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松濤

1917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在進步書刊和進步師生的影響下，開始信仰三民主義，參加了著名的“一師風潮”。1922年畢業於浙江第一師範。1924年冬，回到諸暨樂安小學任教，開始從事革命宣傳組織活動，宣傳三民主義思想，組織羣眾鬥爭。五卅慘案後，與其他同志一道組織宣傳演講隊，聲討帝國主義暴行。10月10日，諸暨縣各界召開紀念“雙十節”慶祝大會，羣眾唱着他編寫的《雙十節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歌詞是：“風雲突起武漢邊，十萬健兒爭先着鞭，揮金戈，掃狼煙，滿虜失幽燕，中華莊嚴，五色國旗拂雲天。而今十四年來，外有強寇垂涎，內有軍閥相殲，痛不堪言”。他還編寫了一首《五卅慘案歌》，歌詞是：“醒來吧!同胞，‘五卅’又到。想當年，南京路上大號啕，血流遍地，為誰犧牲，有誰悼?到今朝，大仇未報，賣國軍閥又胡鬧，諸君要記牢，勿把國賊逃，勿任強寇擾”，也成為鼓舞當時諸暨人民羣眾鬥爭的強勁號角。為了進一步提高工人的覺悟，培養工運骨幹，他同何赤華、趙並歡、楊亦清等常去縣商會和店員聯合會舉辦的職工夜校，講授國際時事、中國現狀、革命史略、三民主義等課程，並找來《中國青年》等進步刊物，秘密發給學員閲讀。 ^[1] 

1926年1月，經宣中華、鍾子逸 ^[1]  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3月，根據黨的指派，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0月，參加籌建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諸暨縣國民黨黨部，被選為組織部長，向廣大青年傳播馬列主義，發展共產黨員。11月，中共諸暨縣城區黨支部成立，任組織委員。年底，在家鄉里塢底村建立了全縣第一農村黨支部，在縣城舉辦諸暨農民運動養成所並任黨代表。1927年2月，中共麗塢底黨支部領導羣眾配合北伐軍，打響了諸暨農民武裝抗擊軍閥的第一槍。“四.一二”政變後，他與30多名同志遭反動當局通緝並通令他們交出印信、文件和槍支，壽松濤堅定地表示：“幹就幹到底，寧可殺頭，決不上繳。”他斷然決定“國共分家”，“獨立地建立和發展中國共產黨，以農村為基地，繼續堅持革命鬥爭”。6月，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幫助下，與張以民、許漢臣、周良滿等組織成立了諸暨縣第一個中共區委會，並當選為委員。這年冬，諸暨縣委正式組成，他歷任縣委軍事部長、縣委書記， ^[6]  先後組織領導了1928年夏的全縣性的抗租減租鬥爭；部署了縣城內黨組織的恢復工作；積極開展了革命武裝的籌建活動。1928年冬任浙江省委候補委員。 ^[1]  1929年9月1日，在白峯嶺召開的諸（暨）、義（烏）、浦（江）3縣黨員會議上，成立了諸義浦革命委員會，被選為革命委員會主任。決定9月7日舉行暴動，因叛徒告密，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遭國民黨政府通緝與追捕，輾轉隱蔽於上海、杭州、廣州、香港、淮陰等地。

1936年秋，壽松濤抵西安，任《西京民報》發行部主任。1937年2月，遇毛澤民、錢之光、錢希均，始找到黨組織。9月，赴南京、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參加籌辦《新華日報》，負責出版發行工作。1938年初，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後被派赴敵後，開闢抗日民主根據地。9月，受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派遣前往豫東，在河南宋克賓部做統戰工作，任該部第三總隊政治部主任。

