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

全國各大中城市的城中村規模還依然十分巨大。2006年至2010年5年間，北京市對171個“城中村”進行了綜合整治，根據推算，北京還有100餘個城中村。

温州建成區有138個城中村，近十多年來政府和村莊都在醖釀改造方案，但還沒有一個城中村被徹底改造，從而完全融入城市。上海、武漢、成都、重慶、合肥、鄭州、寶雞、銀川、呼和浩特、貴陽等全國多數城市也同樣出現了城中村現象。

城中村改造建設研究員指出，城中村的改造建設是羣眾利益的一次大的調整，勢必造成各種矛盾的衝突。要建立和健全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協調機制，各相關部門和城區、施工單位間要加強協調和溝通，進一步形成整體合力。

“城中村”是城市的一塊“夾縫地”，這種獨特的地位和現象，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1）人口雜亂，“城中村” 由村民、市民和流動人口混合構成。流動人口成為主要犯罪羣體。治安形勢嚴峻。

（2）城市規劃滯後，違法違章建築相當集中，“一線天”“握手樓”“貼面樓” 風景獨特。由於房屋密度高、採光通風條件差，村民居住環境差。

（3）基礎設施不完善，衞生條件太差。各種管線雜亂無章，排水排污不暢，垃圾成災。街巷狹窄、擁擠，存在嚴重消防隱患。

（4）土地使用存在諸多問題，宅基地、工業用地、商業用地相互交織，非法出租、轉讓、倒賣，管理混亂等。城中村不僅影響城市的美觀，也阻礙城市化進程，制約着城市的發展，已成為困擾許多城市發展的“痼疾”。

“城中村”土地權利現狀包括土地所有權狀態和土地使用權狀態兩者情形。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羣眾集體所有制。”即所謂的“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結構”。土地所有權狀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8條規定，具體劃分為“城市市區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農民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由於“城中村”在城市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中，位於城區邊緣而被劃入城區，成為城市的一部分，既有城市的一些習性，又擺脱不了農村固有的特質，是二者的混合體。

“城中村”土地的所有權狀態大體可分為三類：

（1）已“撤村建居”，土地被國家全部徵用，農民不再享有集體土地所有權，村已經被城市完全包圍，原農民已全部轉為居民，只是保留着農村傳統的生活習慣。這是通常所説的廣義上的“城中村”，它經過改造已融入城市之中，不再是“城中村”改造的對象。

（2）正在“撤村建居”。土地大部分被徵用，土地所有權部分屬於國家所有，部分屬於集體所有，但原農民未轉為居民。

（3）尚未“撤村建居”，但已列入城市框架範圍，土地全部仍屬於集體所有。後兩種村的情形是狹義上的“城中村”，是通常所説的要改造的“城中村”。

“城中村”中存在的土地所有權狀態有國有土地所有權與集體土地所有權兩類，兩種土地所有權從表象看，僅是所有權主體不同而已，但其實質是不平等的，表現在：

（1）國家所有權的權利主體是國家，而集體所有權的權利主體為集體。根據土地法第10條：集體所有權的權利主體又分為：鄉集體、村集體、村民小組三種組織形式。兩種土地所有權在集體與國家之間可以進行轉化，且是單方的，只能由集體所有權向國家所有權轉化，而不能是國家向集體所有權轉化；同時集體所有權主體之間是不能相互轉化的。

（2）集體所有權向國家所有權轉化的條件是唯一的，我國憲法第10條和土地管理法第2條的規定，方式為出讓，這種行為其實質可以看作是一種買賣，只不過是一種強買強賣罷了，只有一方當事人（國家）的意思，幾乎是容不得對方（農村集體）意思表示，農村集體只有強制取締的義務，這就難以保證交易的公平了，自然出現了現實中徵地賠償款太低，侵害農民權益的事件的發生。

