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遇倫理學

不是體系，只是對“情況”和“聯繫”進行判斷的方法，其實質在於“戰略是實用主義的，而策略是相對主義的，但不是基督教的“愛”的原則。在對待基督教境遇倫理學與傳統神學倫理學的關係問題上，主要有兩派觀點：以弗萊切爾為代表的急進派和羅賓遜為代表的温和派。弗萊切爾把基督教的愛放在首位，認為愛優於境遇因素，人們永遠應該按愛去行動，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則要看自體境遇愛的終極者的是愛上帝，人們是為了愛上帝才愛鄰人和愛自己的。愛上帝是實質，愛人是形式羅賓遜與弗萊切爾不同，在承認基督教的愛是絕對原則的同時，還為“愛”制定許多指導規則，認為沒有這些規則，愛就會迷失方向，主張在對人的行動的指導上，道德規則仍是必要的。基督教境遇倫理學把實用主義道德理論與基督教的愛相結合，是西方社會道德危機的產物。它從根本上動搖了基督教的戒律，但同時也使社會道德陷入相對主義和非道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