1939年4月，任中共永城縣委書記，着手創建豫皖蘇邊區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永城縣政府，組建了永城抗日自衞軍，任副司令兼參謀長。同年冬，又奉命組建永城獨立團，任團長兼政治委員，帶領部隊轉戰於永城、夏邑、商丘、亳州之間，殲滅了王老四、夏俊傑、王登山、姬興詩等敵偽漢奸部隊，使永城成為整個豫皖蘇根據地的中心區域。 ^[7]  積極擴編地方武裝，組成1萬餘人的永城自衞軍。新擴編5個地方獨立大隊，還輸送地方一個團的武裝升編為主力，200多名青年幹部到新四軍遊擊支隊工作。1941年1月，新四軍第四師進行整編，永城獨立團上長為主力，編為第六旅新十八團，壽松濤任團長。4月，反頑鬥爭進入最困難階段。壽松濤奉命率三十五團於5月中旬轉移至皖東北地區，執行鞏固老區開闢新區的戰鬥任務。1941年夏，調任抗大四分校高級班指導員。11月調任淮北軍區民兵訓練處長。1942年夏，調任軍區農救會武裝部長。1942年冬，淮北區黨委決定派壽松濤前往蕭縣、宿縣、銅山、靈壁地區，任命他為中共蕭縣委書記和蕭銅總隊政治委員。1944年7月底，奉命到華中局黨校參加整風。1944年冬，黨中央、華中局確定了向東南發展的戰略方針。壽松濤奉命赴浙東開闢新區。1945年春，與新四軍浙東遊擊隊一部來到諸暨西部和富陽境內，根據浙東區黨委的決定，負責在富春江以南和浙贛鐵路以西的諸暨、浦江、富陽、蕭山四縣間的山嶺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他匯合地方黨組織力量，於5月，組織中共路西縣委和縣政府，擔任縣委書記兼縣長。經過三四個月的工作，很快建立了區、鄉農民協會，擴建了縣大隊武裝，使路西抗日根據地初具規模，成為浙東根據地向西發展的前哨陣地。9月，奉命率路西縣武裝及部分地方幹部編入金蕭支隊，並擔任支隊參謀長。

抗戰勝利後，重返豫皖蘇，任華中軍區第八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原華中八分區改稱豫皖蘇區第三軍分區後，任豫皖蘇區黨委委員、三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1947年夏，根據豫皖蘇軍區黨委的指示，和李浩然率領三分區主力第三十六團和直屬隊一部挺進渦河以南，消滅國民黨武裝和反動政權，開闢新區，建立民主政權。1948年11月，任地委三分區後勤支前總指揮，為淮海戰役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後勤支持。1949年3月，調任華北、華中南下幹部隊政治委員，隨宋任窮南下接管城市。南京解放後，先後擔任中共南京市委組織部長、江蘇省交通廳長等職。1953年夏，調任華東航空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1955年，按照中央部署和西部國防建設需求，壽松濤校長主動請纓西遷，學院遷往西安，改名西安航空學院，仍任院長兼黨委書記。1957年10月，西安航空學院與西北工學院合併為西北工業大學，任校長兼黨委第二書記。1969年1月，在西安逝世。其子壽曉松是解放軍少將。 ^[2-5] 

壽松濤同志離開我們已經30多年了。回憶往事，歷歷在目，他那可親可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銘刻在我的腦海裏我和壽松濤同志第一次相識，是在1941年秋天。那時我在淮北區黨委直屬區任區委書記，他由淮北軍區到我區檢查指導民兵工作。在接見中，他深刻闡述民兵在抗日遊擊戰爭中的地位，對發展民兵組織，充分發揮民兵的作用，提出了很好的具體意見，對我們啓發很大。初次見面，時間短暫，他和藹可親的待人，熱誠融洽的交談，嚴肅認真的態度，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解放戰爭初期，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侵佔我華中八分區，他任分區副政委，我任地委民運部長，我們的接觸逐漸增多。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對敵鬥爭，每次地委、分區召開會議，分析對敵鬥爭形勢，研究制訂堅持地區的戰略方針，他都積極發言，提出一些很有見地的見解和意見。1946年10月以後，八分區的鬥爭環境日趨緊張，為適應形勢的需要，地委成立了4個工委和4個支隊，我被分配到一工委一支隊工作。根據分區主力外線作戰，地方武裝內線堅持的方針，我一支隊曾5次東進敵後，其中有兩次是在他的親自帶領和指揮下，挺進到永北、碭南、蕭西、宿西地區，偵察瞭解敵情，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在1個多月時間裏，大小戰鬥數十次，殲滅上頑還鄉團近千人。戰鬥的實踐説明，壽松濤同志不僅有強敵壓境敢於鬥爭的大無畏精神，而且有較高的軍事指揮才能。這一點，在爾後恢復堅持豫皖蘇三分區的鬥爭中，更得到進一步的證明。

