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胡佛

埃德加·胡佛(6張)

1895年1月1日，埃德加·胡佛出生於美國華盛頓特區。 ^[3] 

1916年和1917年，胡佛先後獲得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學士和碩士學位。 ^[3] 

1917年7月26日，胡佛進入美國司法部任職。 ^[3] 

1918年11月，胡佛出任美國司法部長助理。 ^[3] 

1919年，胡佛領導司法部情報總局（GID）。 ^[3] 

1921年，胡佛出任調查局（BOI）助理局長。 ^[3] 

1924年5月10日，胡佛被美國司法部長哈倫·菲斯克·斯通任命為調查局代理局長。同年底被任命為局長。 ^[3] 

1935年7月，胡佛在調查局更名為聯邦調查局（FBI）後繼續擔任聯邦調查局首任局長。 ^[9] 

1950年，胡佛公開支持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對杜魯門政府中疑似共產黨人的調查，推動了“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的泛濫。 ^[7] 

1972年5月2日，胡佛因心臟病在華盛頓逝世，享年77歲。 ^[4] 

埃德加·胡佛的父親老迪肯森·奈勒·胡佛（Dickerson Naylor Hoover, Sr.）有英國和德國血統，母親安娜·瑪麗·斯凱特琳（Anna Marie Scheitlin）是瑞士僱傭軍的後裔。埃德加·胡佛和母親住在一起直到他四十多歲。 ^[6] 

埃德加·胡佛與克萊德·托爾森(2張)

埃德加·胡佛終身未娶，而至少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就有關於他是同性戀的傳聞，聯邦調查局副局長克萊德·托爾森被認為是他的同性情人。二人在聯邦調查局共事40多年，關係密切。托爾森在胡佛去世後當了幾天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期間下令將胡佛的所有私人檔案銷燬。托爾森此後繼承了胡佛價值55萬美元的房產，收藏了覆蓋在胡佛靈柩上的美國國旗。托爾森去世後葬在國會公墓，與胡佛墓只有數碼之遙。 ^[5] 

前特工約瑟夫·L·斯科特將胡佛描述成一個嚴厲且偏執的老人，他令所有人感到恐懼。例如，斯科特稱，胡佛喜歡在備忘錄的頁邊空白處批註，如果備忘錄的頁邊太窄，他就會批註到：“注意邊界（Watch the borders）！”沒有人敢去問他這樣寫的原因，而是派人去詢問邊界巡邏隊在美加和美墨邊界是否有異動。直到一週後，總部的一個職員才明白這句話是指備忘錄的紙邊。斯科特還説，那一段時期錯誤增加的邊境活動最終導致了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加斯·豪爾被捕。

埃德加·胡佛是一個巨人，是這個國家勇氣和愛國主義的象徵，擁有花崗岩一樣的誠實和正直。（美國第37任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評） ^[7] 

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聯邦調查局大樓以埃德加·胡佛的名字命名。

胡佛死後，美國總統尼克松要求國會降半旗致哀。 ^[7]  美國國會通過決議，允許胡佛的遺體在國會山圓形大廳裏供人瞻仰，這種榮譽在當時只授予給過另外21個人。國會還通過決議，刊印一份紀念手冊來追思胡佛。《約翰·埃德加·胡佛：美國國會紀念頌詞以及與他的生活和工作有關的文章和社論》（J. Edgar Hoover: Memorial Tributes in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Various Articles and Editorials Relating to His Life and Work）於1974年出版。

黑人作家米莉·麥克吉（Millie McGhee）在她2000年的書《揭秘》（Secrets Uncovered）中宣稱和胡佛有親屬關係。根據麥克吉的口述家族史，這個來自密西西比州的家族的一支，也姓胡佛，和華盛頓特區的胡佛家族有聯繫。胡佛的父親並不是檔案上所説的迪肯森·奈勒·胡佛，而是來自密西西比的愛佛瑞·胡佛。系譜學家喬治·奧特（George Ott）深入調查了這些説法，並找到了一些支持上述説法的證據，同時還發現官方檔案中對於胡佛出生的那個華盛頓家庭不尋常的爭論,但並沒有找到任何決定性的證據。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胡佛的出生證明是在1938年，也就是他43歲時才開具的。

20世紀30年代初，在美國中西部地區大量出現的銀行搶劫案困擾着當地執法部門。這些搶案是由多個不同的犯罪團伙所為，憑藉其火力優勢和迅速的撤離而屢次逃避法律制裁。更令有關部門懊惱和尷尬的是，由於那時的銀行經常因債務糾紛將農民搞得家破人亡，因此對銀行的搶劫行為常被認為是正義的。這種觀念甚至發展到人們把許多這樣的亡命之徒當作是民間英雄，常常成為報紙頭條新聞，其中最突出的是約翰·迪林傑（John Dillinger，因多次成功避開銀行的安保、越獄和逃脱警察追捕而出名）。政府官員懇求華盛頓能夠協助他們制止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事實上，搶匪們經常駕駛偷來的汽車跨越州界（這是聯邦犯罪行為），因此聯邦調查局獲得了追捕他們的授權。不過，事情並未按預想的方向發展，特別是與迪林傑團伙的交鋒中，聯邦調查局方面屢屢失誤。

