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質災害防治與地質環境保護國家重點實驗室（成都理工大學）

實驗室的研究團隊是一支年齡與知識結構合理、學術思想活躍、富有開拓精神與創新能力、善於團結協作的隊伍。實驗室有張倬元教授和外籍科學顧問Niek Rengers教授等5位資深工程地質學家，還有一批以黃潤秋教授為代表的優秀中青年學術帶頭人。 ^[1] 

實驗室固定人員共92人，其中固定研究人員75人、技術和管理人員17人。固定研究人員中教授（研究員）33人，其中博士生導師19人，具有博士學位的佔96.0%，平均年齡40.27歲。現有國家萬人計劃(百千萬工程領軍人才)1人，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2人，國家級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1人，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才2人，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5人，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2人，中國青年科技獎獲得者4人。實驗室先後培養了博士後研究人員20餘名、博士研究生150餘名、碩士研究生900餘名。 ^[1] 

學術委員會 ^[3] 

實驗室研究人員(4張)

實驗室主任：黃潤秋教授 ^[4] 

實驗室常務副主任：許強教授

實驗室副主任：馮文凱教授

實驗室辦公室副主任：胡偉研究員

近十餘年來，實驗室承擔國家和省部級各類研究課題近1200項，解決了地質災害防治與國民經濟重大工程建設中的一系列理論及技術難題。科學研究領域涉及地質環境保護與地質災害防治、水利水電開發、公路、鐵路、民用航空機場建設、城市地鐵及高層建築開發等多個領域。研究成果先後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3項、二等獎2項，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1項，國家專利金獎1項，省部三等以上獎勵近60項，累計經濟效益達數十億元。實驗室出版專著、教材50餘部，國內外發表論文近3000篇，獲授權發明專利近50項。 ^[1] 

2010年—2014年實驗室科研獲獎情況(部分摘錄) ^[5] 

實驗室依託於成都理工大學”地質工程“國家重點學科，擁有地質資源與地質工程博士後流動站，同時有4個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和10個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點。實驗室學科齊全，學科互補性、交叉性和綜合性強，具有培養高層次優秀人才的綜合學科優勢。

本實驗室所培養的高層次人才大多已成為我國地質工程及相關領域重要的學術和技術骨幹，他們中不少已經成長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重要工程建設單位的學術和技術帶頭人。據不完全統計，我國高校中”地質工程“學科的學術帶頭人或學科帶頭人大多數具有我校研究生畢業或博士後出站的背景。可見本實驗室已經成為我國地質工程、岩土工程領域，尤其是地質災害防治與地質環境保護領域高層次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

2005—2009年期間，實驗室已先後培養博士後19名，出站6人；博士研究生196名，畢業70名；碩士720名，畢業396名。總體而言，實驗室碩士研究生的招生規模每年150人左右，博士研究生招生規模40人左右，高層次人才培養能力較強，特別是近五年博士生培養數量發生了較大飛躍。 ^[2] 

本實驗室的12個試驗室集中了實驗室的主要儀器設備，為固定和客座研究人員提供試驗研究條件和保障服務。12個試驗室總體技術手段和儀器設備具有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先進水平，部分儀器代表了這一領域的最高水平，儀器設備總枱（套）數為1907，總值為3600.4萬元人民幣，加上正在安裝調試的大型離心機、大型多功能泥石流模擬系統和地質災害信息管理與大規模計算平台後總值為4890.9萬元，其中50萬元以上的大型精密儀器設備或系統17台套。主要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用於地質災害的現場勘測與監測，包括最新的彩色三維激光掃描測量系統、SIR-20地質雷達、Trimble-GPS儀和全套現場大型原位試驗裝置等；第二部分主要用於岩土體力學特性參數測試和物性參數分析，是試驗室硬件條件的主要部分，包括在引進消化基礎上開發的多功能岩石參數綜合測試系統、MTS土動三軸試驗系統、GDS非飽和土三軸試驗系統、岩石流變儀、土體流變儀、土體大三軸儀、大型岩石高壓滲透試驗系統及掃描電子顯微鏡等大型試驗裝置；第三部分是用於地質災害分析、評價及預測的數值模擬系統、物理模擬系統和“3S”技術系統。以上三大部分構成一個較為系統完整的試驗測試體系，為實驗室的開放研究和高層次人才培養提供強有力的支撐條件。

實驗室對儀器設備實行統一管理，特別是高端設備（50萬元以上）採用試驗技術人員與固定研究人員共同負責管理的模式，前者負責日常維護，後者則負責儀器功能的開發和應用技術研究，兩者有機結合，保證了儀器設備的正常運轉和開放運行的有效性。學校國有資產管理處為實驗室的日常運轉、設備更新等提供了有效的後勤保障。 ^[6] 

當前及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人類將面臨人口、資源、環境等影響人類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當今的環境問題中，地質環境問題佔有突出重要的地位。這一方面是由於地質環境是人類一切生活和工程活動的必然載體和基本環境，另一方面，地質環境具有脆弱性、難以恢復性甚至不可恢復性。因此，在《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應堅持“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原則。

