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同龢

1868年（同治七年）夏同龢出生於貴州麻哈州高視村的書香官宦之家。父親夏源曾在國子監就學，歷任雲南、四川等地官職。夏同龢自幼聰慧，過目成誦，在父親的教導下，涉獵經史子集，亦喜書法作文。隨父奔走各地，見多識廣。父親逝世後，夏同龢隨兄同彝前往廣東就讀，受業於著名學者陶筆峯門下，從此學業精進，才識宏通。

1893年(光緒十九年)，夏同龢在貴陽參加貴州鄉試中舉。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夏，夏同龢來到北京參加戊戌科會試，中貢士，得以在保和殿參加殿試。正在醖釀一場變革的光緒皇帝就“求才、經武、綏遠、理財”4個問題發問，夏同龢為文洋洋兩千餘字，上溯春秋，下迄變法，引經據典，以古論今，表述了自己提倡“法祖”反對“維新”的保守觀念，從而暴露出當時保守人士“知古不知今，知中不知外”，不瞭解國家真實情況，更不清楚變法維新是當時惟一要務的弱點。夏同穌學識淵博，對歷史文化有深厚的造詣，在策對“理財”這個問題上亦有清醒的認識，他敢於指出當時國家財政匱乏的主要原因是:八旗生齒日繁，及直省防勇、綠林增餉所至。換言之就是寄生蟲太多及冗員造成了這種困境。敢於提出這種觀點，在當時是需要勇氣的。然而當時正處於“戊成變法”的前夕，保守派力量十分強大，自然夏同龢的觀點博得了主考官孫家鼐及讀卷官徐樹銘、溥良等八位大臣的讚賞，後經光緒帝“御筆親點”。就這樣夏同龢繼趙以炯(貴陽青巖人)之後，成為貴州歷史上第二個文狀元。殿試兩天後(6月11日)光緒皇帝發佈《定國是詔》，震驚中外的“戊戌變法”運動拉開了帷幕,次日光緒皇帝“御筆欽點”夏同龢為戊成科一甲一名進士。

夏同龢中狀元后，曾任翰林院編修，庚子辛丑併科湖南副考官,北京政法學堂監督。1904年初，已是四品官銜的翰林院修撰夏同龢上奏朝廷請求自費前往日本留學。帶着學成回國後擔當起推進中國憲政改革重任的使命，1904年春，夏同龢進入日本法政大學學習法政，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國留學的狀元。同年，直隸學校司督辦嚴修第二次東遊日本，對其教育制度進行考察。夏同龢聞知消息後曾前往拜訪嚴修，向其請益。夏同龢早聞嚴修大名，知其對貴州文教有着重大貢獻，特別對其在黔創經世學堂、辦官書局、疏開經濟特科等重大舉措尤為欽佩。對這位有着“經師兼為人師”美譽的前輩，夏同龢急欲見之請教:嚴修雖然與夏同龢未曾謀面，但對這位赴日學習法政的“戊戍狀元”期許甚高，希望其學成歸國，出其所學，為國家的法制建設做出重大貢獻。通過與嚴修晤談和交流，嚴修對國家前途的憂慮以及對未來的展望，給夏同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年後，夏同龢順利從法政速成科畢業，並完成了《行政法》一書的編寫,該書在東京並木活版所出版發行,後分別由日本中國書林和池田九段印刷所再次印刷出版。