1946年12月中旬，根據中央決定，豫皖蘇區黨委在河南睢縣平崗宣佈成立，將原華中八分區改建制為豫皖蘇三分區，並制訂了“鞏固一分區，開闢二分區，恢復三分區”的戰略方針，地委書記兼分區政治委員壽松濤，我任地委副書記，分區司令員李浩然，副司令員吳信元，專員許西連，副專員李時莊。當時，三分區的局面十分嚴峻，中心城市有國民黨正規軍駐防把守，地方上頑鎮公所普遍建立，上頑還鄉團橫行城鄉，他們對根據地的基層幹部和廣大羣眾進行血腥鎮壓和迫害，手段極其慘忍，氣焰十分囂張。在這種情況下，恢復堅持鞏固三分區，任務是十分艱鉅、十分艱苦的。

作為地委和分區的主要領導，壽松濤同志受命於危難之中，深感責任之重大，他毫不猶豫，愉快地服從組織上的安排，滿懷信心地把恢復三分區的重擔擔當起來。12月20日在地委召開的東進誓師大會上，他心情沉重，語調激昂，歷數國民黨反動派對根據地人民的種種暴行，精闢闡述三分區的戰略地位及恢復三分區的戰略意義，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説，我們都是來自三分區的人民子弟兵，現在根據地人民正在受苦受難，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去解救他們。號召大家不怕苦和累，迎着困難上，以英勇作戰，奮勇殺敵的實際行動，為家鄉父老報仇雪恨。一次大會，一個動員報告，廣大官兵羣情振奮，士氣高昂，紛紛表決心，寫請戰書，要求打回老家去，解救家鄉父老於水火之中。

1947年1月上旬，三分區武裝部隊和地方幹部，隨豫皖蘇軍區主力東進，拉開了恢復三分區的序幕。1月7日，分區主分配合軍區主力攻克渦陽縣城，殲敵200餘人。1月13、14日，龍崗一戰，再殲敵整編第五十八師新十旅三十團和二十九團1個營，兩戰兩捷，威懾了敵人，鼓舞了我軍鬥志，根據地人民羣眾歡欣鼓舞，西部5個縣的區鄉政權相繼恢復，開展工作，恢復三分區的局面初步打開了。

在恢復堅持地區過程中，始終貫穿着“清剿”和反“清剿”的嚴重鬥爭。從1947年3月至7月近5個月的時間裏，敵人比較大的“清剿”就有3次，這段時間也是三分區對敵鬥爭最艱難困苦的時期。在“清剿”中，敵人主力兵團、縣保安團、土頑還鄉團互相配合，採取梳篦式、拉網式多種戰術，或分進合擊，齊頭並進，尋找我主力作戰，或劃分“清剿”區，逐塊“清剿”，摧毀我政權，或夜襲奔襲，對我實行突擊與追擊。

為粉碎敵人的“清剿”，在地委3月下旬召開的縣書縣長聯席會議上，壽松濤同志總結了前一階段的對敵鬥爭，提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反“清剿”戰術原則和作戰方法，如“避強擊弱”，“避實擊虛”，“分散與集中相結合”，敵進我進，敵不進我也進，在鬥爭中儘量做到縣不離縣，區不離區，鄉不離鄉等。之後，又對地方武裝的鬥爭提出了突襲，夜襲，偷襲，盯梢監視打冷槍，以糾纏敵人，化裝成敵人以迷惑敵人等8條具體辦法。在此期間，他多次帶領一支精幹武裝，跳出“清剿”圈子，深入敵後，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拔除敵據點，打擊土頑還鄉團，鎮壓反攻例算的地主惡霸，羣眾拍手稱快。在反“清剿”鬥爭中，全區軍民上下一條心，軍隊保護羣眾，羣眾掩護幹部，同甘共苦，共同戰鬥，同時開展強大的政治攻勢，爭取中間的，打擊最壞的，以分化瓦解敵人。經過全區軍民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粉碎了敵人的“清剿”計劃，取得了反“清剿”的勝利，為進一步恢復地區創造了條件。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戰爭進入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階段，劉鄧大軍路經我區挺進大別山和陳粟大軍轉戰豫皖蘇以後，我區鬥爭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中心城市敵主力大部他調，頑地方政權基本瓦解，土頑還鄉團大部被殲，我東部幾縣區鄉政權亦先後恢復，全區已基本連成一片。在半年多的時間裏，在敵強我弱，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三分區得到了恢復，並得到鞏固和發展，有全國解放戰爭形勢發展的影響，有黨中央和區黨委的正確領導，有全區軍民的頑強鬥爭，應當説，也是與壽松濤同志戰略上的決策，軍事指揮上的才能，以及對全局工作上的周密安排分不開的。他的這種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革命氣魄是十分可貴的，他不愧是我黨我軍一位好領導、好的指揮員。