（3）兩種所有權的權能上也是完全不平等，主要體現在兩種土地使用權上。而“城中村”土地所有權往往表現國家所有權藉助“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斷地擴大，“城中村”集體土地所有權逐漸縮小的趨勢；同時也表現集體土地所有者已經看清國家徵用土地不完全是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為徵用後轉讓土地使用權獲得商業上的利益，因此，農村集體在土地所有權交易中開始嘗試用市場價格討價還價，甚至漫天要價，憑此來保留其土地所有權，村落在城市中得以延續。

“城中村”現實存在的情形：

①大量的違章違規建築存在，而沒有任何規劃與建設部門的批准；

②存在大量亂佔、亂圈地現象；

③非法租賃土地；

④以土地入股開辦各種實業；

⑤用集體土地抵押貸款

⑥用集體土地進行非法的房地產開發、經營等。由於“城中村” 集體土地的邊緣性、稀缺性、區位性、固定性，多樣性，複雜性以及相比較於國有土地使用權的低廉性，是它擁有旺盛的需求市場，土地使用權的差別使“城中村”得以客觀存在。

“城中村”另外一種情況：在城市化過程中，由於城市化速度快速推進，但城市建設相對落後，特別是對外來人口管理跟不上，引發了所謂“城中村”現象，即是指城市郊區出現的已經轉變為以從事工商業為主的村落。這裏是外來人口的主要居住區，生活與生產設施比較簡陋，治安狀況較差，成為城市進一步發展的隱患。

城中村的內部通常沒有統一的規劃和管理，以低矮擁擠的違章建築為主、環境髒亂、人流混雜、治安混亂、基礎設施不配套、遊離於城市管理體制之外，成為了都市的“癌症”。

從地域角度上講，它屬於城市的範疇。從社會性質的角度上説，仍保留了傳統農村的因素。具有城市與農村雙重特徵的城中村究其產生原因，同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以及土地所有制度等多種因素有關。同時，城中村也被許多學者認為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貧民窟的表現形式。

而中國的市長們則把貧民窟看成是城市的瘡疤，千方百計要驅趕和強行拆毀。貧民窟確實不美觀，治安差，但貧窮並不是農民自己的罪錯，不能讓他們富起來，也住進高樓大廈才是政府官員的過失。如果真想加速城市化，則應該正視貧民窟的存在，甚至允許在一段時間內有所擴大，以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從而大大加快中國城市化進程，使中國最大限度地從城市化的積聚效應中獲益。因此在改造“城中村”過程中，妥善安置外來人口，讓他們有能夠繼續安身立命的廉租屋，是一個重要問題。

“城中村”具有農村和城市雙重特徵，是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產物。今後北京城市建設不斷髮展，還要在郊區建設更多新城和職能中心，使更多地區成為新的“城中村”，因此改造“城中村”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是一項長期工作，並不是改造完了這231個“城中村”，就徹底完成任務了。

因此研究如何改造“城中村”也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必須給予高度重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一些處於城鄉結合部的村莊，融入城區，成為“城中有村，村裏有城，村外現代化，村裏髒亂差”的地區，嚴重地阻礙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普及與發展；不利於城市整體規劃和建設。“城中村”在從鄉村向城市轉變過程中，因土地、户籍、人口等多方面均屬城鄉二元管理體制，沒有完全納入城市統一規劃、建設和管理，其發展有很大的自發性和盲目性，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景觀建設等各方面仍保留濃厚的農民特徵，因而影響了城市基礎設施佈局，乃至城市整體規劃的實施。“城中村”的長期存在，已經成為我國很多城市發展面臨的一個難題。大量的“城中村”存在於都市之中，給城市建設和管理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而改造“城中村”的難度極大，如何改造“城中村”，是全國幾乎所有城市都正在面臨的重大課題。深圳、廣州、福州、南昌、天津、青島、太原、西安等很多城市在改造“城中村”過程中都碰到了很多問題，也積累了不少經驗教訓。

