出版的中文論文集有《愛情·社會·小説》（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0）、《文學的前途》（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4）、《人的文學》（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印象的組合》（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83）《夏志清文學評論集》（台北：聯合文學雜誌社，1987）、《新文學的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和散文集《雞窗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84）等。

《中國現代小説史》中譯繁體字本於1979年和1991年分別在香港（友聯出版社）和台灣出版，2001年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又出版了中譯繁體字增訂本，中譯簡體字增刪本則於2005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在大陸出版。

紐約當地時間2013年12月29日，著名中國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因心臟病去世，享年92歲。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説史》在上世紀60年代最早向英語世界介紹中國文學，併發掘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等重要作家。2013年，夏志清著《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出版，共刊出103封張愛玲的信件、卡片。夏先生葬禮於1月19日在紐約舉行。 ^[1] 

《中國現代小説史》是一本中國現代小説批評的拓荒鉅著，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後，立即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熱門書，也是歐美不少大學的教科書。由於當時正處於西方與中國大陸的冷戰時代，資料取得有限，無法作到全面性的觀照，因此歷史感略嫌不足，但是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領域裏，卻具有開創性的地位。並且從中發掘了錢鍾書與張愛玲、沈從文等作家。他對這三個人的評價，在上世紀60年代，是石破天驚的。

《中國現代小説史》這部著作與正統的文學史觀有着較大的差異，對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等人給予高度的評價，張愛玲的《金鎖記》被稱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説”，錢鍾書被推崇為吳敬梓之後最有力的諷刺小説家，張天翼是“這十年當中最富才華的短篇小説家”。有評論稱，《中國現代小説史》是中國現代小説批評的拓荒鉅著，不亞於一次文學的革命。從這本書以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進入西方高等院校。夏志清也相當欣賞白先勇的作品，在《白先勇論》一文中認為：“《台北人》甚至可以説是部民國史，因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時就有一度顯赫的歷史。”他推崇白先勇兼採中國傳統與西方小説技巧的優點，作為小説家，他具備悲天憫人的胸懷，藝術成就是無庸置疑的。

夏志清是西洋文學專家，但以中國文學揚名，從其《中國現代小説史》撰述的用功精神，“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融合中西的治學方法，並且挖掘許多現代極有潛力的作家，對於當代作家如余光中、陳世驤、盧飛白、於梨華、陳若曦等人都有極獨到且公正的見解。

兩部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説史》和《中國古典小説史論》，奠定了夏志清在西方漢學界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地位。《中國現代小説史》是一部有相當影響也是有相當爭議著作。作者以其融貫中西的學識，寬廣深邃的批評視野，探討中國新文學小説創作的發展路向，尤其致力於“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發掘並論證了張愛玲、張天翼、錢鍾書、沈從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學史地位，使此書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經典之窗。《中國古典小説史論》是一部是以獨到眼光審視中國白話小説傳統的著作。

夏志清一生治文學史，卻反對給中小學生灌輸文學批評和文學史，主張讓孩子憑興趣把那些公認的中西名著一本本讀下去。他認為少年人自有自己的想法，而那些專家都是成年人，假若少年人讓自己的想像和判斷受縛於那些成年人的意見，反而不能培養對文學的真實愛好。

著名美籍華裔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2]  。1921年生於蘇州一個比較富裕的人家。大學畢業後到台灣教了十個月英文，後由兄夏濟安介紹到他所執教的北京大學教英文寫作。他1951年獲耶魯英文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在耶魯作研究兼教學。1962年到哥大東亞語文系當教授。夏志清當年在哥大上課時經常出“洋相”，“只見他手執着紙煙，口中唸唸有詞，在黑板前轉來轉去，忙得不亦樂乎。説得興起，就勁吸一口煙，可惜忙中有錯，左右手拿着的東西有時易了位，發現寫在黑板上的原來是紙煙，而吸到口中的，卻是粉筆！”

夏志清畢生研究中國現代小説，錢鍾書是他研究的對象之一。錢鍾書是學者，他的小説本為世人疏漠。夏志清評品他的《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寫得最有趣、最細膩的小説，或許是最偉大的小説。”經他這麼一評，眾人刮目，再度審視，果真精彩絕倫，獲得認同；加之改編成電視劇一播，竟至家喻户曉。

正因夏志清對錢鍾書的殷殷垂注，方才鬧出一則笑話，讓健在的錢鍾書在瞑目前20年，看到摯友夏志清撰的悼文——1975年，友人誤傳錢鍾書過世的消息，夏志清悲哀難抑，他匆匆寫了篇《追悼錢鍾書先生》長文，交台北《中國時報》發表。兩人都是大名人，此事以訛傳訛如迅雷。風從西方來，直颳得錢家聲震屋瓦，“悼”得家人坐立難安。若干年後，錢鍾書訪問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只好雙手揖拱謝罪。

夏志清對“沈從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地肯定，在評點他的《靜》時竟説“三十年代的中國作家，再沒有別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內，寫出一篇如此有象徵意味如此感情豐富的小説來。”

夏志清認為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在他的“小説史”中濃筆重彩，竟給張愛玲42頁篇幅，足見關注和推崇。

夏志清在北大教書時校長是胡適。夏那時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助教。抗戰勝利後，美國華僑李國欽先生捐給北大三個留美名額，學校決定公開公平競爭，資淺的教員都可報名考試。作文考題是《出洋留學兩回事》，很有八股味，並規定必須用英文寫，外加英文寫的論文近作。夏志清憑他的真才實學，過五關斬六將，以88分奪魁。榜示後有人不服，紛傳文科的名額被“洋場惡少”竊據，事情鬧到胡適那兒，儘管胡適對夏志清畢業於教會學校的背景不感興趣，但他還是主持公道，力排眾議，錄取了夏志清。

