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栩

夏之栩，浙江海寧人。1918年考入湖北女子師範學校。和李學惠、徐全直、袁溥之等進步學生成立婦女讀書會。

1922年初，針對湖北女子師範學校校長王式玉以“宣傳赤化”、“煽動學潮”罪名解聘教師劉子通，組織學潮。夏之栩等5名學生被開除學籍。至年底，經教育界知名人士調停，以王式玉辭職、被開除的夏之栩等5名學生髮給畢業證提前畢業離校方使事態平息。同年5月加入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7月任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候補委員；年底，考進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預科。

1923年1月1日，與劉文直等發起成立湖北女權同盟會。同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3年秋，由武漢到北京工作。

1924年1月至9月，任青年團武昌地委候補委員。2月至9月負責青年團地委工運工作。

1925年2月至10月，任共青團北京地委候補委員。2月被推為在李大釗的指導下成立的北京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委員，以促國民會議的召開和“女子本身種種權利問題”的解決。5月至10月負責共青團婦女部工作。

1926年1月至5月，任共青團北方區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書記兼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同年任中共中央秘書處秘書等職。

1926年6月離京赴滬，任中共中央秘書處秘書。參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

1927年，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學習。

1929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回國。

1932年，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工作。

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任中共中央長江局組織部交通組、救濟工作組負責人負責八路軍南京、武漢、桂林辦事處的黨內交通。

1941年底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幹部處處長，中央組織部秘書處處長。

1945 年4月至6月，作為大後方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戰爭時期，1948 年6月至1949年9月，任中央直屬機關委員會副書記、常務委員。

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任中共鄭州市委副書記。

1949 年5月至1952 年11月，任中共武漢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至1951年6月)。

1950年3月至1952年9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1年5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武漢市委秘書長。後調北京，任輕工業部辦公廳主任、黨組成員，食品工業部部長助理。

1960年5月至1966年5月，任第一輕工業部副部長。

1966 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第一輕工業部“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負責人。

1970年4月至1982年4月，任輕工業部副部長、黨組成員等職。

第一、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共八大代表。

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87 年1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2] 

1925年2月，夏之栩輾轉至北京，任共青團北京地委候補委員，負責宣傳和婦女工作。正是在北京的日子裏，她結識了她的終身伴侶。夏之栩的丈夫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革命家、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趙世炎。兩人因為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最終走到了一起。在1986年夏之栩80歲壽辰記者採訪她時，她回憶起她的先生，仍覺得有無盡的力量。她動情地講道：“回首往事，我經常懷念那許許多多曾經和我一起戰鬥過的先烈，特別是我的丈夫趙世炎，他的事蹟一直在激勵我，使我終生銘記。”

1926年，趙世炎被任命為江浙區委組織部部長兼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夏之栩則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秘書處，做王若飛的秘書，並負責文件保管工作。1926一1927年，趙世炎等人帶領上海工人進行了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在這期間，夏之栩先後任中央婦委秘書、江浙區委秘書處秘書，並在第三次武裝起義做起了起義準備會的相關會務工作以及會議記錄和意見整理。儘管夏之栩當時已懷有3個月身孕，大兒子還嗷嗷待哺，但是面對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她還是選擇將孩子暫時交給母親帶養，自己投入夜以繼日的革命工作中。

第三次武裝起義大獲成功，讓這對革命伉儷非常欣喜。然而，隨着汪精衞的公開叛變，白色恐怖籠罩全國。1927年7月趙世炎也因為叛徒的叛變不幸被捕。在獄中，趙世炎面對酷刑，頑強抗爭；在監獄外，夏之栩在黨的幫助下，想盡辦法積極營救。然而，17天的奔波、等待，卻傳來了丈夫被“奉命斬決”的噩耗。年僅26歲的趙世炎同志，被敵人在上海楓橋殘忍殺害。臨刑前，他還高喊着“工農兵聯合起來”，“中國共產黨萬歲”！悲痛欲絕的夏之栩在心中暗暗發誓，“我一定要接過世炎手中的紅旗，奮勇前進，直到革命勝利。”

1928年春，夏之栩生下了她和趙世炎的第二個兒子。為了保護革命遺孤，黨中央決定，讓夏之栩帶着孩子去蘇聯。1929年，夏之栩帶着兩個兒子（大兒子3歲，小兒子1歲）來到莫斯科，把孩子寄養在國際兒童院，夏之栩則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在蘇聯學習的日子裏，夏之栩看到了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生活狀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她彷彿看到了中國的明天。她如飢似渴地學習着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工廠裏面參加鍛鍊。一年多的學習時間，讓她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理想信念更加堅定。在黨組織的安排下，1931年，夏之栩回到祖國，但是兩個年幼的孩子卻留在了蘇聯。1940年1月，鄧穎超陪周恩來到蘇聯看病，並來到國際兒童院看望孩子們，鄧穎超給夏之栩的大兒子取名趙令超，還把他收養做自己的兒子。周恩來給夏之栩的小兒子起了中文名字趙施格，意為發揚他父親施英（趙世炎筆名）的風格。不幸的是，趙令超因為生病13歲便夭折在異國他鄉。而夏之栩再見到小兒子，也已經是25年之後了。多年後，記者採訪夏之栩，她在談起自己與孩子的分別時動情地説：“誰説革命者沒有親情？我既是革命者，又是母親，血濃於水，親情是割不斷的。只是在特殊情況下，為了革命的需要，我們不得不天各一方，無法享受天倫之樂。”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