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倫理思想

墨子提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為自己學説的宗旨，並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實現這一宗旨的基本原則。所謂"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還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會各等級、各成員之間的"和調"；"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纂奪，即"交相賊"。 墨子把 "交相賊"的原因歸結為"不相愛"、"別相惡"。為了"興利除害"，他提出"兼以易別",主張用"兼相愛,交相利"的道德原則取代"別相惡，交相賊"。墨子認為，社會成員在經濟、政治地位上雖然貧富有別、貴賤有等，但作為道德主體卻是平等的，彼此的道德行為是對等互報的，如能"愛人若愛其身"，就會使彼此利益"兼"而不"別"，交相愛利。墨子認為,為天下興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為的目的,也是道德價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貴"，正在於"義可以利人"。反之，"虧人自利"則是"不義"。由此他提出了一條"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的行為準則,把"利人"還是"虧人"作為判斷善、惡的主要標準。墨子倫理思想中的功利主義傾向雖然以利人、利天下為特點，但並不排斥個人之利。根據他的對等互報原則，個人利益可以通過"兼相愛，交相利"而得到保障。他説，"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這實質上在於協調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整體利益的關係、消解社會各階級、等級之間的對抗和衝突。

墨子從強調功利出發，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這對範疇，認為對行為的道德評價，應"合其志功而觀焉"。有將動機與效果統一起來的思想因素。

在如何實現道德原則的問題上，墨子輕視道德主體的理性自覺，強調外力的制裁。道德制裁除了上之賞罰，眾之譽非外,更主要的在於"天志"的權威,企圖借"天"行道，這就使他的倫理思想披上某種神秘主義的色彩。

後期墨家擯棄了墨子的"天志"觀念，繼續發揮了重視功利的傳統，把"愛"、"利"區分為主體的能愛、能利和客觀的"所愛"、"所利"，強調了道德的愛他性和利他性；並進一步把愛、利結合起來，反對"有愛而無利"，提出了"義，利也"的命題，甚至提倡損己"以成人之急"。在"兼愛"的理論上，後期墨家一方面主張愛人以義而分厚薄；另一方面，又把墨子"交相愛"的原意延伸為"周愛人"，即愛一切人，這就使墨家所主張的"愛"更加抽象化了。

墨家倫理思想基本上反映了小生產者的利益和要求。它強調功利，在理論上有較多的合理成分；其"兼相愛，交相利"的主張雖屬空想，但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儒家的"愛有差等"原則，衝擊了宗法等級制度。漢代以後，由於封建統治者獨尊"儒術"，墨家倫理思想連同整個墨學成為"絕學"。直到近代，墨家倫理思想才為資產階級改良派所改造汲取而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