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秋

父親夏博琴為漢口聖約翰小學教師兼聖約翰教堂琴師。家境清寒。3歲喪母，5歲時在父親膝上學彈風琴，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埋下音樂的種子。8歲時，街道消防隊長的一支五音號使他萌生了強烈的好奇心，遂迷上了吹小號，漢興從孜孜不倦地自學發展成他學生時代的個人特長。上小學時便充當學校的司號員，邁開攀援銅管樂道路的最初步伐。

中學年代參加學校軍樂隊，武昌文華中學為撫育他成才提供了優越環境。這個學校有一支設備齊全的銅管樂隊，是清末民初由加拿大籍教師康明德創建的。20年代末，宦鄉、於熙儉等校友在文華中學從事學生運動，銅管樂隊常在學生遊行隊伍中作先導，有時參加演出。1927年，漢興在文華中學上初二，帶着他心愛的小號當司號，1929年，正式參加樂隊當司號員。由於他刻苦學習，很快成為樂隊的副指揮。為了很好地全面指揮演奏，他曾不惜用一整個暑假練習黑管和修理樂器。1931年上高二時，他的父親不幸病逝。校長十分同情漢興的處境，聘請他為學校銅管樂隊隊長兼教員，半工半讀，直到升入華中大學攻讀物理四年。

在這六年中，漢興一方面完成學校的學業，一方面全面掌管學校樂隊的教學排練。他學會了吹奏和修理各種銅、木管樂器，常為校樂隊編寫樂曲。此外，還創建並指揮學校大型口琴隊。在校外創建男女四聲部合唱的歌詠隊，指揮武漢首次出現的小型管絃樂隊武漢雅美管弦樂團。這時，夏漢興的音樂才華受到愛國實業家、時任武漢上海商業銀行行長周蒼柏的格外賞識。周先生是著名女聲樂家周小燕的父親，曾留學美國，也是文華中學的老一輩校友。1936年，他慷慨解囊，資助500元（當時一元可買5斤豬肉）支持漢興會同周小燕等一道報考當時中國的高等音樂學府上海國立音專（原名國立音樂院，是1927年蕭友梅在蔡元培支持下創建的）。漢興考入作曲系，學習作曲及小號。在蕭友梅、黃自、吳伯超、李惟寧等名師教導下學習作曲和鋼琴。教務主任黃自見他吹得一手漂亮小號，便專為他聘請了上海工部局交響樂隊（當時遠東交響樂團）首席小號、俄裔演奏家杜甫洛夫斯基教他副修小號演奏，很快他就被老師推薦考入該樂隊任實習演奏員，併成為該隊第一位擔任首席小號的中國人。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了妄圖滅亡全中國的侵略戰爭。上海的形勢也日趨緊張。日寇步步緊逼，打斷了漢興苦苦求得的可貴的學府專攻音樂之路。“八一三”事變前夕，夏先生隨着逃難的人羣乘船回到故鄉武漢。這時武漢已成抗日救亡中心，羣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廣大專業和業餘文藝工作者紛紛拿起文藝武器進行團結抗日的宣傳。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音樂工作者雲集武漢。夏漢興積極投入抗日宣傳工作，他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武漢市文化界抗敵工作團的成立大會，並被選為音樂組長。他在武漢長江兩岸組織了兩支專唱救亡歌曲的歌詠隊，經常活躍在工廠、學校、車站、碼頭，演唱宣傳。同年12月，他與張曙、冼星海，劉雪庵等籌建的全國歌詠協會在武漢成立，擔任理事。他還重建武漢合唱團，擔任團長兼指揮。正是這個時候，夏先生胸中洶湧澎湃着愛國主義熱情，時代風暴把他推進到創作高峯期。

