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兒奉母

為了弘揚孝道，弘揚傳統文化，2014年10月，安徽省六安市便以二十四孝故事為題材製作了一批街頭公益廣告，引發了爭議。而且最讓人難以接受的，和魯迅先生反感的一樣，都是那個叫“郭巨埋兒”的故事。

六安市市民慕女士上下班經常路過解放路，最近，她發現解放中路的路邊，安裝了不少公益廣告的廣告牌。牌子上講的是“二十四孝”的故事，並且都配有插圖，包含“百里負米”“賣身葬父”“卧冰求鯉”等大家熟悉的典故。但是其中有這麼一個廣告牌，讓穆女士在內的不少市民，看着不舒服。 ^[1] 

《京華時報》評論員顧昀在《宣揚“埋兒奉母”是給推廣傳統文化添亂》一文中指出：“埋兒奉母”講的是東漢一個叫郭巨的人準備埋掉兒子、節省糧食來供養母親的故事。人們看到這則故事感到“瘮得慌”，這就對了。任何有正常人性、正常思維的人，對此都不可能認同。大概也只有在封建禮教盛行的傳統社會，才會把這當作一種美德宣揚。放在現代社會，這不僅是虐待兒童，而且涉嫌故意謀殺，怎麼能通過行政之力“廣而告之”？ ...... 傳統文化有精華，但也有糟粕。傳統文化不可亂學，尤其是不能一股腦兒、毫無批判地奉行“拿來主義”。否則，不僅不能很好地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精神，反倒可能給現代社會道德構建“添亂”。 ^[2] 

《法制日報》上，鄧海建的評論《孝道教育勿走極端》剖析了“埋兒奉母”招人反感的原因：一來，這種道德行為，是以違法的姿態出現的。孩子不是父母的私產，更不是可以生殺予奪的財物。在法治理念成為共識的今天，埋兒奉母的悲劇，難逃知法犯法的詰問。二來，這種行為，事實上也陷母親於不義。殺了孩子來成全孝母的美名，當真如是，老人作何感想？ 三來，這種故事，過於極端，近乎以變態的倫理取向來達成道德宣教的價值目的。以今天的眼光觀之，它不僅不能好好地傳揚孝悌文化，反而令人心生怯意，呼天搶地的道德成本，不是引人見賢思齊，簡直就是嚇得人不敢近身。 ^[3] 

《燕趙晚報》首席評論員唐偉在《評“埋兒奉母”公益廣告：弘揚孝道勿飢不擇食》一文中指出：隨着社會的變遷，過去被奉若經典的做法，在今天看來已然荒誕不經。二十四孝源於過去的時代，其間不乏愚孝之下的反人性。僅以“郭巨埋兒”來看，為了更好奉養老人，而要選擇把自己的兒子埋掉，孝心固然誠懇而迫切，然殺人既違反道德更觸犯法律。如果這種做法都可以獲得支持，那麼任何善意的行為都可以找到放行的理由，比如為了給孩子治病，就可以去搶錢，還比如為了奉養老人就可以不擇手段。以道德為名對規則進行踐踏，恐怕是當前道德重構過程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4] 

《新華日報》上《“埋兒奉母”？ 別把糟粕當精華 ！》一文指出：很顯然，這樣“弘揚”傳統文化，有意無意地掩蓋了現代文明。比如説現代理性、契約精神，個體意識的張揚，公共空間的培育。在現代社會，核心價值是平等與自由，但一些地方在傳承傳統文化的時候，卻推行“二元對立”“非此即彼”，關上了開放與包容的大門。“埋兒奉母”與現代文明顯然格格不入，不但與現代人文精神相悖，而且與現代法治背道而馳。其他如“刻木事親”“嘗糞憂心”“聞雷泣墓”“哭竹生筍”等同樣如此，理應被現代社會所拋棄，更不要説弘揚了。 ^[5] 

《長沙晚報》評論員袁雲才在《“埋兒奉母”孝德故事不宜較真》一文中指出：我們看待這些古代孝德傳説，不能只糾結於外表和形式，而忽略其表達的精神本義。我們應該用一種“過濾”的眼光去看“二十四孝”，即濾去其怪誕的外表，而吸收其傳承的精神營養。換言之，在學習古代經典過程中，應該融進理性與思考，進行自我咀嚼和自我消化，而不是生吞活剝、照貓畫虎。當然，類似“埋兒奉母”、“賣身葬父”之類的古代故事，帶有濃厚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封建烙印，與現代文明和當今追求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馳，即便是添油加醋的神話傳説，也容易引發人們對於法律的漠視，其負作用可能大於正面效應，最好是當糟粕予以剔除。 ^[6] 