那麼，北京改造“城中村”應該怎樣搞呢？當前，由於國家拆遷政策和土地政策的調整，居民和農民產權意識和維權意識的提高，拆遷、徵地難度非常大。而“城中村”大都建築密度很高，外來人口多，很多村民沒有工作，很多還是靠出租違章建築為生。不同“城中村”的房屋土地產權混亂，土地和宅基地城鎮產權和農民產權都有。很多“城中村”還保留着鄉、村行政建制，還有很多農民集體企業財產，是當地農民賴以為生的生存基礎，處理這些財產，解決安置農民就業問題更是巨大的難題。這些都給“城中村”的改造增加了很多困難。因此改造“城中村”必須因地制宜，要堅持“一區一策、一村一案”的做法。在統一制定政策前提下，區別不同情況，確定不同的改造方式，堅持維護村民合法權益的原則。維護集體經濟和村民的合法權益，提升村民的生活質量，是“城中村”改造成敗的關鍵。在這次的“城中村”整治工作中，市政府決定全市要區別不同情況採取相關政策：對徵地未建形成的“城中村”，凡土地閒置不滿兩年的，責成土地使用者限期開工，逾期不建的，收回土地使用權；土地閒置滿兩年的，由原批准機關依法撤銷其項目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無償收回土地，進入市政府土地儲備。對因開發甩項形成的“城中村”，限期由開發商解決，確有困難的政府可給予一定的補貼，已經形成無主的“城中村”，由市、區政府出資拆除。對城市建設遺留下來、又沒有危改和開發項目的破舊建築形成的“城中村”，由市、區政府共同解決。堅持規劃先行，將“城中村”改造納入規劃修編範疇，並按輕重緩急制定不同的解決對策和科學的改造計劃，加快整體規劃和開發建設。在具體做法上，“城中村”表現的形態有以下幾種，應根據不同形態的“城中村”採取不同的改造方式：

位於城市建成區內，早已沒有農民户口和農業用地，早已改成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城鎮管理，撤消了鄉、村行政建制，已經沒有農民集體財產和宅基地產權的地區。這類地區實際上等同於城市的危舊房改造區，適用城鎮房屋、土地、居民拆遷管理辦法。可以採用成片改造危舊房的有關政策。但對其中的民工外來人口應該妥善安置，不能採取一律無償轟走的辦法。因為這些地區是外來人口的集中居住區，是低收入人羣住得起能夠棲身的少數地區，而這些低收入民工是對北京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不能歧視他們，讓他們流離失所。城市化進程就是大批農民進入城市能夠世世代代生存下去，徹底轉變為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城市現代生活。但前提是農民進城能夠就業居住，有生活基礎。留美華人學者文貫中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城市化”無法避免“貧民窟”》指出：正是因為存在貧民窟，才使得城市特別有活力。貧民窟的存在，使得城市擴大的成本特別低，包容性特別強。貧民窟房租低廉，同為天涯淪落人的鄰居對新來者多相濡以沫，抱有多一層的同情和照顧，使新移民比較容易找到安身立命之地。生活在貧民窟的大部分新移民一二代之後，便融入主流社會。這不但發生在美國的紐約和芝加哥，也發生在中國的香港、北京和上海。北京的浙江村當年一片髒亂差，經過十幾年的資本積累和改造，現已成為充滿活力的商廈羣。美國的市長們十分精明，知道城市的發展離不開新移民的不斷湧入，所以不但允許貧民窟的存在，而且相互之間展開爭奪人口的鬥爭。

村內已沒有耕地。原自然村除宅基地以外的土地已被徵用，變為城市建設用地，村內已無農民集體財產。雖然一些村已將農村村委會改為城市型居民委員會，農民也已農轉非，成為城鎮人口，但農民宅基地還未被徵為國有，宅基地和房屋產權還是農民產權。對這些農民宅基地和房屋仍應按徵用農民土地給予足夠的補償，拆遷房屋則可結合拆遷城鎮私房和農民房的政策區別不同情況，制定相關補償政策，妥善安置農民。特別是對無業、無生活來源的農轉非人員，要建立相應社會保障制度。