三分區的土地改革，在西部幾縣搞的很早，於根據地恢復初期就已開始。1947年夏秋之交，借鑑華北經驗，在中心區普遍開展了土地改革。1947冬開始，貫徹中共中央《中國土地法》大綱，實行平分土地，徹底完成消滅地主階級、消滅封建勢力。三分區的土改，是在戰爭環境下進行的，壽松濤同志在抓軍事鬥爭的同時，對土改十分重視，十分關心。當其時，敵人“清剿”“掃蕩”頻繁，戰鬥任務艱鉅，要取得反“清剿”鬥爭的勝利，離不開羣眾的支援。通過土改，廣大貧苦農民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得到了利益，覺悟有了提高，就會跟着共產黨走，就會從人力、物力各方面支援對敵鬥爭，而土改只有在我武裝力量的保護下，和在軍事鬥爭取得勝利的條件下，也才能夠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是當時我們所説的武裝鬥爭保衞土改。土改支援武裝鬥爭，實行土武結合。這個道理，他在各種會議上經常講、反覆講。使大家深受啓發，使原來一些在戰爭環境下進行土改有顧慮的同志打消了顧慮，增強了信心，積極地投入到土改運動中去。

土改工作部署後，穩定的地區正大力推進土改，但邊沿區能不能搞？松濤同志親自到邊沿地區找幹部座談。有的幹部反映，邊沿地區處於拉鋸形勢，今天敵人走了，我們來了，明天敵人來了，我們走了，敵人一來，就向羣眾倒地倒糧，進行階級報復，有的甚至被殺害，有的羣眾怕報復，白天分的浮財，夜裏又給地主送回去，這樣，土改使羣眾得到的利益得不到保護，反受其害，對堅持邊區鬥爭也不利。他考慮再三，與我們商量之後，就決定邊沿區暫不進行土改。他特別強調要認真執行土改政策，在地委幾次土改工作會議上，他親自聽彙報，總結部署土改工作。要求各地在土改中一定要堅持羣眾路線，掌握鬥爭策略，緊緊依靠僱貧農，鞏固地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打擊地主。支持農民向地主申冤訴苦的説理鬥爭。他還對上改工作隊提出嚴格要求，約法三章，不得包庇地主壞人，不得違法亂紀，不得貪污羣眾勝利果實。在他的領導下，三分區的土改運動，還是比較好的、健康的。在急性土改中發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侵犯中農利益，少數地方亂殺人的問題，也都得到了及時糾正。

在進行土地改革的同時，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和區黨委的部署，三地委開展了以“三查”、“三整”為中心內容的整黨運動，先後兩次舉辦縣區黨員幹部整黨學習班，部隊和基層也進行了整黨。在整黨學習班上，壽松濤同志代表地委作了動員報告，指出在黨內存在着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的嚴重情況，特別是在土改運動中暴露出來的一部分幹部思想作風和階級立場方面的嚴重情況，如不加以整頓，土改不能徹底完成，後果不堪設想。他強調整黨一定要貫徹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方針，方法上堅持正面教育，提高認識，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幫助其自覺檢討錯誤，劃清思想界線，明確階級立場。在組織處理上，要堅持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防止擴大搞過頭。錯誤嚴重的，要給以必要的紀律處分，對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嚴重違法亂紀分子測應堅持予以清除。為了推動整黨，他在地委整黨學習班上帶頭檢查，嚴格要求自己，勇於承擔責任，而且從思想深處挖根源，找危害，使大家深受教育和啓發。通過整黨，純潔了黨的隊伍，提高了廣大黨員、幹部的思想覺悟，推動了土改和各項工作的開展。