1937年11月，他在報上看到詩人光未然寫的一組《抗日合唱》歌詞，大受鼓舞，抑制不住同仇敵愾的激情，反覆吟誦，立即把它寫成羣眾歌曲。這就是他抗戰初期的第一首傑作《最後勝利是我們的》。歌中高舉抗日救亡旗幟，有對侵略者暴行的控訴，有對民眾的戰鬥號召，有對勝利的信心，悲憤而豪壯剛毅。歌詠隊排練期間，光未然同志親到現場指導，他聽演唱後很滿意，又送《女青年戰歌》請夏先生譜曲。當時《新華日報》報道説：最動人的還是混聲合唱，像《最後勝利是我們的》，“顯得很感人而又雄壯”。這首歌當時刊登在劉雪庵主編的《戰歌》上。1938年歌頌抗日將領的紀錄影片《郝夢麟》曾採用它作插曲。1938年任武漢文化界抗敵工作團音樂組長和武漢合唱團團長兼指揮。

第二首歌就是他的不朽傑作《歌八百壯士》。這首歌是歌頌“八一三”事變後淞滬會戰中英雄團長謝晉元率領八百名戰士孤軍奮守閘北四行倉庫的光輝事蹟的。會戰開始前，日本侵略軍狂妄地計劃“十天佔領上海”，“三個月滅亡中國”。但中國駐上海軍隊張治中部在廣大人民支持下，奮起抗擊敵軍，付出重大犧牲，堅守了三個月之久，粉碎了敵人速戰速決的計劃。其中最振奮人心的是四行倉庫一役。八百壯士在日軍重重包圍中孤軍奮戰，“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他們“寧願死不投降”。女中學生楊惠敏捨生忘死、泅渡蘇州河向守軍送國旗。一次當敵人坦克衝來的時候，一位戰士身捆手榴彈從樓上躍入敵羣與周圍敵人同歸於盡。許多轟轟烈烈的事蹟震動全國。與此同時，在全民抗日洪流中還存在着一股“抗戰必亡”論的逆流，這種論調戰前就存在。上海、太原、南京失守後又回潮泛起，讓人痛心疾首。12月的一天，詩人桂濤聲把他寫的《歌八百壯士》歌詞送到排練場，請夏漢興譜曲。夏一看，“中國不會亡”，太好了。歌詞中洋溢的愛國熱情與自己的心情如出一轍，形象鮮明、感情充沛。他説：“這歌詞太棒了，我會很快地寫出來的。”回家後，他連夜把歌詞作了調整，譜起曲來。當時，浴血抗戰、殘酷屠殺、“抗戰必亡論”等等，作為背景，一齊湧上他的心頭，催動他心潮澎湃。於是氣勢磅礴的旋律“像是從心底自然地湧現出來”。全國人民滿腔悲憤，“我力圖用音符發出整個中華民族的吶喊。”事後他對記者回憶時説。幾天後，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首次獨唱這首歌，由夏先生彈鋼琴伴奏（當時鋼琴譜尚未寫出）。

“中國不會亡”的歌聲第一次從武漢響起。它是預言，是吶喊，是號角，是對日寇亡我野心和我國某些人“亡國論”的有力批判。演出獲得極大成功，當場觀眾多次要求“再來一個”。第二天，武漢《大公報》發表社論，認為“中國不會亡，提得好！祖國正處在危急存亡之秋，這一口號甚得人心，唱出了四萬萬同胞的心聲！“值此危急存亡之秋”，為了激勵自己的救國決心，因此，夏漢興從此改名夏之秋。這首歌當時就在《戰歌》上發表，廣泛傳唱。1938年武漢合唱團準備出國前又改編成合唱曲。同年紀錄電影片《八百壯士》及20世紀80年代台灣寬銀幕故事片《八百壯士》都用此歌為主題歌。193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歌八百壯士》歌集（收入的另二首是《最後勝利是我們的》和《女青年戰歌》）。1940年新加坡出版了《歌八百壯士》單行本。夏之秋領導的武漢合唱團當時被譽為武漢最優秀的歌詠團。他們四處演唱優秀抗日歌曲。這些歌曲作者賀綠汀、冼星海、劉雪庵、沙梅等人親赴排練場指導。尤其是7月間，在郭沫若同志支持下在漢口維多利亞紀念堂租得場地，募捐義演三天，轟動一時。