在一次對藏身於威斯康星州曼尼塔沃什水畔“小波希米亞農舍”旅館中的迪林傑團伙進行的清剿行動中，一名特工和一名無辜平民死亡（被特工誤殺），另外還有兩位卡車司機受傷。犯罪團伙成員則成功潛逃。胡佛意識到自己必須果斷行動，於是出動全部力量去逮捕罪犯。胡佛特別將重點放在逮捕迪林傑上，因為他認為迪林傑無法無天的行為是直接針對他和他的部門的羞辱。在1934年的7月底，芝加哥分部的行動負責人梅爾文·珀維斯得到了迪林傑行蹤的線報，並最終成功在傳奇劇院門口將迪林傑擊斃。

由於幾次廣為人知的逮捕或射殺不法分子及銀行搶匪的事蹟，包括約翰·迪林傑，埃爾文·卡皮斯和“機槍手”凱利，調查局的權責開始擴大並於1935年更名為聯邦調查局。1939年，聯邦調查局在國內情報領域獨佔鰲頭。胡佛進行了一些改革，例如擴充及合併鑑識部的指紋檔案，建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指紋庫。

胡佛還在擴大聯邦調查局的人員招募工作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他還在1932年協助創建了聯邦調查局實驗室，用來檢驗探員找到的現場證據。

胡佛很擔憂顛覆者，在他的領導下，聯邦調查局秘密調查了數萬疑似顛覆者和激進人士。胡佛經常會誇大這些所謂“顛覆者”的威脅，還曾多次不惜越權消除這些威脅。

聯邦調查局的確在針對顛覆者和間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奎瑞案（Ex parte Quirin）卻是一個失敗的例子。1942年，德國潛艇U-boat裝載兩個納粹特工小組共八人分別在佛羅里達州和長島秘密登陸，意圖在美國國內進行破壞活動。直到其中的一人聯繫了聯邦調查局並坦白了一切後，這些人才被逮捕。儘管如此，總統杜魯門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個國家有理由對我們的安全機構感到驕傲並對它們充滿信心。他們使得我們可以在二戰中近乎避免暴亂和間諜的干擾。”

胡佛對於顛覆行為的擔心還有另一個例子，這就是薇諾娜計劃（Venona Project）。聯邦調查局繼承了戰前和英國的一個合作項目，對蘇聯間諜在英國和美國的活動進行監聽。胡佛截取了這份美國最高秘密情報，將它放在自己辦公室的保險箱裏，卻沒有告訴在任的杜魯門總統，總檢察長道格拉斯·麥克格雷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或是馬歇爾將軍。直到1952年，他才告知中央情報局（CIA）有關薇諾娜計劃的信息。

根據2007年解密的文件，胡佛列出了一份包含12000位被懷疑對國家不忠者的名單。為了阻止他們的不忠行為，胡佛凍結了他們的人身保護令。胡佛在朝鮮戰爭爆發時向杜魯門提交了他的計劃，但沒有證據顯示杜魯門批准了該計劃。

1956年，胡佛因美國最高法院限制司法部起訴政見不同者，尤其是共產主義者的判決感到愈發沮喪。也正是此時，他打着“反諜計劃”的幌子，組建了一個“骯髒”的秘密項目。直到1971年被曝光，這個秘密項目始終在運作，胡佛和聯邦調查局也因此遭到了尖刻的批評。反諜計劃最早被用來瓦解美國共產黨，後來又被用來對付諸如黑豹黨、馬丁·路德·金組建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CLC），三K黨，新納粹主義者組織美國納粹黨以及其他團體。它的破壞手段包括滲透，盜竊，非法竊聽，偽造文件和散佈針對目標組織主要成員的謠言。一些作家還指控聯邦調查局在反諜計劃中運用的手段還包括煽動暴力和謀殺。1975年，反諜計劃受到愛達荷州共和黨參議員弗蘭克·丘奇領導的“美國眾議院負責調查政府情報行動專門委員會”（英文：United State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又被稱為丘奇委員會）的調查。最終，該計劃被宣佈為非法和違反憲法。

通過收集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物，尤其是政客的不光彩且可能造成傷害的信息，胡佛積累了巨大的力量。據前代理總檢察長勞倫斯·賽博曼（1974-1975年在任）所言，聯邦調查局局長克勞倫斯·凱利認為這些文件並不存在或者早已被銷燬。1975年1月，在《華盛頓郵報》披露後，凱利在他的外間辦公室中找到了這些文件。國會司法委員會要求賽博曼就此作證。一項由大衞·加羅主持，針對胡佛的文件的廣泛調查表明，胡佛，他的繼任者威廉·沙利文，以及聯邦調查局都是可靠的。

胡佛曾擔任華納兄弟公司1959年電影《調查局故事》（The FBI Story）和1965年一部長期播映的衍生電視連續劇《聯邦調查局》（The F.B.I.）的顧問，以此來確保華納兄弟公司的影片中對於聯邦調查局的描寫比當時其他犯罪類戲劇更正面。

1979年，由參議員理查德·史威克負責的國會暗殺調查專門委員會（HSCA）重開對肯尼迪總統暗殺事件的調查。該委員會認為胡佛領導的聯邦調查局“在調查總統被陰謀暗殺的可能性方面存在失職”。委員會更進一步認為聯邦調查局“缺乏同其他部門信息共享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