“城中村”現有土地產權還屬於農村集體所有，村民以非農收入為主。土地已經全部或大部分被國家徵用，雖然村中農民已全部轉為城市户口，但農民宅基地還未被徵為國有，其土地本質仍未發生變化，這部分“村”至今仍然還是“村建制”，實行村的管理方式。甚至還有不少農民集體財產和村辦企業經濟實體。良好的區位條件和低廉的建設成本使“城中村”出租房屋比率相當高，房屋出租加上村裏的分紅收入，可以使村民們過上相當富裕的物質生活，有些村民的平均生活水準甚至已遠遠超過城市居民，很多農民也已有自己的企業，主要從事一些初級飲食娛樂、交通運輸、建築業、農副產品和蔬菜零售等行業，或是以房屋租賃為主收職業。這些地區的改造難度最大。市場經濟使政府已不能像過去那樣解決農民就業問題，貨幣安置又很難達到農民滿意。因此這些地方不宜強行將村內土地徵用為城鎮國有土地，農民原有集體企業財產可以仍歸農民所有，可以改組為集體所有制的商貿公司，人口就地消化，就業就地解決，土地產權性質不變，仍歸集體所有。對需要佔用的土地，還可以用土地入股或出租的方式，年年有收入，以保證徵地居民的生活來源。

還有部分耕地，仍是鄉政府、村委會建制。還有不少人是農民户口。農牧種植業仍佔一定比重的村落。這樣的地區改造時，農民轉為城市户口，鄉政府改組為街道辦事處、村委會改組為居委會，但土地產權和經濟組織形式可以不變。原村集體所有財產、土地可以改組為農工貿股份公司，人員就業由農工貿股份公司就地解決，成為公司職員。可以用發展都市農業的辦法，發展現代化農業，養殖業。如：工廠化無土栽培高檔蔬菜、花卉；觀光旅遊農業；種植果園、藥草；開展鴕鳥、孔雀、錦雞、麋鹿等珍稀動物養殖；發展農牧產品深加工及不影響城市景觀和環境的其它農工貿產業，以使農民能利用原有土地資源，熟悉的工作技能就能融入城市生活。用都市農業改造“城中村”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改造辦法。

這次準備改造的231個“城中村”主要是第一、二種，今後則會轉向第三、四種。我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對不同“城中村”採取不同的改造方式，“一村一案”，按不同情況把每一個“城中村”都改造好。既改變了城市面貌，又使當地居民受益，得到妥善安置。

但無論哪種改造方式，“城中村”改造都必須是由政府統一組織，統一規劃，政府統一負責土地一級開發徵地拆遷和市政配套工程建設，除了原已批給開發商的土地外，基本上儘量不採取商業開發形式，以避免造成很多後遺症和遺留問題。應該調動當地居民的積極性，爭取採用政府搞規劃設計，完成市政管線道路，適當補貼，居民組織住房合作社自己建房的辦法進行改造。建成的房子產權歸居民自己，餘房可以出租出售，以減少矛盾和改造難度。總之，“城中村”的改造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難事。需要集思廣益，羣策羣力，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妥善解決各方面的利益衝突，才能把這件好事辦好。

究其原因，在於“城中村”形成和發展的特殊性。從“城中村”的歷史變遷中不難發現"城中村"形成的主要原因：

從客觀上來説，是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的結果。改革開放的20多年中，城市化的進程加速發展，我國的城市數目從1978年的320個發展到的662個。城市建成區面積也由3.6萬平方公里擴大到9萬多平方公里。城市的快速發展，需要通過徵收周邊農村的耕地獲得擴展的空間。耕地被徵收了，當地的農民，卻仍然留在原居住地，並且保有一部分供他們建房居住的宅基地。一場"城市包圍農村"的運動發生了。村莊進入城市，形成了"城中村"。