《歌八百壯士》演出最後，聽眾自發地高呼“抗戰到底”的口號，“中國不會亡……”的歌聲與口號聲響成一片，人們的愛國激情達到最高潮。武漢合唱團剛重建不久就能單獨舉行音樂會，宣傳抗日，募捐救濟武漢被炸難民，募捐支援前線。後來，他們決心把這一活動擴大到海外。8月着手準備自費前往南洋。9月成行。臨行前，中共中央長江局的何偉同志帶領合唱團的三位負責人去看望董必武同志，董老向他們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戰到底的主張，還給他們提供了一些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生活和學習的照片，要他們向海外的愛國華僑開展抗日宣傳。那時候，日寇緊逼，武漢告急，機關團體紛紛疏散轉移到大後方。而這羣熱血男女（大多數是大學畢業生，還有博士、碩士），卻懷着“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豪情，義無反顧地踏上前途未卜的征途。他們由武漢經澳門到香港，這時自籌路費即將告罄。然而在一座會堂演唱抗戰歌曲，頓時引起轟動。愛國華僑自動捐款把他們的食宿費用全包下來，有的還要子女跟隨合唱團繼續前進。後來到新加坡，獲得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的大力支持。合唱團在馬來亞的巡迴義演全由他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持。合唱團一行28人（周小燕去法國深造，人員調整，增加項堃組織的戲劇組）。他們通過演唱《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松花江上》以及《歌八百壯士》、《最後勝利是我們的》等抗戰歌曲，包括夏之秋在途中創作的《賣花詞》等；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揚子江暴風雨》等抗戰劇目；加上口頭宣講、照片展覽等，向廣大華僑宣傳抗日。他們的足跡遍及新加坡、柔佛、馬六甲、森美蘭、吉隆坡、檳城、雪蘭莪、霹靂、怡保等城鄉各地，到處受到熱烈歡迎。場場滿座，經久不衰。每場結束前總要帶領全場合唱抗日歌曲，台上台下融為一體，同仇敵愾，情緒高漲。當號召獻金時，大家爭先恐後，踴躍獻款、認捐，不少人當場毫不猶豫地取下了自己珍愛的金戒指、金耳環、金項鍊、金手鐲，熱烈場面常使夏之秋等感動得熱淚縱橫。特別是他在香港時還創作了後來傳唱得十分流行的愛國歌曲《思鄉曲》，那是一個因租不到住房而露宿香港街頭的晚上。當夜深人靜時，遠處傳來一位街頭賣藝人的歌聲，歌聲既像痛苦的呻吟，又像深重災難中的嘆息。這感人肺腑之聲，深深觸動了夏之秋陣陣思鄉之情和民族之恨，一段段離愁別恨，愛國懷鄉的旋律在他的腦海裏縈繞，在那不眠之夜，他那首著名的《思鄉曲》終於誕生了。這首《思鄉曲》一直被人們傳唱着，就在1997年“七.一”迎香港迴歸的北京主會場上，人們演唱着這首經典歌曲，成為紀念香港迴歸的重要文化活動。他們的南洋之行還推動了當地抗日歌詠活動的發展，

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1940年合唱團結束海外演出。他們在南洋巡迴演出一年零七個月，歷盡艱辛，總共募得2000萬元（國幣）巨資。全部由籌賑總會匯回祖國，為抗戰作出了巨大貢獻。而團員們除了簡單的食住行由籌賑會提供外，每人每天只領兩角錢的零花錢。最後，籌賑會給他們每人500美元旅費回國。夏之秋把他的那份旅費和《歌八百壯士》在新加坡出版的稿費一併捐獻祖國，自己隻身拿着陳嘉庚寫的介紹信搭便車繞道緬甸輾轉回到重慶。