《羊城晚報》上《媒體評公益廣告“郭巨埋兒”：不可愚學愚傳》一文中指出：即使是嚴格按照傳統的儒家理念，這種“愚孝”同樣也是不被認可的。因為在儒家的“親親”倫理中，不僅包含“子女對父母之親---孝”，也包含“父母對子女之親---慈”，只有“父慈子孝”，“親親”的倫理大義才是全面完整的。這種背景下，以“埋兒”方式行孝，勢必會顯得非常“不慈”、“不義”，不僅會讓郭巨，也會讓郭巨的父母顯得“不慈、不義”。而這種陷父母於不慈不義的做法、最終實際上仍是一種“不孝”，這正如孔子曾強調的，“陷父不義、安得孝乎”、“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可以想象，若讓孔子來判斷，像“郭巨埋兒”這樣盲目滿足父母、陷親不義的“愚孝”，其實並不是一種真正的孝，反倒是嚴重的“不孝”。 ^[7] 

《廣州日報》上《媒體評公益廣告“郭巨埋兒”: 要盡孝 別愚孝》一文中指出：將“郭巨埋兒”這樣明顯違反人倫常識和法律精神的故事搬上街頭，還製成“埋兒奉母”的公益廣告，非但起不到“教化”效果，反而會有“坑孝道”的反作用。......其宣揚的“埋兒”做法實難認同，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清楚，為行“孝道”就要埋葬鮮活生命，是多麼的冷酷與變態，不符合中華傳統倫理常序，也有違現代法律法規的要求，是名符其實的愚孝。這樣的孝道，今天還要隨意宣揚嗎？ ^[8] 

《成都商報》上《媒體評“埋兒奉母”公益廣告：反人性體現懶政》一文中指出：公益廣告作為地方政績的窗口，橫豎得有內容填充，而傳統孝道似乎成了順手拈來、永遠正確的東西，這種不假思索的照搬其實是懶政和形式主義的產物。關鍵是，現代民眾變得不再容忍那些看似道德正確、實際跌落法律與人性底線的“傳統”了。 ^[9] 

港媒: “埋兒奉母”是愚孝是刑事犯罪 不宜廣告.

《香港商報》2014年10月27日發表文章稱，六安街頭公益廣告“埋兒奉母”宣揚的是愚孝，是和當代法治精神相牴觸的，“埋兒奉母”是刑事犯罪，豈可廣而告之？ ......孝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古代典籍並非全部適合今天這個時代，繼承不等於原封不動地“接收”。......內地要復興國學還有許多的工作需要做好，不可急於求成，更不可照搬照抄，囫圇吞棗。 ^[10] 

《北京晨報 》上《專家談"埋兒奉母"公益廣告：照搬傳統文化不現實》一文中指出：“埋兒奉母”的故事曾經是“禮教吃人”的反面典範，在今天沉渣泛起，究竟應該如何看待？著名社會學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説：“傳統的孝道之中，有很多把一方關係絕對化的問題，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不能輕易拿來。弘揚孝道本身也是好事，但是不能過界，不能違揹人性”。 ^[11] 

知名學者、收藏家馬未都説：二十四孝圖是中國的一個傳統文化，它提孝道呢，是我們自周代以來就開始逐漸建立的一個觀念，孝道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它起到的作用肯定是不可低估的。二十四孝圖，我印象中，是從元代之後逐漸積累起來的，它裏頭按照我們現在一般的認知呢，確實是有一些糟粕，比如説“郭巨埋兒”，這些肯定都是有糟粕的。但是它總體的意圖是好的，就是教人盡孝。只是有一些具體的事例，時過境遷。我們必須要明白一點，就是道德呢，是有時效的。就在歷史上的道德我們今天看有時候不道德，那今天重提二十四孝，我覺得總體精神沒有問題，但是具體的事例要分析，有的事例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從中國古代中找到一些其他的例子替換，但是它提倡的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對我們民族的孝道的再度推行，對我們維繫社會總體的秩序的良好和安定，我覺得還是有好處的。 ^[12]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民俗學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肖放説：二十四孝是一個歷史的產物，在古代社會里面有可能有它積極的作用，但是二十四孝裏面有一些和今天的倫理觀啊、價值觀啊，不相適應的東西，可能就不能去宣傳、去強調。特別在公益廣告裏面，可能儘量少出現這種東西吧。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