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拉斯·布爾巴

哥薩克首領塔拉斯·布爾巴的兩個兒子奧斯塔普和安德列從基輔神學學校回家。第二天，具有尚武精神的父親就把他們帶到查波羅什接受軍事訓練。途中介紹了兩個兒子不同的性格：奧斯塔普嚴肅英勇，安德烈温柔好幻想，並且已經愛上了一個迷人的波蘭姑娘。

塔拉斯不顧團長反對，動員人們去打仗。與此同時，波蘭人把哥薩克統帥所轄領土洗劫一空並與猶太人一起欺壓東正教徒。消息傳來，整個查波羅什被激怒了，他們困住了杜布諾。兒子安德烈為了救出被困城中的戀人而背叛了祖國。塔拉斯聞訊怒火中燒，在戰鬥中親手誘殺了兒子。之後由於哥薩克兵分兩路，塔拉斯雖浴血奮戰，大兒子奧斯塔普卻不幸被俘。多方營救未果，奧斯塔普被處決。最後塔拉斯·布爾巴向波蘭人光榮復仇。小説以主人公本人的犧牲傳奇般地結束了這個故事。 ^[1] 

該小説題材源於哥薩克民間傳説，在寫作這部小説以前，果戈理曾對烏克蘭史和中世紀史進行過研究，小説寫成發表後，他還作過重大的修改。 ^[2] 

哥薩克民族英雄。他為人剛直不阿，英勇豪放，粗獷坦率，豁達樂觀。他的兩個兒子剛從神學校畢業回到家，他不讓他們有片刻對家庭的眷戀，要求他們立即奔赴軍營接受訓練。儘早成為英勇有為的哥薩克後代、捍衞祖國和自由的英雄。他認為團體更為神聖，父母愛自己的孩子，孩子愛自己的父母，連野獸也能做到。可是人類並不憑血統而靠精神結成親屬。他對祖國和民族的熱愛高於對子女的熱愛，為了祖國和民族，他可以大義滅親。當他得知兒子安德烈被波蘭總督女兒的美色所迷戀，在戰鬥最激烈時刻，投奔了波蘭貴族侵略者時，他驚怒異常。他讓人把安德烈誘出城外，懷着悲憤的心情，親自開槍結束了他的生命。大兒子奧斯塔普無比英勇，在戰鬥中不幸被俘。布爾巴深切思念他，並化裝成商人，不顧自己生命的危險，深入敵後，去看望大兒子。他看到大兒子在酷刑下威武不屈、英勇就義的場面，情不自禁地高聲讚揚，險些被捕。最後，身經百戰的老英雄布爾巴也陷入敵手，敵人把他綁在樹上，點起大火將他燒死。他在熊熊的烈火中，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仍在關心撤退中的士兵的安危。布爾巴對祖國和人民無限忠誠。他是哥薩克民族的優秀代表。 ^[3] 

祖國和人民的叛徒形象。他是個俊俏的哥薩克，頭腦機靈。幹了危險的事能夠僥倖地逃避懲罰。在基輔神學校讀書時，愛情在他心裏燃燒起來。女人出現在他幻想中。有一次他在波蘭老爺住宅區看見一個美女，她是柯文市總督的女兒，第二天夜裏他就鑽進了美女的卧室。輕佻的波蘭女人以孩童般的放肆打扮着他，在他身上玩夠了各樣把戲後，讓他翻過牆走掉。更夫抓住了他的腳，僕人們上來把他一陣好打。到軍隊服役後，他還在想着這個波蘭女郎。不久波蘭入侵烏克蘭，他為了美女，情願背叛祖國和父兄，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刻。他偷偷地投奔了敵人。 ^[3] 

《塔拉斯·布爾巴》的和平主題，主要是通過對塔拉斯英雄行為的反諷和安德烈與波蘭女人的愛情描寫來實現的。塔拉斯是作品的主人公，是作者重點描寫的對象，對該人物的形象如何定位直接關涉到對作品主題的理解和把握。以往學界大都把塔拉斯作為“愛國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的“英雄”來解讀，但是存在於塔拉斯身上的狂熱的戰爭衝動激情，正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的集中體現，作者通過對塔拉斯“以殺人為目的的偉大”“功績”的嘲笑和反諷，潛意識裏表現的是對和平精神的呼喚。

在《塔拉斯·布爾巴》中，作者投向主人公的感情是複雜的，一方面他在保衞信仰和家園，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強盜”。他脅迫哥薩克首領撕毀和平條約，鼓動查波羅什人向波蘭人開戰。戰火燃燒起來，“男人被剝皮抽筋，婦人被割掉乳房”，“嬰孩活活地被長矛挑起，扔進火焰中燒死……’，在這些令人髮指的場面描寫中，作者似乎在向塔拉斯大聲質問：這樣的戰爭行為到底有什麼意義？人們流血犧牲究竟是為了什麼？

《塔拉斯·布爾巴》一方面通過反諷手法直接譴責戰爭，另一方面又通過愛情描寫間接讚美和平。作品關於安德烈與波蘭姑娘的愛情描寫，看似忙中偷閒之筆，實是揭不和平主題不可或缺之筆。面對父親瘋狂的屠城行為和即將餓死的波蘭姑娘，安德烈選擇了後者，他放棄了“父親、夥伴、祖國”的“召喚”，投身於“比一切都可愛的東西。”這種“比一切都可愛的東西”——波蘭姑娘的愛情，實則暗示的是美好的和平生活。在果戈理看來，與安德烈和美麗的波蘭女郎的愛情比較起來，違背和平精神的父親和祖國則無足掛齒。 ^[4] 

小説中兩個場面感人至深：布爾巴的幼子安德烈經不起美色的誘惑，成了民族的叛徒；父親手刃兒子時，鑿鑿有聲，毫不躊躇。大兒子被俘，在父親眼前就義呼喚父親時，布爾巴竟不顧危險高聲迴應。小説結尾處布爾巴被敵人處以火刑的場面寫得激越浪漫，把小説的情緒推向了頂端。 ^[2] 

《塔拉斯·布爾巴》處處是鮮明的對照，通過這些對照來概括和把握世界和人物。兩個兒子道路的對照，哥薩克塔拉斯和猶太人揚凱爾的對照，穿戴樸素、性格豪放的哥薩克軍隊和穿戴華麗、穿金戴甲的波蘭貴族騎士的對照，哥薩克婦女的哀愁和華沙街上觀看哥薩克受刑的波蘭貴族婦女的對照等，還可以舉出好多。這些都使人物互相區別，格外鮮明，而組成一幅中世紀東歐生活圖畫。 ^[5] 

1916—1918年，捷克民族樂派作曲家亞納切克根據該小説，創作出了《塔拉斯·布爾巴狂想曲》，1921年10月9日由諾曼指揮首演。 ^[6] 

尼古拉·瓦西裏耶維奇·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1809—1852），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的創作與普希金的創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基礎，是俄國文學中自然派的創始者。以其創作加強了俄國文學的批判和諷刺傾向。他對俄國小説藝術發展的貢獻尤其顯著，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俄國文學果戈理時期概觀》（1856）中稱他為“俄國散文之父”。屠格涅夫、岡察洛夫、謝德林、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都受到果戈理創作的重要影響，開創了俄國文學的新時期。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