當夏志清復請胡適為他寫推薦信時，胡適寫是寫了，但不大熱心。緣於“聽説我是滬江大學畢業生，他臉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好像全國最優秀的學生，都該進北大、清華、南開才是正路。”這件往事夏志清一直耿耿於懷。

幾十年後他的《中國現代小説史》出版引起轟動，併成為大學者大名人時，也未能釋懷“推薦信”那個疙瘩，沒有把自己的書送給老校長。從另一角度審視，夏志清倒有一分可愛的常人心。

夏志清以一貫西洋文學專家來看中國文學，他語重心長的指出“……再讀五四時期的小説，實在覺得它們大半寫得太淺露了。那些小説家技巧幼稚且不説，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沒有對人心作深一層的發掘。這不僅是心理描寫細緻不細緻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小説家在描繪一個人間現象時，沒有提供比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瞭解。所以我在本書第一章裏就開門見山，直指中國現代小説的缺點即在其受範於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不便從事於道德問題之探討……”，“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亞、託陀兩翁，他們留給我們的作品，都借用人與人間的衝突來襯托出永遠耐人尋味的道德問題。託陀兩翁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們對當時俄國面臨的各種問題、危機都自有其見解，也借用了小説的形式説教無誤。但同時也寫出人間永恆的矛盾和衝突，超越了作者個人的見解和信仰，也可説超越了他們人道主義的精神。”，“索、莎、託、陀諸翁正視人生，都帶有一種宗教感，也就是説，在他們看來人生之謎到頭來還是一個謎，僅憑人的力量與智慧，謎底是猜不破的。事實上，基督教傳統裏的西方作家都具有這種宗教感的。我既是西洋文學研究者，在《結論》這一章裏就直言：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歸根究底説來，實由於其對‘原罪’之説，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説，不感興趣，無意認識。”

夏志清：“洋人看中國書看得少的時候，興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沒有興趣了。阿瑟·威利、艾茲拉·龐德翻譯的中國古詩，看的人很多，大家説：就是好！翻譯得多了，就沒什麼好了。小説也一樣，《西遊記》翻譯一點點，大家覺得很好，後來多了以後，就看得很煩，中國人不覺得什麼，洋人就覺得長，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國文學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來，要起來早就起來了。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

1961年夏志清出版《近代中國小説史》，其中對魯迅評價比較低；捷克著名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Jaroslav Prusek，1906年—1980年）立刻寫了書評《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問題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説史〉》批評夏志清《現代中國小説史》的分析方法不夠“科學”，文章指出其他所有現代作家都缺乏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的特點：“寥寥數筆便刻畫出鮮明的場景和揭示出中國社會根本問題的高超技藝。”夏撰文反駁，這兩篇長文都刊在布拉格東方研究院的雜誌ArchivOrientalni上，已經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必讀之作。1976年寫〈勸學篇——專覆顏元叔“印象主義的復辟”一文〉，不客氣地反駁顏元叔教授〈印象主義的復辟〉一文。夏志清開列顏翻譯的書所犯的基本錯誤，不但德、法文姓名翻錯，就連Leicester也給譯成“李色斯特”（讀作賴斯特）。他説英國文學教授犯這種程度的錯誤，可謂“貽害學子”。1986年唐德剛與夏志清發生紅樓風波。唐〈海外讀紅樓〉行文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説“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讀洋書，以夷變夏，便以中國白話小説藝術成就之低劣為可恥，並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適之明言暗喻，以稱頌西洋小説態度的嚴肅與技巧的優異”。

夏志清為文反駁刊載在台北《聯合報》《傳記文學》和美國《世界日報》上，題目為《諫友篇—駁唐德剛〈海外讀紅樓〉》。全文分九節，小標題順序為：“極右派的罪證”、“狄更斯改姓成孤兒”、“膽大心粗讀導論”、“刪削譯文改原意”、“惡意類比，毫無道理”、“多少腳，昨晚夢魂中”、“評斷小説非易事”、“林黛玉與梅蘭芳”、“批夏之政治用意”。

唐德剛回答夏志清的文章題目叫《紅樓遺禍——對夏志清“大字報”的答覆》，刊於《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文章有18個小標題：“夏教授的‘大字報’”、“自罵和自捧”、“瘋氣要改改”、“學問倒不妨談談”、“以‘崇洋過當’觀點貶抑中國作家”、“學界姑息養奸的結果”、“崇洋自卑的心態”、“對‘文學傳統’的違心之論”、“社會科學上的常識”、“從宏觀論‘左翼作家’”、“宏觀下之‘右翼’與‘極右‘”、“也談：《塊肉餘生錄》”、“‘好萊塢’電影算不得學問”、“紅學會議的資格問題”、“紅學會的性質和意義”、“為林娘喊話”、“為梅郎除垢”、“做人總應有點良知”。

1986年10月18日《中國時報》報道：“喧騰海內外的唐、夏之爭，數天前已告結束。據聞，10日晚上在紐約文藝協會的一次宴會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盡棄前嫌。”

夏志清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種合評〉書評認為，司馬長風（1920年—1980年）《中國新文學史》是一本“草率”之作，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上卷附錄2有《答覆夏志清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