從主觀上來説，是我國城鄉二元管理體制及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結構所造成的，這也是深層次的制度原因。所謂城鄉二元管理體制，是指“城市”和“農村”分屬不同的管理模式，二元所有制結構是指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而農村的土地屬於農村集體所有的制度。而在一些“城中村”內形成了以城市與農村“二元所有制結構”並行存在、共同發揮作用的“邊緣社區”特徵。“從個體理性選擇的角度看，‘城中村’這種特殊的建築羣體和村落體制的形成，是農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況下，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結果。”因此，從“城中村”的歷史變遷可以發現，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結構是造成“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二元所有制結構使得村民可以低價甚至無償地取得土地的使用權，由各户村民自行建設後租出獲得儘可能的租金，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結果致使“城中村” 形成的進一步加劇。故而，我國“城中村”的改造也應從根本的土地制度及權利開始。

這兩類“城中村”均集中分佈在北京的朝陽、海淀、豐台三個區。另據首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統計，僅朝陽、海淀、豐台、石景山四個區，包括規劃城區外的地區就有“城中村”311處,居住人口71.5萬人，佔地面積 9.5萬公頃，違章建築11.9萬間，建築面積193.6萬平米，違章建築涉及常住人口3.8萬户。“城中村”已成為城市公共安全隱患的突出地區。“城中村”是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不和諧現象。從狹義上説，是指農村村落在城市化進程中，由於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徵用，農民轉為居民後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變成的居民區，亦稱為“都市裏的村莊”。從廣義上説，是指在城市高速發展的進程中，滯後於時代發展步伐、遊離於現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區。“城中村”問題已成為困擾北京城市化進程的“痼疾”。是北京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缺乏統籌協調的必然結果。若不從根本上解決，“城中村”的惡性循環還將持續下去，今後“城中村”改造任務將越來越重，成本將越來越高。因此，市長辦公會議決定，北京要下決心儘快改造“城中村”,將用三年時間先對建成市區內的231個“城中村”展開集中整治，首先要拆除奧運場館周邊及四環路以內的171個“城中村”，其餘的60個“城中村”將在2008年以後繼續完成。北京市通過整治“城中村”，要拆遷居民33935户，撤銷路邊集貿市場85個，拆除違法建設1100多萬平方米，新增綠化面積1197萬多平方米，新建道路395萬平方米，25處文物古蹟周邊環境得到治理。於是，“城中村”這個一度被遺忘的城市角落，開始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許多佔據着城市黃金地段的城中村的大規模改造，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

城中村改造是21世紀中國市長們經營城市的最大興趣。但城中村改造涉及到地方財政、開發商、村民三方激烈的利益博弈，所以具體形式多種多樣，各地創造了五花八門的 經驗，徵地補償標準差異也相當懸殊。儘管村民對待城中村改造態度不一，但政府強勢推進的態勢十分明顯。城中村改造是城鄉統籌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北京城八區就有這類“城中村”231個，“城中村”已成為北京市公共安全隱患的突出地區。

9月，北京市市政府召開第61次市長辦公會議，研究並通過了整治“城中村”工作方案。會議決定北京市將利用奧運場館“瘦身”而節省下來的資金，加快全市社會環境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城中村”的改造，實現“新北京、新奧運”的戰略構想。要用三年時間，對北京城近郊的“城中村”進行集中整治，改善市民居住環境，提升城市整體環境水平，加快首都現代化建設步伐，以整潔、優美、和諧、有序的城市環境迎接2008奧運會.受到了老百姓的熱烈歡迎和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北京市的“城中村”主要分佈在城市建成區的邊緣地帶和城鄉結合部地區，這些地區城市化進程相對滯後，人口密度大，外來人員相對集中，違法建設、違章建築和私搭亂建嚴重，市政基礎設施匱乏，房屋破舊，環境髒亂，社會管理混亂，城市公共安全隱患多。據統計，北京市的“城中村”大體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指在建成區內環境髒亂的城市角落。北京城八區約有這類的“城中村”231個，具體分佈的區域為東城區4個，西城區3個，崇文區7個，海淀區70個，朝陽區57個，豐台51個，石景山20個，宣武區19個。總佔地面積1092公頃 ，建築面積273.5萬平方米；第二類“城中村”主要是指規劃城區內的行政村，大多分佈在城鄉結合部，約有112個 ，佔地面積 1.8萬公頃，建築面積7221萬平方米。