夏之秋常説“我接受過別人無私的援助，我也接受過老師對我的關懷。所以我也要幫助那些有才有志的學生。”他由一個孤苦學生成長為樂壇一代宗師，與平生知遇有極大關係。他知恩圖報。後來，選拔、培育英才，回報社會，成為他人生第一要義。回重慶後，他逐步轉入專業音樂教學生涯。開始在中央訓練團當軍樂教官，應陶行知先生之邀為育才學校音樂組義務教學，併為天才兒童如杜鳴心、陳貽鑫（他們二位均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著名作曲家杜鳴心是舞劇《紅色娘子軍》、《魚美人》的譜曲者）等個別授課。後在創辦軍樂學校時，直接從戰時兒童保育院挑選了60名有音樂天份的難童，手把手地教他們吹奏樂器。1942年30歲時，夏之秋到設在湖北戰時省會恩施的國立湖北師範學院任音樂系教授。1944年回重慶任國立音樂院作曲系及少年班教授。在日本投降後，國立音樂院1946年復員遷常州。1949年，夏之秋回武漢，先後在國立湖北師範學院、湖北中原大學、武漢中南音專擔任教授、系副主任、副校長。1954年調天津、北京，任中央音樂學院管絃系教授。1986年退休，這一年中央音樂學院專門為他舉辦了執教55週年慶祝會。夏教授教書育人，愛生如子，喜歡從小就開始培養。他音樂修養深厚、學識淵博，悉心向學生傳授。

經過幾十年積累，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教學體系。他要求學生內外兼備，即具備良好的演奏條件和方法，同時具備良好的內在音樂素質和敏鋭的聽力。他主張音樂教育要從小抓起，重視視唱練耳和開鋼琴課。為辦學，他幾次修理過成批樂器；為充實教學，他自編練習曲教材；為訓練學生手指功夫，他發明了“練指器”；為保證營養，他為即將參加國際比賽的學生訂牛奶；為資助貧寒學生，他把零用錢塞在他們的琴譜裏……幾十年來，夏教授為我國培養了大量優秀銅管樂演奏和教學人才。他的學生遍佈海內外，大都是各單位的業務骨幹。如錢萬耀、李立章、冀瑞鎧等是管樂教授；陳嘉敏、張振武、楊傑、黃世明、車子昭等是一級演奏員。許多著名音樂家，如嚴良堃、杜鳴心、楊秉孫、章棣和等都曾得益於他的陶冶。他的女兒夏三多，上世紀80年代到美國深造，成為“小提琴上帝”海菲茲大師門下的中國籍弟子。1989年又考取美國芝加哥交響樂團，成為該團第一個中國籍的小提琴手。香港迴歸前夕，夏三多在越洋電話裏對母親説：“您哪怕帶着急救藥也一定要去參加北京迎香港迴歸的慶祝會，聆聽當年爸爸發自肺腑創作的《思鄉曲》。完成爸爸未竟的遺願：香港迴歸”。1940年受教於夏先生的學生，如今健在的尚有20多人在台灣。1991年5月，夏老應他們的邀請赴台灣講學。為了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他以79歲高齡，不顧疾病纏身，坐上輪椅遠渡台灣。相隔數十年，當年的學生隆超、許德舉、周仕璉、薛耀武、張世傑等已成為台灣資深音樂界人士。有位兩鬢飛霜的及門弟子還對夏老師行跪拜禮，感謝當年培育之恩。他們又培養了第二、第三代學生。隆超創辦的光仁中學、光仁小學是台灣音樂人才的搖籃。夏之秋一路參觀訪問，併為第四代學生上課，與同行切磋。他走到哪裏，那裏歡迎的人羣就高唱《歌八百壯士》、《思鄉曲》，歌聲把海峽兩岸人民的心連在一起。