我國是一個地質災害發生十分頻繁且災害損失極為嚴重的國家，尤其是西部山區和中東部地形地質條件複雜的地區。資料顯示，我國有百萬餘處地質災害點（含隱患點），崩塌、滑坡、泥石流災害幾乎遍佈全國各省山地丘陵區，每年還會出現幾萬至十幾萬處新的災害點，其活動面積約佔國土面積的45%。其中，重特大地質災害點34000餘處，其中又以西南、西北地區最為嚴重，年年發生，年年成災。每年由於地質災害死亡人數近千人，直接經濟損失80~100億元，由於中斷交通、摧毀生產生活設施所帶來的間接損失更是難以估計。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大陸發生的一次死亡人數在30人以上、或經濟損失在千萬元以上，或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地質災害共計100餘處，如1980年鹽池河巖崩、1982年長江三峽雞扒子滑坡、1983年甘肅灑勒山滑坡、1985年長江新灘滑坡、1989年四川華鎣山溪口滑坡、1991年雲南昭通頭寨溝滑坡、1994年烏江雞冠嶺崩滑、1995年三峽庫區巴東新城黃土坡滑坡、1996年雲南元陽老金山滑坡、1998年重慶巴南麻柳咀滑坡、2000年西藏易貢滑坡、2001年重慶武隆滑坡、2003年貴州凱里平溪特大橋滑坡、2003年四川丹巴巴底鄉“美人谷”泥石流、2003年三峽庫區千將坪滑坡、2004年四川宣漢天台鄉特大型滑坡、2005年四川丹巴縣城後山滑坡等。這些災害的發生，不僅帶來重大的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而且，也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和公共安全問題，其中某些災害的發生甚至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如2000年西藏易貢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潰壩後，致使印度有30人死亡，100多人失蹤，50,000人無家可歸)。

我國地質災害之所以如此突出，主要是與我國所處的極其特殊的地質環境有關。從地球動力學的角度，我國新生代以來的地質環境及其演變主要受控於晚近期以來青藏高原的快速隆升，伴隨這一過程，黃河、長江、瀾滄江及其主要支流，如金沙江、雅礱江等先後開始發育並強烈下切，形成我國三級台地的總體地貌格局和高原東側橫斷山系的高山峽谷地貌景觀。與此同時，高原周邊斷裂體系，如龍門山斷裂、鮮水河斷裂、安寧河斷裂等產生強烈活動，強震沿這些斷裂帶頻繁出現；同時也造就了高原周邊區域受構造控制的局部高地應力區分佈現象。在這樣的動力地質環境下，伴隨河谷下切，河谷岸坡產生強烈的淺表生改造，併發育了各種類型的大型淺表生時效變形破裂現象。最終導致大規模的崩塌、滑坡屢屢發生，且常常有超大型崩滑堵江斷流形成堰塞湖的事件。

綜合比較，我國地質災害，尤其是重特大地質災害具有規模大、成災機制複雜、災害損失大、防治難度高等特點，這些特點在全世界範圍內也具有典型性乃至獨特性。

重大工程建設同樣受到地質災害的嚴重威脅和制約：上個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建設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時期，以西部地區大型水電工程建設為主體的“西電東送”工程，以“南水北調”為代表的跨流域調水工程，以“青藏鐵路”為代表的極端環境下鐵路建設工程和“國家高速鐵路網建設工程”，“國家高速公路網建設工程”，以及以縮小城鄉差距為目的的“小城鎮建設工程”等相繼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拉動了我國GDP的快速增長。但是，近十年的工程實踐表明，這些工程建設無不受到地質災害的嚴重製約和威脅，有的已誘發嚴重的地質災害：如西南地區大型水電工程建設面臨複雜地質環境條件下超高邊坡穩定性、300m級高壩穩定性、大跨度地下工程穩定性及大型水體對地質環境變異的影響等問題；南水北調西線工程面臨極端環境條件下深埋超長隧道地質災害問題，青藏鐵路建設面臨凍土層凍融災害問題，大城市發展面臨的地面沉降和地裂縫災害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具有世界性的難度，對我國工程建設構成嚴重的挑戰。調查結果表明，我國西部地區在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正在吞食地質災害的惡果，重慶、貴陽、蘭州、西寧，以及數以千計的城鎮無時不在地受到地質災害的危害，人類不合理工程活動造成的地質災害已超過自然營力引發的地質災害。統計資料表明，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所發生的災難性崩滑事件70%以上都與人類活動有着直接和間接的關係。由此可見，人類工程活動已成為地球表層最為活躍的因素，其作用在某些方面已超過自然地質作用的強度和速度，成為影響環境的重要力量。因此，如何協調人-地關係，保障工程建設的順利實施和環境安全將在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中長期存在。