“舊村未拆除的，其他建設項目不得開工；拆遷補償，每畝25萬元；改造範圍內的城中村村民，一次性轉為城鎮户口……”昨天，《五華區城中村改造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正式出台，這是昆明市第一個成形的“城中村”重建改造辦法。

據瞭解，五華區共有67個“城中村”，其中主城區有51個，涉及大觀、華山、龍翔、紅雲、豐寧、蓮華、黑林鋪、普吉8個辦事處，總人口117819人，總建築面積8180322.23平方米。按計劃，五華區將對其中的10個“城中村”進行改造，5年內，這51個“城中村”中，村民將變居民、農村將變社區、集體經濟將變股份制經濟。

五華區與28家企業已簽訂了合作意向書。昆明市政協主席、市“城中村”改造重建領導小組組長田雲翔説，昆明市四區啓動40個“城中村”的改造，通過五華區“城中村”重建改造暨投資意向簽約儀式瞭解的情況，將有望超過40個。昆明在“城中村”重建改造中涉及的人口超過百萬，“城中村”重建改造是對社會、企業都有利的好項目，企業應抓住機遇，積極參與改造。

專設監管賬户

《辦法》規定，在“城中村”改造項目中，項目人必須無償提供不少於1000平方米的經營用房給村集體組織；預留不少於400平方米的社區服務機構辦公用房，由區政府按建築成本價收購。房屋拆遷補償採取貨幣補償、房屋產權調換兩種方式。

為防止出現拆遷到一半，企業資金跟不上等諸多因素影響村民的利益，《辦法》規定，區“城中村”重建改造工作指揮部將設立資金監管賬户，按項目拆遷總資金70%的比例進行資金監管，保證拆遷補償資金按時足額到位。此外，建成區內“城中村”的現有集體土地以及周邊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使用權的國有土地，將全部用於“城中村”改造，改造區域不再配給集體自留用地和審批新增宅基地。

拆遷補償只認4層、300m2

針對建設用地的土地徵購問題，《辦法》提出：對依法辦理過出讓手續的，按批准用途進行評估，並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補償。具體規定為：經依法批准劃撥的用地，按25萬元/畝給予補償；集體建設用地，按25萬元/畝給予補償。房屋拆遷補償採取貨幣補償、原地回遷兩種方式，以房地合一的原則進行補償，被拆遷人可任選其一。

《辦法》規定：按照“原地回遷”、“拆一還一”原則，農村集體土地上的房屋，在“徵地拆遷通告”和“房屋拆遷公告”發佈之前辦理了房屋產權證的，超過4層、300平方米的，以房屋產權證載明的建築面積進行賠還；在通告發布後建蓋的，按“建築面積300平方米、建蓋樓層4層以下”的面積賠還。另外，對於未建蓋到4層的“老實人”，政府將“補空氣”。不足300平方米的按實際面積計算，計算面積減去實際已有建築面積的差，給予一次性貨幣補助。

五保户、民政部門撫養的孤寡老人、烈士家屬，每户可以享受一次性5000元的特困補助費。城市低保户，每户享受一次性2000元的特困補助費。

在對“城中村”的改造中，五華區原“城中村”的居民將被納入城市統一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社會保障由農村保障變為城市保障，實現保障模式的轉變，解決村（居）民的後顧之憂。

五華區改造重建的“城中村”中的農業人口，將全部一次性轉為城鎮居民户口。2011年至2012年，村民的户籍將完成農業户口向城鎮居民户口的轉變，實行城市居民户籍的統一管理，村民將變為城市居民。與此同時，通過“城中村”管理體制的改革，“城中村”將改造成為現代化的城市社區。