夏之秋是樂壇奇才。他是我國第一代有突出貢獻的銅管樂專家。在他那個時代前期，我國西洋銅管樂的演奏和教學是冷門，樂器製造是缺門。他異軍突起，一人在這三個方面有傑出貢獻，全面提高了銅管樂的地位。這在當代樂壇是極少見到的。在前兩方面，夏先生在1936年24歲時即有“中國第一把小號手”之譽。從18歲任文華軍樂教員到1986年退休執教55年，他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銅管樂演奏家。即使文革期間接受批判，身心受折磨的情況下仍不忘振興小號。1973年病癒後，他又埋頭編著《小號吹奏法》（1978年正式出版），總結畢生經驗，此書先後再版十多次。

鮮為人知的是他在樂器製造上的貢獻。1956年夏教授被北京和天津兩個管樂器廠聘為顧問。他幫助他們進行產品改型換代，使工廠大大發展。如北京管樂器廠，1952年起步時原是作坊式單品種仿製廠家，到90年代發展成國家二級企業，在產能和生產規模上進入世界西洋管樂器製造業前10名的行列。他們研製的5-208高級小號，經名家幕後評比，認為與美國著名的巴哈小號難分伯仲，成為該廠出口創匯最高、國內外知名度最高的名牌。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號改革上的突破。小號誕生於19世紀初，經過各國人士無數次改良，日益完善。但“自然泛音”妨礙音準的問題沒有解決，使一代又一代演奏家感到遺憾。為解決傳統小號某些不符合十二平均律的音準問題，夏之秋1964年就萌發了研製全控調音小號的想法。他攻關20餘年，翻閲了大量資料，設計工藝，繪製圖紙，在北京和天津兩廠的協助下反覆試驗，多次修改。特別是1988年8月間，他和助手們常常廢寢忘食，挑燈夜戰，終於衝破了大彎處伸長管的難關，使這種“平均律小號”，又名“夏氏小號”，研製成功。在世界各國小號中尚無此先例，因而獲得專利。這項發明1990年榮獲文化部科技進步二等獎，1992年獲北京國際發明展覽會金獎，1993年獲國家發明三等獎。專家評論認為，“這是一項突破性的改革，是徹底完善小號性能的重大步驟。”夏老多年的夙願終於實現了。1993年5月12日凌晨，夏之秋踏過了人生的風風雨雨，走完了他的八十一個春秋。他給人間留下了無限寶貴的財富：他那不朽的歌曲和精心著譯，他那救亡活動和南洋之行的業績，他辛勤培育的一代代的弟子，他設計和發明的新型小號等等。而更重要的是他那崇高的精神：他的愛國主義思想，無私奉獻的胸懷，對音樂與藝術的無比熱愛與執著追求，對學生和晚輩的無限愛心與殷切期望，對祖國前途的堅定信心。

1993年5月12日在北京去世。追思會上人們沒有用輓歌，而是用雄偉悲壯的《歌八百壯士》和深情委婉的《思鄉曲》伴送樂壇一代宗師遠行。6月5日（夏之秋逝世後55天），《歌八百壯士》一歌榮獲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等評定的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著作獎，即被評為近百年來142首最佳音樂作品之一而載入音樂史冊。這是對這位偉大音樂家最好的紀念。

夏之秋畢生為中國的音樂教育事業，特別是管樂人才的培養做出了重要貢獻，並且創作了一批很有影響的抗戰歌曲。

夏之秋（1912 - 1993） 中央音樂學院管絃系教授，不僅以其銅管樂演奏和作曲而聞名遐邇，更以其桃李滿園而為人稱道。他的門生中許多成為我國交響樂隊銅管樂的主力演奏員，著名音樂家嚴良堃、杜鳴心、楊秉孫、鄭小瑛、章棣和等均得益過他的陶冶。此外，夏先生創作的著名抗戰歌曲《最後勝利是我們的》《歌八百壯士》《思鄉曲》《賣花謠》、《女青年戰歌》、《遠征轟炸歌》。著有《小號吹奏法》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