在壽松濤同志的領導下，三分區的軍事鬥爭取得了勝利，土改整黨取得了預期的效果，支援淮海戰役更使他傾注了全部精力。當時，野戰軍大兵團雲集我區，戰役規模空前，支前任務之重，困難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壽松濤同志基於對這場大決戰偉大意義的深刻領悟，響亮提出“傾家蕩產、支援前線”的戰鬥口號。他親自組建分區支前機構，佈置戰勤任務，從設兵站，到組織擔架團、運輸團，從糧草供給到架橋修路，都佈置得明確而具體，事後又深入各地檢查落實情況，唯恐有所閃失。他要求分區部隊堅決完成總前委交給的解放夏邑的任務，各地方武裝積極配合野戰軍作戰，阻追小股逃敵，捕捉散兵遊勇，維護好地方治安。在此期間，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廢寢忘食地為戰勤奔忙，身邊的同志無不為之感動。

經過深入宣傳動員，全區立即掀起了支前熱潮，前方和後方，都湧現了大批支前模範和英雄人物，有的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動人事蹟，舉不勝舉。淮海戰役的勝利，三分區人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和犧牲，其中也包含了壽松濤同志一份心血。淮海戰役結束後，他又把精力轉到戰區善後工作上，要求各級黨委、政府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急災區人民之所急，想災區人民之所想，調動一切力量，克服各種困難，幫助災區人民醫治戰爭創傷，重建家園，恢復生產。1949年2月，遵照上級黨的指示，豫皖蘇三分區撤銷，所轄各縣分別劃歸有關省區，我被分配到皖北區黨委阜陽地委工作，壽松濤同志奉命率幹部隨軍渡江南下。至此，我們作為並肩戰鬥兩年多的戰友，各自懷着依依惜別的心情，分別走上自己新的工作崗位。

我和壽松濤同志相處兩年中，深感他胸懷坦蕩，艱苦樸素，作風民主，堅持原則，團結幹部，聯繫羣眾，具有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和高尚的思想品德。兩年並肩戰鬥，使我受益匪淺，是我的良師益友。

他顧全大局，勇挑重擔。1946年12月，豫皖蘇區黨委任命他為豫皖蘇三分區地委書記兼分區政治委員，並決定把原八分區的兩個主力團、兩個支隊和騎兵大隊調出成立軍區獨立旅，和補充軍區警衞團，留給三分區的部隊只有1個團、兩個支隊。他明知擺在他面前的任務艱鉅，感到武裝少了一些，對恢復地區不利，但又考慮到軍區剛成立，沒有堅強的主力不行，決心把困難留給自己，無條件地服從組織決定，愉快地接受這一任務，充分表現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事業無比忠誠。

他政治敏鋭，思想性強，遇事高瞻遠矚，善於分析形勢，從成績中找差距，從困難中指出光明。我們進入三分區不久，初步站穩腳跟，為了保持幹部戰士的旺盛士氣和頑強的鬥志，更好地開展對敵鬥爭，他在幹部會議上專門作了一次形勢報告。分析對敵鬥爭形勢，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已到成熟階段，全國勝利為期不遠，但同時也要看到敵不甘心失敗，還要作垂死掙扎，我區今年夏季可能最緊張最困難，我們不能有絲毫的幻想及苟安的太平觀念。必須積極的廣泛的開展游擊戰爭，堅持中求發展，發展中求鞏固，使大家認清了形勢，明確了方針任務，增強了堅持鬥爭的信心和決心。

他作風民主，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幹部在他領導下進行工作心情舒暢，沒有顧慮，敢於大膽地開展工作。他十分注意黨的團結，模範地堅持民主集中制，嚴格組織生活，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召開談心會，交流思想，解決矛盾，在他的影響下，地委一班人團結的很好，地委的團結帶動了全區各級黨組織的團結。他特別注意對黨外人士的團結。三專署專員許西連同志是非黨於部，壽松濤同志有事主動與他商量交換意見，信任他，尊重他，情同手足，起到了黨內不能起到的作用。全區幹部都對他有一種親切感，把他看成是一位忠厚長者。他艱苦樸素，從不特殊化。他密切聯繫羣眾，經常深入羣眾，問寒問暖，聽取羣眾的呼聲，幫助解決實際困難，至今永城地區的人民羣眾，提到壽政委，都滿懷對他的深切愛戴和懷念之情。壽松濤同志是我黨的老黨員、老革命，在半個多世紀革命生涯中，他鞠躬盡瘁，嘔心瀝血，為了黨的革命事業，付出了畢生的精力。不幸的是，他卻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懷念之情，難以自抑。在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各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松濤同志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