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病

富饒的貧困

規劃熱引來新的大拆大建

上海交大都市文化與傳播研究院院長劉士林教授表示，規劃缺乏和亂規劃曾是影響中國城市發展的主要矛盾，規劃跟着項目走和根據投資需要調整和修編，對很多城市已造成無法挽回的破壞與損失。最大的後遺症是城市空間形態的同質化和城市經濟功能的批量複製。新世紀以來，規劃意識大大強化，但受中國城市綜合素質和發展水平的侷限，加上實際操作中換得太快、操之過急，換一屆政府換一張規劃圖和各種雷人規劃頻繁出台，中國城市正迅速地由“規劃不足”走向“規劃過度”。

專家表示，城市規劃在爆炸式地增長，在論證、編制、出台和實施過程中卻缺乏有效的評估和監管程序，眾多規劃不但沒有引導城市走向“理性的增長”，反使城市頻繁陷入新一輪的“大拆大建”，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並深度干擾了城市空間的自然演化與歷史延續，其危害呈幾何級數地增長。據悉，成都新上項目、傾資40億打造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園，使原建於2007年的老園僅僅3年就棄之不用。

劉士林將這種規劃過度稱為富裕的貧困，認為規劃不足或不科學固不足取，過度規劃一樣也會影響城市的健康發展。表面上很繁榮的規劃並未從根本上改變以“產業同質競爭、項目重複建設、空間批量生產”為主要特徵的城市粗放發展模式，反而淪落成為吸引眼球的城市形象炒作、政績工程的工具。各種“雷人”規劃層出不窮。各城市規劃內容雷同、相互因襲，幾乎每個地方都有似曾相識的文化產業園區、市民廣場、商業一條街、名勝風景旅遊區、城市標誌性建築等。

折騰城市遊戲

文化建設低俗雷人缺創意

眼下，很多城市羣都提出了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大致相同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將在城市之間形成更大規模的結構趨同和同質競爭。這與城市羣的本義——建立區域內合理的層級分工體系及解決單體城市間的惡性競爭——背道而馳。

“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產業已成為‘折騰城市’的新遊戲。”劉士林這樣説。

國內不少城市試圖改變“物質發達而文化簡陋”現狀，在文化建設上乞靈於“幹一件文化大事”，但因缺少了深層、長期的文化精神積澱，時常上演“暴發户附庸風雅”的鬧劇。

建標誌性建築是其中一件。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近年來的一些標誌性建築，大都出自國外設計師之手。由於意識形態、文化傳統、藝術觀念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一些“洋氣十足”的標誌性建築本想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實際上卻日益嚴重地破壞着寶貴的城市空間和形象。“這種戰略在智力與審美水平上，與一個一心追逐LV包的小女孩並無本質差別！”專家總結道。

在城市品牌營銷上，國內城市眼下普遍存在粗製濫造、缺乏創意和低俗雷人的傾向。有媒體曾將國內城市打造的品牌歸為四種基本模式：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有什麼資源，有什麼產業，填上就得；二是由蘇杭領隊的“天堂在人間”，使天堂、仙境、伊甸園成了許多城市的標籤；三是以“桂林山水甲天下”為主題的“山水類”口號；四是給西方做“二房”，曾喊出“東方日內瓦”口號的就有石家莊、秦皇島、肇慶、昆明、大理、巢湖、無錫、上海崇明等。以“色相”為主題的城市品牌營銷和形象傳播也流行一時，如山東某地的“西門慶”文化旅遊規劃、江西某地的“一座叫春的城市”等，表明一些城市在經濟利益誘惑下已喪失基本的文化底線。

都市人精神離心

蝸居不易，逃離更不容易

“同城異夢”、“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精神離心運動，也是當代中國城市普遍的文化病。報告認為，高房價現實下的城市“居大不易”，引發了“逃離北上廣”和“大城市偽幸福”現象和對城市社會空間的懷疑、警惕甚至厭惡心態，也刺激了人們對生活質量的關注。2010年，對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質量的關注正在取代“競爭力”、“GDP排名”、“總部經濟”、“投資潛力”、“百強”等硬實力排行榜。“蝸居不易，逃離更不容易”，正成為當代城市人痛苦、艱難的生存寫照。如何通過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切實努力，重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圖景，是中國城市面臨的最重要的理論問題和最需要解決的現實矛盾。

教育部《中國都市化進程年度報告》負責人、上海交通大學都市文化與傳播研究院首席專家劉士林教授認為，“城市文化病”是目前需要加以研究並通過制度建設進行疏導和化解的重大問題，其中的關鍵是，如何在城市文化功能嚴重萎縮的當下，通過切實有效的工作為中國都市化進程“軟着陸”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