帶着法政救國的理想，夏同龢於1904年年底回國，隨即前往廣東。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年底，兩廣總督岑春疏請朝廷設立廣東法政學堂。得知夏同穌返國的消息後，岑春煊又奏請其擔任該學堂監督(校長)。朝廷應其請，下旨批准在廣州設立廣東法政學堂並任命夏同穌為監督。廣東法政學堂是繼直隸法政學堂後的中國第二所法政學堂該校原址為廣東課吏館，經過改建和擴修，法政學堂擁有新式講堂兩間、休息室四間、圖書儀器室、監學室和收發講義室等，其後又增設理財學科及附設監獄改良講習所等，再加建課室兩間、體育場兩處。由於學堂規模小，辦學條件差，遠遠跟不上時代的要求。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夏同穌得富商王顧年資助七萬銀圓，加上善後局撥款的三萬銀圓，在廣州天官裏后街購得官地十四畝，另建法政學堂新校。經過兩年的興建，廣東法政學堂新校於1909年(宣統元年)落成。新校規模宏大，設施齊全，有園林、禮堂、花廳、辦公廳、課室、住室，教員、學生宿舍，給人“美輪美負，蔚然大觀”的感覺。新校建成後，教師的招聘工作隨之擺在重要的日程上。在教員的選拔上，夏同穌遵照岑春煊旨意，除聘用廣東籍官費留學日本的法政畢業生外，還聘用部分外省籍留學日本的法政畢業生和一些日本教習。在廣東教習的有朱執信、古應芬、杜之秋、張樹柚、葉夏生、李文範等，皆是留日法政之一時之選，亦是思想激進的同盟會會員。特別是朱執信、古應芬二人，均系廣東番禺人，不僅與夏同穌同年留學東瀛學習法政，亦是東京中國同盟會會員。之後，朱執信、古應芬活躍於政治舞台上，成為民國初年的風雲人物。這些教員在學校講台上宣揚革命思想，使法政學堂成為同盟會革命活動的重要場所。為廣東甚至全國輸送許多具有近代法政理念的人才,其中不乏活躍政壇的人物如陳炯明、鄒魯等。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發生的廣州黃花崗起義中,法政學堂師生朱執信、陳炯明、鄒魯等是重要的領導者之一。

辛亥革命後,夏同龢回到貴州，由貴州選為眾議院議員，北上北京。1913年5月，夏同龢發起成立超然議員社，這個獨立的黨派組織“以不偏不倚之精神調和黨見，維持國是為宗旨”。同年7月他被推選為憲法起草委員會規則委員,後被選為起草委員會6名理事之一。期間,在保定軍校上學的貴州天柱人王天培邀約兩名同伴來到了北京，因對袁世凱不滿而被捕。夏同龢設法營救,出獄後的王天培被夏同龢送回了保定軍校，成長為一代北伐名將。

1925年，夏同龢心臟發作,經醫治無效,於北京劈柴胡同住所逝世。

夏同龢一生經歷豐富，他的足跡遍佈大江南北。他留給後人的作品最著名的就是那部奠定他在中國近代行政法學史地位的《行政法》。作為一個封建士人，夏同龢起初是贊成梁啓超鼓吹的君主立憲的，並不贊同同盟會宣揚的“有秩序的革命”。他認為，今後的中國，要麼改革以自強，要麼革命走向毀滅。由於攻讀法政，夏同龢對“明治維新”的司法改革特別關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這場司法改革中，日本政府仿效西方制度，重新訂立刑法、民事法和商法，以推動國勢的強大。他十分清楚，司法改革攸關政治改革的成敗，未來中國的富強，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而法政改革是其核心。有感於斯，夏同龢決定為未來中國編著一本《行政法》，使之神益政治，鑑戒得失，並“使法律知識普及於國民”，從而“建設法治國”。

還有他為近代著名實業家鄭觀應的詩集《羅浮待鶴山人詩草》所寫的序言;為名震東南亞廣東著名僑商高學能撰寫的阡表至今仍屹立在泰國曼谷;為著名愛國詩人丘逢甲故居多處題字;為廣東十大園林之一潮陽西園多處題字。夏同龢留給後人的還有兩條街道:一條是位於貴陽市團井巷的夏狀元街,因夏同龢曾在此居住而得名;另一條街道則是位於廣州市越秀區的法政路，當年夏同龢籌措10萬銀元經費在此選址建起了廣東法政學堂,學堂所在街道也因此得名法政路。在他的故鄉麻江縣高視村獅山腳下的狀元第，原有親筆寫的“狀元第”匾和“努力崇明德，隨時愛景光”楹聯。這座狀元第已成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夏同龢的書法成就較高,《貴州通志》這樣的評價他:“工文善書,有名當世。”作品以對聯、扇面、匾額等各種形式保留下來，散落各地。 ^{[2]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