《辦法》規定，凡屬徵地拆遷範圍內的常住人口，處於就業年齡段內（男16－60週歲、女16－50週歲），在城中村改造後失業、有就業願望、有勞動能力的人員，要全部納入五華區城鎮失業人員登記範圍，由户籍所在地街道辦事處（鄉）勞動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城鎮新增失業人員《失業證》，並負責統一管理。對符合昆明市人民政府相關文件規定條件的，為其辦理《再就業優惠證》。

在“城中村”改造範圍內的農業人口，在辦理完“農轉居”手續後，符合辦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關於《昆明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實施辦法》執行。村民辦理“農轉居”後，其子女教育享受所在地城市居民子女入學同等待遇，納入城區教育部門公共教育範疇。

“城中村”的成年居民可自行選擇參加城鎮靈活就業人員基本醫療保險，繳費標準以上年度昆明市社會平均工資為繳費基數，按10+2%的比例自行繳納，每年可享受19.9萬元（含醫療4.9萬元，大病保險15萬元）醫療保險待遇，連續繳費期限為30年。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補繳滿30年後不再繳納醫保費。

不符合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人員，將被納入昆明市徵地人員保險體系。保障範圍和對象為：根據政府計劃列入“城中村”改造規劃範圍內並具有五華區户籍的“城中村”居民。符合標準的，每月每人繳費190元。“城中村”人員參保繳費和補貼比例為：個人參保和集體補助繳納當期繳費標準的60%，政府補貼40%。

同時，“城中村”改造人員補充養老保險制度也將建立。區社保辦機構將按人均15000元的標準，為“城中村”改造徵地人員購買商業養老保險；已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徵地人員，按人均5250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養老保險參保補貼，所需資金列入拆遷成本。（本文摘自都市時報）

2009年西安市城中村拆遷名單：

新城區（13個）：南張村、北張村、胡一村、胡二村、新興村、三府灣、自強村、八府莊、含元殿、石家街、聯志村、南韓村、北韓村。

碑林區（15個）：祭台村、白廟村、北沙坡、西何家村、黃雁東村、黃雁西村、邊家村、南郭村、南關村、永寧村、草場坡村、仁義村、旅館村、南沙坡村、星火村。

蓮湖區（35個）：西關村、十里鋪、任家口、大馬路、新桃園、馬軍寨、李家莊、米家橋、建新村、解家村、北火巷、安定村、五一村、潘家村、大土門、郭家口、二府莊、北關村、紙坊村、紅廟坡、豐禾村、白家口、西桃園、東桃園、三民村、金家堡、曹家堡、楊圍村、陳家寨、工農村、友誼村、顏家堡、周圍村、進豐村、中堡子。

雁塔區（71個）：廟坡頭、長延堡、東三爻、後村、東八里村、西八里村、郝家村、辛家坡、吉祥村、觀音廟、王家村、鐵一村、鐵二村、太平堡、大雁塔村、楊家村、沙泘沱村、東三爻堡村、西三爻村、西三爻堡村、辛小寨村、南窯村、潘家莊村、瓦衚衕村、北沈村、徐家莊、沙井村、白家村、丁家村、北山門村、南山門村、雙橋頭村、羅家寨村、田家灣村、西等村、延北村、延南村、繆家寨、東曲、西曲、北池頭、新開門、岳家寨、孟村、榮家寨、陸家寨、黃渠頭、閘口村、西辛莊、丈八北村、丈八東村、木塔南、紅廟村、陳林村、甘家寨、雙水磨、趙家坡、餘家莊、木塔北、茶張村、丈八南村、丈八西村、鋪上村、魚化村、老煙莊、小煙莊、英發寨、賀家寨、大寨子、西堯頭、北石橋。

未央區（24個）：張家堡村、新房村、石家村、二府莊、方新村、薛家寨、坑底寨、草店子、杜家堡、北沙口、八家堡、劉南村、方家村、肖家村、辛家廟村、孫家灣、東前進、先鋒村、棗園村、範南村、馬呼坨村、白楊東村、白楊西村、範北村。