中國政府對地質災害的防治和地質環境保護給予了高度重視：從維護人民羣眾根本利益和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出發，從保障工程建設和生產生活活動的正常順利進行出發，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持續加大了對地質災害防治工作的力度和投入。90年代初，我國開始設立專項的地質災害防治經費和重大地質災害治理專項經費，實施了對三峽庫區鏈子崖危巖體、黃臘石滑坡等一批代表性的重大地質災害專項治理。90年代後期，國土資源部（中國地質調查局）啓動了“全國縣（市）地質災害調查”計劃，全國性的地質災害羣測羣防工作正式拉開序幕。該項目規劃對全國受到地質災害威脅的800餘個縣進行地質災害的詳情普查、危險性區劃和防治預案制定，已實施了500餘個，取得重大的防災減災效益。2003年國務院啓動了三峽庫區二期移民地質災害防治工程，投入資金40餘億元，對與三峽水庫135m(139m)蓄水位有關的150餘處地質災害進行了治理，保證了三峽工程的正常蓄水發電。為了保證三峽水庫156m和175m的正常蓄水，國家又投入近100億元用於三峽庫區地質災害防治。

為了加強地質環境管理，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地質災害羣測羣防和減災防災工作，2003年4月國土資源部和中國氣象局簽署協議，聯合建立了地質災害氣象預警預報制度。從2003年起，每年汛期(5月~10月)聯合開展全國氣象地質災害信息發佈，中央電視台每天在播放完天氣預報後緊接着播放全國氣象地質災害信息。此項工作也得到地方各級政府的贊同和積極響應，湖南、浙江、河北、山西、山東、安徽、青海、湖北、四川等省相關部門陸續開展此項工作，與羣測羣防體系相結合，取得了顯著的減災防災效益。

與此同時，相關的管理規定及法律法規也得到了不斷健全和完善，1999年國土資源部發布了《地質災害防治管理辦法》（國土資源部1999年4號令），這是我國政府部門作為行業歸口管理第一次出台適用於全國的地質災害防治管理的規範性文件；2003年國務院頒佈了我國第一部地質災害防治的規章《地質災害防治條例》。

2006年1月公佈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其中明確提出“重點研究開發地震、颱風、暴雨、洪水、地質災害等監測、預警和應急處置關鍵技術”。在國務院〔2006〕4號文《關於加強地質工作的決定》中，也明確提到：必須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高度，進一步提高對地質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增強責任意識和緊迫感，切實加強地質調查、礦產勘查和地質災害監測預警等工作。

我們仍然面臨地質災害的巨大風險和強烈挑戰：地質災害，作為一個自然過程及自然過程與人類活動綜合作用的產物，儘管世界各國的科學家為查明其規律和評價預測其發生已經奮鬥了近一個世紀，但是，面對地質環境的多變性，地質災害發生機理的複雜性、時空演變的隨機性和過程的突發性，人們的理論和認知水平還顯得極為侷限，技術手段大多情況下也顯得難以為力，地質災害的預測預報仍然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因此，我們仍然不得不承受由此而帶來的嚴峻挑戰和巨大風險；尤其在中國西部地區，地質災害的上述特徵在全世界範圍內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人們急需在這一領域實現理論和技術方法的重大突破。

當今地球科學的最新進展為地質災害防治創新體系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當今地球科學發展的總體格局是“地球系統科學”體系的建立，它為地球科學向複雜未知領域探索並取得新的發現與突破提供了可能，也為地質災害防治領域的理論突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是當今地球科學中的“大科學”。作為地球表層動力過程的“地質災害防治和地質環境保護問題”在“地球系統科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地球深部過程與人類活動強烈影響的地球表層動力系統相互作用與轉化的產物，是構建“地球系統科學”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地球系統科學的指導下，將地球深部過程與地球表層系統的發展演化相結合，站在地球系統科學“大科學”的高度上，有望建立地質災害防治領域新的科學創新體系，並在地質災害形成機理、成災演化、臨災前兆識別和預測預報方面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7] 

實驗室專門制定了公眾開放活動管理辦法，每年有兩週時間向社會公眾開放實驗室，讓公眾參觀、觀摩和了解實驗室的大型儀器設備，普及地質災害防治的科普知識，培養青少年的科學興趣，提高社會公眾的地質災害防治意識。

自2009年起，實驗室正式實施“公眾開放周”活動，每年定期和不定期地向全社會開放兩次。在2009年5月12至5月16日的第一次“公眾開放周”內，實驗室利用振動台模擬地震震動，用降雨模擬設備模擬降雨對滑坡的影響，用泥石流模擬裝置演示天然泥石流的形成和運動過程，利用高性能計算機演示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的動態過程，吸引了社會各界近3000人次的參與和觀摩，20家中央和地方電視和平面媒體、數十家網站對實驗室“公眾開放周”進行了宣傳報道。公眾開放活動不僅宣傳和普及了地質災害防治知識，也擴大了實驗室的影響。為此，2009年實驗室被國土資源部授予“科普教育基地”。 ^[8] 

四川省成都市二仙橋東三路1號