灞橋區（29個）：梁家街、草南村、草北村、張家坡、黃家坡、高樓村、尉家坡、長樂村、小寨村、張一村、張二村、楊家灣、十里鋪、蔣家灣、蘇王村、杜家街、閆家灘、五星村、秦孟街、米家崖、李家堡、周家坡、老人倉、董家門、尹家街、堡子村、棗園劉、永豐村、柳巷。

2010年西安市城中村拆遷名單：

新城區（2個）：聯志村、石家街村。

蓮湖區（3個）：解家村、馬軍寨村、豐禾村。

未央區（4個）：二府莊、東前進、辛家廟村、大白楊西村。

雁塔區（2個）：陸家寨、榮家寨村。

灞橋區（1個）：尉家坡村。

經開區（2個）：崗家寨、蔡家村。

高新區（1個）：木塔南村。

曲江新區（1個）：瓦衚衕村。

臨潼區（1個）：姜寨村。

長安區（1個）：申店村。

9年前（2005年），燕莊改造正式啓動。在這之前，位於鄭州城郊接合部的西史趙村也啓動了城中村改造，當年的西史趙村還是一個有着400多户村民的貧窮村子，但此後的三年，在這塊土地上，一個極富浪漫的名字橫空出世，“普羅旺世”成為紅極一時的明星樓盤。

2003年9月，《鄭州市城中村改造規定(試行)》(“32號文”)正式發佈，標誌着鄭州市城中村改造正式啓動;而西史趙村的城中村改造，則打響了鄭州城中村改造的第一槍。

此後，鄭州市城中村改造風起雲湧，在首批17個改造試點中，以西史趙村、西關虎屯和燕莊最為典型。燕莊改造，打通了未來路;曼哈頓廣場商業區成為鄭州地標性街區之一;西關虎屯改造後的鄭州國貿中心，也成為鄭州地標性商業中心。

西史趙村城中村改造的經驗一度成為後來眾多城中村改造所效仿的“西史趙模式”。

據鄭州市城中村改造辦公室的數據顯示，鄭州城區228個自然村，如今已有170餘個獲批改造。在鄭州一位房地產專家看來，城中村的改造是歷史的必然，在城市現代化發展的浪潮中，城中村通過改造變身城市社區已成為時代發展的大趨勢。

但是，當城中村拋下“村”的模樣，改頭換面成了現代化大都市的一部分，當村民們搖身一變，成為 “城裏人”，城中村改造後面臨的問題也隨之暴露了出來。

當年，燕莊改造的時候，村民張斌家分了幾套房子，9年過去了，除了房子，張斌還是一無所有。在張斌看來，城中村改造對於被拆遷的村民來説，改變就是從一個地方的房東變成了另外一個地方的房東。

許多村民因領取鉅額的徵地補償款或多套房產而一夜暴富後，他們作為村民的心態依舊沒有改變。

張斌居住的燕莊曾被譽為鄭州市城中村改造的成功典範，但如今這裏垃圾遍地、管理混亂，與改造前的城中村無異。

“就像幾十年一直生活在農村的農民，來到城市後生活不適應一樣，村民們的心態還處在城中村時代。”張斌這樣解釋燕莊當前面臨的尷尬。

張斌説，很多村民除了房租並沒其他收入來源，當這些沒有學歷、沒有技能的村民融入城市生活中，他們的未來也不可預知。

2023年10月12日消息，超大特大城市正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分三類推進實施。一類是符合條件的實施拆除新建，另一類是開展經常性整治提升，第三類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實施拆整結合。

　　堅持多渠道籌措改造資金，既可以由城市政府籌措資金，也可以引入社會資金，銀行業金融機構將給予政策性和商業性貸款支持。城市政府對城中村改造負主體責任，統籌市域內改造資金安排，做到改造資金市域內綜合平衡、動態平衡；對於整治提升類的城中村改造項目，將建立政府與村民、社會力量改造資金共擔機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